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者曾夸口说:“大连港作为满蒙之大门,为开拓帝国的光辉未来,正担负重要使命。”,确实,东北丰饶的资源和老百姓的血汗,都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日本。早在1905年9月,旅大地区便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早于东北全境沦陷26年,并改称为“关东州”。旅大地区既是日本侵略的军事基地和桥头堡,又是实行经济掠夺的中心和门户。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大连出口贸易额一直约占全东北贸易的3/4。
可是,自1935年9月到1937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大连的日本军用物资仓库却接二连三地发生火灾。开始日本侵略者并不在意,一直认为是自然火灾,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火灾损失可以用再加紧掠夺来弥补。直到1937年8月,日本统治者在哈尔滨逮捕了北满国际情报组负责人姚荫芳,姚荫芳供出:在大连有国际情报组,以放火来破坏日本军用物资的活动。
日本殖民当局得知此线索后,这才如梦方醒,极为重视,立即命大连大广场警察署高等系主任今藤敏夫和高等刑事刘会川火速赶往哈尔滨,听取了姚的供词。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姚荫芳所知有限,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具体有价值的线索。
1937年12月,大连码头仓库又起火灾。这次,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可存了个心眼,关东州警察部刑事课监识系长的田子仁郎奉命立即赶赴了火灾现场,将收集到的燃烧性药品一气做了五次化学鉴定,其结果令狂妄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倒抽了一口冷气,确定了火灾是地下抗日组织——“大连国际情报组”所为。有人竟胆敢在“太君头上动火”,不能不叫日本侵略者又恼又恨,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植田谦吉三令五申地督责宪警加紧搜捕。他们如临大敌,立即全面布署,企图早日破获,务必一网打尽。
这个被日本殖民当局称之为“放火团”的“大连国际情报组”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呢?
原来,在1933年后,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地区的国际情报组分别选送几批中共党员和抗日爱国进步青年赴苏接受特殊训练,其中就有姬守先、赵国文、李寿山等人。1933年底至1934年8月陆续回国,并在上海设立了指挥中心,总负责人是1934年8月回国的姬守先。
因为大连是日本对外侵略的后方军需供应基地及海陆联运的交通枢纽,所以国际情报组把大连作为战略破坏的重点。1934年夏,大连国际情报组建立。先后来大连开辟工作的有赵国文、李寿山等人,他们物色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最先发展了邹立升等人。但是,万事开头难,在1936年以前的一两年内,大连国际情报组的发展很不顺利。1936年3月,上海指挥中心调秋世显来大连,同时将第一个到大连开辟工作的赵国文也从安东(今丹东)调回了大连。在他俩的共同努力下,逐渐打开了局面,工作大有起色。不但成员发展到几十人,而且破坏日本军用物资的活动更趋活跃。
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加紧搜捕,另一方面严加防范。可是,大连国际情报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很快就给了张牙舞爪的敌人一个又一个的下马威。1938年是大连国际情报组最为活跃的一年,2月,大连国际情报组的王金泰、陈根茂在码头二站烧毁敌人大豆300吨;秋世显和李化钧也是在码头二站烧毁军用纸库1座;秋世显和洪德锡在周水子烧毁军用马草IO垛。
仅仅过了一个月,在4月IO日4时50分,工人刚刚下班离去,甘井子的“满洲石油会社”第15号仓库和第l6号仓库突然爆炸,倾刻间燃起了漫天大火,黑烟笼罩了大连湾的上空。尽管出动了几乎所有的消防队,但仍无济于事,现场一片混乱。大火足足燃烧了16个小时,将日军储存的6万桶石蜡、石油全部烧掉了,整个15号仓库化为灰烬。日本侵略者只能干跺脚,事后,气急败坏的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将“满洲石油公司”司课长级以上的干部都给以处分。
这场大火是秋世显领导甘井子石油工人吴成江、厨师陆炳义实施的,他们选择在工人即将下班时,借装运货物之机,巧妙地用一支半截烟卷,一头插入火柴盒内接触涂了化学药物的火柴头,另一头点燃后放置不动,作为引导线,然后把“火柴盒”隐藏在遮盖石油桶的席子下面,一会功夫便引爆了石油桶。
日本侵略者还未从“满石”大火的惊恐中镇静下来,6月,大连码头上4个仓库接连起火,火势凶猛,有如火烧连营。赶来救火的消防队员也被大火包围,拼着命才从火里狼狈逃了出来,水龙带烧在火里,铁轨都被烧弯了,仓库屋顶上的铁盖被火冲上天空像纸一样飘荡。消防队也没办法救火,只能睁眼看着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震动了整个大连市。
1940年6月,由赵国文、秋世显具体策划,王有佐实施,烧毁周水子日本陆军仓库一座,日军毛衣毛裤5万多套和大量的军用饼干,使日军损失达日币700万元以上。
熊熊烈焰是一火未熄一火又起,搅得日本侵略者坐卧不安。尽管事前严加防范,可是防不胜防;而每次火灾过后,又惊师动众地大肆搜捕,先后进行过几十次大搜捕,逮捕了大批所谓的“嫌疑犯”,人数高达二千多名。有时,被逮捕的人太多,竟使市内拘留所人满为患。日本殖民统治者恨不得掘地三尺,却始终未使大连国际情报组受到破坏。
从1935年9月开始到1940年6月,在长达近五年的时间里,大连国际情报组在大连地区共放火爆破57起,使日本侵略者损失高达日币约2000多万元。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疲于奔命,急得团团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可对于神出鬼没的大连国际情报组,敌人却始终处于一种“只听辘轳把响,不知井在哪儿”的沮丧状态。日本殖民统治者无奈地承认:“大连市自从发生谋略放火事件后,治安极度混乱。由于没有逮捕到谋略放火者,警察威信扫地。”
其实,大连国际情报组的成员并没有长三头六臂,不少人原本就是普普通通的中国青年工人,年纪也大多二三十岁。其中还有耶稣教传教士洪德锡及教徒孙文凯,只不过他们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杀人放火,为了不当亡国奴,不叫敌人掠夺东北资源,或者用枪炮等军用物资去关内攻城掠地,扩大侵略和杀害自己的同胞。他们怀着满膛爱国热忱,自然能大智大勇,出其不意地用一把把烈火烧得敌人焦头烂额。
例如码头更夫于守安,他善于观察敌情,巧妙地利用职务之便与敌周旋,在短短几年中,在码头管内的仓库放火达17次之多。再如周水子陆军仓库工人王有佐,他把火药卷在煎饼里,一边走,一边吃,通过了戒备森严的警卫,顺利实施了1940年6月的特大火灾。
有岳飞就有秦桧,大连国际情报组遭到破坏,是因为卖身投靠的汉奸的告密。1940年6月的一天,王有佐、黄振先的老乡许元丁与小工头牛嗣义两人一起饮酒,许元丁酒后失言,泄露了码头起火的实情。敌人根据牛嗣义的情报,撒下了罗网,暗中跟踪侦察。 6月24日晚8时,赵国文与王有佐接头时,被特务发现、跟踪,在赵国文回家时,在电车上逮捕了他。敌人根据赵国文的口供,日夜出动,大肆搜捕。7月初,除洪德锡、王金泰逃出外,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一百多人全部被捕。
被捕后的大连国际情报组绝大多数成员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被敌人折磨得遍体鳞伤,五脏器官都已损坏,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有如烈火中涅槃的凤凰。曾亲自指挥放火爆破行动39次,被称为“火神爷”的秋世显拒不招供,被夹断十指,烧烂面孔,胃肺被灌破,最后惨死狱中;姬守先在审讯中,敌人问他:“你为什么放火?”他反问:“你们为什么侵略中国?”;于守安回答敌人:“抓住了怎么办都没关系,死而无憾。抓不住就继续放火,把侵略者全部烧死!”
1942年12月10日,日本殖民当局绞死了姬守先等9人,其他人判以重刑。然而令侵略者沮丧的是几十年来的奴化教育的失败。日本审判长“不胜遗憾”地哀叹:“值得惋惜的是,在一伙中竟混杂有关东州生、关东州长起来的州人。”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06-03 16: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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