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三大惨案”是抗战时期哪三个事件？
2015-11-20 16:45:58  来源：凤凰视频   点击：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较场口大惨案”后来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被并称为抗战时期三大惨案。

　　 凤凰卫视10月2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城市，因为战争而引人注目，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柏林，它们都有幸成为一国的战时首都，为政治领袖和官僚机构提供庇护长达数十年，相比之下中国的抗战陪都重庆要逊色很多，它坐落在远离中原的西南省份四川，连个省会都算不上，秋冬时节它被雾气笼罩，虽然是躲避空袭的天然屏障，但是因为供电不足

　　 显得抑郁而昏暗，对那些来自东部富裕省份被避战火迁到重庆的人们来说，很难想像这座不起眼的山城在数年之后，竟然能和世界上最伟大的都市并列，载入了人类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光荣史册。

　　 解说：1938年秋，武汉会战结束，中国第二大城市武汉失陷，仅仅一年多时间，平津沪宁粤汉先后失陷，中国东部富裕省份几乎不存，但此时日军也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发动大规模会战，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在东部沦陷区各地，人们在想尽一切办法逃亡，摆脱做亡国奴的命运，他们心中最理想的目的地都是重庆，中国抗战的陪都。王慧群是武汉人，武汉沦陷时他刚刚加入了从南京逃亡而来的著名戏班厉家班，没想到一进剧社就要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

　　 王慧群（历史见证人）：进了科班没有很久，我们就逃难了，那个时候包船是很不容易，买不着票，他（厉彦芝）是通过私人关系我们的师傅花一部分钱，把所有的学生都弄到江顺轮船，这个江顺轮船在当时来说，这个船是最大的一条船。

　　 厉慧福（历史见证人）：那个老板就是一个小划子，给一条金子，半夜拿着灯一晃到了，打个信号就上船。

　　 王慧群：搭什么船呢？就搭当时民生公司，什么民贵，民权，民生，它都由宜昌起点，这个船不靠岸，是停在江当中，我们这个师傅（厉彦芝）就通过哪一个大师兄带几个师弟，跟着这个中介人，晚上撑个划子，就把我们领到江当中，上这个船，我和厉慧福师兄我们上了万县，我们都没有票，我们这些小鬼上了船都是东藏一个西藏一个，预计也会查票，那船长都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厉慧福师兄就装傻。

　　 解说：就在厉家班暗度陈仓时，陈琳一家也从北平踏上了逃亡路。

　　 陈琳（历史见证人）：卢沟桥事变之后，准备要跑了，不能够做亡国奴，我母亲带着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就什么都不要了，带着我们就从北平到了天津，换车再往南京走，可是那时候的车站已经让日本人给占了，哪个车是往南京走也闹不清楚，到那儿没办法看着站着一个日本兵，我们还去问他去，说是往南京的车怎么走？那个日本兵看那个样子到现在我还记得，戴着个眼镜，大概是学生出身的，当兵了，大概还能说两句中国话，南京那边的，那边的，可是到了南京也没多久，往重庆那边走，先是经过武汉到重庆，应当说我们还是幸运的，就是没有等到南京大屠杀的这一场悲剧。

　　 解说：与陈琳一家相比，杨麟是随父亲押运着三千件棉纱赴大后方的，他父亲杨管北曾是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的门徒，掌管着青帮的生意，杨麟一行从上海向北穿越中原，进入陕西，从西安坐卡车向西翻越秦岭，经成都来到重庆。

　　 杨麟（历史见证人）：你知道坐在卡车顶上最危险的是什么？树枝，你车子在开，树枝打到你，这下下去就完蛋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三国演义》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到汉中，到剑阁，然后过了剑阁进来了，那就是去成都了，那个是平路，到绵阳。

　　 解说：从1937年到1945年，由于大量机构及难民内迁，涌入西南大后方的人口达一千四百多万，其中七百万人进入四川，一百万人到了重庆，当时重庆本地人给这些流亡而来的人们送了个独特的称呼“下江人”。

　　 陈琳：“下江人”，所谓“下江”就是长江以下叫下江，这个四川，所以那时候全是外地人，都叫“下江人”。

　　 解说：这里是著名的重庆十八梯，英国历史学家拉纳·米特这样描写当时的重庆，尽管在中国境内，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眼中，重庆这座屹立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城市，是抵抗日寇侵略的中流砥柱，它敢于向侵略者公然发出最桀骜不驯的反抗之声，但事实上它徒有其表，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它被各式各样的棚屋所充斥，这些棚屋是用竹竿匆匆搭建的。重庆当时是仅次于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及沈阳、武汉等的，中国第七大城市，尽管如此，在来自东部富庶之地的移民们眼中，陪都重庆仍旧千疮百孔。市民们要步行数十里才能找到可供饮用的泉水，停电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连这里的烟草都让人难以适应，来自北平的作家老舍这样讽刺道，我吸了第一口呼出来的是黄色，我还以为自己吸的是个炮仗呢，却没听见爆炸声，喷出四、五口之后，周围的蚊子都被熏跑了。

　　 杨麟：你去大便没有草纸的，都是拿竹片刮，那个我从来没有来过，把我吓坏了，我们念书的书都是草纸，差不多跟草纸（一样），像这类硬的纸，哪里有草纸给你去揩屁股，都是竹片刮，恐怖，那个简直是恐怖。

　　 解说：当时的重庆依然鸦片横行，人们嗜赌成性，黑道势力更是盘根错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从武汉流亡而来的厉家班一到重庆就要先拜码头，厉家班老板厉彦芝久闯江湖，深谙黑白二道。

　　 厉慧福：这老板（厉彦芝）还是有本事，他结交了一些个朋友，范军长他认识，几个太太就经常来看戏，这样一来营业就特别好，小的那种特务他就不敢来捣乱，你假如说要是没有地面这点关系，那小的特务就来麻烦你。

　　 王慧群：解放前讲究结拜金兰，龙三就跟厉彦芝，镇江的大亨项春庭，还有一个叫李成斌，李三爷曾经教过宣统皇帝骑车，就跟这帮人可以说是土豪劣绅，结拜了盟兄盟弟，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师傅（厉彦芝）（这样做）为了保护这个班社存在。

　　 解说：东部大面积沦陷，流亡到重庆的人们大都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幻灭感，上海、南京的纸醉金迷也在这里生根发芽，舞场、酒肆生意兴隆。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片段：这叫龙虾，你们四川没有的。用飞机运来的吗？对，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还有一盘螃蟹。这是上海最出名的阳澄湖大闸蟹。大闸蟹也飞到重庆来了。看起来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

　　 解说：1939年政府为整肃士气，在重庆发布禁舞令，一道禁令让年轻人去了溜冰，而达官名流们则纷纷进入戏院，当时厉家班上演的多为表现民族大义的剧目，蒋氏父子也成了他们的座上宾。

　　 厉慧福：抗日战争（时期）演的都是戚继光、班超、岳母刺字、精忠报国，都是抗战的戏，蒋介石跟宋美龄一道看戏，那时候看戏宋美龄围的毯子掉了，蒋介石一蹦哒（宋美龄）让他把毯子捡起来，蒋介石起来把毯子捡起来，给她围在腿上，那时候。

　　 王慧群：演完了过后每次我们演完了，都是我们大家坐着客车就拉回城里，但那一次完了戏过后，蒋经国倒好家伙，他就让慧敏、慧兰下来，跟他上这个车，送她们回一川（剧社），我们大家都住在一川（剧社），我们随后就跟着大客车，等我们到了家，人家到家半天了。

　　 厉慧福：我们演出完了吃饭，蒋纬国还是等于是当兵，吃饭就跟着我们一道，八个人蹲在地下吃。

　　 陈晓楠：1939年春天，重庆隆冬的雾气已经散去，人们正在忙着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从远处突然传来了飞机低沉的轰鸣声，历时五年半的重庆无差别大轰炸开始了，

　　 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当中写道，1937年到1941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

　　 刘明霞（重庆老市民）：热天，那个时候旧历里叫七月半，就是这样，我们在家里头吃了饭过后，正在休息，那个飞机没有发警报都叫了，把我们吓着了，我们就开始跑，我妈妈就喊我们快点跑，但是我们还没跑出我们那个后门，炸弹都已经丢下来了。

　　 王慧群：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39年，我们在重庆小什字道门口那地方，现在那儿是第一人民医院，解放前叫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当时我们（待在那儿）警报来了，这些老师们，员工，都往这个中央银行躲警报，那高空炸弹下来，下到哪一方不知道，烟雾弥漫，到现在几十年我忘不掉，就因为那个烟，炸弹要是威力大，我恐怕就死了。

　　 厉慧福：躲警报那时候王慧群我们都小，一个炸弹下来，硫黄味，挨着很近，这一下就乱了，大家都往地下室里跑，我们也往里头跑，后来我就被人踩在底下了，我们一个师哥看见了，就把我扽出来了，要不就踩死了。

　　 陈琳：大轰炸就把我们住的那条街，旅馆的对面整个都给炸了，我们这半边玻璃都碎了，整个那半条街都烧起来了，而且重庆那个时候主要的还是木结构的房子，所以那一炸，炸的时候就烧就着。

　　 尹从华（历史见证人）：来了五年半，千百次，恐怕加起来有一千架，总起来（有）一千架飞机，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里面，重庆那些闹市区现在的渝中区的一些地方，一片火海，一片废墟。

　　 刘传勋（历史见证人）：“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时候，我才十五六岁，以前日本飞机要来轰炸，是疲劳轰炸，一批二三十架，这批走了那批又来，不解除警报。

　　 陈琳：1938年底，我们家也被炸了，炸的时候我在农村，学校里头，家里就给我们来信，说是家里发生这个事儿了，就让我回去。我们那个学校离重庆我们的家大概是七八十里，一大早我就出发了，等我走到的时候，怎么这地方不认得了，原来那房子都没了。

　　 解说：那是重庆曾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飞机头，二两油，鹅公岭，挂红球，日本飞机丢炸弹，山城到处血长流，跑不完的警报，报不完的深仇，烟囱变成高射炮，膏药飞机磕响头。

　　 童谣中的“挂红球”指战时重庆一种防空预警手段，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仅有的战机在“淞沪会战”及“武汉会战”中已损失殆尽，国民政府对日军空袭只能采用消极防御，当时因重庆经常停电，防空人员只好采用在高处悬挂红灯笼示警，这些红灯笼分设于市郊各制高点，重庆至今还留有红球坝地名。

　　 王慧群：警报很频繁，白天一挂灯，挂几盏灯，当然老百姓看它有提示，挂三盏还是挂四盏，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是每天跑警报，下午回城，晚上演出。

　　 解说：那时重庆有副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所谓“见机”指看到日本飞机，“入土”则是钻防空洞，据载抗战期间重庆共修建大小防空洞六百六十多个，加上防空壕、避难室，掩体等可容纳二十二万人，堪称二战时世界各大城市之最，由于日机空袭频繁，跑警报成了重庆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刘明霞：（老师）带我们出去上课，上着上着课还没上完就拉警报了，就说有警报了，好的，马上就把书包背好，另外我们每个人有个木板，要跑警报，晚上跑警报，就把铺盖带着走，有一次我们走拢了，要清点人，结果一查差一个人，我们的同学不晓得哪一个走到哪儿去了，就回去找，结果在路上睡着了，躺在土路上睡着了，还好，没有睡到水田里头。

　　 刘传勋：（日本飞机）一会儿就根本不来，说拉警报，没有来轰炸，就解除情报，刚刚一出洞又拉警报，又钻进钻出的，后来干脆大家不出来了，都把伙食带到那（防空洞）里头去吃。

　　 陈丽（重庆市民）：你们看到现在这个东西是一个洗脸架，以前大户人家的小姐用的就是这个，然后上面搁个盆，然后上面放镜子，放什么的这些，然后你们再看到这个东西呢，它是米柜，以前的小的米柜，因为盖子有点坏，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是这样的，上面就是有个这样子的（盖子），然后这个拉开就是这样子的。

　　 杨钟岫（历史见证人）：防空洞有很多，有公家的，有私人的，公共的大家都进去嘛，私人的他要发那个券，我们那时候买很多那种券，走在哪里都可以进去。

　　 厉慧福：那时候我还比较小，晚上说要加演一个《芦花荡》，《芦花荡》还没有完全学好，一听说垫这个戏我就心里紧张，那时候演错了要挨打，后来一边画脸一边哭，后来画着画着警报响了，这一下把我救了。

　　 解说：这是抗战时重庆留下的旧防空隧道，如今已成了市民们纳凉休闲及经商谋生之地，这条隧道修建于1938年，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二十万元建成，但1941年6月5日，这里却发生了一场大劫难，当时日机空袭重庆，人们纷纷躲进隧道避难，但隧道内既无通风设备，也无照明，加之人多堵住了隧道口，导致空气不流通，两千多人被闷死在隧道内，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惨案”。

　　 刘传勋：几万人在里头，只有两个洞子，那里进口，那里出口，只有两道门，里头的空气就稀薄了，慢慢的人呼吸就困难了，那里头几万人恼火了，恼火怎么办呢？就去洞口要跑出来，而洞子两边又是栅子门，两边都关着的，关得死死的，你到了门口（门）打不开，人都在门口挤起来，就把洞子口堵塞，塞到空气还是不能流通，人都在人身上爬，爬来爬去把洞口封了半截，全体都在里头闷死完了。

　　 杨钟岫：因为里面没有空气，人要想出来，也不让大家出来，越拥挤空气越稀少，就窒息死亡，那真惨，大隧道惨案我是进城来看了的，尸体真难看。

　　 刘传勋：那时候我们去乡下躲，进城看到这个惨状，那时候虽然经济落后，一般的妇女喜欢戴一个金戒指，金手镯，好一点的都戴在身上，不留在家里，人一拖出来之后，那些东西有人领就领去，没有人领，没有亲属领的话，就把它拿下来，登个记，手镯一个，手表一个，现金一万，三百，但总的来说（这些东西）的下落我们就不晓得了，（因为）我们那时是中学生嘛。

　　 解说：“较场口大惨案”后来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被并称为抗战时期三大惨案。

　　 陈晓楠：1942年，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曾经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讲演，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早在1939年2月，国民政府为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失，曾经成立了紧急疏散委员会，大批重庆居民和机关学校被陆续疏散到了重庆附近的乡下，平民教育工作者们和来自西方同情中国的人道主义者们，将这里当成了乡村建设的试验场，战时后方农村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责任编辑：雷攀 最后更新：2015-11-20 16: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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