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莲花池到首尔青瓦台
2019-04-29 15:50:35 来源：梧桐树叶 作者：李媛媛 点击： 复制链接
2017年12月16日，首次访华的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结束了北京的行程来到重庆访问。韩国媒体用“建国之根”来描述了他此行选择除首都之外的城市——重庆的意义。
12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
这是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文在寅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女士于2017年12月16日上午参观重庆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图片来源于网易）
抗战时期，有不少外国使馆都迁至战时首都四川省重庆市(今重庆直辖市)在这些机构中，比较特别的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直接把重庆作为了临时首都，直到1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投降，11月2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至本国国土。
青瓦台发言人朴洙贤称重庆为韩国“建国之根” (图片来源于网络截图 韩民族日报报道)
我们不妨跟随文在寅总统在重庆访问的脚步了解下这段历史。
首先是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的莲花池38号，这是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以下是历史老照片与近日照片对比。
昔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大门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如今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大门
(雷晓航 摄于2015年12月27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临时政府为何会设立在重庆呢?这要从公元1896年说起，朝鲜高宗在俄国的支持下，“升级”为大韩帝国，从此，朝鲜改国号为韩，这就是现在大韩民国国名的最初来源。然而，到了公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罗斯战败，韩国被日本控制，1905年，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朝鲜王朝(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强占了朝鲜半岛，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韩国国民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日本入侵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于1909年，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就在哈尔滨成功刺杀了日本第一任驻韩统监伊藤博文。
安重根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伊藤博文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公元1919年3月1日，因为日本禁止学校使用朝鲜语，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柳宽顺等青年学生在汉城发表“三一独立宣言”。同年，朝鲜独立运动人士先后在海参崴、上海、汉城等地建立了类似临时政府的组织，临时政府获得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以及法国、波兰等国的承认，上海也曾经成为韩国的临时首都，为了解决三地政府并存这一问题，经过各方协商，1919年9月，三处临时政府合并于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国境内迁移图
(李媛媛 2017年5月25日摄于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韩国临时政府几度迁移，根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迁移地址一览表所示:历经杭州、镇江、长沙、广州、柳州等地辗转，1932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尹奉吉得成功义举之后，为躲避日本军警的搜捕，踏上了长达8年的避难之旅，继续坚持反日独立运动，在中国国民政府的帮助下，1940年9月，最终迁至战时首都重庆，10月8日，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举行会议，选举金九为国务会议主席。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迁移地址一览表
(李媛媛 2017年11月28日摄于 北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之前在1939年5月，临时政府迁移到四川省綦江县(今为重庆市綦江区)沱湾镇。据《重庆文史资料》记载：这栋房屋位于綦江城区沱湾临江街，为抗日战争时期韩国抗日团地驻地之一，现房屋已毁，仅留残壁两面。当时的金九主席就住在附近的盐号。
图文来源于苟军搜集文史资料 
图片来源于张颖搜集资料
沱湾今貌 (张颖 2016年 摄于重庆綦江)
为了加强团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在重庆綦江召开多党联合会议，将其改组为以多党合作为基础的政府，修改《临时宪章》，颁布《建国纲领》。
韩国派团访问綦江 (图片来源于张颖搜集资料)
为了躲避日机大轰炸，朝鲜侨民向市郊疏散，1940年9月又移往巴县土桥乡屏都镇，七户朝鲜侨民联合起来，在巴县第一区土桥场(今土桥正街148号)购置了一楼一底的一栋瓦房居住。在1941年至1942年间，朝鲜侨民于巴县土桥场(今巴南区土桥场)不远的花溪洞坎处(原一区刘保四甲，今花溪村二组)购买杨氏土地数亩，修建了三栋平房，其中土墙瓦房一栋，木穿斗瓦房两栋，每栋房屋为前后各三间，每间为十四平方米。
重庆临时政府要员和家属居住过的土桥韩人村
(2017年5月25日 摄 翻拍于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继后又于1944年，在距三栋平房不远的小山梁上，修造了礼堂和宿舍，可供办公和百多人集体住宿，不久组建了百人左右的队伍，房顶上悬挂大韩民国旗帜，标志着流亡韩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现房屋已无存)
居住在重庆的韩国人使用的公墓和尚山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朝鲜侨民十分注意与中国人搞好睦邻关系，临时政府请邻里农民吃饭，还常常到临近机关、工厂、学校进行篮球友谊赛。每年到了冬天，还在花溪河里冬泳，巴县政府在马王坪广场举办运动会，他们争取参加田径和球类各项比赛，他们时刻为收复祖国而努力锻炼身体。
土桥韩人村的3.1幼稚园秋季开学纪念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由于土桥场比较偏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极感工作不便，先后在市中心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今渝中区新华路、和平路一带)等地办过公，但均空间狭小。
住址填写的是 重庆市吴师爷巷一号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后经多番考察，他们在市中区七星岗的莲花池街租了一处行馆(现为莲花池38号)莲花池，明崇祯时礼部尚书王应熊居此，称“涵园”，园内有二池种莲花，故名。稍加修建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45年初迁往该处办公，占地约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770平方米，其内有小院，院外有院坝，修建了防空洞。顺石阶而上，往右侧拐弯，4号楼2层的第一个房间，从1945年1月到当年11月，金九在此居住了近10个月。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及各部门在重庆市区示意图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说起租住此处也是曲折，当时临时政府想租下行馆，遭到屋主断然拒绝，原来，行馆是生意人范伯溶的房产，相当于现在的行业宾馆，只给来重庆做生意的同行住。
多次碰壁后，临时政府主席办公室主任闵石麟亲自到范泊溶府上，讲解韩国志士艰苦卓越的抗战事迹，并表达了所有在华韩国人的共同心愿：先帮助中国驱除日寇，再争取韩国独立。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范伯溶，他最后同意以一年40万法币出租，但窘迫的临时政府无力承担租金。闵石麟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从国民政府处获得财政援助，得以支付房租。1945年1月，临时政府从和平路师爷巷1号搬到了莲花池，国民政府派遣了6名警官守卫。
重庆时期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尽管临时政府在各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但仍然很窘迫。闵石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每次见到金九主席外出，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而彷徨时，就非常难过。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金九公馆旧址
(李媛媛 摄于2017年7月20日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
于是，闵石麟向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提出，希望支援金九主席一辆吉普车。陈诚很爽快的答应了，并配备了12支德国造的新式毛瑟手枪及10余套军服布料。闵石麟又在土桥新韩村青年会馆的学生兵中选拔了12名体格健全者，编成主席警卫队。
如今五栋陈列楼房复原，以砖木为主要建材，在保留原建筑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按原貌恢复了当年年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风貌。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这里曾因重庆城市重新开发计划面临被拆除的危机，后经多方努力，中韩政府共同决定对其进行修复，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韩国光复50周年)之际，经过修复的莲花池街38号，被辟为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陈列馆对外开放之日，韩国光复军的老兵、独立运动人的后人及政要出席了揭幕仪式。自从2000年重庆和首尔(原名汉城)通航后，每年都有数千韩国人来此缅怀。纪念馆内展示着独立运动家和光复军的照片、影像资料、各种遗物等。陈列馆常年吸引着许多韩国人来此瞻仰，成为中韩友谊的历史见证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200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以韩国临时政府迁渝为标志，重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朝鲜流亡志士从事反日独立运动的中心，他们认为：“中国的抗战首都重庆，是目前我们朝鲜独立运动的政治中心，因为在这里有临时政府、光复军司令部以及各党派的最高领导机关。”抗战期间，先后在重庆活动过的有10余个朝鲜党派团体。由于有一个公开而安全的环境，并得到国民政府多方面的支持，韩国临时政府在这里从事了大量的重要活动:朝鲜各党派合作的局面初步形成，韩国光复军的正式组建，争取国际承认的重大努力等等。这些活动成为朝鲜反日独立运动和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光复军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了“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韩国临时政府于12月9日在重庆发表宣言，向日本宣战。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
青年战地工作队 （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1939年朝鲜义勇队中的女队员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在韩国的影视作品中，就有不少讲述这段历史的。2015年由韩国著名导演崔东勋拍摄全智贤等明星主演的电影《暗杀》，就以1933年的上海和被日本占领朝鲜京城为故事背景，讲述了韩国临时政府要员和职业杀手联手暗杀亲日派的故事。2017年由韩国著名导演柳昇完拍摄的《军舰岛》也讲述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军舰岛内被日军强制征用的400余名朝鲜百姓改变命运的故事，明星宋仲基主演了在西安训练过的光复军，就在几天前，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还邀请影片导演等主创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再次放映并举行了导演见面会。这两部影片都在韩国获得过多项大奖，在中国公映时也引起不小的反响。
韩国电影《暗杀》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韩国电影《军舰岛》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杨天石的研究，1937年日警在中国吉林万宝山地区开枪射击中国农民。7月3日至9日，日本当局在朝鲜汉城等地煽起排华暴动，中国华侨受到袭击。此事引起蒋介石的震动，参看他7月24日日记：“余意即应对世界各国宣言及提案国际联盟会，暴露日本政府有组织的杀害侨民之罪恶”，“朝鲜合并，我国未经承认。中日所订条约，皆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开始调整政策，致力于抗日准备，加强了和韩国来华人士，特别是金九的联系。
金九(1876——1949)韩国黄海道海州人，早年参加抗日运动，三次被捕。1919年来华，先后担任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内务总长，1927年任国务领(总统)次年组织韩国独立党。在金九之外，流亡中国的韩国爱国者之间派系众多，分合频繁，经常发生内讧，无法形成统一的抗日复国力量。此时临时政府内部的党派斗争基本结束，新成立的韩国独立党开始执政，朝鲜独立运动人士金九为执行委员长。此时朝鲜独立运动的激进派——金元凤领导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尚未加入韩国临时政府。
金九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在援韩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注意处理派系关系，促进韩国爱国人士的团结。
此前，金九所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的主要工作是暗杀，但蒋介石不赞成这一做法，通过陈果夫向金表示：“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金九同意了蒋的意见，双方决定以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第一期培养军官100名。除金九按月得到中国方面的经费补助外，韩国流亡人士的回国活动费用，也常由陈果夫转请蒋接济。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李红 摄于2017年12月1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女士于2017年12月16日上午访问重庆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 图片来源于网易）
1940年1月，朱家骅密呈蒋介石，检讨堆韩国来华人士工作长期不见成效的原因，提出今后“似应采积极主动之态度。”3月30日，蒋命在重庆的日本、朝鲜等地革命首领会商，“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
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总务处职员一同抵西安留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5月8日，韩国国民党等党派在重庆发表解散宣言，共同组成新的韩国独立党，以金九为委员长。1941年5月，朝鲜另一大党民族革命党议决参加以独立党为主体、金九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流亡中国的韩国光复军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1937年8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南京召开代表大会，议决以韩籍学生为基础，组织义勇军。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蒋介石题词：“手足相卫”。“朝鲜义勇队”隶属于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其军费待遇与国民党军队一视同仁。
1939年4月韩国光复阵线青年工作队在柳州与各机关团体代表纪念合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朝鲜义勇队”由金若山任总队长，本部设3个组：机要、政治、总务，另设编辑委员会和训练所，全队人数314人。队本部于1938年12月移桂林，1940年3月移重庆。1940年3月，“朝鲜义勇队”提出战斗口号：“向敌后进军”。义勇队成立后，曾经转战中国6个战区、13个省，共印制对日宣传手册5万份、标语40万张、传单51万张。
1940年3月2日，金九向国民党有关机构提出，要求利用华北日军中的韩籍反正士兵成立光复军。4月11日，蒋介石批示“准予照办”。
图为金九主席(左)于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刘峙(右)在重庆成立大会上的合影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1940年9月17日，“韩国光复军”(朝鲜语：?? ???)在重庆李子坝嘉陵宾馆(当时瑞典公使馆、巴西大使馆、波兰大使馆、阿根廷大使馆、缅甸大使馆、挪威公使馆、伊朗公使馆等近10个使馆先后在此办公，现已无存)举行成立典礼，总司令部设立在现解放碑邹容路37号(2014年已拆毁)宋美龄特别捐赠慰劳金10万元。
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遗址 (西边那座雪 摄于2013年6月16日)
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遗址2014年状况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临时政府主席在光复军宣言中说，光复军将同中国军队一道为打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继续战斗。光复军总司令为李青天，光复军拟定编制为6级：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暂设支队，支队下辖三个区队(分队)。总司令部在成立之初设参谋、政训、副官三个处。组成人员为：总司令官李青天，参谋长李范，总务处长崔用德，参谋处长蔡君先，副官处长黄学秀，政训处长赵素昂，训练处长宋虎，军法处长洪震，管理处长金起元，军需处长车利锡，军医处长刘振东。
韩国光复军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经过双方协商，国民党将派遣军政干部至“韩国光复军”指导工作，光复军直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由参谋总长直接掌握，军费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支出。确定了“韩国光复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配合中国军队的五项任务：一、打入敌寇军队，煽动韩籍士兵;二、与朝鲜本土和旅外朝侨设法联络;三、招收朝籍有志青年，予以训练;四、经常在朝鲜本土及敌寇军队中散播复国运动的文告;五、觅取各种情报。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女士于2017年12月16日上午访问重庆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图片来源于网易）
1940年11月29日，为加强宣传和招募工作，并将这一工作推进到华北各省以至东北地区，韩国临时政府决定将光复军总司令部由重庆迁至西安。
抗战时期陕西省西安市政处通知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
由于光复军佩戴中国“青天白日”帽徽，指挥权属于中国军委会，因此，韩国流亡者方面出现不满议论“有损韩国独立之精神”，1942年5月15日，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1943年2月20日，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照会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另定《中韩互助军事协定》，使光复军“隶属于韩国临时政府。”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女士于2017年12月16日上午访问重庆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图片来源于网易）
在抗日战争期间，光复军利用其通晓日语的优势，主要从事书写标语、对敌广播喊话等瓦解敌军工作以及审讯敌军俘虏、破译敌军密码等工作。1943年9月，光复军组成“印缅战区工作队”赴印，协助盟军工作。他们在前线担负宣传、喊话、审讯等工作，受到盟军的好评。
光复军在前线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1944年底，51名从韩国本土被强征到日军中的学生兵从徐州兵营里逃出来，冒着被日本人发现后处死的危险，一路吃树皮草根，报着坚定的复国信念，几个月跋涉6000多公里，次年1月30日来到重庆，投奔重庆临时政府和光复军。 在临时政府的国旗下，51名学生兵接受了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的检阅。在欢迎大会上，“金九先生忍不住嚎啕大哭，会场里的与会者也跟着痛哭……”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合影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女士于2017年12月16日上午访问重庆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 图片来源于网易）
1945年7月，“光复军印缅战区工作队”完成任务后从印度撤退，返回重庆。1945年2月，光复军第二支队抽调90人，第三支队抽调22人，组成“飞行队”，接受了3个月飞行训练。韩国青年100多人在中国宜春成立了“飞虎队”，“飞虎队”曾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主要工作是对日军实行策反。在会战期间，“飞虎队”20人组成“特工队”，伪装成日军，打入敌营，俘获日军官兵数人并炸毁敌军指挥所数处，立下战功。“飞虎队”后编入光复军。
1920年2月在加利福利亚设立的韩人飞行员培训基地的队员们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关于韩国人协助中国空军抗战，其实由来已久。
在1995年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揭碑典礼上，原韩国空军参谋总长金信将军(金九儿子，1922年生于中国上海，1944年中国空军士官学员毕业)从韩国专程赶来出席，原因是“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有两名韩国人。经过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王坚多年考证、查访和研究，在中国空军总司令部编纂的《空军忠烈录》第一辑第209页上，发现一段这样的叙述：“田烈士相国，祖籍韩国，入我国籍后为江苏省江宁县人，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五年。在日本航空学校及我国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高级班毕业，初任日本航校教官，因怀亡国之痛，遂归我国投效空军……二十七年(1938年)8月21日，因公由汉口驾C.B机74号飞往四川成都，因发动机故障，坠落于湖北宜昌西60公里南沱江中殉职。遗妻及女一。”当时，韩国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他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抗击日寇，只好怀着亡国之痛，来到中国，加入中国籍变成江苏江宁人，以达到他抵抗外侮报效祖国的愿望。由于他性格沉毅果敢，每战奋勇当先，抗战初期就担任空中运输任务17次，出击敌军15次，均圆满完成任务，故获得连连擢升，直至上尉。
韩国抗日航空烈士田相国的女儿田惠卿女士展示当年父母亲的结婚照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摄于2005年10月27日）
另一位烈士金元英，在中国使用欧阳明的名字，是位战斗机飞行员，过去一直错以为他是上海人。《空军忠烈录》第一辑第508页上这样记载：“欧阳烈士明，上海市人，生于中华民国十一年9月6日(即1922年)。在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驱逐组毕业。任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九中队少尉三级飞行员。三十四年(即1945年)3月24日，烈士自湖南芷江驾机出击湘阴日军，起飞时因飞机故障失事殉职，遗有父母。”如今在四川省成都档案局保存着他的档案。
韩人飞行员金元英 （图片来源于作家张青松搜集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国空军部队参与作战的韩国人还有以下6位：崔用德，在中国使用崔沧石的名字，抗战期间任空军南昌总站站长。张圣哲，在中国使用留俄的名字，曾任空军昆明机械厂厂长。李英茂，任战斗机飞行员。崔镶城，任战斗机飞行员。孙基宗，任蒋介石专机机械士。金英哉，在中国使用王英哉的名字，曾任蒋介石专机机械士。日本投降后，这6人跟随当时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先后由重庆经上海返回韩国汉城。
在韩国军队服役时期的文在寅 （图片来源于网络资料）
文在寅自传《命运》
1944年，开罗会议后，金九直接致函蒋介石，“首先承认敝国临时政府”。1945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韩国临时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将光复军归临时政府指挥，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其后，光复军军费由国民党政府拨给临时政府，再由临时政府下发光复军。1945年11月2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国内，光复军也于次年返国。
在重庆进行军事训练的韩国光复军
（李媛媛 摄于2017年11月28日 北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945年9月9日，在汉城总督府举行了日本投降仪式。10月下旬，重庆各界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但美国以汉城已成立美国军政府为由，不允许他们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回国。10月17日，蒋介石指示：韩国临时政府人员以个人资格回朝鲜，派飞机一架送重要人员分期赴上海，再由美军用机送朝鲜，借拨法币1亿元。22日，批准先拨5千万元。28日，蒋介石同意除已拨之5000万元外再拨国币5000万元、美元20万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返国及返国后初期工作费用。在这先后，国民政府均多次为其提供经济援助。
全体成员在莲花池街38号临时政府大门口合影后，以个人名义回国。
国民政府设宴欢送即将回国的韩国临时政府要员 （图片来源于网络）
11月5日上午9时，韩国临时政府部长以上人员及秘书侍卫29人分乘两架专机离开重庆，经上海回国。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称：“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舍，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
即将回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 （图片来源于网络）
研究这段历史的著名学者杨天石教授撰文道：“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道义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援助活动中，中方非常注意尊重韩国来华流亡人士的民族感情，及时调整政策，保持友好关系，在国际舞台上，首倡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反对国际托管和南北分割，不谋求在该地区的民族私利，这些都与当时主宰世界的大国强权构成了鲜明对比。”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女士于2017年12月16日上午访问重庆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图片来源于网易）
1987年韩国修改宪法，明确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法统。一个在中国坚持长达27年抗日复国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终于正式站立在韩国本土上。2017年，恰逢中韩建交25周年，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访华，并且专程访问了重庆。
金九塑像 （李媛媛 摄于2017年5月25日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淑女士于2017年12月16日上午访问重庆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图片来源于网易）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临时政府在杭州的驻扎时间为1932年5月～1935年11月。
参考资料
杨天石 《抗战期间的韩国光复军》
张青松《韩籍飞行员血洒中国抗日战场》
《文史博览》2017年6期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重庆出版社
《重庆文史资料选编》
《抗战綦江》重庆出版社
《重庆晨报》
《重庆晚报》
作者：李媛媛
纪录片编导 作家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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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娟 最后更新：2019-04-29 17: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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