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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中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77年前的这一天,是戎瑞霞黑色记忆的起点。
12月10日,99岁的她被问及当年时,突然沉默下来,眼睛侧望着无人处,良久,“鬼子来的时候,我正怀着毛毛。”
言语时,老人不再像平时般古井无波,她鼻翼轻颤,脸上的皮肤微抖。
戎瑞霞是大屠杀的亲历者。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时,她就住在南京城最繁华的新街口附近……
人物
戎瑞霞,南京大屠杀亲历者。
1937年12月,日寇攻陷南京,怀孕的她和家人在地窖中躲过屠杀。
长沙是戎瑞霞的第二故乡。1947年,她随丈夫到湖南定居,膝下3女,至今已67年。
而今,丈夫已过世三十余年,她被家人送到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居住已9年。
关于故乡,她操着一口正宗的长沙方言说:“南京话,你们怕是听不懂的。”
上个月,在社会福利中心,戎瑞霞和老伙伴们一起度过了99岁的生日。
戎瑞霞99岁,她的青春留驻在南京城里。
日寇的铁蹄蹬碎城门时,狼烟四起,恐惧如狂风般向她袭来。
“怕!怎么不怕?他们一来,我们都要躲起来。”老人的门牙早已脱落,回忆往事情绪激动时,她的眉毛拧成一团,舌尖在微张的嘴里抖动,许久才说出话来。
“好多邻居都被杀咯!我哥也差点被杀了。”即便77年过去,她昔日的疼痛仿佛仍未愈合。
家庭离散
白发,皱纹,背微驼,老人对故乡南京的回忆,在烟雾中开始。
12月10日,长沙市雨花区社会福利中心,戎瑞霞并未和平日一样上桌打麻将。简单整洁的小房间里,她迈着缓慢却沉稳的步子,打开抽屉,拿出一根烟,点上。
“都说我能活这么大岁数很好。哪里好?经过这么多事,我就想随老公一起走了。”她深吸一口,烟雾升起,往事开闸。
戎瑞霞出生于南京贫苦人家,家中姐妹三人,她排第二,“姐姐嫁到了安徽,我嫁在本地,妹妹嫁得离我夫家不远。”
1937年,日寇攻入南京。那年戎瑞霞22岁,和丈夫结婚4年,肚里正怀着第一个孩子,住在新街口程阁老巷。
戎瑞霞说,父亲叫“戎正声”(音),毕业于黄埔军校。
“当时,听说日本人进城了就要杀光全城的人,尤其是杀男人,好多人都搬走了,我老公也走了。”戎瑞霞回忆,当时丈夫是司机,为公家开车。日军攻入南京前,“公家人”撤至湖南,丈夫也一并撤退入湘。
“公家的人也要我一起走,但家里一屋子人要照顾,有我老公的奶奶、老母亲、哥嫂,也有侄儿、侄女,我还怀着毛毛,走不得。”戎瑞霞被迫和丈夫分开。
离散的不仅是戎瑞霞一家。当时,路上的行人都步履匆忙,城北的居民往城南搬,城里的往乡下搬,或索性全家迁往外省。日本人攻入南京城后进行大屠杀的那段时间,戎瑞霞和自家姐妹失去了联系。
这场分别,直到十年之后才在湖南重逢。
黑暗地窖
“那时,很多人说日本人进城了就会杀人屠城,我们都要想办法躲起来。”日军攻进城前,戎瑞霞和家人就已藏身在自家的地窖里。
戎瑞霞回忆,上个世纪初,南京居民的住房底下一般都有一个地窖,大概1米多高,用来储存杂物。“人在里面是不能站起来的,但可以坐着,也能爬。”
地窖很黑,也很潮湿。为不被日本人发现,地窖的出口处被戎瑞霞家人用烂簸箕、稻草等破烂的东西掩饰起来。戎瑞霞回忆,为了保命,那时全家人白天都在地窖里或坐或躺,除了必要的对话外,通常保持沉默。“肚子饿了,我老公的娭毑就会一个人爬上去做饭,做好后我们再爬上房去吃。”
一般情况下,家人们并不会安安心心地吃上一顿饭,“总要听着街上的动静,一有声音,马上放下碗筷进到地窖里。”
日本人进城,大屠杀随之开始。
那段日子,戎瑞霞和家人也一直躲在地窖里,不敢上街。等天黑了,才爬上房间睡觉,“蜡烛都不敢点” 。
地窖并不安全,惊险时常发生。一天,几个日本人走进戎瑞霞家中,没发现人影。
“他们也晓得我们都有地窖,所以只要看到地板上有洞,就用枪上的刺刀刺进去。”戎瑞霞和家人听见脚步声,吓得缩成一团,大气都不敢出。随之而来的是刺刀的一通乱刺。她拖着日益沉重的身子,和家人一起四处乱爬,躲避刺刀。
“身体不方便也没得办法,得活命。”幸运的是,刺刀并未刺伤人,戎瑞霞和家人躲过一劫。听着渐行渐远的脚步声,戎瑞霞狠劲地吸了几口气。
摸茧杀人
戎瑞霞曾天天祈祷“鬼子进城”只是传言。不久后,炮弹声渐近,噩梦降临。1937年12月,日本人拿着刺枪进了城。
“日本人把人抓去,看手上有没有老茧,有就是抓过枪的;看脑壳上有没有箍印,有就是戴过军帽的,杀了好多人哟。” 戎瑞霞回忆。她丈夫的哥哥也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他们把大哥抓去,摸他的手,说有老茧,就说他当过兵,要杀他。”戎瑞霞回忆,娭毑不断给日本人磕头, “脑壳都磕出血了,才把人救下。”
但很多人因茧被杀。“邻居也被杀了,多得很。”戎瑞霞不去看,也不敢去看。但“又有人被杀了”的消息,常传入耳朵。
即便藏在地窖的时日多,戎瑞霞也难免需要上街。以往,她都会精心打扮一番,“抹胭脂,涂些口红,穿件漂亮袄子,这是过去时兴的打扮。”
日本人来后,戎瑞霞出门都不敢打扮,总低着头,走得飞快,不在外多停留。
戎瑞霞的小女儿汪珍珠曾多次听母亲提及当时的场景。“那时日本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女的一般要装成男人,要么把头发剪短,要么盘起来塞进帽子里,脸上抹些锅灰,袄子穿大一点,不让日本人发现她们是‘花姑娘’。”
磕头保命
大屠杀后几个月,日本人开始“安民”。
为生计,戎瑞霞家人在自家门前支起一个小烟摊,卖些香烟、白砂糖等物品。
日本人却不断上门。“他们什么都不管,用枪托子一把将烟摊子掀翻,又把家里看上眼的东西都拿走,‘哐哐哐’,不要的都砸碎,看不惯就打人。”眼瞅着情形越来越不对头,戎瑞霞和家人哆嗦着身子,跪下来磕头,才能保住命。
随后,日本人在南京开办了一家被服厂,戎瑞霞生下大女儿后,被迫到被服厂工作,“一个月领30斤粮。”
再过了八九年,戎瑞霞和大女儿被丈夫接到湖南一起生活。她一直怀念着南京昔日的热闹和繁荣,“新街口热闹得很,各种大戏园子,好多人在卖东西。”她微撅起嘴巴,眼里透出一股子光彩,“几十年了,不晓得那里是什么光景咯。”
戎瑞霞的外孙女曾留学日本,这曾激怒老人,她一度不同意外孙女出行。“她受过日本人的苦,自然不愿意孙女去留学。”汪珍珠解释。
“说真的,有些恨,人是无法放下的。”戎瑞霞摇了摇头,此后,再不言语。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1-23 15: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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