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扫荡胶东残杀400抗日军民
2016-07-29 10:56:06  来源：青岛早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位于海云庵附近的遵化路22号，有一栋普通的民房，看上去与其他居民楼并无二致，殊不知70多年前，这里可是四方一带有名的药房——子俸药房，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聂希文一家抗日的秘密据点。抗战时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聂希文和家人利用父亲开办的这处药房做掩护，一起战斗在抗日隐蔽战线上，收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资助革命事业，发展革命队伍，为青岛解放贡献了全部力量。近日，记者走进聂希文的家，90岁高龄的他身体还算硬朗，他曾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长达10年，直到1949年6月2日才公开身份。谈到当年的战斗岁月，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虽已不能清晰地说起过往，但曾经的战斗故事都记录在他的《岁月留痕》里。

学校里撒下革命火种

得知记者要来采访，聂希文早早让儿子聂新建找出了10年前中央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挂在了胸前。谈起过往的战斗岁月，他眼里尽是自豪的光芒。“我5岁那年随父亲来到青岛，‘七七事变’前后我在四方小学上学，一位叫刘陀拜的老师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聂希文说，这位老师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青岛，他思想进步，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学生们讲述日寇在东三省犯下的罪行，还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和刊物，这些书刊不时刊登东北义勇军和红军战斗的消息，这一切都深深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里。

1939年，14岁的聂希文已是私立崇德中学（原青岛第十一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抗战期间，青岛市党组织所影响和领导的抗日活动，首先就是从崇德中学发展起来的，我市党组织也是首先在该校重建和发展起来的，而聂希文就是在这里在党的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

“在该校，我结交了一批对我政治上影响和帮助较大的启蒙人。”聂希文说，一名叫徐文洵的同学随父亲来校前就在诸城参加了八路军，他经常给同学们讲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介绍革命文艺作品。1939年，“大众解放中华抗日先锋纵队”（简称“纵队”）这一秘密组织在学校初二班成立了，徐文洵任总队书记，而聂希文和他的同学10余人加入了这一组织。当时，胶东区党委派曲华（李继仁）到青岛进行重建党的工作，1940年建立了中共崇德中学支部，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青岛市区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纵队”大部分成员随后转入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并先后入党，而聂希文也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密取禁书建地下图书馆

崇德党支部建立后，群众运动发展很快，党内外青年已发展到数十人。在当时日占区，连抗战前出版的一般性书籍都成了禁书，可读的书甚少。搜寻的途径就是从上海外国进步书店邮来一批进步书籍，又通过个人关系，把青岛图书馆内封存的一些禁书借了出来，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他们了解到学校后楼的顶棚上密藏着一大批进步书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密取“禁书”的战斗开始了。

一天深夜，陈翼、徐文洵等人首先去藏书的后楼探查，拟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而后陈翼、王允桢和聂希文悄悄打开大锁进入密室。聂希文说，他们争分夺秒地选书，把最需要的挑出来，用被单包好背到楼上旁边的宿舍里，塞进床底下先藏起来。然后按照支部决定把大多数书籍运到孙金昌（左毅）家，然后再去他家整理这些书籍杂志，进行编排、整理和伪装，订成小册子供大家传阅。“我们就是这样一本本地挑选，一包包地背出去，真像历史上玄奘经过千难万苦去取经一样，把这批比‘真经’还珍贵的书籍取到手。”后来，这批书籍连同过去从其他渠道弄来的进步书籍一起，分别进行存放并使之流通，形成了地下图书网点。在革命活动的若干阵地，这批图书有效地发挥了它的宣传教育和战斗作用。

“我们密取禁书的行动后来被校方发现，以追究责任相威胁，期末时把我们这些‘危险分子’赶出了学校。”聂希文说，他们这批革命青年有的奔赴胶东抗日前线，有的转到其他学校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有的来到抗日根据地学习和战斗。

聂希文被学校开除后，走出了学校，走向社会。按照党的教导，要学会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战斗，就要利用好一切社会关系做好自身掩护工作。于是，1941年，聂希文便在父亲开办的“子俸药房”里安下身来，党组织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情报。“当时我才16岁，没有社会经验，对侦察的主要对象——敌区上层人物一无所知，是父亲帮助我打开了工作局面。”聂希文在追忆父亲时曾写到，他父亲在上世纪20年代即持有胶澳商埠官方颁发的行医执照，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他利用自己是名中医的有利条件，广交上层人物，帮助他们获取了不少军政情报。

实际上位于遵化路上的 “子俸药房”，是以聂希文的父亲聂子俸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父亲原籍高密，在学生时代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许多爱国活动，读书时因参加进步政治活动被校方除名。祖父带着全家迁居胶州城后，曾与父亲一起开设过中西药房。上世纪20年代，他父亲来青谋生，居住在老四方，曾先后在日商纱厂、四方机厂、铁路当过工人，后在海云街开设了“子俸药房”。

聂希文说，父亲年轻时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他耳闻目睹两次日占期间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当时他们家住遵化路上，东邻是一个日特的秘密机关，那座楼房的平台就是一个用酷刑残害中国人的刑室。许多个夜晚，他们一家人在家中院内就能隐约看到残暴的敌人用点燃的大把香火，往中国同胞的身体上刺烧的情景。那闪闪的火光、受刑同胞的惨叫声，让全家人备感悲愤。他父亲也曾被日特抓去受过拷问和折磨，后来父亲因被日本人从火车上推下来，导致腰椎骨折并落下终生的残疾，因此父亲极其仇视日寇。聂希文从“地下图书馆”带回家一些进步书籍，经常给家人阅读，父亲的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积极向党靠拢。

全家成为战斗集体

聂希文的父亲不仅自己积极支持革命，还支持其他子女参加革命。“我们兄弟姐妹7人，除了3个妹妹年幼，其余4人在解放前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他把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与党的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聂希文说，姐姐聂明经他介绍也参加了地下工作，按照党组织的意图于1940年秋，进入日本人办的“青岛学院”所属的“纮宇女子学校”读书。

据悉，该校是当时我党在学校工作的空白点，学生多数是日本人和朝鲜人，聂明进入这样的学校自然不为爱国群众所理解，聂子俸也因此一度被人们误解。聂明为革命的需要，忍辱负重，默默地在那里坚持了多年。由于聂明身份特殊，穿日本学生服，又会日语，携带文件可以免检，极有利于掩护革命同志和抗战活动。1942年，中共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的杨真带领聂希文和其他两位同志去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就是在聂明的掩护下成行的。聂明在青岛的身份暴露后，奔赴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北平解放后，聂明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后在中央水电部工作。

“二弟聂希武也是在我的介绍下参加地下工作的，在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学生运动、调查敌军设防情况。”聂希文说，三弟聂希斌解放前在崇德中学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在解放前夕，他和革命同志勇敢地取出学校军训课使用的枪支，持枪进行护校斗争，并对学校附近的国民党市党部机关报《民言报》社进行了武装警卫，保护了那里的财产和文件档案。解放后，聂希文的两个弟弟分别到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党校工作。

利用药房获取敌方情报

聂希文说，父亲在四方开设的子俸药房周边，居民以工人为主，自小过着贫寒生活的父亲经常为贫苦工人义诊，无偿给他们治疗，深受患者及其家属的敬重，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多是工人，其中有些人后来被发展成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可靠关系。父亲利用与上层人物接触的便利，帮助聂希文获取敌人情报。当时陈介夫是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政届、情报界都有密切联系，还在本市的一家日文报馆里任职，他和聂希文家是邻居，同时由于他参与经营两家药厂，与药房有业务联系，两家也更加熟识。“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因此通过做工作，两家成了朋友，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情报。”聂希文说，当时陈介夫的堂弟陈志藻在日本取得了医化学博士的学位，日本人准备让他回国为他们服务，陈志藻不甘心为敌人效力。获取这些情况后，聂希文一家人多方做他们的工作，不仅获得了日军制造生化武器的情报，还会同各方力量帮助他脱离了日军的控制和摆布，在青岛建立了陈志藻任院长的博济医院，利用各种便利条件为我党做了许多情报工作。

为了支持党组织活动的开展，聂子俸把药房交给聂希文打理，聂希文就利用外出采购药材为掩护，到市区有关同志处联系党的工作，与药房工人联络感情，发展积极分子，不断开展工作。子俸药房不仅是我党在市内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药房的收入还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在经济上、生活上为不少地工同志提供了帮助。而聂子俸带领全家人省吃俭用，艰难经营着药房，收入全部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和革命同志。

解放区经历马石山惨案

1942年春，组织安排聂希文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参加12、13期的学习，时间近一年。这一年也正是日寇对胶东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解放区最艰难的时期，艰苦和紧张的战斗生活让聂希文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当时学员们以胶东军区独立团的番号出现，因为不是战斗部队，所以每班只配备了两支汉阳造、两颗子弹，每人两颗手榴弹，他们就用这些武器日夜与日伪军周旋，进行反扫荡斗争，生活极其艰苦。“我记得有一次发了一双新布鞋，是用未经过化学品处理的生猪皮做鞋底，一夜急行军，鞋底就与鞋帮分了家，我只能赤着脚行走在布满尖石的山岗上。”聂希文回忆，后来他学会了用破旧衣服打成绳子，再编成草鞋状的线绳鞋。为避免被敌人袭击和包围，他们在一个村庄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两三天，经常夜行军，一次就走上百里。1942年日寇对胶东区发动“火网大扫荡”。日寇出动2万多人，夜间在山头上燃起火堆，形成漫山遍野的火网包围圈。11月24日，他们被合围在马石山上，敌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石山惨案”，抗日军民400余人惨遭敌人杀害。在突围中，他们遇到了一个有10余名八路军战士的小队伍，他们多次带领被包围的群众和党校干部学员冲出包围圈，又返回组织聂希文一行人突围。可是敌人太狡猾了，他们在火堆之间的黑暗处遍撒苞米秸之类的柴草，只要一踏上去，就会发出声响，敌人就会在暗处用机枪扫射，一次次的突围都失败了。“天大亮后，八路军战士告诉我们，敌人很快就要冲上来了，要我们想办法隐藏起来，他们阻击掩护。”在聂希文的记忆中，一个小八路遇到了读书时的私塾先生，请先生设法帮学员们藏身，老先生把他们藏在一个还未使用的砖砌坟墓里。聂希文等人在墓室里听到了猛烈的枪炮声，掩护他们的八路军战士都牺牲了。敌人撤走后，他们才从墓室中出来。

1943年，聂希文回到青岛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直到青岛解放。他从事地下工作长达10年，直到1949年6月2日才公开身份。解放后，他在团市委工作，历任共青团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青联副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市文化局副局长等。

凶残日本兵当街枪杀人

讲述人：韩庆

“日华会馆”地处胶州城城隍庙街东头向南拐的第二个门，整天有日军进进出出。我是1934年生人，对会馆何时开张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们过阳历年。平时到此吃喝的日本人吆五喝六，也有日本歌妓的歌声，但这种“歌舞升平”没过多久，就传出了另一种声音。记得是1943年春的一天傍晚，人们突然听到会馆内有争吵声，随即传来碗盆摔地的破碎声。第二天听说，一名日本军官醉砸“会馆”，到了夏天又出现了“醉砸山门”的故事。上述现象，应是日本国内和战场形势恶化在日军官兵心中的反映。此后不久，日华会馆关门了。

日本国内形势和战场上吃紧，也影响到我们，首先是日寇收走煤油，连火柴也要配给，农村人只能点豆油灯，用火镰取火。此时日军石井部队进驻胶州城，驻扎在一祠堂内，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就不由分说抓进去，就连从此路过向门里看一眼的人，也要抓进去。今天抓进去，明天可能就是尸体了。1943年春季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在路上听说日本兵打死了一个中国人。据说这个日本兵在火车站看到一个浮肿的中国病人，他认为是逃跑的犯人，要带回日军驻地。这病人行动不便，日本兵叫了辆黄包车，让车夫将其拉往城里驻地。这个病人认为凶多吉少，当车行至城隍庙街东头时，跳车向北跑去，日本兵在后面追赶并连开三枪将这个中国人打死了，然后扬长而去。我去看时，死者身上只盖了一张破席。这个石井部队凶得很，在老百姓眼中是杀人不眨眼的野兽，人们都不敢从他们住的地方门口经过。抗战结束后，1946年在石井部队驻扎处成立了长安镇中心小学，我在此上五年级，在院内还能见到人骨头，由此可见石井部队杀了多少中国人。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29 11: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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