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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在临朐制造“无人区”:残杀和饿死群众10万人
2015-08-06 15:50:31  来源:中华网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前后,由于连年灾荒,瘟疫流行,日伪军烧杀掳掠,国民党军摧残,天灾人祸,使临朐土地荒芜,人口大量丧失。自1940年至1943年前后,全县被杀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人,典妻卖子 1.4万多人,外出逃荒要饭达16.8万人,县内仅存8万人,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一、“无人区”的惨状

  田园荒芜。1942年前后,临朐土地大部荒芜,民居墙倒屋塌,街院蒿草丛生,村舍狐狼出没。正如当时流传的:“院里长黄蒿,屋里抱狼羔”,荒凉景象,村村皆然。褚庄村1300亩耕地,全成荒野,许多村庄断了炊烟。

  百姓吃食无着。百姓没有饭吃,先以野菜、草籽充饥,继以树叶、树皮活命,连树叶树皮也吃光之后,又吃蚕屎、屋烂草,饿极者甚至吃棉絮、啃炕土。1943年春,一逃荒妇女走至玉兔埠村时,因腹中饥饿难耐,寸步难行,将棉袄大襟里的旧棉絮撕出来吃掉,但还是终于饿死。同年春,南店村董氏一家饿死4口之后,其母饿极,啃炕土充饥,最后也饿死于炕前。人们不甘心饿以待毙,外出逃荒要饭者络绎于道上。

  典妻卖子。百姓为了活命,先是变卖家产,继则典妻卖子。石佛堂村梁福友一家7口人,1942年春卖掉两个侄女后,哥嫂相隔3天先后饿死。为了活命,梁福友将妻子典给平安峪村一家姓王的,换回6公斤玉米,回家走到尹子峪岭上时,被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抢去,4天之后,梁和母亲皆饿死。吕匣村张姓一家6口人,父母、儿子饿死后,携妻女去沂水逃荒,半路上女儿饿死,无奈将妻子典于他乡。

  死尸无人埋。1942年前后,临朐死人之多,惨不忍睹。大村饿死数百人,小村饿死数十人不等。1942年秋,崔册村高同增的姐、妹来走娘家,与高同增一家5口人于一个月内相继饿死,尸体无人掩埋,蛆虫爬满了院子。褚庄村的庙后,5步远的墙根下,躺着4具饿死的尸体,死去的母亲身旁还有婴儿在“吃奶”。 1943年春,崔册村街道上躺了6具尸体,始终无人掩埋,最后被狼吃掉。宫家庄在日军入侵前,全村75户,337口人,到1943年,饿死41人,逃荒276人,仅剩10户、20人。该村吕同明之妻同其次子、五子饿死在一间屋里,无人掩埋,直至1945年解放后,逃荒在外的长子吕永刚回来后,才将其遗骨埋葬。

  二、“无人区”的造成

  日寇入侵,临朐沦陷,日、伪、顽各派势力麇集临朐,烧杀掳掠,横征暴敛,又加连年灾荒,瘟疫流行,终于使临朐成了“无人区”。

  (一)日伪烧杀掳掠

  1938年日军入侵临朐后,先后在县城、冶源、南流、瓮石山、大车沟、常庄、大埠山、大关等地设据点,又组织清乡大队 2000余人,将据点增至60处。日军强征民工修岗楼,筑碉堡,挖封锁沟,建封锁墙,残酷“扫荡”,野蛮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仅举数例,以窥其手段之野蛮和残忍。

  残酷“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枪杀百姓,焚烧房屋,杀伐树木,抢劫粮食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1938年1月22日,日军开进胡家庄,村里民众已多数逃走,唯胡继义一家为其母办丧事守灵未逃。日军闯入胡家将胡继义、胡继恩兄弟2人打死,进入厨房又将厨师胡玉祯、胡玉东打死。胡继圣一家3口(妻及儿子)为伯母守灵,也全被打死。胡玉美从家中往外跑,被鬼子用刺刀穿死。日军登上胡家庄村边的粟山后,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逃难的群众,又打死多人。同年3月26日,日军“扫荡”唐立店子村,将财粮抢劫一空,刺死群众12人,烧毁房屋700余间,使500余人无家可归。1940年8月19日,日军“扫荡”梭庄,打死5人,抢走羊400余只,牛35头,驴60头。同年除夕,日军“扫荡”大车沟,强宰和抢去耕牛76头,羊200余只。粮食被抢光,除夕之夜,不少村民无家可归,坐守焦土。

  奸淫妇女。日军所到之处,肆意奸淫妇女,致使许多良家女子饮恨而死。1939年5月,长命沟村23岁的少妇被日军轮奸致死。1940年除夕,日军进冶源村,该村70岁的老妇张氏,遭日军轮奸致死,其子奋起反抗,被日军枪杀。

  点天灯。于家沟村一于姓村民被日军抓去,绑在木桩上,泼上汽油,活活烧死,名曰“点天灯”。村民惨叫,日军大笑。

  打活靶。冶源村一姓刘的农民去王家山拾柴,被日军当活靶打死。一个卖瓦盆的挑着瓦盆赶冶源集,被驻海浮山的日军小队长三户当活靶打死在冶源南门外。驻南流日军小队长福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以活人为靶,打死群众9人。

  活埋,狗撕。崔册村一于姓男子领着两个孩子去益都逃荒,被抓住,活埋在一个坑内。在临朐城据点里,鬼子把抓来的群众绑在木桩上,让狼狗啃死者就达30多人。

  役使虐杀。日军拉夫修碉堡、筑岗楼,视中国人如牛马。修筑临朐城东南之弥河桥时,抢去群众门板上万副,箱柜上千个, 200余人因冻饿和遭毒打而死。1939年5月,日军为围困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临朐建立“强化治安高王封锁线”,东起高崖,西至王坟,东西长达90公里。全线筑墙挖壕,建大型据点5处,中小据点53处,欲达到三里一碉,五里一堡。为了挖壕,强迫群众将刚抽穗的小麦割掉,并强令扒民房,拆用砖石、木材、土坯,修碉堡岗楼。不管夏收夏种农事火急,强令百姓老幼出关,昼夜赶修,风雨不停,行动微慢者,轻则曝日、负重罚跪、鞭抽,重则吊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裸体负重冷冻。饥饿的农民,面色憔悴,无力干活,有数百人被折磨而死。

  1943年,伪军清乡队驻太平崮,逼迫群众从十几里外的山下往山顶送水。谭马庄一谭姓农民担水至山腰,因饥饿晕倒死去。水没有送到,清乡队下山打骂谭氏家属。大埠山据点日军班长三桥、河内等十分残忍,他们逼迫群众往山顶送水,又怕群众往水里放毒,于是等把水送上山后,强迫担水者从自己担的水桶里舀出一瓢冷水喝下去,严冬腊月,也是如此。许多群众被折磨而死。

  日寇摧残临朐8年,民众家破人亡者难计其数。

  (二)国民党军队横征暴敛

  当时临朐境内各派驻军达2万多人。除山东省保安第十七旅等少数军队抗战以外,其他军派,如鲁苏战区第三纵队第七、八、九支队等,对日寇游而不击,对共产党、八路军视为仇敌,对老百姓则是横征暴敛,强取豪夺。

  抓丁拉夫。国民党各派势力为保持地盘,各自扩充军队,天天抓丁拉夫,草菅人命。1942年,新四师将南照村16岁的赵佃光抓去当兵,赵受不了折磨,偷跑回家,又被抓回去活埋了。其父赵光德得知儿子被害,痛不欲生,悬梁自尽。同年秋,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到东文山村抓丁,刘竹亭等青年闻讯逃走,第五十一军未抓到丁,就凶残地将刘竹亭之母和另外5名妇女吊在树上示众。吕匣村冯升吉,于1941年秋被抓了夫,他惦记着快要饿死的妻、子,偷着跑回了家,保长知道后,把他抓到保公所,吊在梁上毒打,直打得昏死过去。放下来用凉水泼醒后,保长又逼他去东峪修碉堡。冯升吉伤痕累累,疼痛难忍,又饿得眼前发黑,只得又偷跑回家,被保长抓去一连打了几个死,抬回家后就饮恨而亡了。

  催粮逼款。当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什么救国捐、抗日捐、警备捐、胜利捐、军事附加捐、盐税、酒税、牲畜税、土地房产税等多如牛毛。正如当时群众所说的:“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粮款数目不再按规定交纳,而由各军派随意横征。王瑞村王永胜家一天接到12根捐条,冯兴录家一天被翻8遍。吕匣店子村冯立本接到捐条后,因没有钱粮交纳,被逼得服毒自杀。褚庄村一宋姓农民,因交不上粮款,被国民党第九支队抓去,灌凉水、吊梁头、木棍打,不久即死去。

  抢收庄稼。国民党军队抢不到粮食,便抢收老百姓的庄稼。 1941年初秋,东文山村梁德昌的一亩谷子刚有黄粒就被国民党新四师抢光,梁氏夫妇同一天饿死。王瑞村两名王姓村民的3.2亩谷子,被国民党第八支队将谷穗全部掐去。

  威吓劫掠。国民党军队采取拦路搜身、进村劫掠、放枪威吓、驱散群众等手段,劫夺村民财物,包括拌在灰粪里的谷种也不放过。由于第七、八、九支队等轮番抢劫,至1943年2月,寺头、吕匣、箕子山一带20多个村庄的粮食、衣服、棉花等几被抢光。

  磕耧斗。许多群众播种的种子被从耧斗里磕出来抢走。1941年秋,王瑞村张法文在村南耧麦子,怕被匪徒们发现,将耧斗锤绑上烂棉花,避免锤声传出去,结果还是被国民党第八支队找上,连打带骂,将麦种磕出耧斗抢走了。

  扫碾台。河庄村苗园田志两口饿得没有办法了,便卖掉仅有的一亩薄地,换了两升豆子,夜间偷着碾压时,被国民党第八支队的兵全部扫去,两位老人活活饿死。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专来蹂躏老百姓的种种罪恶,1943年10月7日的《大众日报》曾作了报道:“国民党反动派泰和惨案(即太河惨案--引者)的祸首秦启荣,一贯反共反人民,勾结敌寇,屠杀抗日军民进步人士。他驻防临朐五、八区一带,四年来不仅与敌伪和平共居,相安无事,而且'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秦部的副官、给养人员经常驻在各敌伪据点之内,与敌人交换情况,联络感情。因此秦部得以集中力量制造反共反八路与创造'无人区'的滔天罪行。”

  (三)连年大旱,瘟疫流行

  在遭受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摧残的同时,临朐又遇上了天灾和瘟疫。1940-1942年,临朐连年大旱,且年甚一年。1940年7月上旬,天气酷热无雨,玉米、高梁、谷子等秋作物产量大减。同年秋,旱情持续发展,至翌年夏,几无降水,境内大小河流干涸,土壤板结,裂纹纵横,春播作物无法下种,小麦基本绝产。秋,农作物未熟,突遭霜冻,干枯死亡。境内大多数村庄农作物无收。当地农产称“三年碌碡未翻身”,也就是说,庄稼未收,三年没打场。

  由于饥饿,多种疫病发生。1941年后,疟疾流行全县。1942年,寺头、石佛、箕子山、白沙、九山、五井、嵩山一带流行黑热病,后蔓延到全县。同时,伤寒、麻疹、天花、霍乱、痢疾、疥疮等疾病也一并流行,许多村庄患病率达100%。是年,邓家圈村染疟疾、伤寒者200多人,占总人口的2/3。吕匣村仅有4人未患病。因饥饿,身体十分瘦弱,又加缺医少药,患病死亡率甚高,东、西文山村因发疟疾死绝的有6户,褚庄病死80余人。 1942年2月,辛寨镇河北村刘兆敬家5口人,先后病死4口,仅剩下12岁的刘兆敬外出逃荒要饭。

  三、“无人区”的新生

  1943年,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临朐南部的龙山、九山、米山、峰山各区。1944年4月,第三次讨吴(化文)战役后,嵩山等南部山区解放。1945年春,大关、南流、盘阳、冶源、五井、蒋峪等地相继解放,鲁中行署立即帮助群众治疗疾病,组织生产自救,重新建设家园。

  1944年,鲁中行署派遣医疗队到临朐,先后在王瑞、界首、黄山、宫家庄、茹家庄、九山等地设医疗点,免费巡回医疗,治愈大批疟疾、黑热病、伤寒、痢疾、麻疹病人,控制了疾病的发展和流行。1945年8月,疟疾又在县内蔓延。最厉害的蒿山区发病率达80%。鲁中行署派卫生科长李龙九带领49名医疗队员赶赴临朐,并先后动员县内119名民间医生帮助治病。为尽快将疟疾扑灭,还在寺头村举办医训班,将来自农村的近百名学员,分三期进行为期20天的培训。结业后,学员立即同医疗队员奔赴全县各地治病救人。1944-1945年,鲁中行署拨来医疗费14万元。此间,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曾专门电告鲁中行署拨款,以救治病灾。1946年8、9月间,本县自制大量亚匹酸丸,配制中药“将军丸”一宗,及时发放各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到1946年底,在嵩山、米山、南流、峰山、纸坊、九山、蒿右7个区治愈2.7万人,仅茹家庄就治愈400多人。至1947年,疟疾基本被扑灭。

  1943年7月,九山一带解放后,鲁中行署首先安排饥民生活,组织生产自救,从沂水调来救济粮30万公斤,贷款103277元,贷农具8544件,还贷放种子和牲畜。是年9月,县委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游击区也派人参加),号召各地抓紧恢复生产。 1944年秋,米山、嵩山两区人民在区委的领导下组织伙工组(后改为变工组、互助组),互相帮助,发展生产。因农具不足,县政府拨出专款用于购买农具。嵩山区派专人去博山等地购锄、镢等小农具3000余件,无偿分给农户。10月,县政府又拨出专款,派人赴老解放区江苏新沂等地买回耕牛40余头、驴10多头,分给各区重灾村户。

  县、区工作人员及八路军战士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开荒种地,县长高奋连续半个多月光着膀子、赤着脚在王瑞等村帮助农民拉犁开荒。为减轻农民负担,县委组织县、区干部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

  因连年饥荒,人们身体虚弱,无力耕种。1944年秋,鲁中行署从沂北等地调来代耕队(耕牛600多头、犁耙300多件),自带口粮,捎着牲畜饲料到嵩山、米山、九山、峰山、嵩右等区帮助秋耕秋种。其中嵩山的耕牛达100多犋。1945年春节后,县委贯彻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春季大生产的指示,召开各区干部会议,号召军民一手拿枪、一手扶犁,武装保卫春耕。这时,鲁中三地委再次组织沂北、沂中的群众带口粮、农具、牲畜来临朐支援春季生产。人民政府为鼓励生产,奖励垦殖,自1943年起,县内三年免征公粮。

  1945年,据当时农代会统计,发救济粮和优抚粮各0.5万斤,贷粮97468公斤,贷款59.5万元,贷麦种1万公斤。同年,为扶持烈军属春种,贷粮40569.5公斤、豆饼1061片、苇席300领、羊98只、棉种998.5公斤、荞麦种947.5公斤、锄145张,共折款131481元。所贷款物,后来人民政府都作为救济,不再收回。在人民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外出逃荒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乡。到1944年底,米山、九山、嵩山各区在外群众返回70%。到 1949年,全县人口回升到356400人,荒芜土地得到了垦殖。

  临朐人民为表达获得新生的感激之情,1945年召开的农代大会曾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被日寇吞吃将尽的国土,又大部建立起光明的根据地,已陷入敌手的老百姓,复得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使我们怎样的感激!特别是我们临朐的老百姓,在国民党山东沈鸿烈省政府和他的土顽军队控制临朐的五六年中,将我们全县大部分造成“无人区”,人口存在不过1/3,土地大部长成蒿草,室无人住狼生子,人无粮吃树皮光。残酷生活,不堪回想。幸我们的救星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边,不断打击敌寇和歼灭卖国贼人,将我们九死一生的老百姓又从火坑里救出,几年的“无人区”,又建立起自由民主有饭吃的根据地。现我们大部穷苦老百姓得到翻身,并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农救会。信中还写道:“我们老百姓是不会忘本的,今后我们要下最大决心,努力工作,积极学习和永远跟着您走,并以万分诚意,敬祝您的身体永远健康。”这就是翻身解放后的老百姓的淳朴情感。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06 15: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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