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中的嬗变：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
2018-04-25 09:11:09  来源：潘洵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遭受到日军对其残酷的无差别战略轰炸。由于中国抗战暨重庆战时首都的独特地位，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战略轰炸，不仅引起在华西方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还直接致使远东各国，尤其是中、日、美三国在军事战略上的演变。同时，重庆在反轰炸斗争中的英勇行为，一方面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日本既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美远东战略的调整和远东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关键词：抗日战争;重庆大轰炸;国际影响

　　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大规模轰炸后方区域而仅非军事目标的“无差别”战略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战略打击方法，以摧毁军事经济实力、瓦解作战意志为目的。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即属此类。在长达三年的大规模轰炸时间内，重庆遭受到残酷的非人道的战略轰炸，其损害之深，可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细菌战等血腥暴行相比拟。在付出巨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时，重庆英勇无畏的反轰炸斗争亦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侧重于从日军侵华暴行的视角进行过系统研究，而对其“政略、战略轰炸”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造成的影响则少有涉及。鉴于中国抗战暨重庆战时首都的独特地位，日军对重庆的战略轰炸无疑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焦点事件，梳理和探讨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的国际影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重庆“愈炸愈奋”国际形象的树立

　　自1938年始，日军开启了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面对日军的肆虐，重庆民众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在付出惨重的生命财产代价之际，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依旧巍然挺立，不仅保持了抗战精神堡垒的作用，而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同情，扩大了重庆和中国抗战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树立起坚韧不拔、愈炸愈奋的国际形象。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英国《泰晤士报》发表题为《重庆之屠杀》的社论：“日机向重庆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而死者之中，大部分是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前此所仅见。”

 塔斯社驻渝特派员将日军轰炸重庆之消息电传回国后，各报即一致予以刊登，苏联民众对日机之暴行，无不表示愤慨。  国际反侵略运动各国分会纷纷谴责日机对重庆人民的滥炸，宣传重庆军民的反轰炸斗争。

 

　　1939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这是抗战爆发以来首次来华访问的外国政党首脑，也是重庆国际影响扩大的象征。访问期间，尼赫鲁曾亲身经历5次日机的轰炸，在与蒋介石会谈之时，亦因日机的反复轰炸，会谈被迫三度中断。尼赫鲁亲眼目睹了重庆遭受日机轰炸的惨境，感受到重庆军民于大轰炸后自强不息、坚持抗战的精神，在对日机野蛮残酷轰炸表示愤慨的同时，也对英勇的重庆人民表现出无限的敬佩。

　　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获得了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由重庆回国后撰文赞誉重庆防空设备为世界第一：“警报发出后，除中国飞将军、高射炮队、防护团体等各就岗位，执行歼灭敌机或减少损害的神圣任务外，市民扶老携幼，鱼贯入洞，仿佛欧美上工厂的情景，解除警报后，鱼贯而出，仿佛下工厂的情景。”

 英国《泰晤士报》针对日机狂炸重庆发表《中国英勇抗战，已蔚为强国，将负恢复远东繁荣重任》的评论。指出“日本飞机最近狂炸重庆，对于战局方面，实无丝毫影响。中国人民过去曾倍尝痛苦且于忍耐力持久力方面，更具悠久之传统，绝不因任何形式之胁迫而放弃其抗战建国之目的。目前全世界任何地域，对于最后胜利信念之坚，恐无出中国之右者”。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曾写道他对日机轰炸重庆的观感，“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白修德也有同样的认识，“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

　1941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对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儿的断瓦残垣，我们毋庸掩饰，不过重庆人和英国人一样，满不在乎，炸毁的地方，他们已大半的从(重)新建设起来了。实在说，对于他们的断瓦残垣，我们感到骄傲，因为它们是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同时它的存在也象征我们愿意付此代价的符号。实在谈起来，在重庆若是住在一间完整的屋子，几乎是一种极坏的享受，这里对于像完整的屋子等等并不重视，这些差得太远，这里所重视的以及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显明的美点，是勇敢的心和不能破碎的精神。并不是所有远东的炸弹足以挫折中国人民的精神。……他们和英国人民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坚毅和永久的愉快来接受这些炸弹，每个炸弹带来的爆炸、死亡、毁坏和废墟，看起来使他们的团结越密切，使他们一贯到底的决心越坚固。”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例如余可提及日机故意轰炸各大学，然此等轰炸并未达到其预想之效果，中国学生于临时之大学，继续攻读不辍。吾人于亲眼获睹此等艰苦之余，实感无限欣慰。此乃中国前途最佳保证。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斜枕于扬子江上的重庆城，到处断垣残壁，然附近山丘与河流，均经开发，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进行。在空袭警报网及防空洞方面，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异。”  罗斯福总统也曾致书重庆市民，对重庆市民在反轰炸斗争中的坚毅精神给予了高度赞颂：“远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袭恐怖之前，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而永垂不朽也。”  

　无论是普通的记者，还是驻华外交官，乃至外国元首，他们都对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从上述这些国际舆论和国际友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重庆人民在日军残暴轰炸中的顽强斗争，为重庆暨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从而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二、制约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既定军事战略

　　抗战初期，日本制定了三个月灭亡中国，随之“北进”、“南进”，进而控制整个亚洲的军事战略。但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由于军力国力的限制、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长期化的态势，日本当局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

　　在日本当局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

 为此，日本一方面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一方面加紧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行航空进攻作战。日本大本营根据《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以“大陆命第241号”揭示了大本营的意图和各军的任务，规定“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同时努力歼灭敌人航空作战力量，并须和海军紧密配合”。同时，以“大陆指第345号”下达《关于陆海军中央协定》，规定航空作战方针是“陆海军航空部队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敌人继续战斗的意志”。指示陆军航空兵兵团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北要地，海军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南要地的战略、政略性航空作战。  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地区，就是要“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特别要尽力围歼敌之最高统帅及最高机关”。  即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最终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以达到其占领中国、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毫无疑问，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是一种战略意图十分明显的“政略、战略”轰炸。

 

　　日军轰炸的政略性和战略性，明确地体现在对重庆实施的三次大规模轰炸中。在1939年到1941年的三年时间中，日军对重庆先后实施了“100号作战”、“101号作战”和“102号作战”三次大规模的航空进攻作战。“100号作战”肇始于汪精卫投日之后，日本认为汪的归顺，必引起后方民众之动摇。主和派重新崛起之际，是瓦解重庆国民政府的有利时机，于是部署了对重庆的战略轰炸。“101号作战”则是在德国入侵欧洲诸国之时，日本受欧洲战场德国节节获胜的刺激，急欲乘机扩大对外侵略，集中了超过中国全部空军力量总数的兵力，配备新型的“司侦式”和“意式”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展开毁灭性的地毯式轰炸。“102号作战”却是筹划于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为尽快结束中国战事，“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

 变中国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便再次调动大批飞机，对重庆实施了更残酷的疲劳轰炸。从此意义上而言，重庆大轰炸成为日军军事战略变化的一个晴雨表。

 

　　日军实施对重庆轰炸的政略性和战略性，也决定了重庆的反轰炸斗争的政略性和战略性。重庆民众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同样对日本军事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阻止日军北侵苏联，拖延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起了积极作用。

　　日本全面侵华的目的之一，亦为征服中国以解除其北上进犯苏联的后顾之忧。中国战局的胶着，使日本急于摆脱困局。连续不间断地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其目的就是摧毁国民政府继续抗战的意志，促进中国政府妥协投降，尽快结束“中国事变”，进而实施其“北进”计划。但是，连续3年的狂轰滥炸并没有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妥协，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的战略企图。当苏德战争爆发之际，苏联因疲于应付而致使东部防务减弱，实为日本实现其“北进”计划的良机。可是由于重庆军民坚韧不拔的反轰炸斗争，以及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艰苦抗战，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始终未能得逞，因受“中国事变”的牵制，而最终被迫放弃其北上进犯苏联的计划。

　　1940年4月至6月，德国战车席卷北欧、西欧诸国，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相继沦陷，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败亡，英国面临德国直接入侵本土的威胁。德国军队在欧洲的接连胜利，直接刺激了日本向南洋地区进军的企图。而此时的英、法早已无暇顾及南洋地区，美国仍在妥协观望中，确为日本扩大侵略的良机。日本大本营为尽快彻底解决中国战事，进而抽兵南进，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决定乘此千载难逢的时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攻击。为此，日本一方面发动“枣宜会战”，企图以陆路打通攻击重庆的道路;另一方面，则动用大批陆海军航空队对重庆直接实施更残暴的空中打击。但是，由于敌后八路军的主动出击，“百团大战”取得重大胜利;由于重庆军民英勇无畏的反轰炸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企图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不那么容易。”

 从表面上看来，日本政策的变化极为复杂，但这些“变化完全取决于中日战争的情势，日本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去解决这个战争，以便日本可能获得行动的自由”  。但是，国民政府和重庆人民没有让日本侵略者的企图得逞。

 

　　三、对美、英远东战略调整的推动

　　重庆大轰炸在制约日本军事目标实现的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英援华制日、美国参战和远东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

　　抗战之初，美、英对日本的侵华战争采取名为谴责而实际纵容的政策。但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加深，在华利益损害加剧，美、英开始逐步对其远东战略进行调整，对日态度日渐强硬，对华同情和援助逐渐增多。而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与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直接影响并促进了美英，尤其是美国远东战略决策的重要调整。

　　战时重庆大轰炸对美英诸国的影响有二：其一，不仅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无差别残酷轰炸引起美英等国人民和政府的人道主义同情和支援，而且美英等国人民和政府还通过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逐步加深了对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了解和认识，增强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其二，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也直接造成美英各国利益的损害，导致了日本与美英诸国间的矛盾和冲突。

　　日机滥炸重庆的行径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谴责，与新闻媒体的传播和政府、民间的外交活动密切相关。自日本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之始，各国驻华使领馆就及时向国内发回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最新报告，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苏联塔斯社等各国设在重庆的新闻机构亦不断地把日机狂炸重庆的情况，以及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的消息及时传达到世界各地，美国的西奥多·怀特、白修德、贾安娜、埃德加·斯诺、海明威等，英国的詹姆斯·贝特兰、韩素英等记者、作家，都向本国发回了大量重庆大轰炸的通讯和报道，唤起了美英各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极大同情和关怀。美国《纽约时报》还号召读者前往电影院观看重庆被炸实况，以揭露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暴行。

　　同时，深受日机轰炸之苦的重庆各界人民，以及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们纷纷致电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政府，揭露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强烈呼吁采取行动，制裁日本。1939年1月15日日机轰炸重庆后，重庆内地会、美以美会、圣经会、安息日会、加拿大会、公谊会等教会，特电国联抗议，要求国联唤起世界舆论，一致谴斥日方之暴举。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旅渝美侨十分义愤，分别致电罗斯福、赫尔等，请他们禁止军火输日。  5月12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Robert Leslie Craigie)向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Hachiro Arita)提交抗议书，抗议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并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谴责日本的轰炸造成大量中国人的死亡。  7月1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尔正式向日本驻美国大使堀内谦介(Kensuke Horinouchi)提交抗议书，抗议日本飞机轰炸中国首都重庆，致使在中国的美国人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  此前，美国、英国、法国等已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和驻中国的日本官员表达了对日本连续轰炸重庆的谴责。  

 

　1940年1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日寇侵华与美国在华利益之损失》，针对本月26日美日商约满期是否续订这一问题，以大量事实说明日军侵华给美国在华利益造成的巨大损失，希望美国人民督促美国政府，要看清这种事实，给予日寇以经济上的制裁。

 5月至8月，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达到白热化。5月30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请美国舆论注视远东的轰炸残杀》，强调“法律禁运是美国制裁远东强盗的有效办法”。  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校长联合致书美国人民，揭露日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他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士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强烈呼吁美国禁止将钢铁石油输送给日本，“以抑制其暴行”。  在华的美国教士梅福林、傅维德、费吴生等，鉴于敌机连日滥炸渝市郊平民区及文化区，屠杀平民，特电罗斯福总统等吁请立即对敌禁运煤油废铁，俾免助纣为虐。  成都五大学美籍教职员暨在蓉浸礼会、长老会等十教会、美籍传教士四十人致电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呼吁断然制裁暴日。  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先后致电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及上下议院议长和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史汀生等，揭露日机残杀平民，滥炸文化区域，呼吁美国朝野对日禁运。  6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再次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揭露日寇滥炸我陪都重庆，呼吁美国政府为维护世界及东亚之永久和平，“集中全力，制裁暴日，对此危害世界和平之祸首，迅予实施禁运，使其所赖以屠杀我无辜平民之钢铁、煤油，无由再仰给于美国”。  8月，中国劳动协会致电美国产业职业联合会和协联职工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忍兽行”的疯狂暴行，表示“纵使重庆全成焦土，中国人民亦必……与日本军阀继续搏斗，决不屈服”。希望美苏两国政府“加紧制裁日本，继续予中国实力上的援助”。  重庆市商会致电国际反侵略总会中国分会并转国际商会及国际各工商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致书全世界作家，希望国际同行“一致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抨击暴日，维持世界和平”，  “同予人类蠢蝥以谴责与制裁”。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一直打着“攻击重庆市内外军事设施”的旗号，如果空袭给外国资产造成损失，则宣称是“误炸”的结果。但是，实际状况则正如前田哲男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在军事和外交上如同走危险的钢丝，因此在轰炸中，一面指示“彻底攻击”和“连续轰炸”，一面又强调“不能伤害第三国的权益”。

 然而，日本的无差别轰炸不可能避免对第三国权益的损害，从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开始，美、英等国使领馆和外侨财产就不断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美、英政府也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逐步强化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五三”、“五四”大轰炸后，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在“101号作战”中，美国也多次发动对日经济制裁。5月29日，国务院宣称，美国多次反对轰炸平民之举，此种态度各方已深知，日机此(番)轰炸重庆之平民，美国亦毋庸再次申述其立场。  6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日机滥炸重庆。  赫尔国务卿在国务院接见新闻记者，表示日本果欲与美国增进邦交，则其日来之狂炸重庆，显属走错路径。并重申其厌恶轰炸平民之立场，认为“此种暴行，无论在何处何时发生，均为吾人所衷心谴责”。  6月14日，日本迫于各方压力，由外务大臣有田致函美、英等驻日本大使，劝告各国驻重庆国民撤离到其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域，“对居留在其他地区而发生的不测之事态，帝国政府不负有责任”。  随即，华盛顿方面提出了激烈的反驳，提出“合众国政府拒绝接受将重庆全体当作袭击目标的见解”，“日本政府必须对日军造成的损害美国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如果日军的轰炸发生美国国民死伤事件，将遭致日美关系悲惨的结果”。  7月2日，罗斯福总统签署《国防法》，颁布了三项禁止输出物资的总统令，禁止输出一切武器、军需品、战争资材;含有铝、镁的一切原料资材;飞机部件、装置、附属品、光学机械、金属制造设备。7月31日，又发布航空用汽油禁止输往日本所在的半球。  到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美国军火租借法案》，4月，罗斯福签署秘密命令，允许美国陆海军的预备役航空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纳入中国空军序列赴中国参战。5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中国的空军建设开始得到美国的援助。  同月，英国外相艾登发表声明，英国决定继续援助为自由独立而奋斗之中国，并将此意嘱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通知日本政府。  

 

　　在实际轰炸中，由于日本所宣称“误炸”的经常性出现，致使美、英等国利益颇多损害，所以，自日本实施对重庆的“102号作战”后，美英等国对日态度渐趋强硬。1941年6月5日，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Josepgh C. Crew)拜访了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Yosuke Matsuoka)，向他抗议日本轰炸重庆给美国造成的财产损失。

 6月15日，日军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南岸亦遭轰炸，美大使馆武官办公厅房屋前落弹，办公厅几乎全部震毁，炸弹碎片击中美军舰“图图拉”号，又望龙门美国红十字会募款建筑之平民住宅，亦落二弹，毁屋多间。  次日，美国大使格鲁向松冈洋右递交了一封强烈的抗议书，抗议日本在十天之内轰炸重庆第二次给美国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对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威胁。  6月30日，英国大使克莱琪在东京召见了日本副外务大臣大桥忠一(Chuichi Ohashi)，抗议日本轰炸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此前，英国已就日本上一次轰炸英国大使馆提出过抗议。  7月25日，美国宣布对日本禁运汽油、废铁。  7月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以500架飞机装备中国空军。  8月1日，美国禁止航空汽油输出，输往日本的汽油完全停止，  同时，由陈纳德任指挥官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这支志愿航空队从1941年12月20日正式升空作战，到1942年7月4日改隶现役美军为止，在实际作战的短短半年之内，共歼灭日军飞机近300架，给侵华日军造成了有效空中威慑。  

 

　　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的英勇无畏，以及日本在重庆犯下的残暴罪行，使对中国持冷漠态度和对战争抱“孤立主义”态度的许多美国人逐渐转变，开始关心中国抗战，并呼吁美国政府参与到反法西斯战争的阵营中。于是，出于道义和政治的考量，美国政府逐渐改变对日的姑息政策，逐步贷款援助中国抗战，并最终实现了对日本的石油、钢铁等战略物资的禁运。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转变，以及最终参加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其原因颇多，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和重庆军民的反轰炸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抗战以前，中国作为一个长期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弱民贫，毫无国际地位可言。但是，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和中国战区的艰苦战斗，无不显示出中国军民的坚忍和不屈，使美英等国认同了中国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共同合作御侮。1941年底，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三国军事同盟正式形成。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此后，美、英等国相继废除不等条约，重新签订平等新约，中国国际地位和重庆的国际声誉大为提高。从此层面而言，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的轰炸和重庆军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对促进英、美等国走向反日援华和远东地区中、美、英等国反法西斯阵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5 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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