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部队--国民党抗日王牌七十四军》,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作者:关河五十州)。
当日历翻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有远东第一都市之称的上海正被重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在黄浦江岸,阳光依旧灿烂,绿色的原野仍然充满着生机和希望,但是混浊的江面上却已经停满了抛锚的军舰,而且每艘军舰的尾部都无一例外地悬挂着一面膏药旗。
除了杀气腾腾,将炮口正对岸边的军舰之外,从头顶隆隆飞过的轰炸机的机翼下面,也同样涂有红色的膏药标记。轰炸机的袭击目标是上海市政府大楼,在排成纵队的机群向大楼发起俯冲后,大楼圆顶瞬间升起了滚滚浓烟。
战争让昔日的繁华都市完全变了样,往常车来车往和人头攒动的景象正在如同泡沫一样消失,人们把宾馆和办公楼都打造成了堡垒,所有的低层窗户都被堵得严严实实,门口的沙袋则堆得像柴火堆一般。
上海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争,五年前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叫第一次淞沪会战,时隔多年,第二次淞沪会战又接踵而至。
八月二十三日,以第十一师团为主力的日本陆军两个师团在长江南岸登陆,此举不仅减轻了正在市区作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压力,并且对中国军队的防守左翼形成极大威胁。这一举措与日军在第一次淞沪会战中使用过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规模更大而已。
第十一师团登陆后,即直扑罗店。位于淞沪侧背的罗店镇乃沪宁交通枢纽,日军一旦予以控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掐断中国军队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如此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作战双方自然都会不惜血本地舍命相争。
按照中国统帅部的命令,第十一师在罗店与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争夺战。他们多次夺回罗店,但很快又告失守,接着再夺再争,有时一线阵地要反复易手七八次之多。
罗店附近有一座野战救护所,每天从罗店送来的伤兵都络绎不绝。常常发生这种情况,某担架兵今天还在抬运伤员,第二天便在火线抢救伤员时被炮弹炸死了,连抬下来治伤的机会都没有。
整个罗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被称作“血肉磨坊”。紧急时刻,统帅部决定派第五十一师增援罗店,以稳定该地区战局。
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第五十一师,就是日后被称为“虎部队”的第七十四军的前身。第五十一师本身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它的基础是补充第一旅,一九三三年冬天,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而成。
补充旅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均为北方人,且大多为原西北军。美国军事观察家、海军陆战队情报军官卡尔逊十年前曾来过中国,那时中国士兵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个会打仗的商品,作战时只根据军饷拿多拿少选择出力的程度,给的钱多,就起劲一些,若是给的钱少,坐地就给你耍赖。
卡尔逊所说的打仗拿钱的士兵,实际上就是募兵。西北军全是募兵,而且是募兵中质量比较高的,当时凡由西北军这个体系训练出来的募兵,普遍都经过较为严格的训练,具有一定的作战技能和经验。
补充旅的中高层军官主要由黄埔军校的学生充任。民国时有一个顺口溜,叫做“保定的课堂,讲武的操场,黄埔的战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三大军校的特点。一般来说,保定军校的教育最完整、最正规也最扎实,早期的保定生需要七年才能毕业,所以保定生只要能够混上去的,多是师、军乃至是集团军一级的高级指挥官。云南讲武堂实施的则是残酷训练,学生在操场上不累死也得被扒层皮,这造成了有一段时间,云南滇军曾称霸西南,无人能敌。
与以上两个老字号相比,黄埔军校带有速成班的性质和特点,不仅受训期极短,而且所学课程也不过是团一级的军事教育,但黄埔生因为一放下书本就进入了战场,实战经验相对丰富。
以剽悍敢斗的北方老兵为底子,以接受过基本军事教育的黄埔军官为骨干,使得补充旅很快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军。
卡尔逊对中国观察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一支军队能打仗,是嫡系,并不一定就能生存发展得下去,何况补充旅并不是一个正规番号,属于中央军里的杂牌,一不小心很容易被别人兼并补充。它能够逐渐站稳脚跟,并且扩大规模,靠的不光是战功,还有无穷无尽的中国式智慧,而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便是补充旅旅长王耀武。
据说王耀武在当旅长的前一年,曾经去看过相。算命先生量了他的左手五指,说他有文相武帅之像,走路虎行,必主大贵,而且最近就会有乔升之喜。
王耀武起初也许没太当一回事,但没想到第二年春天,相还真应验了。这下子不仅算命先生的生意爆红,连带王耀武本人也隐隐然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有人说他是“燕颈熊背虎屁股”,王耀武听了很高兴,给全旅官兵训话时,常常特意把两腿张开,上身前倾,好象随时要像猛虎一般扑出去的样子。每逢讲到带劲处,他还会把右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的鼻子尖:“我王耀武要是贪生怕死,就是没有父母的骨头!”
“文相武帅,走路虎行”那会,王耀武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日后真的会跟老虎这个名号沾上边,他当时烦心的,是如何在具有中国国情的军队体系里,为部队找到一个最好的发展途径。
王耀武原籍山东泰安。这个外表看上去略显粗犷的山东大汉,却有着一颗非常细腻的心,说白了,就是很会做人。就职旅长的第二天,他就大发通电和快邮代电,总计不下百余件。收到他电报的人,凡是学历或官职比他高的,哪怕只是一面之交,他都要在电报抬头上尊称为老师、长官,自己则谦称学生、部属。
王耀武不是光嘴上客气,逢年过节,都要给指挥他的机构人员送礼物和津贴,而且还要不辞劳苦地亲自安排办理,务求让大家都妥妥贴贴,舒舒服服。长此以往,指挥机构里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没有对他不满意的,遇到方便处也都尽量予以方便。
遍洒甘露只是为了广积善缘,真遇到事,得另外有点过硬的路子才行。当时王耀武最忌讳和最害怕的,是被拨归陈诚指挥。作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大鳄”,陈诚但凡看到杂牌或是中央军中的杂牌,眼睛都是红的,那真是见一个吃一个,见一双吞一双。陈诚曾在江西临时指挥过一个地方师,结果处着处着,就想把人家给兼并掉,对方不肯,官司一度打到南京军政部,弄得军政部长何应钦都左右为难。
为了避开这个风险,王耀武决定跟中央军的另一个实力派顾祝同搭上关系,他用以取得顾祝同信任的一个办法,是提拔李天霞为代团长。
李天霞本人业务水平自然不赖,当团长是没话说,同时他又是钱大钧的亲戚,而钱大钧和顾祝同曾同为黄埔教官,乃是至交密友。通过山重水复的这么来回一转悠,王耀武终于跟顾祝同牵上了线,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补充旅挪到了顾祝同的保护伞下。
被陈诚“补充”的危险是暂时没有了,但树挪死,人挪活,老是呆着不动,部队也不会有多大前途。成立补充旅的第二年,恰逢红军北上先遣队进抵江西东北地区,南昌行营急调部队进行围追堵截。
王耀武立刻发现这是一个机会,据他判断,北上先遣队脱离了江西苏区这一老根据地,新根据地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一路作战都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必然疲困不堪。补充旅若是能够加入“追剿”队伍,一定能够从中捞到战功。
要走,得先经过顾祝同这一关,但顾祝同已经对王耀武非常欣赏和认可,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放人。
凡是王耀武心问口、口问心地盘算许久才想好的主意,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你不是不同意吗?那我就天天来请求,反正是冬瓜茄子、陈谷子烂芝麻地扯一通,既表明立场,也让故主知道,我要出去决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而纯粹是出于公心。
孙大圣见了会唠叨的唐长老都头疼,何况是顾祝同。与此同时,王耀武又去找何应钦请命,加上俞济时一再向南昌行营告急,顾祝同不得不接受行营命令,让补充旅脱离了自己的掌握。后来顾祝同跟何应钦在一起闲谈,还说王耀武真是很“调皮”。
“调皮”的王耀武获得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追剿”红军先遣队的这段经历不仅增加了补充旅的战功战史,还为他攀上俞济时创造了机会。
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生,曾以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一次淞沪会战,称得上要资历有资历,要军功有军功,而且他还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早就被蒋介石倚为心腹。当时俞济时的职务是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天子门生的光环和够硬够铁的关系背景,让他一度态度跋扈,但在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军”总指挥后,俞济时的脑袋就昂不起来了: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的交锋中,因屡次失利,他先后遭到了记大过和撤职留任的处分。
与这位沮丧的临时上司相处,王耀武丝毫不敢怠慢,以前怎么给顾祝同牵马坠蹬,现在还是给予一样的待遇。哪怕俞济时随便讲一句话,王耀武都要做为重要的上级指示,给部下们传达一番。当俞济时的指挥部随同补充旅的旅部一同行进时,王耀武总是不离俞济时的左右,他还特地从全旅挑选精壮士兵,编成警卫排,为俞济时提供安全保卫。
补充旅既能打仗,旅长对上司又这么体贴入微兼谦虚谨慎,恐怕没有哪个上司会不喜欢。很快,俞济时就把王耀武看成了自己人,以后随着“追剿”的结束,尽管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已经解除,但俞济时一直罩着王耀武。要不然像补充旅这样无正式番号的部队,即便有“剿匪”的战功,也很难逃脱消失的命运--不是在继续追击红军的路途中被消耗,就是一不小心被哪个“大鳄”给改编或兼并掉了。
凭着自己领悟出来的关系学,王耀武得以一路过关斩将,遇水叠桥,补充旅先是被扩编为新十一师,接着又升级为暂五十一师,后来“暂”也拿掉了。到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前,第五十一师已成为三团制乙种师,并内定将扩编为两旅四团制的甲种师。
淞沪会战爆发前,五十一师正在陕西汉中整训。接到统帅部的征调令后,王耀武立即率部集结于宝鸡火车站,通过军用列车紧急输送的方式,昼夜兼程赶往上海。
淞沪战场有多么险恶,五十一师在行军途中就感受到了。汉中有一个天主教堂,之前五十一师跟这个教堂从无接触,官兵们也没有信教的,但在部队即将整队出发时,教堂却发来请帖,要给营以上官兵设宴送行。
出于礼貌,受邀军官都赴了约。后来才知道主持教堂的是意大利神父,该教堂实际是一个潜伏的国际间谍组织,他们在想方设法搜集并向日方提供关于五十一师的情报。
由于日军掌握着五十一师的出行情报,他们开始派飞机沿途进行跟踪侦察。当部队到达浦口时,列车必须换乘渡轮过江,日机趁势进行轰炸,幸亏当时是晚上,沿江已实施灯火管制,日机飞行员看不清目标,炸弹才没有落到船上。
使五十一师略受损伤的是在苏州火车站。那里是军火补给点,每列火车至少得停留两个小时,以便换发新武器和新装备,这么长时间的停留,终于还是给日机轰炸找到了机会。
行军途中心惊肉跳的经历,让王耀武多长了心眼。接到统帅部的增援令后,他没有贸贸然出击,而是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急行军搜索前进,到达嘉定前线后稍事整顿,再联系友军。第二步才是加入作战。
根据王耀武的指示,三〇六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嘉定开去。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拂晓,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急行军,他们安全到达了嘉定县。此时天还没亮,团长邱维达在县城里转了转,想找人了解点情况,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全城已空无一人,老百姓早就跑光了。
这该怎么办?王耀武事先并没有给出答案。
邱维达素以冷静有涵养著称。有一次部队出发,王耀武临时安排宿营地点,官兵们迟迟没能集结得起来。王耀武顿时就火了,对着当时担任参谋主任的邱维达大发脾气,骂他:“混蛋,小子,寡廉鲜耻!”
其实整件事并不一定是邱维达的责任,但他自始至终没替自己辩解一句,脸上的表情也非常自然,过后还是该干啥就干啥,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或出现情绪波动。为此,邱维达得到了一个“橡皮气袋”的绰号。
若是你据此认为邱维达是一个只会忍受吞声的受气包,那你就错了。有些事,是完全可以不用理会的,比如对方冲动之下的气话。难道邱维达可以这样回答他的上司:“我不混蛋,我不小子,我不寡廉鲜耻……”
关键还是自己要有主见,事情做错了,就认,下次记得改进;事情没做错,你骂了等于白骂,我当耳旁风。邱维达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才可以从幕僚升到能够独负其任的军事主官。
眼下就是需要邱维达独自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候。他首先登上城墙进行观察,发现城墙还算坚固,可以用作临时野战工事。这也就说明部队无需惊慌,就算日军立马杀到眼前,都能凭城固守。
接着邱维达派一个营向罗店方向进行戒备,其余部队休息,以解除疲劳。到罗店联系友军的任务被交给了营长刘振武,邱维达让他快去快回,查明情报后立即上报。
刘振武沿着公路走到了罗店以南的施相公庙,在那里,他碰到了十一师的一个营长,知道罗店又被日军第十一师团第占领了,而十一师昨天发动的反击战没有获得成功,部队伤亡很重。目前退守施相公庙的师主力正在加强防御工事,以应对日军向南的进攻。
接到刘振武的报告,邱维达明白火速增援是必须的,只是如何增援颇有讲究。
天亮之后,日机照旧还要前来骚扰,此外,江面上日军远程舰炮的威力也不可小觑,它们是可以打到嘉定来的。邱维达得到的信息是,有的友军还在增援过程中就被炮弹给炸乱了,部队损失严重。为了不致重蹈覆辙,他下令官兵一律进行伪装,并利用公路两侧的排水沟向施相公庙隐蔽前进。
下午四点,各营报告陆续进入阵地,与十一师完成部分接防。这时邱维达才嘘了口气,他相信只要第一步站稳当了,以后有的是办法。
打仗要是不动脑,打的可能永远都是笨仗。正式接替施相公庙阵地后,邱维达开始捉摸如何才能打聪明仗。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一个固定规律。他们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先用飞机对中方阵地狂轰滥炸一阵,接着再升起风式观测气球,指示陆地炮兵和海军舰炮作第二次炮击,到了最后一步,步兵才会直接发动进攻。
罗店一带到处都是棉田,尽管棉花梗不如北方高梁那么高大密集,但若是部队分散隐蔽在里面,日机也很难发现,所以当成群的日机前来轰炸时,大家不但不害怕,还会加以调侃:“你看,老鸦又在下蛋了。”
有观测气球指引的炮击就不同了,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往棉花地里跑,等于送死。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做工事方面又普遍不太讲究,战壕挖得既不深,也不够坚固,而且很容易暴露,在炮击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被炮弹碎片杀伤的士兵为数不少。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十一师某连的掩蔽部里,炸死炸伤了一个排的预备队,连长被炸得只剩一条腿,惨不忍睹。
有经验的老兵通常知道怎么防炮。比如你要是看见一堆喷射的烟火,就可以立刻断定是一颗大炮弹快要飞过来了,而这堆烟火喷射的方向若是直冲着你所在阵地,就得赶快爬开。更厉害一些的,还可以直接根据炮弹的呼啸声,辨别出炮弹飞行的方向和可能的攻击点。
可是这里依据的主要还是内战经验,罗店战场上的情形完全不同,日军施射的几乎全是重炮,且非常密集,随着炮弹一排排地落下,浓烈的火药味足以塞住每个人的呼吸。这时候什么声音都不容易辨别了,你再怎么竖起耳朵,能听到的,都像是“十万只大锣同时在敲击”。
慌乱之下,一些缺乏战斗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往往会舍弃战壕,往竹林或小山包里钻,但这么一来正中敌人下怀。竹林、小山包和棉花地一样,目标明显,他们可以将所有炮火对准了打,结果不言而喻,看上去适于躲避的地方反而死伤的人更多。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靠工事进行防御和掩护。以前工事质量一般,那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大多没有什么重火力,用它来挡挡子弹就可以了,没人想到也没必要把工事弄得那么考究。现在则不同了,邱维达规定从团指挥所直达第一线,均须修筑有掩体战壕以及交通壕,并限三天内完成作业。
一发炮弹炸垮一个排这样的惨事,也要尽量避免。邱维达的应对措施是纵深疏散配置兵力,别说一个排,一个班都分散开来,以免被日军的炮弹给端了窝。另外他始终没有忘记的一点,就是对部队和阵地进行全面伪装,总之是隐蔽得越深越好。
至八月二十九日,三〇六团阵地部署就绪。那个时候,因为蒋介石对曾国藩的用兵之道非常推崇,所以就连黄埔教材都采用了“曾胡治兵语录”。邱维达是黄埔四期生,他很信服曾老爷子的一句名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显然,没有把握地盲目出击,只会得到一个夜半临深池的结果,只有在已经构筑出巩固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谋求“变化”。
在这几天里面,由于日军掌握着制空权,士兵们白天烧个饭冒个烟都会招来日机的扫射轰炸,但是到了晚上,日军一般都龟缩不动,敌方阵地上一片沉寂。
如何寻求“变化”,就是要找机会寻缝隙。邱维达认为眼下就是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当天深夜,他派三营向罗店日军发起了强袭。
三营在营长胡豪的指挥下,乘敌不备,一鼓作气地冲入罗店南侧阵地,砸开了一个六十多米的缺口。在此之前,其它中国友军打的都是阵地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突袭,日军猝不及防,黑暗中只好拿起武器向四周乱射一气。
敲山震虎之后,三营并没有继续深入,而是见好就收,拖枪便走。日军哪里肯舍,跟在后面就追。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胡豪且战且退,一直把追敌逗引到了己方阵地前。
饶你精似鬼,也免不了照喝洗脚水。见对方已经中计,邱维达立即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集中全团轻重火力,对暴露在阵地前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
战斗至天明,阵地枪炮声逐渐稀疏。邱维达举起望眼镜进行观察,看到阵地前沿的日本兵死伤累累,这说明前来追击的日军已被击溃。各营剩下来的事只是打扫战场,收缴武器而已。
按照中方记录,此役击毙日军中队长秀吉三郎以下近三百人,日军联队长竹田负伤,三〇六团阵亡营长詹文、刘振武以下两百多人,是一场划得来的胜仗。整个五十一师由此士气大振,自进入淞沪战场以来,官兵们或多或少都存有一些怯敌心理,至此也烟消云散。尽管夜袭的成功并不可能再三再四地复制,但还是挡不住友军部队的“羡慕忌妒恨”:“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枝八枝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
夜袭战的第二天,上海的《申报》和《大公报》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五十一师的战绩,同时还配发了师长王耀武的大幅照片,其中《申文》更著文称赞:“此次五十一师拒敌大捷,其勇敢机智,实令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淞沪会战基本上集结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部精锐,可谓大牌云集。比如五十一师接防的第十一师,就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陈诚为之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他认为最优秀的将领,论名气也要远远盖过五十一师,但五十一师愣是靠自己的表现和努力,在上海滩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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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甜甜 最后更新:2015-03-28 14: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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