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态势述评
2018-04-25 09:01:20  来源：周勇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民族印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学术会议作为重要载体，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抗战历史文化;抗战大后方;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对中日两国、两个民族而言，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参与这个项目是一个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界服务社会的机会。十年来，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发展态势良好。

　　一、十年来中国有关中日战争历史国际共同研究态势

　　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

　　政府推动的就是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承办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项目。该项目源于2005年4月举行的中日外交部长会谈，提出了开展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议题。2006年10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共识，同年11月26日中国外长李肇星与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达成实施框架协议。中日双方分别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负责具体实施。由于中日两国政府的推动，从2006年到2010年，中日两国学者就历史问题进行了共同研究。2010年1月，双方发表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这是中日两国第一次根据政府间协议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

　　这一共同研究对于促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和历史认识的相互理解，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两国学术背景、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两国学者针对认识差异坦诚地交换意见，这对于进一步增进理解，促进共识，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所谓学界推动，就是国际历史学界也担当起这个责任，创立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这是更为引人注目的。

　　(一)项目缘起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名誉教授于2000年共同发起，已逐渐成为这一领域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对话平台。首次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主题是战时中国地区问题。第二次会议于2004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主题是战时军事战役。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召开，主题是战时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作为国际学界的重要研究项目和著名学术会议，也由于参加这一项目研究的专家都是在国际学界、各国政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因此，“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会议产生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共识也越来越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

　　(二)第四次会议有关情况

　　2009年9月7日至10日，以“战时国际关系”为主题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中国重庆召开，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西南大学主办。中方发起人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美国方面发起人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日本方面发起人为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名誉教授。

　　本次会议以“战时国际关系”为主题，旨在推动对“二战”时期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国际共同研究，提高研究水平，特别是提升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彰显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共同防止侵略战争，建设和谐世界。

　　1. 出席学者。来自中、美、俄、英、法、日、加等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可以说，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领域的各国学界领袖和资深学者几乎全部到会。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傅高义，精通中文和日文。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史专家杨天石，以研究蒋介石而见长，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文化史，著述甚丰，是当今中国近代史学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名誉教授，是日本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以研究中国国民党见长，在日本学界和政界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麦金农，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多次来华讲学，曾任教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中国抗战史、中美关系史以及史沫特莱的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颇具影响力的论著问世。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首席委员步平，长期致力于中日关系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巴斯蒂，从事中法文化交流40多年，是当今法国历史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威。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玛玛耶娃，是俄罗斯研究中国抗战历史最著名的学者。

　　——加拿大不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安娜，40年前即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负责文化交流工作，是目前加拿大研究中国抗战史的权威。

　　——中国台湾地区中正文教基金会陈鹏仁，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台湾研究抗战史最权威的专家。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曹莉璇，系宋庆龄之弟宋子安之媳，系蒋、宋、孔家历史档案保护利用的管理人和执行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陶文钊，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和对美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传播者，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

　　此外，全球最著名的研究机构英国牛津大学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教授、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台湾国史馆、日本东京大学、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放送大学、东洋文库等均派学者出席。

　　2. 主要论文。围绕“战时国际关系”这一会议主题，各国学者经过近3年的潜心研究，向大会提交了34篇具有相当质量的论文。会议组织者发表了学术综述。

　　与以往单独考察中国与其中一国的双边关系不同，美国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的《有限的伙伴关系：中国与德、美、苏关系论》，将中德关系与中美、中苏关系相对比，更加关注宏观研究。

　　围绕战争期间的中日两国关系，分别有3篇文章从战争的不同时间段展开论述，他们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藏运祜的《抗战前夕的中日国交谈判述论》、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土田哲夫的《中日战争与宣战问题》和台湾国史馆吴淑凤教授的《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处置日本的态度——以情报分析为中心(1945)》。

　　中美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次会议共有7篇文章探讨中美关系，涉及政治、经济、人物等各个方面。香港科技大学齐锡生教授从史迪威与宋子文个人关系入手，探讨其背后所各自代表的中美关系的一个侧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谢幼田教授则关注美国左翼人士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影响。陶文钊研究员探讨中美特殊关系及美国关于战后国际格局的构想。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的刘晓原教授探讨中国国土形状的改变，指出今天中国的形状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的。台湾东华大学历史教授吴翎君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研讨战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活动，并尝试探究不同的企业在战时的运营模式。韦伯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Greg Lewis则从分析陈光甫、孔祥熙入手，认为当时的中美经济关系总体上并未取得成功。西南大学王勇博士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丰富了对战时生产布局的研究，并推动了对此期间的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

　　中苏关系依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次会议共有3篇文章涉及战时中苏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提交了《抗战期间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玉贞研究员从分析蒋介石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入手，探究此一时期的中苏交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索特尼科娃副博士探讨了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政策的史料问题。

　　会议收到1篇研究中英关系的文章，即牛津大学米德教授的《中日战争(1937—1945)期间英国的外交及英国对中国政府态度的演变》。

　　以往关注不多的中法关系在此次会议上让人耳目一新，台湾中正大学的杨维真和法国巴斯蒂院士的文章加深了对战时中法关系的研究。

　　中印关系、中加关系都有专文讨论。主要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天石研究员提交大会的论文题目《蒋介石与尼赫鲁》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戴安娜教授的论文《战时中加关系》。

　　英国剑桥大学方德万教授以海关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他的论文是《二战期间的海关：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倔强的畸形儿》。它填补了1850年至1950年的100年间外交、金融、财政、文化、语言和经济方面的重要空白。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院玛玛耶娃教授的论文《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试图将国共关系引入多边关系研究视野，将苏美两国与国共双方放在一起研究。

　　此外，《中日战争与日德中苏关系》(田岛信雄，日本成城大学)、《围绕经由云南的援华路线国际关系——以日本方面的应对为中心》(石岛纪之，日本菲莉斯女子学院大学)、《中美特殊关系与美国关于战后国际格局的构想》(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潘洵，西南大学)、《史迪威将军和宋子文的失势(1943年10月)》(齐锡生，香港科技大学)、《国府胜利前对日处置态度》(吴淑凤，台湾国史馆)等论文也是非常有深度的。

　　中外学者的这些成果选题多样，研究入微，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世界前沿水平。三方议定，这次会议论文将以中、英、日三种文字正式出版。目前中、日文版已经出版。

　　3. 社会反响。“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会议第一次轮值中国举办，受到广泛关注。会议期间，欧盟驻中国前大使魏根深和香港前总督卫奕信勋爵分别向会议发来贺信，祝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会议策划精心、安排周到，是“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四次研讨会中最为成功的一次，是一场内容非常广泛、水平相当高的学术讨论。

　　在闭幕式上，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代表与会各国学者宣读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倡议》(简称“重庆倡议”)，表达了各国学者们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并为之作出贡献的强烈愿望，倡导各国专家学者以“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为平台进一步深化研究，继续召开相关会议，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扩展新的研究力量。《倡议》特别肯定了重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倡议各国专家学者以本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为契机，关注并参与到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之中。会议认为，这一工程是远见卓识之举，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值得期待。这是该项目举办以来第一次发表会议倡议，使重庆会议具有了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本次会议还倡议各国专家学者以“中日战争国际公共研究”为平台，进一步深化研究，继续召开相关会议，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扩展新的研究力量。

　　二、对深化“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期望

　　近代以来发生在中日之间的那一场战争和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两国政府推动的、已经开展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目的在于共同厘清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推动形成共识，从而勇敢地放下历史包袱，为中日两国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我们历史学家的贡献。在政府推动已经开展的共同研究的框架内，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深化。

　　(一)扩展研究视野

　　从中日军队作战区域，拓展到中国大后方的广大区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有两种分法，一种是两分法，即将中国的国土分为前方和后方;一种是三分法，即分为共产党掌握的敌后根据地、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和日本占领汪伪控制的沦陷区。

　　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是支持和支援抗战的重要战略区域，对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并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学术界对抗战大后方研究较为滞后。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是重庆诸多历史文化资源中，历史价值最重要、发展现状最薄弱、抢救保护最紧迫的资源。这些年来，对敌后根据地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也是比较深入的，成果很多。但是，学界对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因此，有必要把两国共同研究的领域从作战区拓展到大后方和沦陷区，尤其是拓展到大后方。

　　(二)整理研究史料

　　对若干重大事件共同整理并研究史料，如重庆大轰炸。中日之间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和认识的差异，有的是对史料的掌握不同。因此，共同整理编辑史料，应当成为共同研究的内容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盟军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抗战爆发后，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对重庆进行了长达近7年的政略、战略轰炸，其目的在于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史称“重庆大轰炸”。70年来，中外学者一直在对重庆大轰炸进行艰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对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基础薄弱，研究成果不多。正因如此，2005年来，重庆学术界对日军轰炸重庆的情况和重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的调查统计，研究表明，重庆抗战期间直接伤亡32829人，灾民人数达172786人，财产损失价值法币100亿元(《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财产损失》，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是重庆学界研究的新成果，也是记录这段历史的新进展。但是，这也只是一个部分的、阶段性的成果。这需要进一步搜集资料。

　　(三)开展实地考察

　　到战争的发生地实地考察。现在的研究主要是书斋里的学术性研究。中国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真正对社会有所了解。因此，既要进行书斋里的研究，也要到战争发生的地区进行考察，推动共识的形成。

　　(四)推动地方参与

　　让地方也参与到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来，特别是进一步推动政府与学界合作的开展。两国政府推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非常必要。但是，只限于两国中央政府组织的研究和对话又是远远不够的。希望两国中央政府可以适当扩大两国参与的范围，推动地方政府也参与到共同研究中来，进而推动政府与学术界合作，从而为扩展研究范围、整理研究史料、开展考察交流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础。

　　三、重庆有关中日历史研究的安排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中国政府对日作战的指挥中枢和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重庆又成为盟军东方战场统帅部所在地。同时，重庆又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舞台。正因为如此，2009年，重庆决定实施“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抢救保护抗战历史遗产，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开展历史文化研究，就是要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对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主要有六个方面的任务：

　　(一)历史文化研究

　　就是投入资金，通过设置国家和重庆市的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来吸引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文物保护利用

　　重庆现在有395处抗战遗址，我们将用8年的时间全面保护利用这些遗址。这件事也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将会有四分之一的项目进入国家文献保护单位的名录。

　　(三)档案文献整理

　　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文献分散保存在台湾(国史馆、近代史所)、南京(中国二史馆)和重庆。重庆正在实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海外搜集计划”，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把分散在中国台湾、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的档案，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集中到重庆来，经过整理编辑，出版《中国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这个项目也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国家出版工程项目。

　　(四)文艺作品创作

　　文艺创作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精品创作要抓好与中国抗战历史文化主题关联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戏剧创作。同时要推出一批抗战题材的城市雕塑作品，多领域、多形式反映重庆抗战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五)文化设施建设

　　为抢救保护文物，重庆将对现存的300多处抗战文物遗址进行分类，分级保护，着力打造“重庆抗战历史文化遗址保护核心区”。而作为全球范围内收藏抗战版图书文献和抗战大后方档案最多的地方，重庆还将建设研究中心、资料中心和档案中心，对馆藏历史档案、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实施以数字化为主要手段的抢救保护工作。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重庆将陆续建设一批与重庆作为二战时期历史名城地位相当的文化设施。重点是建设三个中心、一个博物馆。

　　三个中心指“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档案中心”。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设立在中国西南大学，由重庆市委宣传部与西南大学共建。中心成立仅两年，但是已经取得重要的成绩。我们希望经过八到十年的努力，在硬件和软件方面使中心成为中国最好的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设在重庆图书馆(即原来的罗斯福总统图书馆)。重庆图书馆是中国抗战图书文献资料保存最多的图书馆。要按照“中国一流、世界水平”的标准，实施以数字化为主要手段的抢救保护工作，全面整理抗战历史文献。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档案中心”设在重庆市档案馆。我们要加强档案整理和保护，联合国内外力量，围绕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整理出版有关档案文献。

　　一个博物馆是“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和档案馆都已被列入工作计划，我们正在深入论证、统筹规划，将会在“十二五”期间将其建成。

　　(六)对外交流合作

　　每年派出学者或邀请学者进行双向交流，扩大对外交流范围和规模，提高交流质量和影响。加强与当事国的学术交流，开展与境外重点学术机构和重要国际学术组织的合作。同时，跟踪境外、国外学术研究动态，进行深入调研，为研究与建设工作提供前沿信息。

　　重庆每年举办一次高层次、高质量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努力为国际国内的学术界提供支持。从2007年以来，已经举行“重庆大轰炸暨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学术论坛”、“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讨论会”、“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月，英国牛津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邀请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4位成员参加在牛津大学举办的“抗日战争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商定，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学术研讨会将于2013年9月在重庆举办。会议主题是：中国抗战与世界二战。

　　重庆承载三千年文明的历史，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山水之城，也是一座英雄之城。因此，重庆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辉煌篇章，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的重要段落。希望通过各国学者的参与，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也将进一步彰显重庆在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加强国际社会对重庆这座抗战名城的历史认知，带动重庆抗战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前景可期，让人拭目以待。

　　原载于《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5 09: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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