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从党政机关“归队”到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孙宅巍,最初并没有以南京大屠杀为研究方向,但1982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部门着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建馆、立碑、修史”,刚到研究所不久,还没有其他研究课题的孙宅巍就被安排去参与了这一重要工作。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人虽然早有法庭判决,但日本右翼不断质疑。作为历史学家,我觉得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研究,是势在必行的重要的工作。”他说,想要得出这一数字,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人数相加,二是数尸体。但第一种方法已难以实现,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亲眼目睹到底被杀害了多少人,日军自己即使掌握这一数字也绝对不会公布。
那就只有数尸体了。这一数,就是30多年。
“研究埋尸记录30多年,就好像我用这么长时间在挖一口井,或许也有人中途来挖一铲子、刨几下,但一定没有我挖得深。”孙宅巍说,一开始,他通过对三种渠道的研究发掘相关信息:一是社会慈善团体和私人,因不忍目睹惨状,基于社会公德将遇难同胞尸体掩埋;二是伪区政府为整理市容,防止瘟疫,对尸体进行了掩埋;三是侵华日军为掩盖血腥暴行,逃避世界舆论的谴责,实行毁尸灭迹。“当年的埋尸队都留下了记录,尤其是慈善团体,他们是埋尸的主力。”孙宅巍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学术界整理的埋尸记录为:慈善团体(4个)共掩埋18.5万具,市民掩埋队(3个)共掩埋3.5万具,伪区政府(2个)共掩埋6000余具,共计22.6万具。
而随着相关专家,特别是孙宅巍对档案资料的深入挖掘,又有一批极具价值的埋尸资料被发现,从而使已知的参与埋尸的慈善团体增加到8家、市民掩埋队增加到4支、伪区政府增至4个。资料汇总显示,各慈善团体收尸19.8万具、市民掩埋队收尸4.2万具、伪区政府收尸6000具(扣除交叉统计部分),总数已达24.6万具。
“这仍然是不完全统计。”孙宅巍表示,考虑到有相当数量的尸体,由于种种原因,如被亲属个别掩埋,于藏尸洞内未被发现,或虽被有组织掩埋但档案资料散失,未被统计到任何一种处理尸体的数字之中等情况。据此综合考查,应当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均是有充分根据的。
2005年,孙宅巍出版《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该书有关埋尸的部分,汇集了他对遇难人数的最新实证。但就在此书出版后不久,他又发现一份《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卫生处筹办掩埋尸体计划书》(1938年5月),该计划书称:“查本市城厢附郭一带仍有暴露之尸体约五万余具,虽有相关组织担任掩埋工作,但亦限于经费,未能悉埋。”这说明至1938年5月,南京城厢附郭一带还有5万具尸体等待掩埋。而以往的埋尸统计,大体均是截至1938年5月。不过,在这份计划书制定后,这5万具尸体究竟是如何收埋的,便再无下文。
孙宅巍认为,如果这份计划书的内容,能够得到其他档案资料的支持,予以确认,那么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及其规模的估计。
虽然执著于计算“数字”,但孙宅巍心中更为遇难者名单的缺乏耿耿于怀。
“遇难者名单的缺乏一直以来与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对死难者名单的补课,是中西方一切受害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这些囯家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追求。”孙宅巍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始终认为“人数问题”从学术层面上是可以讨论的,不是说要去跟日本右翼打什么口水仗,而是要立足自己,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6-16 14: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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