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加深，新四军建立
2018-05-03 15:45:37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点击：  复制链接

　　民族危机加深，新四军建立

　　20世纪以来，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又向华北步步紧逼。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进行了全民族的反抗。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根据洛川会议的精神，一方面，中共中央令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加紧同国民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进行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聚合了全民族的力量一致对外。最终于1937年10月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和河南)14个地区(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示南方各个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共产党的路线而斗争。

　　在此前后，周恩来在参加第二次庐山国共谈判后赶赴上海，会见了刚从澳门回到上海，风尘仆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的叶挺。周恩来请叶挺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将南方红军游击队形成合力，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被誉为“北伐名将”的叶挺，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流亡海外，而到1937年时已经不再是共产党员了，考虑到能更容易地被国民党接受，便由叶挺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接受委托，并在淞沪会战进行之时，通过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蒋介石提出了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并提议将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寓意为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又电告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边等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编遣调用。10月12日，熊式辉向外界转发了蒋介石10月6日电报。从1939年新四军成立两周年起，新四军领导人一致认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新四军军部的组建和改编

　　为了尽快把分散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组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从1937年10月至12月，国共两党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继续就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经费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为新四军的筹建进行了紧张而又艰巨的工作。

　　在编制问题上，国共两党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共产党提出编一个军，军以下不设师、旅，军部直辖四个游击支队，每个支队设两个团，隶属八路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体上同意这个方案，但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最后确定隶属于第三战区，第四支队则由第五战区管辖。在干部配备问题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抽调中央军军官担任新四军各支队营以上的军官，但遭到了共产党的坚决拒绝。经多次协商，直到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核准通过共产党提出的支队以上干部名单。在薪饷和装备问题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中央经费吃紧、武器困难为由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新四军同中央军一样待遇的要求，新四军的主要经费由自己解决，不发武器弹药。后来，周恩来同何应钦商定了新四军的薪饷、装备标准，稍次于国民政府中央军的标准。

　　1937年11月12日，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第二天便对报界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强调“只要团结一致，前途一定是胜利”。这是叶挺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公开亮相。随后，叶挺又赶赴南京，于21日同叶剑英一起拜见了蒋介石，会面时主要商讨新四军的编制及任务等问题。几天后，叶挺返回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筹建新四军军部。为了充实新四军力量，叶挺以满腔热忱，四处奔走，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南昌、广州、香港、澳门、粤东和闽西等地，募集经费，筹集武器、药品等军需用品，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愿为抗战出力的国民革命军退役军官、无党派人士、医生、文化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为新四军工作。

      武汉的新四军军部旧址，汉口大和街26号。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以项英、曾山、陈毅、黄道、方方、涂振农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为委员，以项英为书记，以陈毅为副书记。12月23日，项英到武汉，与叶挺等人商讨和部署新四军的组编工作。12月25日召开了新四军干部大会，出席大会的人员除了叶挺、项英等主要领导人外，还有部分游击区的领导人，中共中央派来的第一批干部，如赖传珠、李子芳等，以及叶挺动员来新四军工作的军事、医务人员和文化工作者，如朱克靖、叶辅平、沈其震等，共50余人。会上，叶挺、项英分别以抗日战争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为题做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正式成立。

　　12月27日，项英就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的配备等问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次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新四军编四个支队和支队以上干部人选。随后报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最后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四个支队的主要干部是：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驻地从武汉转移到了南昌，司令部各处、各科，政治部的各部、各科陆续健全起来。主要的干部有：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军法处处长李一氓，副官处处长黄序周，军需处处长叶辅平，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宣传部部长朱镜我，民运部部长邓子恢(兼)，敌工部部长林植夫，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后来又成立了教导总队，队长由周子昆兼任。

　　新四军军部和四个支队组成后，即对南方各省游击队进行编组。1938年2月6日，新四军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的命令，要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集中在皖南歙县岩寺镇一带整训。为此，军部立即制订方案，规定各部队集中的时间、路线、地点，并命令部队分头并进，兼程前往。军部于4月4日离开南昌，5月进驻岩寺镇。

在皖南岩寺镇集中的新四军部队进行战前动员

在皖南岩寺镇集中的新四军部队

　　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完成，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该团从湖南省平江县嘉义出发，3月初到达岩寺西北的潜口。第2团主要由赣粤边、湘赣边、皖浙赣边和湘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培善。2月，分别从江西省莲花县垄上、大余县池江、浮梁县(今景德镇市)瑶里等地出发，3月到达岩寺。

　　第二支队辖第3团、第4团，共1800余人。第3团主要由闽西、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组成，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3团3月1日从福建省龙岩县白土出发，4月初到达潜口。第4团主要由闽粤边、闽西、浙南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志。闽粤边和闽西红军游击队3月1日从龙岩县白土出发，4月初到达潜口。浙南红军游击队3月18日从浙江省平阳县山门镇出发，4月18日到达岩寺镇。

　　第三支队辖第5团、第6团，共2100余人。第5团由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2月25日从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出发，4月初抵达岩寺。第6团主要由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后吴焜)。2月14日从福建省屏南县双溪、棠口出发，4月初到达岩寺镇。

　　第四支队辖第7团、第8团、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第7团主要由红二十八军第82师第224团第1营及部分便衣队和新兵改编组成，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第8团主要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恺。第9团主要由红二十八军第82师特务营、鄂东北独立团和部分便衣队及新兵改编组成，团长顾士多，政治委员高志荣。手枪团主要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部分便衣队和新兵改编组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3月8日，第四支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召开东进誓师大会。会后，高敬亭率第7团、手枪团从七里坪出发，经河南省经扶县(今新县)、商城县，中旬到达皖西霍山县流波?。3月10日，第9团从七里坪出发，随后到达流波?。稍后，第8团从河南省信阳县邢集誓师东进，与支队部会师。

　　军部特务营由湘南、闽中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共400余人。湘南红军游击队于4月11日从湖南省耒阳县江头出发，中旬到达岩寺。闽中红军游击队于4月下旬从福州洪山桥出发，5月18日到达太平。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分散在南方八省40几个县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的游击队外，胜利完成了下山、开进、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艰巨任务。新四军整编后，下辖四个支队，十个团，一个特务营，全军超过1万人，6200多支枪。虽然部队人数不多，装备落后，但绝大部分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精英，还有一批中共中央派来的经历过长征的干部，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优秀儿女。从此，新四军这支人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敌后抗战的中坚力量。

　　新四军的部队建设

　　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为适应抗战的新任务、新环境和新形势，在一面作战，一面建军的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部队的全面建设，健全各级各类组织，加速部队正规化，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全身心投入抗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军事建设

　　在军事干部培养方面

　　新四军最初由长期分散游击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组成，组编成一个独立作战的部队，由于长期处于恶劣的环境，缺乏系统的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而且后加入新四军的干部有一部分是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来投奔新四军的知识分子、青年群众，这些人虽然有抗日热情，但同时迫切需要系统的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完成从群众到抗日军人的转变。所以新四军在建军伊始就抓紧干部培养。新四军的干部培养主要依托抗大分校等军事院校，除此之外，新四军还成立了教导队，培养干部。1938年1月，军部开始筹建军直属队教导队。2月15日，军教导队第一期培训在南昌举行开学典礼。典礼上项英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教导队借鉴学习抗大的办学经验，并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来设置课程，培养干部。4月，教导队在皖南歙县岩寺镇扩编为教导营。9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教导营又进一步扩编为教导总队，周子昆兼总队长，袁国平兼政治委员，下设军事、政治两个大队、六个队，加上总队部直辖的上干队(营团以上干部)、文化队、工兵队、青年队(第七队)、女生队(第八队)、机炮队等，最多时达13个队，共1200余人。教导总队贯彻延安抗大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方针，培训团、营、连、排干部，并对新参军的知识分子、青年群众进行短期集训。至1941年1月前，教导总队先后办了五期，共培训新四军各级干部近5000人。与此相呼应的是，支队、团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教导大队、教导队。干部的培养训练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导总队第十三队(青年队)在进行射击训练

　　在参谋工作方面

　　参谋工作是军事工作的重点，在初创之际，新四军便初步建立参谋工作系统，即着手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调集有作战经验的干部做参谋工作，编写军事训练教材，加强对参谋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等。1938年6月22日，新四军军部在安徽省南陵县土塘召开了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会上，张云逸作了《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1939年3月18—24日，

　　第二次参谋工作会议在泾县云岭召开，叶挺发表了《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讲话，项英作了题为《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报告，周子昆作了题为《一年来参谋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袁国平重点强调了参谋部门、政治部门的关系与协同问题。大会通过了新四军《参谋工作条例》和《军事工作条例》。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提高了新四军参谋工作的水平。

      叶挺在参谋工作会议上代表《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讲话

　　在军事教育方面

　　军事教育是提高官兵军事素质的重要方法，所以新四军很早就成立了以周子昆为主任的军事教育委员会，专门负责新四军的军事教育工作。叶挺还亲自给部队官兵授课，指导部队进行科学系统的军事训练。项英的《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陈毅的《茅山一年》《论游击战争》等讲话稿或著作，成为新四军军事教育的重要理论教材。在军事训练方面，新四军主要利用行军和作战间歇期，进行全军范围的刺杀、射击、投弹等技术训练，同时根据新四军的实际情况，重点进行警戒、伏击与反伏击、侦察、袭击与反袭击、防空、打敌据点、破击战等战术的演练。做到每打一仗，都要认真地总结实战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始终贯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针，并运用战争中总结的方法对新四军官兵进行教育，提高新四军整体的战术水平。另外，新四军通过军事体育活动推动军事训练。1939年5月30日，全军体育运动会召开。周子昆在开幕式上指出：“建军必先健人”，“军队中的体育是为巩固与提高战斗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根据战争和军队的要求而进行体育的。”除此之外，新四军还经常组织障碍赛跑、越野长跑、游泳、划船、拔河、器械、体操、球类等项目的竞赛，提高了广大官兵参与运动的兴趣，增强了官兵的身体素质，提高了新四军的战斗力。

　　2. 政治建设

　　新四军正在进行男子跳远比赛

　　由于新四军是由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组成，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等不良习气在某些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为了消除这种游击习气，新四军从一开始便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到重要的位置。新四军各支队于1938年2—4月陆续抵达皖南、皖西，各部队集结后，立即进行以形势和任务为重点内容的短期政治教育。新四军政治部把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等报告和文章作为教材印发给全体官兵学习，使各级官兵们明确了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与方法。学习活动整顿部队作风，增强了内部团结，摒弃了封建残余。为了能保持和发扬部队原有的优良传统，将“保持发扬优良传统”这八个字，作为其中八个团的对外代号，即第1团称保团，第2团称持团，第3团称发团，第4团称扬团，第5团称优团，第6团称良团，第7团称传团，第8团称统团。在随后的6月17—19日，新四军政治部在南陵县土塘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上总结了政治工作的成绩与不足，确立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工作制度和工作系统。1939年2月9—18日，军政治部在皖南泾县云岭召开第二次政治工作会议，副军长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分别作了报告。会议明确了全国抗战进入新阶段后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其基本方针是，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保证新四军的团结与战斗力，为争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和中华民族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其基本任务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进行政治教育，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以上的各种努力使新四军从思想政治上完成了从分散到整合的转变，同时凝聚起了统一的抗日热情。

　　新四军集结时，共产党员的数量约占全军人数的25%，一些班排没有党员，有的连队没有党支部。经过加强组织建设，到1939年初，共产党员已占全军人数的40%，做到连有支部，团有总支部，支队建立党务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7月16日至8月4日，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云岭石头尖村召开。项英作了《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总结》报告，袁国平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报告。会议回顾了三年游击战争中党的工作，总结了新四军成立以来党的工作成绩和经验，讨论了在新四军中坚持党的领导的意义和特点;明确了新四军党组织在抗战新形势下的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提高党员质量，巩固党的组织，发挥党员在建军中的作用，保证前线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敌报的工作人员在工作

　　对于社会各界群众，新四军十分重视，并积极发挥知识分子在参与抗战中的作用。仅仅1938年7月至1939年初的半年间，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以“疏散难民”“移民垦荒”的名义，组织了三批共约1000人参加新四军，这1000人中大多数是技术工人和知识青年。包括新闻工作者、教育家、画家、作家、戏剧家、舞蹈家、音乐家、无线电技师、医生、护士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新四军的宣传队、慰问团、服务团，大批知识分子加入新四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新四军政治部将这些文艺文化知识分子组织成战地服务团，跟随部队深入群众，以文艺为武器，一边走路，一边写，一边歌唱，一边画。特别是由陈毅作词、何士德作曲、融合了集体智慧的《新四军军歌》，唱出了新四军官兵深入敌后抗战到底的心声，起到了鼓舞官兵士气、激励群众抗日的作用。

　　新四军中，青年官兵占总人数的60%以上，所以新四军非常重视青年在新四军所占的重要地位。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官兵在作战和部队建设中的突击作用，1939年11月12—20日，新四军召开了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袁国平在会上作报告，号召新四军青年“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要成为部队的骨干，在战斗中要起突击作用。会议通过了《新四军青年队章程》。会后，在全军开展青年工作竞赛评比，鼓励青年官兵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四军非常重视女干部、女战士的培养。新四军中女军人数量不多，但她们中不少人是冲破各种束缚或放弃舒适安逸生活而毅然投身抗日斗争的，所以新四军非常重视发挥她们在抗日中的特殊作用：她们广泛分布在医护、电讯、机要、会计、文艺、文教、宣传、速记、民运等岗位上，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194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新四军举行了庆祝会，会上表彰了各条战线上作出优异成绩的女干部、女战士。战地服务团的女文艺工作者集体创作并演出了话剧《大时代的女性》，歌颂了新四军的女军人。

　　报纸刊物是新四军推进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新四军政治部最先创办了《抗敌报》，接着又依次创办了《抗敌》《抗敌画报》《战士园地》《建设》《理论与实践》等刊物。后来，新四军下属的指挥部也开始创办报纸刊物，主要有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创办的《抗敌报》(江北版)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创办的《抗敌报》(苏北版)。接着，新四军各支队也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和刊物，主要有《拂晓报》《战士报》《火线报》《东进报》《挺进报》等。新四军全军共有各种报刊30余种。这些报刊成为宣传教育华中地区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思想阵地。

　　多形式、多渠道、不间断的政治思想工作，使由各个地方集结起来的游击战士，在较短时期内团结成统一的有战斗力的整体，克服了由于长期分散游击形成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散漫松懈的游击习气，在思想上统一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上来，为后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后勤装备建设

　　新四军的后勤保障经费由第三战区统一发放，初始的经费每月1.2万法币，后来新四军规模不断扩大，在敌后抗日的作用不断增加，军费增加到13.5万法币。但是新四军的经费还是远远不够，所以新四军的后勤保障基本上靠自给，同时也有上海等地处于沦陷区的群众，以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援。

　　新四军的后勤供应工作开始是由叶辅平、宋裕和负责的军需处和张元寿负责的兵站分管的。1938年4月9日，新四军兵站在岩寺成立。随着部队挺进苏南敌后和皖南抗日前线，新四军又在马头镇、飞鲤桥、竹箦桥建立军部与第一、第二支队之间的兵站线，在繁昌何家湾建立与江北第四支队联系的兵站。这些兵站保障了新四军人员来往、物资流通和通信联络的畅通。尤其是岩寺兵站，不仅担负从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领取军需物资，还保障着新四军所有人员进出敌占区上海和大后方的交通安全，以及从敌区情报搜集、向敌区传播新闻等重要任务。

　　为了满足基本的作战需要，1938年4月，军部移驻皖南岩寺后，在岩寺上渡桥江家桐堂筹建修械所，同年8月，军部移驻泾县云岭后，修械所迁到泾县小河口。修械所开始只有最简单的机械车床，只能做比较低级的修复枪支、铸造刺刀等工作。随着技术的改进，机械装备的进步，修械所人员也由几十人增至百人以上，能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简单武器。除第三支队外，各支队还有各自的武器修械所，修复战损的枪支，制造手榴弹、地雷和刺刀等简单武器。1939年后，新四军的军工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鄂中丁家冲建立的修械所，由开始的几人扩大为有六七十人的兵工厂。第五、第六支队江北指挥部也设立了各自的枪械修理机构。同时新四军为解决服装、照明、出版刊物等部队日常生活需要，开办了织布厂、蜡烛厂和印刷所等轻工业。

修械所的工作人员在赶修枪械

修械所修配间工人在工作

       工作人员在赶制军服

　　卫生医药部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后勤部门。新四军逐步建立各级卫生组织，军和支队设有军医处，团设有卫生队，营设有卫生所，连配备有卫生员，保障作战官兵的卫生安全。叶挺邀请沈其震组建新四军医务处，沈其震又邀集了一批医护人员参加新四军。中共中央也从延安派来戴济民、吉洛(姬鹏飞)等人到新四军军医处工作。1939年，王聿先任军医处副处长，宫乃泉任江北指挥部军医处长，崔义田任江南指挥部军医处长。1939年6月，军部在泾县云岭南堡村建立了前方医院，在小河口建立了后方医院，两医院共有300余张床位，可以做比较复杂的手术。在卫生防疫方面，新四军军部军医处抽调优秀的医务工作者，组成两个天花防疫队，奔赴军部机关和驻地为军民接种疫苗，接种率达到80%。为了扩大和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军部军医处先后举办了六期卫生训练班和化验班，共培训近200名医务人员，使医务人员具备战时医疗能力;同时，军医处还编印了《卫生季刊》《大众卫生报》等专业报刊，为医务人员提供定期的医疗知识服务。后来成立的教导总队也设有专职卫生教员，为主教导总队培训的学员开设医疗卫生课程，开展医疗卫生教育。同时，沦陷区群众、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大力支援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1938年底至1940年3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先后三次把大批手术器械和消炎药品送给新四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将23辆卡车和2辆救护车无偿赠予新四军，使新四军有了唯一的一支车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煤业救护队约有百名队员先后参加了新四军。正是由于全民族的帮助和支持，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不断努力，新四军全体官兵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健康状况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卫训班的学员在为战士接种疫苗

医生在用X光机为病人做胸透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煤业救护队无偿赠予新四军的汽车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5-03 15: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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