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淑希：留下了南京大屠杀有力证据
2016-04-23 10:26:44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卜松竹  点击：  复制链接

　　 徐淑希：出身显赫的资深革命者

　　《论语》当课本学普通话

　　徐淑希是老资格的革命者，生于1892年4月3日。饶平徐氏当年在汕头相当显赫，徐淑希的妻子刘文庄为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的妹妹，跟中国心理学家陆志韦是连襟。其侄徐腾辉、徐人杰亦为民国有博士学位之著名乡贤，音乐家马思聪、中科院院士杨遵仪及原国民党空军中将黄秉衡是其侄婿。 

　　徐淑希的父亲徐德辉是一名医生。5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他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先是在黄冈真道学校读书，后又到汕头华英中学堂学习。求学期间，徐淑希萌生了救亡与建立文明国家的信念。1910年，徐淑希从华英中学堂毕业后，与同文学堂学生许无畏等人参与了革命党人在汕头的活动。当时汕头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就是徐淑希的寓所。1911年3月，汕头同盟分会正式成立，学界中人张则通担任会长兼第四团代表，许无畏为秘书长兼第一团代表，而徐淑希亦被推举为第三团代表并主理财政。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潮席卷中国，徐淑希参加了张醁村光复汕头、潮州的革命军。但随着各股势力争权夺利，徐淑希对时局感到不满与失望，遂萌退意。

　　1912年，徐淑希前往香港大学读书，在这里认识了终身的好朋友晏阳初。正是在其鼓励下，从香港大学毕业后他决定前往美国留学，并最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1923年，徐淑希受聘到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任教。除了亲自讲授课程，徐淑希在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方面也尽心尽力。当时政治学系的教师阵容，经过他努力邀请延聘，有了极大加强，如吕复讲授宪法，萧公权讲授中国及西方政治思想史，李祖荫讲授行政法，郭云观讲授法学通论及民法，潘昌煦讲授刑法原理，梁仲华讲授地方政府，皆为一时英杰。他还积极开展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邀请诸多美国著名学者来燕大担任客座教授，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教育开了先河。

　　徐淑希在燕京大学任教之前，只在汕头、香港、美国待过，普通话讲得很糟糕，日常只说英语，上课也是用英语，即使跟他的夫人刘文庄女士也是用英语交谈。不过他专门请了一个教外国人学汉语的北京人做老师，学习普通话，每天早晨上课一小时，课本是《论语》。

　　“京都会议”舌战松冈洋右

　　为国联论战打赢前哨战

　　徐淑希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1929年10月，徐淑希作为中国代表的主要发言人，在日本京都参加了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以下简称“京都会议”）。他与日本刚刚卸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的松冈洋右激烈论战，名声大噪。

　　20世纪初，被称为“远东巴尔干”的中国东北成为西方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战略焦点。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关东州租借地及满洲铁道的权益，开始了 “满洲”的“经营”，逐渐形成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都督和关东厅为基轴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并不断扩大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1927年，日本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上台，集首相、外相大权于一身，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三次出兵山东，并于1928年5月制造了“济南惨案”，引起了中国人民激烈的抗日、反日运动。在东北，日本军部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引诱、强逼不成，便于19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大有以武力夺取东北之势。

　　徐淑希是东北问题的专家。1925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及其政治实体：一项有关朝鲜、满洲和蒙古的中外关系研究》就是以中国与日俄美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利益与争端为研究对象。他强调东北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说朝鲜仅是中国政治实体的一截肢体，满洲则显然像中国的咽喉一般重要。在满洲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无异于将中国放入其近邻的怀抱中，必被置于死地。”

　　由于东北问题的敏感和紧迫，中日与会者在京都会议上的交锋充满了火药味。但时人记载，徐淑希的演讲“皆列举事实，状态甚温和，而发言则颇深刻”，各国代表得以了解东三省的真相，致使松冈洋右恼羞成怒。而松冈洋右在此次会议上已被徐淑希驳斥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仍被他毫无遗漏地带到国联大会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

　　虽然是一种民间外交性质的学术交流，但京都会议成为“无硝烟的战场”和中日国联大论战的预演。会议虽未就东北问题达成共识，但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中日关系日益恶化，徐淑希的东北问题研究，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视与采纳。“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徐淑希即被张学良组织的东北外交研究会聘为委员。 1932年，顾维钧担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方代表，徐淑希是顾氏的顾问。1932年11月，蒋介石采纳钱昌照的建议，创建国防设计委员会，徐淑希被任命为首批39位委员之一，与周鲠生、钱端升等人研究国际形势，尤其是对日外交问题。

　　编安全区档案

　　揭露日军罪行

　　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间，日军攻陷南京后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超过30万同胞遇难。

　　屠杀伊始，日军即开始了有计划的、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破坏殆尽，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日军当局还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因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想要拿到南京的消息都极为困难。

　　但仍然有一些留在南京的国外新闻记者、侨民、红十字会成员、学者等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文字、摄影、摄像等各种方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也有一部分幸存者，用日记、纪实等形式，将自己亲历的惨剧公之于众。

　　当时留在南京的美、英、德、丹麦等外籍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建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没来得及逃离南京的难民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处所。但是，日军不顾国际信义，对躲避在这里的难民大肆进行屠杀、抢劫和奸淫。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的公函就有69件，递交的暴行报告有428件。

　　1939年，徐淑希将这些公函和报告编辑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出版，原书是英文，后译成中文和日文。

　　这份外籍人士目睹日军暴行的实录，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在东京审判确认日军罪行时起到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3 10: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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