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2018-09-11 15:16:24  来源：《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 段金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关键词：国民党;云南;党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14CZS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段金生，1981年生，云南师宗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边疆民族史研究。地址：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邮编650050。
　　
      孙中山在1913年曾言：“政党之基础巩固，则中华民国之基础自然巩固。……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藉则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1]这是孙中山主张以党治国的早期思想的言论表达。但孙中山这一以党治国体制理念，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才得以基本实现。[2]然而，国民党建立的以党治国体制并不牢固，晚清以来开始呈现的政治区域化景象并未消除[3]，而缘于党内高层派系斗争复杂及国内外政局的巨变，其无力从根本上消解各省已存的地方实力派。其中，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军政实力派，虽然名义上服从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但中央政府对地方之具体事务，尤难过问。云南在二六政变后，龙云逐步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亦表示臣服于蒋介石，然仍保持着较强烈的地方意识，对中央政府的防范心理甚严。时至1945年昆明事变，南京国民政府仍未能实现对云南之彻底控制，云南的地方区域政治色彩并未消除，与中央之关系错综复杂。[4]
　　作为实行以党治国政体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是以中央为重心，地方党部的发展较为缓慢与薄弱，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地方政府。一般而论，地方党部发展较好的省区，国民党中央对其之控制力较强;反之，地方党部发展欠佳或缓慢，则反映出国民党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能力不足。因此，观察国民党地方党部的组织与发展状况，是考察中央与地方关系经纬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国民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国民党组织形态、国民党的派系纠葛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于国民党史的通论或专题著作都相当关注的领域。[5]由于问题角度的差异，诸多论著在谈及国民党地方党部组织与发展状况时，对两广等国民党组织发展较好的区域表现了更多的关切，对云南等西南各省的地方党部发展虽有关涉，但相对薄弱。[6]基于此，本文拟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并从中审视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关系的复杂经纬。
　　一、由混乱走向“统一”：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的发展历程(1927-1937)
　　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变而来，自同盟会开始就在云南建立了支部，并展开了活动。然而，经过多次复杂演变，最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其在云南的发展仍相当不平衡。[7]唐继尧统治时期，云南“政治封锁、交通不便，邮件及客商经安南河口，必行检察。凡三民主义书籍，即认为赤化，严禁入口。因此，滇民对于世界潮流，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全不明了”。[8]受诸多因素之制约，唐继尧时代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相当薄弱，然国民党力量仍试图控制云南，曾策划“联络本省比较开明的军事首领，分化唐继尧的武力”，“联络各地进步人士及迤南民军首领，扩大‘倒唐’势力”。[9]1927年云南二六政变后，经过多方复杂博弈，龙云才逐步统一了滇政。
　　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相当混乱。自国民党改组到二六政变之间，国民党在云南并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省党部机构，其在云南的党务处于分散、凌乱状态。云南六四政变后，何应钦、王伯群在向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就称：“云南党务共有三党部，中多投机份子，互相争执，徒滋纷扰。纯粹忠实党员寥寥无几，若不从速改组，廓清不良份子，影响党国前途实非有浅鲜。应另行组织，从昭郑重而收实效”。[10]该报告中所称国民党在云南的3个党部，尚无法明确考辨出其具体所指。但二六政变发生后直至何、王报告期间，以国民党名义在云南进行活动的组织有5种之多：1.由国民党中央派遣到云南的党务特派员王复生等人在1927年3月12日宣布成立的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被称为“教育会派”[11]。2.1927年3月中旬，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派为云南农运特派员的中共党员李鑫，在云南省立一师成立了国民党昆明市临时执行委员会，被称为“政法党部”。[12]“教育会派”与“政法党部”事实上均为中共党员主持。3.二六政变后，龙云认为国民党在云南的党务“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各立门户易引起纷争，决定建立“统一”的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于是年4月28日在云南省议会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省执行委员会，被称为“议会派”。[13]龙云支持成立“议会派”时，其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分会及蒋介石的报告中明确称国民党云南地方党务门户现象严重：“云南党[组]织自二六政变后，即有多数同志出而组织，嗣因意见纷[歧]，遂致各立门户，引起纠纷，政府为维持大局计，□□选同志三十人为省党部筹备员，已于四月敬日在省议会成立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处，照章积极进行。除定于选举临时省执行委员，一俟选定，再为縂极。”[14]4.据杨大铸撰文称，杨大铸、吴品芳、邓质彬、董成志、彭嘉猷、李表东、张仁怀、赵世钊等亦组织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并“大受共党王复生等之忌，以右派反动分子投机分子诸名词攻击各同志”。[15]5.1927年3月，广州政治分会派遣张邦翰等7人为国民党云南省党务筹备委员会委员，派令中还有“会同王复生、杨蓝春两同志筹备云南党务”字样，不过最后张邦翰到南京另有任务，其余6人直到5月才到齐昆明，并因未得到云南军政当局的实际支持，最后只得依靠在广州领得的经费于昆明圆通街租房，挂起“中国国民党云南党务筹备处”的牌子，自认为正统，又因在圆通街，被称为“圆通派”。[16]这些景象真实反映了国民党云南省党务的混乱状况。
　　1928年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表明南京方面在胡若愚与龙云两大地方势力之间最终选择了龙氏。而在1月12日，龙云即以共产党“破坏秩序，为祸至烈”、“非仿照各省组织‘清共委员会’，不足以专责成”为由，下令组织云南省“清共委员会”。[17]于是，“我党(指国民党，引者)政当局，合力制止防范(共产党及其活动，引者)”[18]的局面出现。然而，国民党在云南地方的党务，并未因此而正常发展。在清党开始后，“滇省党部(指原来存在的各派，引者)亦即停止活动”，国民党中央亦即派张禄、罗衡、张邦翰、冯春申、沈君蕴、朱鸿题、李宗黄、吕天民、杨大铸9人组织“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整理登记事宜。然因到滇各人“仍以过去各人在党活动之倾向不同，互相猜忌，迭起纠纷，毫无成绩可言”，于是国民党中央不得不“又令收束”。[19]加以一般民众“因不明清党之真义，影响所及，大有视党为畏途，咸有莫应敢响迩之概”[20]，国民党在滇发展党员并不顺利。到1928年冬，国民党中央派遣裴存藩为云南省总登记员，对云南的国民党党员作一总清理。由于经历了复杂的清党活动，“一般党员，怀疑趑趄”，导致登记情况不能普及。不过，此次登记后，呈经国民党中央核准的合格国民党党员，仅578人，“且多数仅集中于昆明市及易门县两处”。[21]虽然这一数据未必精准，与实际情况应有出入，但表现了此时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十分薄弱。然而，对于国民党本身而言，虽然此次登记出来的党员较少，但是“自是不纯净之分子淘汰净尽”，云南党务基础自此“乃于焉确立”。[22]
　　龙云与南京国民政府逐步明确了关系，国民党云南地方党务渐有起色。1929年，国民党中央以龙云、张邦翰、卢汉、陈廷璧、裴存藩、陈玉科、杨大铸、曾三省诸人为云南党务指导员，整理云南党务，“筹备数月，苦心规划”;1930年3月11日，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组织成立。[23]其组织是根据1928年国民党中央颁布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和《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细则》为标准成立的，并订立了《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办事细则》。[24]有学者认为，此事也是最终以云南省政府名义参与国民党党务事宜的起点。[25]此后，“经各同志之努力，一面筹划会内各项紧要工作之进行，复一面严密侦缉各地潜伏之反动份子。自是反动势力，始渐次消清，会内党务，组织、宣传、训练各项工作，始得顺利进行”。[26]国民党在云南地方党部的发展才算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形态，其后省党部的具体人事虽有变动，然未再出现以前“各立门户”[27]的现象，“云南之党务乃进于建设之阶段”[28]。
　　1929 年国民党中央任命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员主要有前述的龙云、张邦翰、曾三省诸人。1930年6月，国民党中央调曾三省回南京工作，随即派刘家树、李典章递补遗缺;旋后李典章辞职，另派杨文清补充。[29]1930年9月13日，根据国民党中央“改善和缩小组织”之命令，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进行改组，以龙云、张邦翰、陈廷壁为常务委员，卢汉、陈玉科、杨文清等人为指导委员，裴存藩为指导委员兼书记长。[30]1932年1月，刘家树辞职，国民党中央派刘钟明补充，后刘钟明复请辞职;1933年，陈玉科请辞，以陆崇仁补充。[31]在1940年改指导委员会为执行委员之前，上述是国民党云南省党务委员会的主要人事变动。在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云南各市县的党务才开始发展。[32]
　　二、省党部“统一”后的云南基层：在县市的组织与发展(1930-1938)
　　因长期混乱，云南省党部鉴于“党务人才缺乏，对于推进各县市党务工作，甚感困难”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举行党务工作人员考试等多种方法训练党务工作人员，以推动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1930年6月曾开办了党务训练所，10月开办了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1933年4月，开办党务工作人员练习生训练班，共计毕业学生200余人，毕业后均分别派往各地党部服务。1936年8月，因筹划推进边地党务及充实下级干部人才起见，又再次开办了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招收高中以上毕业之青年党员220人入所受训，训练期为6个月，自是年9月5日开始上课，到次年3月底毕业，毕业后的学员即分发各地党部工作。通过这些措施，使国民党云南省党务人才“缺乏之困难，已稍告解决”。[33]自1930起，至1936年止，先后训练党务工作人员四班，共计300余人，分配到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及各市县党部工作。[34]其间，国民党在云南的党员、预备党员规模及县市党部，都得到了发展。
　　(一)党员发展规模
　　1930年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鉴于党员人数过少，先后拟定征收标准，决定分区积极征收预备党员。截至1935年底止，先后征获并经呈奉国民党中央审核合格而颁发预备党员证者，共计8000余人。1936、1937两年，各县市党部继续征收预备党员，先后又征获3000余人，而经审核合格由国民党中央核准颁发预备党员证者，有2400人。到1938年3月为止，云南省预备党员经国民党中央颁发党证者，已有11388，另有2000余人在审核及办理补行手续中。[35]
　　在正式党员方面，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鉴于云南合格党员数量过少，党务推进工作存在诸多迟滞，即“令饬各县市党部，将训练期满之预备党员，严加考核，凡平日热心为党工作，对党义认识较深者，即填具考核表，呈请晋为党员”。先后据各县市党部呈报考核表，约计1900余人，经国民党中央核准为正式党员并颁发党员证者，计有1693人。到1938年为止，云南全省党员，连登记及格者，共计有2271人;正在审核办理中者，尚有200余人。[36]
　　(二)县市党部之发展
　　1930年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国民党在云南各地县逐步发展地方党务组织。不过，由于经费、人才限制，“各县市未能同时推进”。[37]到1936年止，先后共成立了22个市、县党部。[38]然而，进入1937年后，云南省党务“因形势需要而迅速发展”。[39]
　　据1938年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所言：到1938年3月底为止，云南全省先后成立之县市党部，计有昆明、河口2市，以及昆明、开远、华坪、澄江、宜良、蒙自、呈贡、路南、宁洱、楚雄、昭通、易门、曲靖、大理、玉溪、宣威、会泽、个旧、建水、墨江、景东、罗次、镇雄、盐津、绥江、威信、腾冲、彝良、罗平、澜沧、富宁、华宁、保山、永善、金平、缅宁等36县，还有麻栗坡特区党部、滇越铁道党部。以上共计县市党部(或办事处)40处。然而，其中的滇越铁道党部及景谷、威信、绥江、彝良、缅宁等5县党部，因省党部经费一再缩减，地方补助费困难，无法维持，被先后归并裁撤。因此，实际共计有县市党部34处，其中执监委员会有3处，指导委员会17处，指导委员办事处4处，特派员办事处6处，整理委员会1处，直属区党部3处，全省各县市党部所属区党部11处，区分部117处。[40]
　　1938年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在陈述上列数据时，为便于查阅，“特[将]本省下级党部组织状况表及计划推进党务略图附后”。但《云南省下级党部组织概况》略表的数据与前述数据略有出入：执监委员会3处，略表数据与前列数据相符;略表中指导委员会共18处，与前列数据17处不符，出入1处;略表中指导委员会办事处9处，而前列数据仅4处;前列数据中的特派员办事处有6处，而略表中未有显示;略表中整理委员会共2处，前列数据中仅1处，出入1处;略表中直属区党部(包括筹备处)共2处，前列数据中3处，出入1处。现将《云南省下级党部组织概况》略表原表列后。[41]以上数据的出入，应是当时统计错误所致。

表一：云南省下级党部组织概况

　　注：本表为资料原图，表中数据均为原数据，有出入数笔者注明于后。加外，《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载国民党云南省党员在1938年以前“原 有‘滇’字党员一一零九八人”。《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言的11098人，与1938年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所言数据有一定出入。(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69页。)
　　(三)党员训练方法
　　云南省的党务工作总体推进较迟，直至1930年前后，省党部组织才初步稳定。不过，此时经国民党中央审核合格的云南地方党员仅578人，规模甚小。因此，在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后，加大党员发展力度，使国民党在云南的党员规模逐步发展。然“党员多属新近征收”，为加强建设，云南省党部对新加入的党员训练工作“甚为重视”，其加强党员训练工作的主要方法有：[42]
　　其一、由省党部根据各县市党员、预备党员的人数及其职业、地域分布情形，分别组织区分部及党员训练组，依照规定指导。若有特殊情形，或散处各地不便召集训练的党员，则由省党部指导组织党员通讯处，由各该县市党部以通讯方式训练之;若所在地域为无党部之县份，则指定由附近党部办理。
　　其二、由省党部按照3个月为一期，分期拟定具体的训练项目、训练方法、训练材料等，颁发各县市党部遵照办理。每届月终，则由各县市党部将训练工作情形，填表报请省党部审核，分别随时予以指导考核。同时，省党部还通过拟定测验题目，发给各县市党部，然后由各县市党部逐月分发给其境内的正式与预备党员填答，通过这样的测验方式来加强训练。
　　其三、各地的党员中，若有青年优秀分子，则由各地党部直接予以严格训练，使其参加各项党务工作，经过一定时期的训练考察，就其工作能力与志向，分别介绍其担任行政、自治、教育等项工作，或收入该党部举办之党务工作人员训练班，待其肄业或毕业后，就其学识、能力等，派往各市县及各特区，进行党务工作。
　　三、脆弱的统合之基：省党部人事构成与党务经费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初步确立了以党治国体制。在政党与政府这对双轨体制中，成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如何协调二者关系，考验着他的执政有效能力。从中央层面而言，国民党实现了比较直接的“以党统政”制度，国民党直接领导五院制的国民政府，政府只是党的决议的执行者，党的领导人同时兼任政府高级职务。[43]
　　与国民党中央层面比较明确而稳定的党政关系相比，地方省级党政关系却十分复杂。1928年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临时办法案》，规定：“凡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得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请政府依法查办。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有认为不满意时，亦得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44]按此观察，国民党中央规定此时的地方党政关系是一种平行而互不统属的相互监督关系。1929年6月15日，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党与政府对于训政之权限及各级党部与政府关系之决议》，对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作了如下规定：“(一)凡各级党部对于同级政府之用人、行政、司法以及其他举措，有认为不合时，应报告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咨其上级政府处理。(二)凡各级政府对于同级党部之举措认为不满意时，应报告上级政府转咨其上级党部处理”。[45]这一规定基本继承了二届二中全会关于各级党政关系临时办法的思路，地方党部对地方政府之具体举措并无直接干预的权力，只能通过既定途径逐级反映而达到监督与制衡目的。实施“训政”下的地方党部，其主要职能是在中央党部指挥并监督下，推行下列事务：一、培植地方自治之社会基础;二、宣传训政方针;三、开导人民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四、指导人民努力完成地方自治所必备之先决条件;五、促进其他关于地方自治之工作。[46]按此设计，地方党政之间各自运行而彼此监督。
　　按制度形态而言，训政下的国民党的地方省党部虽然缺乏直接指导省府政务的权力，但可以对地方实施监督之权。然就事实而言，除部分国民党中央直接能够控制的省区外，地方党部的发展或受到地方省府之抵制，或直接是受省府之控制，中央党部对此无可奈何。云南就属此中之典型。
　　民国以来，云南地方军政事务基本为地方实力派所控制，中央政府对此难以过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此种形态。很大程度上，政党在云南地方的发展，直接受到地方实力派政治态度与立场之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国民党在云南组织发展的混乱，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唐继尧对国民党在云南发展的抵制。龙云执政下的云南，虽然也表示服从于国民党，但也对国民党怀有深刻戒心，国民党中央对云南地方党务不论人事、抑或经费，均难以干预。在国民党中央高层的人事格局中，党的领导与国民政府的领导基本重合。而按照国民党中央颁布的前述相关制度而论，地方党政分开，其人事自属分离。不过，具体到实际层面，各省情况则参差不齐。有研究成果表明，1934年的各省党政人事结构中，仅江苏、安徽、湖北等10省市没有党政委员兼职，部分省市党政委员兼职比例较低，而部分省市不止党政委员兼职，党政首脑亦为重合。[47]具体而言，中央势力所及之省，兼职情况较少，国民党地方党政兼职情况较多者，主要集中于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省份。[48]云南即是其中之一，并且兼职情况相当严重。以前述1930年9月13日根据国民党中央命令而改组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的结构为例，龙云、张邦翰、陈廷壁为常务委员，卢汉、陈玉科、杨文清、裴存藩等人为指导委员。上述诸人，基本都与龙云关系密切，大部分都在或曾任过云南省政府委员或下属机构主官，表现出云南地方党务的人事安排整体是以龙云亲近人士为主构成。换言之，应为龙云指定而后呈报国民党中央进行形式上的准批而已。1938年，国民党中央要求云南省指导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龙云为主任委员，卢汉、张邦翰、陆崇仁、陈廷壁、裴存藩、杨文清、陈玉科、龚自知、李培炎、赵澍、杨家麟为执行委员，陇体要为书记长。[49]这也并没有改变此前龙云实际控制省党部的情况。以上各人，陇体要是国民党中央因云南为抗战大后方，其本人为云南籍，故派入云南任职者，其他则基本为龙云亲信者。这说明，自龙云执政后，云南地方党务虽进入“稳定状态”，有一定发展，但国民党在云南地方的基础依然薄弱，对云南的统合相当脆弱。
　　国民党在云南基础的薄弱，不仅表现在党政领导的人事构成方面，还表现在经费的来源方面。1928年，国民党规定“各级党部之经费，多由各级政府筹给”，具体为“多由各级政府于所征收各机关所得捐拨充，并补助不足之数”。[50]1930年，国民党中央又就党务经费做出规定：“中央之党务，以中央直辖各机关人员之所得捐充之;省党部之经费，以省政府及所属各机关人员所得捐充之;县党部之经费，除以县政府所属各机关人员及全县党员所得捐四分之一拨充之，由县党部以成绩为标准补助之”。[51]这些规定，事实上导致地方党部的经费基本依赖于政府。于是，经费一项，成为地方党部发展的重要制衡因素。云南省党部在1938年的工作报告总结中就指出因经费关系，使许多工作与计划“徒托空谈，无法实现”，称“倘此后若能筹有相当经费，推进各地党务时，则工作人员实有继续训练之必要。似此，而欲与各腹省党务之进展并驾齐驱，势所难能”。[52]从中可以窥视出云南省党部经费问题之严重。
　　1938年的《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对1930-1937年云南省党部正式成立后的经费收支情况进行了说明。具体情况如下：[53]
　　1.自1930年3月11日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费一项，从未筹有的款”，都是由云南省政实支实拨。在逐步推进市县党部工作后，党务经费仍是按月支拨，这造成“诸多不便”。因此，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拟具经费预算上呈国民党中央，决定日常党务经费由国民党中央与云南省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每月补助国币4000元，云南省政府补助国币1200元，每月共5200元。
　　2.1932年，各市县党部逐渐推广成立10余处，如果按照原有经费核拨，“虽勉可敷用，然已深感困难”，于是呈请酌予增加。最后决定从1932年10月开始，由云南省政府每月多拨1000元，即省政府补助经费达2200元。
　　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以国库支绌为由，将每月补助云南地方党部的经费，由4000元遽减为2000元。经费虽然核减，但支发各市县的补助费仍维持现状，导致云南省指导委员会的经费“捉襟见肘矣”。
　　4.1935年5月后，由于中共红军入滇，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派各职员组队宣传”，然正当工作紧张之时，云南省政府以“军费浩繁，省库存空虚”为由，缩减各机关的经费，原来拨付的党务经费“竟缩减为半数”。经再交涉，云南省政府才决定改为月拨国币1000元。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收入锐减，原有另列的《民国日报》社之补助费、特务队之经常费，均由指导委员会的现有经费开支，“其艰窘拮据之状，真有不堪言喻者”。于是“债务累累，偿还无期”。虽多次向国民党中央申述困难，请求补助，但都“未蒙允许”。而后国民党中央还通知云南地方党部，出于国家困难的形势，自1938年开始，以后中央补助云南党务的经费仅为原来七成，云南地方省政府补助的经费仅为原来的八成，其全部党务经费收入，仅计4600元。
　　从上述经费变化情况可以观察出，最初国民党中央对云南省党部的经费补助尚多，然越来越少，最后虽不完全依赖于云南省政府，但事实上地方省府的补助却实占其活动经费的重要部分。到1938年后，国民党中央补助云南地方党务活动的经费比例更少：中央补助国币1400元，约合新滇币2800元;云南省财政厅补助6400元。[54]此处资料所言的云南省财政厅补助6400元，未说明是国币还是新滇币，根据前后文及当时云南的财政情况，应是指新滇币。从中可以看出，1938年时，国民党中央补助云南地方党务活动的经费仅占全部的三分之一。经费不足，自然影响地方党务的发展，是故云南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称：“尚望中央当局，顾念本会情势之危急，而有以扶植之”。[55]不过，此时国民党中央正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根本无力顾及云南地方党务，云南党部遂陷入“穷途末路，已属危局难支”、“更不知达何程度也”的局面。[56]
　　事实上，国民党中央一直试图改变云南这一严重失衡的党政关系。陇体要在1939年9月11日出席云南省党部总理纪念周的报告中的一段话，颇能反映这一复杂关系及国民党的心态：
　　社会一般人对本党各级工作，有很多不正确的观念，有些人握[把]党部看作议会的性质，认为省党部就等于省议会，县党部就等于县议会，其实各级党部与议会的性质绝不相同。本党是直接代表人民执行政权的革命党，党部与各级地政机关，都是施行本党的政纲政策的，而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与此却不相同，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外此[，]有些人看见党部可以检举贪污，就把党部看作单纯的监察机关;看见党部时常举行集会[，]散会发传单，又把党部看作是单纯的宣传机关;看见党部进行种种肃反工作，就把党部看作是单纯的特务机关。这许多错误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一种观察，根本由于对本党认识不正确，而最笑话的是社会上居然对党划出党界，与政界军界学界并称。其实党界这个名词，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党务工作是多方面的表现，范围颇广，而党员又无所不包，军政学农工商各界的人都有，所以根本不能划分党界。党务工作不过是各种事业总其成而已。再进一步言之，党政一体，党务工作与行政工作根本不能分割，所不同者不过是职权上的差别。[57]
　　据陇体要的这一观察，当时云南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并不清楚省党部的职权，认为省党部是议会或者宣传、监察机关。这种认识虽然有其片面性，然也颇能清晰的体现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在云南军政格局中的尴尬角色。虽然强调“党政一体”、“党务”与“政务”不能分割，希望增强党的声音，但经费无保障，人事基本为云南实力派所控制，想“党政一体”，事实上只能“党附于政”。因此，社会上的普遍观察并非毫无道理，折射了国民党力量在云南的薄弱。以此之党基，想将云南纳于“党治”之下，又谈何容易。国民党在云南发展的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云南的薄弱，是国民党无法真正统合云南的重要因素。
　　
    注释：
　　[1]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
　　[2]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2次常委会通过《训政纲领》，并在1929年3月19日的国民党三大上得到确认。《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则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的施行。于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地位得以从制度层面确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5页)。
　　[3] 段金生、贺江枫：《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学术史认知》，《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
　　[4] 段金生：《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政治区域化场景下的边疆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5] 关于国民党的通史研究，主要有：张其昀《党史概要》(1-5册及补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彦奇、张同新《中国国民党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马尚斌等《中国国民党史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刘健清等《中国国民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肖效钦《中国国民党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宋春《中国国民党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苗建寅《中国国民党史》(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1-5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孔庆泰《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另外，一些民国通史性著作也关涉到国民党的发展史。关于专题研究方面，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有：尚明轩《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钟声《论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上、中、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 ·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团体制的形成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等。
　　[6] 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无关于国民党在云南省党部发展的较全面的论述。
　　[7] 关于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演变，参见拙文：《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待刊稿;关于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及中国国民党在1912-1927年间的发展状况，拟另专文探讨。
　　[8] 中国国民党五部档案：6199，《云南农运特派员陈能新等致中央农民部呈》(1926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电子版，后面所引中国国民党特种、汉口档案，皆出此处，不另注明。
　　[9] 张若谷、李表东：《一九二六年“倒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10] 中国国民党五部档案 16388：《解决云南党务政治军事问题案(何应钦、王伯群提)》，1927年，具体日期不详。据内容判断应在1927年云南六四政变之后。
　　[11] 杨立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在云南的革命活动》，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8辑，1982年，第11-12页。
　　[12]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云南地方史》第1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13] 《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执行委员会成立启用印信通电》(1927年4月28日)，《云南档案史料》1987年第17期。因负责人李培炎为龙云舅子，亦被称为舅子派。
　　[14] 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0394：《云南省党部筹备处呈中执会电》，1927年6月9日。
　　[15] 杨大铸：《中国国民党云南革命小史(续)》，《云南党务》第1卷第11期，1939年，第8页。
　　[16] 圆通派前后仅存在一个多月，参见杨光惠、蒋子孝：《国民党云南“圆通派”始末》，《云南文史集粹》第1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8页。
　　[17]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十(近代之五)，内部编印发行，1984年，第107-108页。
　　[18]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根据前后文内容，应为是年3月，具体日期不详，后同。
　　[19]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昆明：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85年，第357页。
　　[20]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21]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22]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23]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24]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358页。
　　[25] 陈征平：《民国政治结构变动中的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26]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27] 中国国民党汉口档案0394：《云南省党部筹备处呈中执会电》，1927年6月9日。
　　[28]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7页。
　　[29]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30]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8页。
　　[31]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32]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1985年，第364页。
　　[33]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34]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此处数据与上述数据不吻合，但原文如此。而《续云南通志长编》则言：在抗战之前，云南省举办过四期党务培训班，共计毕业学员328人。(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69页。)
　　[35]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36]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37]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38]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64页。
　　[39] 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64页。
　　[40]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41]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42]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43]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30-733页。
　　[4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页。
　　[4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第5页。
　　[4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第4页。
　　[47]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188-189页。
　　[48] 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 )，第736-737页。
　　[49]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第358页。
　　[5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党概史》，中央训练部印，全宗号711(4)，案卷号433。转引自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 )，第841、843页。
　　[51]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9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9年，第184-185页。
　　[52]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53]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54]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3：《云南省党务概况统计表》1938年4月。
　　[55]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56] 中国国民党特种档案 特6/31.2：《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年。
　　[57] 陇体要：《党务工作与行政工作》，《云南党务》1939年第6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