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的傍晚,江宁湖熟地区寂静如死,如血的残阳正一点一点地落入西边的山林,山谷中的阴风带着浓重的血腥气味,一阵又一阵地吹来。此刻,山路上走来一对被反绑着手的中年夫妇,后面是一群押解着他们的日本士兵。男的是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赤山区区长陶家齐,女的则是他的夫人朱维珍。他们是这一年的中秋节那天被捕的。陶家齐夫妇踩着枯死的树叶蹒跚地往山上走着,突然,朱维珍被脚下的一块石子绊了一下,一个趔趄跌倒在地。陶家齐紧走一步本能地想上前扶住夫人,可他的双手被紧紧地反绑在身后,动弹不得。身后押解的日本兵大声地呵斥着:快走,快走,日本翻译粗暴地将朱维珍拉了起来。
陶家齐夫妇被带到了江宁湖熟镇城岗头山上。陶家齐的双眼深情而惜悯地盯着山下自己家的方向和被日本兵赶来观看的父老乡亲,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眼看家乡了,他似乎想把家乡的这最后印象复制在脑子里带向另一个世界。朱维珍看着陶家齐,耳语般地说:不知小儿和寿他……话没说完,一个日本兵举起长刀向她劈了下去。朱维珍一声惨叫,鲜血喷溅到陶家齐的脸上、身上,陶家齐闭上了眼睛,泪水瞬间从紧闭的双眼中流了出来。山冈上一声又一声地回荡着朱维珍“啊-啊-”的凄鸣声,乡亲们捂着脸不忍观看,哭声一片……另一个日本兵走近陶家齐,问:陶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陶家齐猛然睁开了眼睛,暴怒的双眼已经突出眼眶,一口带血的唾液射向日本兵的脸上。那个劈死朱维珍的日本兵猛地奔过来举起大刀,陶家齐无声地倒在了他热爱的家乡土地上。
陶家齐(1890-1943),又名陶寄尘,南京江宁县湖熟镇(现江宁区湖熟街道)人。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幼读私塾,成年后做过学徒也当过兵。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发生时,陶家齐正在上海,捍卫民族的爱国心使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十九路军抗击日军,在军中做文书工作。一次战斗中,日军的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他的耳朵从此听不见声音了。此后,经过努力,他练就了能从别人的口型中“听”出声音的本领,准确无误。后来,人们就称他为“陶聋子”,以至于他的本名“陶家齐”反倒被人们遗忘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陶家齐因耳聋回到了家乡,在湖熟燕丹乡(今燕窝、樊家一带)政府做文书,后又当上了国民党的乡长,成为湖熟地区有名的士绅。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了江宁的交通要道和主要集镇,日本兵在县内大肆杀戮,遭日军残杀的无辜百姓达1120多人。江宁沦陷后,日军在湖熟镇的梁台、西洋湖(今西洋圩)等几个重要乡镇设置了据点,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伪军,疯狂掠夺百姓财产,烧毁商店民房。
攻陷江宁后,日军立即从东、南、西三面攻击南京城,南京沦陷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使南京成了一座血城。在江宁居住的陶家齐眼见国破家危,生灵涂炭,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对日军兽性暴行、汉奸叛徒奴性切齿痛恨,在日记中愤怒地记下了日军的这些暴行。面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的危局,他找不到出路,陷入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中。
1938年夏,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来到江宁,使陶家齐看到了希望。
江宁与南京城唇齿相依,从东、南、西三面环绕南京城区,美丽的秦淮河穿境交汇此地,在整个南京地区江宁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沦陷后,达官显贵纷纷出逃,留下的散兵游勇、汉奸特务、土匪帮派,各自为政独霸一方。日伪又到处设有据点。新四军进入江宁后,只能在远离敌人据点的地方穿插活动,要想在敌人卧榻之旁和中枢要地扎下根,没有当地群众和爱国志士的支持协助,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一支队进入江宁地区后,分析了江宁地区的复杂环境,认为一定要贯彻国共合作方针,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爱国同胞,与这些进步同胞同舟共济才能站稳脚跟,打开抗战局面。
此时的陶家齐拒绝了日伪维持会、绥靖队的拉拢,靠变卖家产、字画维系着一大家的生计,他虽年近50,但当年的抗日激情仍时常在他的胸中沸腾。正当他苦寻报国之门时,新四军找上门来了。
1938年秋天的一个晴朗下午,陶家齐家来了一位叫胡剑松的陌生人,这个戴眼镜穿长衫的年轻人热情地提出要跟陶家齐交朋友。由于当时江宁的情形非常复杂,各种势力帮派都有意要拉陶家齐入伙,陶家齐一向很警觉。当这位陌生朋友道出自己的来意并推心置腹与陶家齐交谈后,陶家齐终于明白了,他是新四军派来的,上门想让他出来协助新四军工作。
原来,新四军支队领导一到江宁,就了解到湖熟有位陶乡长是主张抗日的爱国绅士,有他协助,在江宁的新四军一定能更猛烈地打击日军,把抗日活动做得更好,便派了胡剑松上门,动员陶家齐出来与新四军一起抗日。陶家齐毅然答应下来,并且主动要求承担新四军的情报任务。
陶家齐接受新四军的任务后,首先派人叫回正在上海当学徒的15岁大儿子陶和庆,动员他参加新四军,他又动员侄儿潘泽松与他一起参加抗日活动,还发动了严必昌、戴如高、陈德显等五六个爱国青年,组织情报站,为新四军提供情报。为此,新四军一支队一团团长傅秋涛特意书面委任陶家齐为情报站主任。他们秘密为新四军探送情报,动员民工配合新四军破坏湖熟到淳化间的桥梁、公路,惩治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有一次,他们抓到了汉奸戴步成,把他私藏的1000多公斤钢丝等军用物资用小船、土车运出来,送给了新四军。
为了在那个乱世存身,为新四军及时搜集到准确有用的情报,陶家拜了南京安清帮“大字班”头目宋汉文为“老头子”,自己也广收门徒。陶家齐虽然耳聋听不见,可他所收的安清帮门徒耳目众多,消息灵通,湖熟地区日伪的一举一动,他大都能掌握并及时通报给新四军。他还利用帮会关系,把策反工作做到日伪内部。梁台日军据点侦缉队长蔡忠宏,就是通过严必昌拜陶家齐为“先生”,陶家齐把他教育争取了过来, 后来经常为新四军提供有用情报,成为一名抗日战士。
经过一年多和新四军首长、战士们相处,陶家齐对新四军更加了解,对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更加信服。当时,二支队司令部短枪班和侦察班的战士经常出入陶家,陶家齐待这些子弟兵亲如家人,他的夫人朱维珍也经常拿些食物给出征的战士,战士们也会带一些战利品送给陶家。一次,一个新四军连长负了伤,陶家齐留他在家疗养。陶家齐粗通医道,亲自开药方为伤员治疗调理,夫人朱维珍则精心护理照料,终于使这位连长伤愈归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湖熟,为了陶家齐的安全和有利于开展工作,新四军老四团团长张道庸(陶勇) 在一次攻打湖熟的战斗中,把陶家齐转移到句容县郭庄庙附近的汤巷陶家村。陶家齐虽远离湖熟,但他仍通过情报骨干和帮会关系在湖熟一带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1940年初夏,新四军在江宁地区打了一场著名的赤山战斗,这场战斗的胜利便与陶家齐及时送出的情报密不可分。
1940年5月13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廖海涛接到陶家齐发来的情报,内容是:“获悉由南京开到湖熟的日本侵略军南浦旅团岗本联队的一个加强中队,由其中队长吉田带领,妄图‘围剿’三岔地区的军民,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
廖海涛看罢情报,略作思考后,对部下说:我们要在赤山脚下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赤山原名峰山,这里地形比较复杂,山虽不高,但谷峰交错,便于部队隐匿。赤山附近的群众抗日热情高,在这里伏击很有把握打败日军。但赤山距湖熟镇仅7.5公里,离南京城也只有35公里,日伪军经常在此出没,这是不利条件。廖海涛分析情况后,侦察员传来报告,日军次日要到三岔镇“扫荡”。来得正好!廖海涛决定亲自指挥这场伏击战,他派特务连和新四团一部去赤山附近的窦家边埋伏。第二天上午9时许,一队日军从湖熟据点出动沿着秦淮河堤向三岔镇方向前行。10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随着一声令下,赤山四周顿时伏兵四起,这一仗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新四军毙敌130余人,除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外,还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这门九二步兵炮是江南新四军缴获的第一门大炮。对于打游击战的新四军来说,大炮不好运输是个累赘。于是只好把大炮拆卸了机件,转交给陶家齐让其设法处理。陶家齐当即派人把大炮拖到汤巷陶家村,秘密埋藏在自己家的院子里。
这场赤山战斗,大大鼓舞了江南军民的抗日信心,挫败了骄横跋扈的日军斗志。为此,廖海涛即兴赋诗一首《赤山大捷》 :坚持江南抗敌军,日军惊乎胆寒心;赤山之战缴敌炮,茅山烽火震南京。
陈毅得悉此胜后,立即去电祝贺,同时指出要“警惕敌人进行报复”。果不出他所料,事后,日军调集大批日伪军前来“围剿”,但新四军已经安全转移。不甘心的日军四处张贴布告,悬赏追查大炮下落,又在赤山一带大肆搜捕。1941年1月春节晚上,慈山台伪自卫团团长徐茂龙亲自带人在汤巷把正在吃年夜饭的陶家齐和其侄儿抓走。几天后,陶家通过安清帮头目宋汉文的帮会关系把陶家齐保释出来,但那门九二步兵炮已被伪军挖走,向日军报功去了。因为此事,陶家齐心有不安,当时驻江宁的新四军十六旅代政委钟国楚安慰他说:拿去就拿去吧,这炮对我们已没有用处了,敌人拿去也不能用了。陶家齐这才释然。
这次被捕,陶家齐虽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但他在当地的影响和声望,却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出狱不久,日军便派人来劝诱陶家齐到渡桂去成立伪自卫团。陶家齐去找钟国楚商量,钟国楚认为渡桂是个交通要道,把渡桂抓在自己手里,对抗日大有好处。于是建议陶家齐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为新四军工作,陶家齐欣然接受了钟国楚的提议,并派长子陶和庆与抗日民主政府密切联系,十六旅派了参谋黄一南参加了伪自卫团的筹建。
渡桂伪自卫团成立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立即派人来拉拢陶家齐。陶家齐在一·二八时曾参加过国民党十九路军,这使他左右为难,处于日军、新四军、国民党三方势力中的陶家齐,究竟选择哪条道路?陶家齐的内心也一度矛盾过、斗争过。他把长子陶和庆喊回来商量。在龙都的大圩埂上,陶家齐深情地对儿子说:“ 我年纪大了,现在日本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共产党新四军三方都要我去做事,坚决抗日是原则,决不能当汉奸,忠义救国军虽是国民党的,但他们不讲礼、不体贴人,只有共产党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的,最关心人、能体谅人的苦衷,我们不能做任何对不起民族和人民的事,决定跟新四军干到底了。”陶和庆同意父亲的看法并说:“和新四军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与人平等和气,大家彼此信得过。不像敌伪人员常是大鱼吃小鱼争权夺利,决不能跟忠义救国军。”
坚定了跟新四军走的方向后,日军与忠救军不断地来找麻烦,陶家齐陷入了艰难的处境。
就在此时,即1942年6月,钟国楚、黄玉庭在龙都圩会见了陶家齐,任命他为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赤山区区长。从此,陶家齐以抗日民主政府赤山区长的公开身份进行抗日活动,由于当地群众对他熟悉、信任,赤山一带的抗日活动更加活跃。
湖熟日伪军对陶家齐恨之入骨,时时想寻找机会除掉他。钟国楚和时任江宁县长的王一凡等都十分关心陶家齐的安全,经常告诫他远离湖熟地区,少在敌人据点附近露面,但陶家齐很自信,他说:不要紧,我的耳目多,情报快,吃不了亏的。后来王一凡回忆说:陶家齐确实消息很灵,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就会有人给他送信,但我还是不放心,坚持要他离开这里,陶家齐只好说,对,对,听县长的。实际上他转的圈子很小,绕来绕去还是在林家庄附近。
陶家齐的这一麻痹大意埋下了祸根。
1943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月明星稀,陶家齐带着几名游击队员路过林家庄时,适逢小儿陶和寿过周岁,便在家中停住一夜。不料,当地汉奸尹延福和尹士富父子俩发现了陶家齐,立即向敌人告密(尹延福是酒店老板,后被镇压,尹士富被判刑后释放)。湖熟梁台日军、伪警察和便衣侦缉队立即前去搜捕。敌人为了避开湖熟内部陶家齐的情报人员,特绕道到新昌桥,从水路包围了林家庄。林家庄四面环水,当晚有9人在林家庄陶家过夜。后来陶家齐的长子陶和庆回忆:那夜入睡时心里十分烦躁,总听到村里村外的狗叫声,睡不多久便起来看一次,半小时后感觉还是不对劲,即起床叫醒警卫员许海清,和他一起到外面察看,刚到门外,走在前面的许海清看到了日本兵,他回头对我说,有日本鬼子,我转身回头,大喊一声‘快跑’,想喊醒家人,但已经迟了,敌人从水面围了过来,我凭着天黑路熟,从陆路绕道脱险了。许海清会游泳,一头奔向河边准备从水路脱身,不料被伏在河边的敌人抓住了。
敌人冲进屋,逮捕了陶家齐夫妇及通讯员尹贵生、情报员戴如高。在全村搜捕陶和庆的同时又放火烧了陶家。陶家齐看见敌人在抓捕小通讯员,就高声说:他是一个放牛的,逮他有什么用,我们不都来了吗。敌人才把小通讯员放了。
小通讯员在奔跑中听到有小孩哭声,就立即冲进火场中抱起小孩,放进一只小木盆,将盆推入河中,这个得救的孩子就是陶家齐刚刚满周岁的幼子陶和寿。
与陶家齐同时被捕的四十六团警卫员许海清、十六旅谍报员戴如高、区大队通讯员尹贵生3人在解往溧水的路上即被杀害。陶家齐夫妇被押到日军溧水总部,备受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誓不招供,决不投降。抗日政府多方设法营救,始终未果。陶家齐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小儿子陶和寿,便托人带出一张字条给长子陶和庆,字条的内容是:和庆,我今天要解到湖熟去杀,现时我言泪俱无。望照看好小儿。
人亡家散,生死两茫茫。
在日本侵略军到处抓捕陶家齐家属的情况下,陶和寿被家人带着东躲西藏一路逃到南京三元巷,以做小生意艰难度日,直到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志愿军即将赴朝鲜参战的陶和庆在出发前请求上海市政府帮助寻找小弟弟,市长陈毅亲笔写信给南京江宁县让县政府查找,几经周折终于找到陶和寿,将其送回老家湖熟。“文化大革命”后,陶和寿从部队到南京拜访老县长王一凡,王一凡见到陶和寿十分激动地说:“革命的幸存者!幸存者!”二人交谈中王一凡得知陶家齐烈士虽然被安葬但还未立碑,很感慨地说:“陶家齐应该立碑,你们也找一下钟国楚,他对陶家齐很了解。”
后来,在南京空军当通信兵的陶家齐孙女陶海璐通过电话,找到了时任江苏省军区政委的钟国楚。陶海璐说自己是陶家齐的孙女,钟国楚很茫然,一时不知道陶家齐是谁。陶海璐又告诉钟国楚她是陶聋子的孙女,钟国楚这才恍然大悟,激动地说:你是陶聋子的孙女!陶聋子可是为革命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随后,钟国楚给江宁县人民政府出具了陶家齐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牺牲和贡献的证明。1981年11月12日,在陶家齐夫妇殉难38周年时,江宁县人民政府为陶家齐夫妇举行了立碑悼念活动。
陶家齐的几个子女从没忘记先辈们的英勇献身精神,个个勤奋上进。每年清明节,陶家的子孙们都会来到雨花台祭扫先烈。2009年,陶家齐的次子陶和麟带着儿子从上海又来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他说:我已经81岁了,身体也不好,恐怕不能再长途奔波了,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到雨花台看望先父,这个任务就要交给儿子,让他和后辈们记住,爷爷是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而牺牲的,他永远是我们家的骄傲。
陶和麟的儿子陶坚对父亲说:“爸,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像您一样教育我们的子女,每年都来祭扫,一代一代将烈士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20 1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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