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绝无仅有的“奸情报告”
2016-11-24 09:44:33  来源：选载 自《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作者：何建明  点击：  复制链接

　　战争似乎都离不开对妇女的残害，强奸与污辱她们成为一种惯例。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厌恶战争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日军在占领南京城后的强奸与淫杀中国妇女的行径，是人类史上极其罕见的，其奸淫之广、淫杀之残暴，骇人听闻！

　　由于太令人恶心和太野蛮的缘故，笔者原本一直想放弃这一章的内容，可又实在无法回避日军在这一罪行。是他们让我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日军强奸妇女，还逼其裸露拍照

　　一：不堪入目的现场

　　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并随意将其杀害的极恶兽行，可谓是“遍地皆是”，而诸多场面惨不忍睹、不堪入目——

　　地址：东阳街

　　“哒！哒哒哒！”天色蒙蒙亮，城内的大街上，既有持枪的日本兵在追赶落魂而逃的人群，更有那些胆小的市民在自己的屋子和院子内坚壁锁门。但这没有用，铁蹄和枪弹势如破竹，想进哪就进哪……

　　“花姑娘的多多！”一群日军堵住一个巷口，“砰砰”两枪打死3个男人，同行的两个衣着破碎的“黑脸女”（脸上抹着锅灰），边叫边逃；但没出十几步，便被日军拦住。

　　“快活的有！”日军七手八脚地像扒鸡毛似的三下两下就把那两个“黑脸女”的衣服扒个精光，露出洁白玉体。

　　“哈哈哈……白，白白的！”日军兴奋异常，将枪一扔，解开自己的裤子，挟起女子就往街边的一间房檐下干了起来。另两个日军则在一旁持枪放哨。

　　8个家伙，先后轮奸了这两个“黑脸女”，然后分别对准其胸口和脑壳，“砰砰”就是两枪。

　　这时，另一个房子里传出一声婴儿啼哭。几个日本兵的脸上立即堆笑起来，前面靠近房子的两个鬼子抬起双腿，猛踢紧闭着的房门，后破门而入。

　　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却传来另一个女人的一声大叫：“啊——！”随后听得屋内传来“砰砰咚咚”的响声。

　　“作孽作孽啊！”是另一个沙哑的女人声音。

　　鬼子从里面走出，带着几分淫欲之快。

　　后面的几个日军迅速替换而入。不一会儿，他们一人拖一条腿，将一个一丝不挂的老妇人从屋子里拖出。

　　“你们不要脸！不要脸啊！”老妇人的双手拍着地，一边哭喊着，“你们打死了我的孙儿，还有我的儿媳……畜生啊！”

　　日本兵似乎恼了，一枪托砸在老妇人的嘴巴上。而其中一鬼子拿来一根绳子，绑住她的两只乳房，又在绳子两端拴上两块石头，然后令老妇人在地上爬行：“你的前进！”

　　老妇人怎能爬动？日本兵则在一旁哈哈取乐。

　　突然一把刺刀朝老妇人的阴部捅去……老妇人痛不欲生。接着又有另几把刺刀戳向她身子。

　　这一幕被街边一间房子内的一个5岁小男孩看到了。“老太太死得好惨啊！”2002年夏，许发广对一群在暑假搞“南京大屠杀调查”的大学生说。

　　地址：小礼拜寺

　　日军进城的第一天，南京城内一片混乱，住在草桥清真寺内的15岁回族姑娘马芳（化名）像以往一样，清早起来，正准备出去帮父母到街上买些菜，哪知刚出门，就见街头一群日军围住一个中国男人，几把刺刀从五个方向他戳去，顿时那男人的头、前后背喷出血柱来。

　　“啊呀——”姑娘吓得一声大叫，抱头便往家跑。

　　“爹，鬼子杀人啦！”马芳进屋后跟父亲说了一声后，直往后屋躲藏。

　　父亲见状，一边招呼家人赶紧躲起来，一边把门掩紧。就在这时，外面的日军已经敲门而来：“咚！咚咚！”

　　“快快地开门！”鬼子在外面嚎叫。

　　无奈，马芳的父亲只好把门打开。

　　“你的花姑娘的有？”日军一边用刺刀顶着马芳的父亲嚷着，一边朝里屋走。

　　马芳父亲哪见过这阵势，早已吓得面容失色：“没，没有啊！”

　　这话提醒了后屋的马芳，只见小姑娘拔腿就往后屋的河边奔跑，说时迟那时快，身子一跃，跳进了一个防空洞内。

　　“花姑娘的那边——”不料被一个日军看到，于是他们狂笑着朝马芳躲进的洞口方向围袭过去。

　　“花姑娘的，出来！”日军朝洞内瞅瞅，捡起旁边的砖块，朝洞内扔去。“不出来的，死啦死啦的！”

　　马芳边哭边从洞内爬出来。

　　“哈哈……花姑娘的大大的好！”两个满脸胡子的日本兵左右夹起马芳就往附近房屋里走。

　　“脱！你的脱！”进屋后，几把亮铮铮的刺刀顶着马芳微微隆起的胸部，逼着她脱衣。

　　马芳一边哭一边脱……

　　“下面！脱！”日军令她连裤子一起脱掉。

　　“哟西！”还不等马芳的裤子落下，一个日本兵早已按捺不住兽欲，一下上去扑在姑娘身上，连啃带抱将姑娘奸了。

　　浑身瑟瑟发抖的姑娘还不知是咋回事时，第二个家伙又上来了……如此5个家伙前后一起折腾了半个来小时，处女的马芳身上血迹斑斑，雪白的上身一块青一块紫的。

　　“小芳！小芳——”门外突然传来马芳母亲急切的叫喊声。

　　马芳突然大叫起来：“妈——快来救我！”

　　“哈哈哈……大大的花姑娘！”日军转身见马芳的母亲出现在他们面前，一阵狂喜。

　　“你们想干啥？我是来找女儿的，你们……”马芳的母亲还没有说完，就被两个日军按在地上，一人捂住她头，一人扒掉她衣服，便在地上干了起来。紧接着第二、第三个鬼子扑了上去……

　　“你们这些畜生！”马芳的父亲闻讯赶来，双手抡起木棍子就要往骑在妻子身上的那个鬼子打去，被一旁的另一个鬼子猛地踢了一脚，卧倒在地。他刚想起来，“砰”的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膀……

　　“妈！爸——”见鬼子扬长而去，马芳拎着裤子从里面走出，见光着身子的母亲和血流一地的父亲，一下晕倒在地。

　　地址：王府园

　　一户民房内，住着临时在此躲难的小强一家人。

　　“走吧，听说日本人已经进城了，我们想法找个防空洞躲起来！”13日早上，小强的父亲对妻子和孩子们说。

　　“快跟上！”小强的妈一边抱着小儿子，一手拉着大女儿，一边催促着另外几个儿子。全家人刚走一段路，就遇上了一群日本兵。

　　“花姑娘的有！”日本兵“呼”的一下将小强一家围住。

　　“你的中国军人的？”前面的两个日本兵首先拦住小强的父亲，并且一脚将其踢倒跪在地。

　　“我不是。你们看看我这一大家……”小强的父亲极力争辩，哪知前后两把刺刀已经插进他的胸膛。

　　“他爹——！”小强的母亲见状，一声大叫，随手将小儿子掉在地上。

　　“花姑娘的干活！”一把刺刀顶在了小强母亲的胸前。另一个日本兵则用刺刀挑起摔在地上的小强的小弟弟的屁股，一下将可怜的小家伙扔得远远的，连一丝声响都没有。

　　“弟弟——”10岁的小强见状，扒开日本兵的枪刺，冲过去想抱摔烂的小弟，却被一个日本兵一脚踢倒在地。

　　这时，小强的另外4个小弟也跟着哇哇哭叫起来。母亲怕孩子吃亏，赶忙上前护卫。鬼子恼了，几把刺刀一齐对准母亲。小强和弟弟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突然一起扑向日本兵，连咬带叫，握着刺刀想保护他们的妈妈。

　　“反了！反了！”几个日本兵相互愣了一下后，立即用力从孩子手中拔出枪刺，“霍！霍！”一把把尖锐的刺刀像切西瓜似的向5个娃儿脑袋、胸口刺去……

　　顿时，孩子们全都倒在血泊之中。

　　“我的儿啊！”母亲疯了。

　　“弟弟——”小强的姐姐疯了。

　　可日本兵更来劲了。“哈哈哈，花姑娘的可以干活了！”

　　在血地上、在血地旁边的石板上，母亲和姐姐被这群日本兵轮奸了。

　　“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小强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死里逃生的他像触电后惊醒并四周寻找他最想保护的人。他看见了，首先看见的是躺在一边的还有气的身上挨了5刀的姐姐。

　　“找妈妈——”姐姐歪着头，有气无力地对小强说。

　　“嗳、嗳嗳。”小强隐约听到好像是小弟弟在哭，转头一看，果真是那个被鬼子用刺刀挑得远远的小弟弟还没有死，于是小强过去抱起小弟弟，随后又回到血泊中的母亲面前。

　　母亲下身一片血，躺在那里不能动弹。小强将不停哭泣的小弟弟抱到母亲的面前让她看。只见母亲轻轻地解开胸口，将奶头塞进小儿子的嘴巴，就在这时，小强见母亲的头突然一斜，再也没有动弹一下。

　　“妈——妈妈！”小强，哭个不停。可哭有什么用，他要看看倒在地上的亲人还有没有活着的。

　　他见到了一边双手拱着跪在地上的父亲。

　　“爸！”小强见状，以为父亲还活着，便上前推了一下父亲，结果父亲彻底倒下了。小强将其身子翻过来，见父亲前后都是刺刀留下的仍在流血的窟窿……

　　现在，全家这么多口人，只剩下小强和姐姐及小弟。

　　10岁的小强先把小弟抱进附近的一间屋内，又将受伤的姐姐拖了进去。

　　“呜呜……”刚进去，小强便听到旁边的屋子里有女人在哭。

　　“谁呀？”小强进去一看，有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坐在地上哭泣。一看便知又是被日本兵糟蹋过的。

　　“我男人是唱戏的，鬼子把他杀了。你们一家也怪可怜的，要不到我家去吧。”此女长得俊，又胖乎乎的，于是小强和姐姐称她为“胖妈妈”。

　　好心的“胖妈妈”帮小强将其姐姐和小弟一起拉扯到她自己家，给小强他们吃饭和养伤。第三天，3个日本兵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将小强的姐姐和“胖妈妈”又给轮奸了。

　　小强的姐姐被弄得下身数日不能动弹。“胖妈妈”的胸部则被咬啃得一片红肿青紫。

　　不日，“胖妈妈”听说金陵大学那边有难民营可以保护她们女人，小强便与“胖妈妈”一起扶着他姐姐到了难民营。

　　可是难民营并不安全，日本兵又多次进去将小强姐姐和“胖妈妈”奸污……

　　从难民营回来，小强不见了小弟，问邻居。人家告诉他：你小弟是冻死的，尸体被人拉走了。

　　几天时间，小强一家人，只剩下了他和姐姐。不多久，姐姐得传染病而死。小强成了孤儿。

　　小强真名叫常志强，原住燕子矶化工新村。

　　地址：申家巷17号大院

　　这个大院住着好几户人家，家境稍好一些的人家逃到了外地或远方的亲戚家，那些无处可避的穷人则留在院内，听天由命。

　　一日，日军见紧闭的大门内有炊烟，于是铁蹄入侵，鸡犬不宁。

　　“花姑娘的有？”赵家独子赵廷栋因为新婚，故而小夫妻俩与母亲都留在院内没走。这回小鬼子进院一见十八九岁、年轻力壮的赵廷栋，便把他当作“中国军”押走，在大街上砍了。

　　赵氏婆媳怎能抵得住日军兽行？新娘和婆婆一并被5个鬼子轮奸。

　　隔壁的张玉龙妻子躲藏在床底下，日军一刺刀便将其逼出。随后三番五次奸了近一小时。末后张妻欲寻短见，被家人硬劝方止。

　　平时靠捡垃圾为生的李氏也没有逃脱魔鬼之掌，不仅被奸，且被拖至街上，逼其光着身子来回跑跳，然后日本鬼子打断其双腿，使她毙命于露天。日魔仍不罢休，将李氏平时捡得的啤酒瓶子插在其阴道之内，任其仰躺在大街上……

　　地址：淳化镇

　　这一天，小鬼子照例出来寻找“花姑娘”，而且是骑着大洋马，神气活现。

　　“花姑娘的有！”突然，他们看到前面有一高一矮的母女俩走在路上。天下着小雪，母女俩手中撑着雨伞。

　　日本兵见了女人就像饿狼见了肉食，不管三七二十一，扒光对方的衣服就奸。虽然猖狂，但鬼子也有害怕之心，同时又怕军马跑了，于是在强奸之时，用绳子一头系在马腿上，一头绕在自己的脚腕上。

　　被奸的母亲光着身子，见不远处有行人，便羞愧难当，下意识打开手中的伞。不想，黑布伞突然打开，惊吓了军马。只见那马一声鸣叫，扬腿而奔。这下把它的主人——两小鬼子拖在地上狂奔了100多米。

　　“死啦死啦的！”被拖得血肉模糊的日本兵气坏了，扬着军刀，冲着这对被奸的母女跃马而去。

　　母女俩自知没有活路，跳进旁边的河里。

　　“砰砰！”“砰砰！”日军朝河中开枪扫射，母女俩中弹而亡。

　　这事可惹怒了这群日本鬼子，后来他们又增兵数人，对附近的两个村子进行报复。鬼子们将30多个男人抓到淳化小学后面，又将抓来的几名妇女当众奸污，其中多数是男人的妻子和他们的女儿。这还不够，最后将这些男人统统砍死，而被奸的女人也没有几个能逃出性命。

　　地址：江心洲

　　此地紧抱长江，是日军屠杀中国战俘的主要现场之一，同时这里也是日军强暴妇女的重要犯罪地。

　　由于江心洲四面皆是江，河塘纵横，芦草丛生，加之不少农家有小船小舢，似乎是藏身良地。哪知这也是日军犯忌的地方，故而成了他们疯狂袭击与扫荡之地。期间奸杀中国妇女数不胜数。

　　一日，一排日军开着汽艇来到此地，见李永年家的锅窑里躲藏着4个从城里逃来的女人，便一一拖出来奸污。

　　有村民王学江女儿不从，日军举起枪刺欲加害于她。该女聪明，连忙摆手说：“要干，我们到林中的小塘里，那边没人。”

　　其中一小鬼子大乐：“哟西！”便跟着王女到了塘边。该女指指岸边的莲盆，说：“我们到水上好做事。”

　　小鬼子心头痒痒，再次上当，跟着上了莲盆。王女熟练地划着那小小莲盆，离岸几十米后突然将莲盆弄翻，然后在水中扣住日魔，直至他一命呜呼。

　　第二天，日本兵水陆齐进，一场报复便在江心洲开始——

　　先是积余村王华明、王月德等百余村民和逃至此地的难民被杀，尸体扔在大茅坑内。

　　后是南上村的男人们被强拉到田埂上，与扒光了衣服的本村女人性交。谁不从，就砍谁的脑袋。

　　西下村不少妇女藏在草垛里，日军用刺刀捅，用火烧，逼着藏身的妇女出来，然后拖到一边轮奸。奸完后又逼着她们用嘴巴舔干其生殖器，不从者砍头。

　　一由城内逃至此地的商人全家，躲在小舢上用芦草掩着，被日兵发现后迅速划向江中想逃跑。他们哪是汽艇上日军的对手！小舢被拖到汽艇旁，男人和2个孩子被一阵扫射，命毙于江中。女人被日军拉到汽艇的甲板上10余次强奸，最后扔到江里，一枪击毙。这商人一家5口人的血，凝住了小舢四周……

　　地址：汤山镇

　　这里是丘陵地带，日军来后，百姓或上山躲避，或在屋前宅后掘个洞藏起来。

　　日军不傻，上山搜索，带着狼狗，许多妇女纷纷逃走。有个老太太上山困难，被日军发现。小鬼子变贼了，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对老太太说：“我们是中国军人，你让他们不要害怕，下山吧！”

　　老太太不懂，以为说中国话的都是好人，便向藏在山里的人喊话，结果下来五六个妇女。

　　“哈哈哈……花姑娘的好！”日本兵露出兽相，在草丛里就将这些女人一个个强奸了，最后连那个70来岁的老太太也没放过。

　　末后，3个日本兵骑马来到孟塘，几把火将村子烧了个精光。他们站在后巷的山头上，见行人就开枪。毛氏一家躲在地洞里，小孩子不懂事，从洞里探出头，被日本兵发现，几个点射，将7个人打死在里面。其中毛家新媳妇怀孕已有七八个月，被鬼子从洞里拖出。

　　“你的脱！”日本兵命令她。

　　“我有身孕了。不能……”小媳妇哭着乞求。

　　日本兵根本不听她的，扒掉其衣裤，就在洞门口将她强奸了。第二个日本兵还想奸她时，这小媳妇突然疯咬日本兵，结果惹怒对方，一刺刀便向她的肚子戳去，连腹中的婴儿也被挑了出来。

　　小媳妇死了，已经成形的婴儿也很快断了气。

　　小鬼子淫心不灭，欲火越烧越旺。

　　他们来到黄梅桥村西头的池塘边，从庞家的房子里拖出一个男人，让他找“花姑娘”。这男人平时在上海做皮箱生意，妻子躲在旁边的地洞内没有被日本兵发现。

　　男人似懂非懂地朝日本兵摇头。“咔嚓！”军刀向他脖子上横向挥去……

　　躲在洞内的女人不知外面的情况，探出头来往外看。日本兵见状，立即将其拖出，当着她还有一口气的男人的面轮奸了她，然后将夫妻两人一起扔到塘里，又补上两枪。

　　……

　　类似这样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场面和情形实在太多，以至于笔者不想再往下叙述。还有许多更为恶心和无法形容的强暴行为，是极不宜见诸文字的。而所有这些，令我数日难从这样的“现场情景”中自拔，每每半夜常被噩梦所惊醒。

　　有一名叫郭岐的国民党老兵，是当年南京守城军的辎重营营长。首都陷落后，郭岐与部队失散，匿躲在城内3个月，目睹了日军惊世骇俗的暴行。脱险后的他，写成了一篇名为《陷都血泪录》的几万字亲历记。后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郭岐作为控诉日军罪行的证人出席。有关日军强暴中国妇女的情形，郭岐先生有过这样几段内容：

　　水西门烈女受辱记

　　水西门的悲惨故事，在南京大屠杀以后，永远都说不完。有一位读过点书，平时颇受人尊重的老者，膝下只有2个女儿，一个已嫁，一个未婚。南京陷落后先是女婿一时走避不及，被日军拉了去充夫子，自此不知下落：父女三人正在栖栖惶惶，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忽然有3名日军闯进门来，当时老者的二小姐正走过客厅，被首先进门的日军瞧见，顿时两眼发直，唇角流涎，连忙回头告诉他的同伙，他找到“花姑娘”了。

　　这位二小姐一看大事不好，吓得花容失色，忙不迭便向楼上逃。与此同时，老者跪下来，哭着求免，但是三名来势汹汹的日军，哪里来得及听。猛地一把，将老者推倒在地，然后，便嘻嘻哈哈、叽里呱啦说着日本话，相率直奔上楼。

　　老者的大小姐，当时也在楼上，一见3名日本兵，色迷迷地抢上楼来，心知这一回万难逃得掉，她救妹心切，便泪眼涟涟，挺身而出。她原想拼死受辱，救下她尚未出阁的妹妹，然而，日军人多，一个捺倒了她，另两个便去满楼追逐那位二小姐，终以楼小人多，二小姐也落入了日军的魔掌。

　　老者摔在地上，放声大哭。他大女儿舍身救妹，在楼梯口出现的那一幕，是他亲眼瞧见的。紧接着大女儿大放悲声，二女儿又在极喊求救，楼上5人，乱成一团。“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此情此景，叫那位老者耳闻目睹，怎生受得了？可是他已年老体衰，又被横暴的日军推了一跤，即使能够挣扎上楼，赤手空拳，怎斗得过三名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呢？因此，老者在2个女儿哭喊哀号声中，心如刀割，伤惨万分，他只好勉力地爬出门去。多一半，他是想图个眼不见为净。

　　然而，当他刚刚爬到大门口，听到楼梯上咯噔咯噔的脚步声，头一个逞了兽欲的日本兵，将老者的大小姐，让给他的同伙，手里拎着裤头，匆匆忙忙跑下楼来。因为，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固然四处淫掠，一见到中国女子，从10来岁的小姑娘到80多岁的老太太，一律难逃魔掌。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强暴，连禽兽不如的日军，也难免神明内疚，做贼心虚，兼以害怕中国男子拼命报复，所以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四下搜索，一旦找到了中国妇女，也必定是恬不知耻地轮流逞强，逞强时，还得派一个人在外头把风，就怕有什么风吹草动。

　　这一名抢先上楼而头一个下楼的日军，原是为同伙把风而急急出外的。他一眼瞥见那位老者正在挣扎着往外爬，误以为他是乘施暴者无备，赶赴门外去求救的。当下不由分说，抢上前去，照定老者的脑心，砰的便是一枪，接着，又是猛一刺刀，刺进了老者的胸膛。

　　楼上的两姊妹，正被2名日军捺在地上，纠缠不清，突然听见楼下枪响，接着又是她们父亲发出的一声惨呼。身既被辱，父又见杀，刺骨椎心的深仇大恨，任谁也不能忍受。于是两姊妹不约而同地奋身而起，拳打脚踢，张口便咬，抱定了决心跟鬼子兵性命相拼。2名日军正在恃强逞欲，吃那两姊妹一阵穷追猛打，于是恼羞成怒，取过枪来，挺起刺刀，向那赤身露体的少女一阵乱戮，2位烈女终告双双殒命。

　　两姊妹受辱之后又遭残杀，3名日军仓皇地穿好军衣，呼啸而去。那时候，挨了一枪又一刺刀的老者，其实还没有死，他血流遍体，又挣扎着爬向楼梯口，想要探看一下那已经惨死刀下的两姐妹，究竟“怎么样了”。然而，他奄奄一息，体力不支，爬行到了一半，仍旧猝然倒地。直到他的左右邻居，看清楚了行凶逞暴的日军确已离去，鼓起勇气过来探视，听老者断断续续地说了惨案发生经过，再到楼上，替那一对遍体鳞伤、气绝身亡的烈女穿好衣裳，回到楼下悲泣着告诉老者两姊妹已双双罹难，老者方才悲呼一声：

　　“天啊，这是什么世界？”

　　终于血流殆尽，一命归阴。

　　十二岁女孩遭毒手

　　12岁小姑娘的父亲，姓周，姑隐其名，他和他的太太，还有这个掌上明珠小女儿，一家三口，全都和我们一起，住在意大利总领事馆里，成为共生死、同患难的伙伴。可是，周先生的母亲，却住在中华门外乡下。周先生孝思不匮，时刻以他独居乡间的老母为念。因此，有那么一天，他便邀集了6位难友，组成一个“下乡团”，打算渡过中华门的日军封锁线。周先生要下乡探母，其余6位也想乘此机会，逃出终日杀人如麻的南京城。

　　那一天，周先生把7人“下乡团”组织好了，方始到我这里来备一备案，当时南京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当然无法阻止周先生他们冒死逃亡，自寻生路，所以我只问周先生道：

　　“尊夫人呢，她去不去？”

　　周先生一脸苦笑地回答我说：

　　“我唯恐她此去路上或有危险，所以不叫她去，我只带我的女儿同行。”

　　当下，我便脱口而出地说：

　　“依我看来，令爱也是不去的好。”

　　然而，周先生却丝毫不以为意地答道：

　　“我女儿不过是个黄毛丫头，不要紧的。充其量，把她打扮成个男孩子好了。”

　　连他做父亲的都这样洒脱地说了，我当然不便再置一喙，否则的话，岂不是我杞人忧天、多管闲事了吗？当天早上八九点钟，我们这一群难友便帮着他们化装易服，掩饰行藏。周先生、董先生和同屋而住的5位难友，7个人全都穿上了破旧褴褛的衣衫，装扮成为苦力模样。12岁的周小妹妹，照周先生的意思，干脆女扮男装，装束得如同男孩子一样。

　　我唯恐周先生身畔所携的路费，会被日军搜查出来没收，还别出心裁地替他想了个主意，把钞票卷在一张油饼里，让他手拿油饼，边走边吃，不能吃到钞票，尽量避免引起日军的注意。

　　临行之际，再给他们一行8人，详详细细地检点一番。同屋而住的难友们，人人都觉得满意，似乎他们一行，全无破绽可寻。出城下乡的7位的装束，很像苦力。周家小姑娘，更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子。

　　于是，我们和心忧如焚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的周太太一起，直把这一队闯关下乡的8人，齐齐目送到街口，转一个身，倏而不见。自此以后，一心默祷但愿他们没有消息，便是顶好顶好的消息了。

　　然而，不到两个小时，我们便看见董先生神色惨沮，气色败坏地跑回来。我一见他，不由心中一紧，忙不迭地向他问道：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董先生眼中噙着泪水，他坐定下来，便愤愤不平地叫骂道：

　　“他妈的，日本人简直是禽兽！啊不！不！他们连禽兽都不如啊！”

　　周太太吓坏了，一迭声地追问：

　　“董先生，我先生呢，我女儿咧，他们怎样了，是不是也回来了呀？”

　　董先生眼睛望着周太太，又涌出了两股泪水。抽噎片刻，方始满脸苦笑地答道：

　　“周……周太太，请你放心，他们很好，而……而且都出城去了。”

　　但是周太太觑破董先生的神情，她仍旧惊疑不定，再三地追问详情。董先生却又碍在当着她的面，有口难言。一个盘诘不休，一个吞吞吐吐，局面越来越尴尬了。后来，董先生无可奈何，便只好一口咬定，他是挨了日军的耳掴，方始折回城来，憋了一肚子气，所以才说了那几句愤懑的话。加上我一个劲儿地敲着边鼓，才把周太太的满腹疑惑，给打消掉。不久，董先生眼见周太太回到她房间去，悄声地把真情实况一说，我们这才晓得，一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剧竟然发生了。

　　他们一行8人，一路顺利无阻地走到中华门。方到中华门的时候，日军便喝令所有出城的人都得排起队来，接受他们的检查。董先生他们明知道这一道关口非过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挨在人群里排起了队。日军的检查非常严密，每一个人都要搜身——其实呢，这便是日本兵的惯伎，所到之处，拦路打劫。董先生他们8个人先拿出了难民证，日军不过略看一眼，马上叫他们收回，然后便命他们自己打开衣服，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搜。幸好他们事先早有准备，人人衣袋里都有少数的钱，日本兵见钱眼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到手，立刻就挥手放行。他们当然无从料想得到，这8人绝大部分的钱都卷在油饼里面。

　　8个人全都毫无留难地过了关，仅只蚀了一笔小财，方自人人庆幸，心情轻松地走到中华门外金陵仓库，忽然听见后面有一名日本兵追上来，身上背着一支枪，他正用不纯熟的华语在吼叫：“站住，站住！”

　　8个人全都面面相觑地站停了脚步，不知道这一名追赶上来的日本兵，又有什么花样。他们万万料想不到，鬼子兵一见他们站住了，便大步向前，一语不发，单单把周家小姑娘往一间空屋里一拉。

　　剩下来的7个人，惊得魂飞天外，尤其是小姑娘的父亲周先生，更是又气又急，脸上都变了颜色。他正要急起直追，鬼子兵已经将大哭不止的小姑娘拉了进去，砰的一声，将空屋的门关上。当时，大家还以为日军纵使遍地淫掠，对于一个12岁尚未发育的女孩子，多半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的。然而，当他们七手八脚，把悲愤交集的周先生拉住，免使他遭了就在附近虎视眈眈的日军毒手时，蓦地，空屋里连续地响起了两次枪声，小姑娘顿时就停止啼哭，不再出声了，须臾，又有一声凄厉的惨呼，从空屋里传出，连小姑娘的父亲在内，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方只12岁的小女孩，竟会惨遭鬼子兵的蹂躏！那时候，每个人的胸腔，都有熊熊的烈火在燃烧，周先生愤激得泪流满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鬼子兵的枪尖之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那个正受无情摧残的女孩子搭救出来。

　　苦苦等待的那几分钟，竟像几天几夜一样漫长。董先生想起那个小女孩的遭遇，以及自己的坐视悲剧酿成，无能为力，他憎恨自己。噙着满眶的热泪，他再也不忍看那惨绝人寰的父女相会一幕了，他愤愤然地转身回城，放弃了这一趟可能逃出虎口的行程。

　　事后回想，董先生方才憬悟，他们在城门口被搜身检查的时候，那一名无恶不作的鬼子兵，早就发现了周小姑娘是个女孩子。因为，日军明知在他们的淫威之下，全南京的少妇长女，逃的逃，躲的躲，易服的易服，连五六十岁的老婆婆，也没有一个胆敢在日军跟前抛头露面。他们为了防止女孩子女扮男装，居然施出最卑鄙、最下流的伎俩：每当检查行人，搜劫一空以后，还要在被检查者的裤裆里面捞一把。就这一捞一摸之间，少女长女就再也无法遁其形了。

　　半老徐娘大遭其殃

　　周家的惨剧发生以后，不上几天，居然就在我所住的意国总领事馆楼上，我亲眼目击了一幕人间地狱的惨剧。在意国总领事馆的隔壁，有一幢很完美的洋楼，门墙高大而坚固，在我所住的房间，凭窗眺望，可以把那边的情景一览无余。那幢楼房的主人也是走得不知去向，南京城陷，便有四五十位难民，搬了进去居住。其中有十几位女子，都是儿女成群，徐娘半老，总以为鬼子兵不会看上她们的。因此，当鬼子兵第一次前去搜劫时，她们和孩子都未曾躲避。

　　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他们猛力敲门，一个难民开门略迟了些，便被他们一把揪住，拳脚交加，打了个半死。直到他们瞥见大客厅里还有女人，马上就放了那个奄奄一息的开门者。鬼子兵有的厉声叱喝，有的浪声大笑，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被凌辱的女人起先高声哭叫，往后便只有声声求饶。孩子们怎会见过这种骇人的景象，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这时候，正淫其母，灭绝人性的鬼子兵，居然会腾出一只手来，拍拍孩子的头，肆无忌惮地说：“不怕，不怕！不要哭啊！你妈就来了噢！”

　　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地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老年人直在摇头拨脑，唉声叹气；也有几个人背负双手，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他们一脸的焦躁羞愤，抓耳挠腮，跌足叹息。从客厅看到庭院，我但觉得胸口一阵阵地抽痛，怒发上指，握爪透拳，我只有紧紧地闭上眼睛。

　　还以为这一次集体轮奸，很快地就会成为过去的呢？殊不知，一个兽欲已达，裤带犹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门来，上了大街，又遇见了一队鬼子兵，又是好几十名。于是，鬼子兵呼朋牵侣，轻佻诡谲，那一批还在辣手摧花，这一批紧跟着又一哄而来。一批又一批，川流不息，大客厅里备受荼毒的女人，已经有气无力，连呼救声都发不出来了。

　　日寇陷我南京，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使南京城成为鬼蜮境域，恐怖地带，没有一个男人，敢说自己能活得到明天，没有一个女性，敢说自己能保得住贞节。固然，也曾有人说，鬼子兵是相沿军阀时代攻城略地的恶例：纵掠三日，封刀安民，过三天就不会有事了。然而，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犹仍不见停止。甚至于三个月后，都还在四处搜劫，遍地淫掠如故。在南京城里苟延残喘、忍辱偷生的同胞们，只有无语问苍天：何时能够重见天日啊？

　　日军占领下的中国妇女，怎能有天日可见？郭岐先生的感叹只能让苍天一起跟着滴血……

　　日军自述:“天天花姑娘的干活!”

　　日军侵华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像无辜地戮杀中国百姓这样的事，当时的日本军方和政府有相当严格的纪律，也就是说，不经军方和官方审查，绝对不能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指杀人放火的事随便讲给家人和亲友听，更不能写文章。在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后，日方对所有回国的将士都有最为严格的审查措施，在战场上的“日记”、“笔记”等见诸文字的东西一律禁止带回，一旦发现是要受严惩的。因此现在想从日方获取这方面的第一手史料非常不易。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还是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日本老兵们当时留下的“日记”等。战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一些对战争有反省意识的日本老兵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加之越来越悔恨战争，陆续有人开始写回忆文章，这使得当年日军在中国包括南京大屠杀时的罪行有了更加真切的反映。另有一些爱好和平的反战人士，如松冈环女士等更是自己行动起来，亲自找日本老兵调查核实其在华时的罪行，故而笔者有机会获取一部分日本老兵自己写的反映他们在华时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材料。

　　一个男人强奸或参与轮奸女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受到严惩的，但几乎没有一个强奸和轮奸过女人的男人会主动把这样的事说出来。战争中强奸和轮奸女人应该说不是只发生在日本军队里，但日本军队在中国特别是在占领南京时期对妇女的伤害，是特别残忍和可憎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认：几乎没有人干净过。强奸和轮奸女人就像“吃饭”一样，是他们“必须”和“随手可得”的事。

　　有事没事，“找花姑娘”；“征粮”、“征发”的主要目的也是“找花姑娘”；白天黑夜“找花姑娘”……当兵的“找花姑娘”、当官的“找花姑娘”，在南京沦陷的日子里，日本兵所做的最“来劲”的事基本就是这一桩。

　　“这场战争最糟糕的不是被烧掉的建筑和被摧毁的家园，虽然那也很糟糕，而是男人永远不会再回来，而妇女终生都要伴随强奸带给她们的身心痛苦和伤害。我几乎不知道男人被带走杀害和妇女在恐怖中幸存下来变成惊弓之鸟，哪件事更令人悲伤。”美国人米尔斯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形容他所看到的日军给南京百姓留下的最悲惨的情形。

　　“搞女人的事，是不会随便写在日记里的。”一位日本老兵的后裔这样对笔者说。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在极其有限的日本老兵的“日记”里找到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如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第1大队的田中士兵写过的《田中日记》中就这样记述过：

　　1月20日

　　分队的人终于带女人来了。她哭着说：“家里有婴儿，让我回去吧。”我们虽然没有父母的慈爱心，但觉得她很可怜。某某、某某家伙做了“好事”。

　　1月22日

　　又有姑娘被拉进来了。吵闹了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下面是日本老兵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接受调查访问时所自述的在南京强奸、轮奸中国妇女的原始材料——

　　秋山源治：

　　想要饭吃，就用性来换

　　我们在难民区也发现了姑娘。姑娘的征发，刚开始是闯进房子里搜查，一旦发现女的就干了。

　　攻陷后过了10到15天，我去了难民区。到了那里，我就说“剩饭跟×交换”。当时我是连锅端着去的，所以就说跟这个交换。跟女人，你就说“饭、饭、性交”或者“×，交换”。这么一来，女人就说把那剩饭给她。（很多人逃走了）房子哪里都空着，所以我说一声“走吧”，就干了。那时候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很多了。

　　鬼头久二：

　　发现女的便就地强奸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发现女孩子，当场就给强奸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发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阻止，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平时也拿着米去向母亲要女儿。还有，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米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给装满一只袜子的量［相当于5合（日本的计量单位，1合约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扫荡时进城的，也杀过人。

　　从这些事情来看，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过的，我认为是干了坏事。

　　井户直次郎：

　　扫荡时的主要兴趣是强奸

　　（强奸）是所到之处都有。这是少不了的事情。在所到之处都目睹过扛着女人和强奸妇女的场面，连老太太也抓。强奸后就给杀死了。残酷极了。

　　陷落后过了两天，到下关进行征发的时候，在民宅征发过米和食物，那时也征发女人。打开屋里的衣箱盖时，发现里边藏着年轻的媳妇。因为是缠足，所以逃不快，就抓住了，就地扒掉衣服强奸。因为只穿了一条裤子，里边没有穿内裤，所以马上就可以干了。干完后，对方虽然说了“不要”，但还是对准胸口开枪杀死了。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以后宪兵队来了，事情败露的话要算作罪行的，所以给杀掉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干完就杀掉了。

　　过了好长时间，治安有所好转，宪兵队让部队所有的士兵排成一排，把受到强奸的妇女带过来，让她们指出是谁干的。跟平时不一样，这次不算有罪，只是被骂了一句“不要再干了”。不算有罪，也不算别的什么，只是挨骂而已。我们随心所欲地作恶，10个人里竟然有9个人干过强奸，还自吹自擂引以为豪呢。

　　大部分的部队都带着称为慰安妇的30多名妇女一起行动。几乎都是朝鲜的妇女。我们的部队也设置过慰安所。不是设在中队，而是设在野田部队的联队里。在南京（驻屯地）的光华门附近也设置了慰安所。

　　对城里女人藏身的地方也是了如指掌。年轻的、年纪大一点的都干过。干完后如被发现的话会惹来麻烦，所以就给杀掉了。不管是进南京之前，还是进南京之后，强奸妇女可以说是任你随便干，干多少都无所谓。还有的人自吹“干了70岁的老太婆，腰都变轻了”。在城里也有很多妇女被留下来了，几乎都藏在洞里边。即使设立了慰安所，也没有减少强奸事件。慰安所的妇女都是朝鲜人，分为军官用和一般用。费用大概是1日元或2日元。一般士兵的工资是8日元左右，我因为是伍长，所以有15日元左右。我们的分队还算好的，别的部队更是乱来。分队的士兵们几乎都经历过（强奸）。如果去城里干的话可以“白干”的。

　　还去过只收容女人的难民区（估计是金陵女子大学吧）。在屋里指手画脚地任意挑选，并且当场就干了。跟我同一个部队的，忘了是谁，在强奸的时候，被中国的败兵打了头部。从那以后强奸时，都会有人给你放哨的。是不分昼夜地干的。一般是以一个分队为单位行动。可能去过十几次。几乎所有的分队都是这样。同伙相互说“给我盯这边”、“给我盯那边”，干的时候也不顾虑旁边有没有人。说什么“结束了吗？这回该我了……”就是这样的情况。

　　士兵是一边说“死了，死了”，一边把女人带出来。女的也害怕被杀，所以立刻答应了。脸上虽然涂着锅底的灰，但是马上可以看出来的。每天净抓女人，虽然也害怕，但有意思的事情更多。

　　东征雄：

　　即使饿着肚子，看到女人就来精神了

　　……当时我25岁。从神户港出航，叫“利根川丸”的船上装载着1000人左右的士兵到达了南京。从那儿开始，参加了大别山和汉口战役。在我前面的士兵都参加过南京进攻战。听说过9师团的杀人，是让支那人往栈桥上跑，他们从后面开枪打死的。

　　在支那，根据队长的命令，为了给国内来的人壮胆，用刺刀刺死过捆绑着的支那俘虏。支那人“呀”地发出了叫声。第一次是在安陆战役时干的，在讨伐中也放火、征发，干尽了坏事，都是跟先来的士兵学的。闯入老百姓的家里，只要见到好一点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全部都偷回来。在支那是就地征发，所以任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偷什么都可以。

　　大家都把领章（所属的部队不同，领章的颜色也不同）摘掉后去抢东西。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一把就把女人给抓起来了。……部队里的所有人都干，就算默认吧。把女人打得半死不活的，因为反抗嘛。女孩子往往是不会让放过去的。反抗的就打，乖乖让干的就可能不杀，不让干的人就要杀掉……

　　有战友战死就产生了复仇心，想对中国人干残酷的事。不知杀死了多少人，记得有一回用手枪杀死了女的。冲进民宅让父母交出女儿，不交出来，就开枪打死了。受惊吓的女儿蹦出来看究竟，把她抓起来，大家一起干了，是6个人干的，最后女孩子好像死了。我没觉得可怜，认为“要恨就恨蒋介石”。在征发和强奸的时候也是认为“坏的是蒋介石”。我一直认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干什么都可以。当时我还一直想“干人们都干不了的事”。

　　大东亚战争的时候，在苏门答腊也跟荷兰的妇女睡过觉。不是在慰安所，是在俘虏收养所。跟那里的（被收容的）女的干的，干了与支那时一样的坏事。因为女人都饿着肚子，所以就用吃的引诱她们。日本战败准备回国的时候，受到了收容所二三十名妇女的“验明脑袋”，就是说要揪出干坏事的家伙。我因为剃了胡子，所以漏网了。可怕极了。

　　在支那，进村子之前，如果是进行抵抗过的村子，就放火烧掉。这是报复。杀死的支那人有10人或20人，这以上就记不起来了。只有一个是开枪打死的，剩下的几乎都是用刺刀刺死的。几乎都是男的，也有两三个女的。因为没有交出女的，所以给杀了。用刺刀刺很不容易死，就是说一刀下去也死不了人的，有的刺两刀也不死，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去看还在“噗噗”地吐血沫。这时候，我就说“你要恨就恨蒋介石吧”。对于（杀人）没当回事。不是我一个人干，而是大家都在干。大家都很年轻，都想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喝一口国内的水，抱一抱国内的女人。支那女人身上发出的味儿不一样。台湾有台湾的味儿，朝鲜有朝鲜的味儿。可能是吃的东西不一样吧？（强奸过的中国女人）有10人以上，大概是30人左右吧。记不清楚了。……第一线部队就是这样的。第一线部队是无情的部队。说是去讨伐，其实是去抓女人。因为讨伐往往是突然袭击，所以女人来不及跑掉，抓起来比较容易。当时的目标就是这个。对老人和小孩子没有动过手，我只干年轻的女孩。

　　田所耕太：

　　把女人抓到驻屯地，由分队养起来再……

　　到12月15日为止是进攻战，从16日到（次年）1月11日是在南京附近当警卫。南京郊外开始出现了慰安所。是用玉米皮编的小草屋，窄得只能放一张床。女孩子有十五六个人，都是朝鲜女孩。士兵都站在外边排队等着。我因为是下级军官，所以等士兵们（从女人那里）走了以后才去的。价格是1日元50钱到2日元左右，是用军票支付的。日本的钱是一分钱也没有。在分队里训练的时候是把女人抓到驻屯地，分队养起来。待一星期或两星期就给放了，再去抓替补的过来。去寺庙里的话有很多，因为寺庙大，所以周围的女孩子都逃到寺庙里避难。去那里的话就有了。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也有，只要毁坏二楼，就会发现藏在那里的女孩。女孩藏在二楼稻草堆里，由父母每天给她们送饭。

　　分队是在民宅驻屯下来的。带来3个左右的女孩子，供住供吃，玩腻了就给换掉。刚开始姑娘们只是哭。但是，只要带到分队给她们饭吃就没事了。行军时（在去南京的路上），只要发现（女人）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有年轻的，也有50岁左右的，都是农家妇女。父母没给藏起来，放东西的阁楼里和寺庙里藏得最多了。进军的时候自己心情会变得粗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也没有宪兵来，在中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见过宪兵。至于干完了给杀掉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干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情况。但是，在上海和南京经常可以看见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见过，是裸着身子的。进攻南京和徐州的时候，因为忙于战斗，所以没有时间去干。那时候，最要紧的是吃，每天只是拼命地去找鸡蛋和鸡。因为我忙于照顾队长，所以没怎么去偷。

　　三木本一平：

　　以抓阄儿的方式轮奸女孩子

　　在南京，因为闲着没事儿干，就强奸了女孩子。部队的士兵们随便出去征发女人的事情，其实军官是知道的，但什么也不说，等于是默认了。因为男人嘛，有一年半载没有跟女人睡觉，是憋不住的。如果是男人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人的话总想跟女人睡觉。闯进民宅的话，到处都有女人藏着。有藏在家里的，也有藏在稻田里的。几乎所有的女人脸上都用锅灰把脸涂得很黑。支那的女人因为不洗澡，所以很脏，但像住在南京那样的都市里的女孩，很多是弄得挺干净漂亮的。只要说一句“×看看（露出性器官的意思，士兵们使用的中国话）”，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老老实实地把衣服卷起来，露出来让我们看的。在挂着国际红十字旗的地方，南京的女孩子都逃进了那里。街上没有女孩子，所以搜查女孩是在到郊外进行扫荡的时候抓的，在稀稀拉拉地连接在一起的村落里干了坏事。

　　找姑娘是以分队为一个单位或几个人成伙一起去的。只要抓到了，分队的几个人就上前按倒，以抓阄儿的方式决定强奸的顺序。如果抓到第一的话，要把姑娘脸上涂的灰擦干净，然后才能干。五六个人轮流按着，姑娘已经吐白沫了。士兵们是如饥似渴。女孩子怕被杀死，所以全身直打哆嗦。在南京两三个人一伙去找姑娘的时候，房子里躲着一个穿着漂亮的中国衣服、像是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似的女人。我们对她说“×看看”，她是害怕被杀死吧，丝毫没有抵抗，老老实实地把衣服下摆拉上去让我们干了。事情结束后，因为让我们干得舒服，我们还向那个夫人说了声“谢谢，谢谢”，握手道别了。士兵们都很年轻，想到明天可能死掉，就更加急切地想和女人睡觉。抱女人是谁都愿意干的事情。……

　　听说过干完女孩子后，为了封口而杀掉的事情。还听说，有的部队让支那男女交媾，他们看着取乐。

　　拉来十九、二十岁的姑娘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跟过来，把头磕到地面上，做出求我们放过女儿的样子。但求也没有用，因为士兵们都是如饥似渴，没有一个人去听他们的。三五个人按住还没有跟男人睡过的女孩，那女孩当即就昏过去，嘴上直吐白沫。父母说“不要”，但我们还是非干不可。我也干过，但干这种事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全日本的士兵都干过这种事，只看你说不说出来罢了。因为是男人嘛，分队里如果有10个人，就有10个人干过。战争拖得越长就越想女人，别的部队也一样地干。人嘛，都一样。

　　大田俊夫：

　　抓来做豆腐的，让他找“美女”

　　一般的女孩子不得不都听从我们的话，只要反抗就收拾掉。如果碰到有力气反抗的，就认为是娘子军，也给杀掉。也有不就地杀死，而是让她们扛行李，带到别的地方强奸的。队长发现了，也只是轻描淡写说一句“不要干坏事啦”（嘿嘿嘿地笑）。队长也是男的，所以知道部下们在干什么，也不会去追究的。我们“是、是”地答应，一般是干完后几乎都放姑娘们回家。

　　做饭也使用中国人。我们一个分队抓的中国人是一男二女，让他们烧饭、洗衣服。倒是抓了能做事的中国人。男的是做豆腐的，刚抓住时他很害怕，全身直打哆嗦，拼命地求我们说“饶我一条命吧”，还在纸上写了“饶我一条命”，看上去有点儿学问。我们觉得这个男的可以用，就给他发了写着“公用”字样的臂章，留在分队里使唤了。

　　做豆腐的带路带得很好，因此可以偷来好多肉和鸡、毛毯及短裤等东西。因为他是做买卖的，所以对街里是了如指掌，加上有日军的臂章，所以不停地偷来手表和肉什么的。别的分队都很羡慕我们的分队。他还带来做豆腐的锅给我们烧饭。

　　接着让他去了绸布店里把我们的短裤和被子都偷过来。那个人还叫来两三个同伙，从店里偷了东西后竟然倒卖起来了。大模大样地把支那人的好东西偷来，干得还挺起劲儿呢。虽然店里的人挺可怜的，但我们还是得了好处。

　　我们在纸上写了“美女”二字，交给做豆腐的，用手势命令他去带来。男的马上说“挺好，挺好”，就出去了。“挺好”就是好的意思，说女孩子“挺好”是漂亮的意思。他去了难民区，很快就带过来两个漂亮的女孩子，是穿裙子的女子学校的学生。给她们每人一间房子，白天让她们洗衣服，晚上当然不放她们回去，留在分队里供我们玩儿。我们都很年轻，所以免不了要“洒一高”（性交）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分队在南京是十来个，两个女孩子足够玩儿了。但只放在我们的部队里，关起来不让她们出去。外边到处都是日本兵，她们也知道如果逃跑的话会被抓回来杀死，所以不会逃。我也同做豆腐的一起去绸布店里扛来绸缎、闪闪发亮的衣服给女孩们穿，让女孩子高兴。别的部队都很羡慕我们，也抓来女孩关起来。在南京去征发姑娘的时候，女孩子们都在脸上涂锅灰，涂得很黑，扮成了老人。但我们还是能辨认出是年轻人，因为是敌人的女人，所以都有想强奸的念头。

　　只要说“没有命的、开放”，拉开胸口的话，女人就猜到要干什么了。我们拉走女孩时，女孩子的父母或祖母跟出来求饶，我们不是给刺死就是放火，然后才回来。这是命令，听说如果不服从命令的话，就送到军法会议去。我们进南京的时候，那边的人是挺可怜的。

　　我们是轻机枪队，所以分散行动，在步兵掩护下打枪，不打的话不行。一定要在别人先动手之前杀掉对方，想活着就得杀人。只要放开胆子去杀就有功劳，就可以得到勋章。死了就不行，活着就要尽量多杀对方。13日，在扬子江边，步枪队一开枪，轻机枪也扫射起来了，只要谁说一句“下一批”，就把人排好打死。那时候我是以给战友报仇雪恨的心情扫射的，兴奋得连女人和孩子也杀。“南京是敌人的首都，大家都很辛苦，许多战友战死了。这回该让你们尝一尝苦头了，你们这些兔崽子。”因为战友死了，所以看见活着的中国人就恨。

　　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说没有的人都是后来进来的人，是从东京过来稍微看一看、转一转便去南京的人说的。我们士兵是看见过的。

　　现在中国和韩国提出赔偿的问题，可怜的人真是太多了，日本让他们受到了残酷的遭遇。被谴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是我们亲手在扬子江边开枪打死了好几万中国人。

　　泽田小次郎：

　　扫荡的首要目标是女人

　　无论哪里的部队，当时只要是最先冲进了城，就肯定干得很彻底。强奸妇女、征发物资、杀人什么的，恐怕任何一个部队都做过吧！

　　我想，强奸妇女的行为相当普遍。战役结束后去扫荡，我们有的士兵被中国人扔进小河杀死，有的被扔到水井里。也就是说，一两个人去征发妇女，反而自己被干掉了。妇女不大出现在第一线上，扫荡的时候却到处都能见到。可能是战争一结束，她们就回到后方来了的缘故吧。妇女们经常躲在旱地里。有时候你一拿起水缸的盖子就能看到有女的躲在里面。我们的士兵好像是经常在这些地方发现她们，然后把她们强奸的。南京进攻战当中，大家一发现稻草堆就放火，里面就有妇女跑出来。战争发展成那么大的规模，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想象得出来。那和两三天的战役不一样，时间长，休息时间也长，休息期间给人的感觉是随你怎么玩都行。部队一驻扎下来就马上去附近的村庄进行征发。扫荡的话，首要目标就是妇女。我们这边尽是男人，而且又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所以事情也是很容易想象的。

　　慰安所被认为是士兵所必需的设施。部队刚驻扎下来不久，就有从军慰安妇被带过来了。如果没带过来，就会对居民犯罪了，所以我想，她们是为了防止不好的事情发生而被带来的。慰安所是部队驻扎下来后10天或15天设立的，南京城内热闹的地方就有过。下关也许没有。虽然我们联队没在城内干过，不过我想胁坂部队附近肯定有过。虽然没有亲耳听说，但是想来一般是设在部队附近的。慰安所到处都有，分不清是哪个部队设立的。慰安妇当中有朝鲜人，也有日本人。一旦治安好转，日本妇女也会不断进来。部队里要去慰安所的人每天都有。我们中队没有慰安所。我当时还认为慰安妇是由专门负责慰安所的部队带来的呢。我也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样的地方把人给拉来的。

　　川中洁一：

　　征发姑娘时两三个人去，征发粮食时则是一大群去

　　战斗开始的时候，随身口粮分到10天的量，除了米还有副食，所以想想带着走也很不容易吧。我有马帮忙，倒是很轻松。在来南京的战斗过程中，分队也进行了粮食的征发。就是赶赶鸡，赶赶猪，靠在当地置办生存了下来。

　　南京还多少有点米，可还是稻谷，所以我们也曾经自个拿臼舂了吃。攻陷以后，部队的流通也好起来了，这时候就靠军队的粮饷过活了，再适当征发一些猪呀鸡呀的副食。

　　征发物资是大家一起去，如果去征发姑娘，就只有少数两三个人去了。这些人尽管知道姑娘躲藏的地方，但是偶尔也会中埋伏的。

　　经过艰苦的战斗建立了赫赫战功的人当中，也有误入这种地方死的。为了不在那种情况下白白牺牲，见到败兵我们就袭击讨伐他们。去征发物资的时候，我曾经偶然看到外面的小屋里藏着二三十个女人。她们在屋里盖了稻草藏着，不过我什么也没干就把门给关上了。

　　每个联队都设立慰安所。我想，如果不正式设立慰安所的话，我们就会去征发女人，干下坏事，所以慰安所还是必要的。我们没在那儿待多久，所以也不太清楚南京的情况，不过，下天津的时候我曾经去那种地方玩过。因为大家全都是年轻人，有一种一时半会儿也忍不住的感觉。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也许多少有点不一样吧。上了第一线，吃饭睡觉全在一块儿，相互之间谁也不知道今天或者明天谁会死掉，所以不管新兵还是军龄两年的兵，都去征发妇女了。

　　下山雄一郎：

　　越是有老婆的人越要去强奸

　　我们是从上海乘船沿长江去的南京。过了一座小山，马上就进了南京。我们在埠头让人把马拉下来，骑马进去了。最初是乘很大的汽船。那时候离南京陷落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没有看见过尸体。

　　进了南京，我们在城外的步兵学校负责警备任务。攻陷以后进去警备，出城以后又布置了航空和飞机的警备任务。我只去干了航空的警备。当时是爬上步兵学校所在的山头进行警备。

　　城里没有一个活人。到了城内警备放哨的时候就毛骨悚然。听说还有败兵，所以挺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被干掉。

　　早会的时候，9师团曾经发出“禁止去难民区”这样一条命令。

　　也有人去征发女人。可能越是有老婆的人就越是忍不住吧，他们经常强奸女人。骑兵当中也有这种人。他们抓住女人就在百姓家里干了，我甚至亲眼见过在路中央干的，就是我们中队的。师团不是有过“不准强奸”的命令吗？听说宪兵也进城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来。

　　他们强奸过女人之后就杀掉。听说我们师团也有这种事，我还听他们洋洋得意地讲过。说什么他一个人在路中央强奸，支那人都见到了。

　　我们因为是新兵，所以没去那种地方，但是肉和吃的东西是征发过的。他们告诫过我说，征发“会中埋伏，别单独行动”。征发的是鸡啊什么的。因为人必须得吃东西啊。征发是要去农家的。鸡、米、玉米等等，就成了大行李到来之前的粮草。

　　联队长经常说：“不准调戏妇女。”妇女到处都有，都藏在普通百姓家里。一旦进入了我们占领的地方，她们就往脸上抹锅底灰。抹上了锅底灰，看上去像老人，不过我们还是看得出哪是年轻人的。一次，四五个人去村里征发，女人吓得动弹不了，是因为敌人进来了的缘故吧，我们就轮奸了屋里的女人。

　　大川护男：

　　我是新兵，负责找女人，自己也干

　　我们干的尽是后方的事情，在第一线过去之后，搜查躲着的那些人，搜出了很多女人。女人和女孩子往脸上抹了脏东西，把自己弄得很丑。有的士兵做得很过分，抓到年轻的就杀掉什么的，我见过。我也经常看到裸体的女尸，其中有一具那里（性器官）插了根竹枪一样的东西，一丝不挂，摆成了“大”字形。看着这些，我就想，我们在干恶劣的事情啊！

　　驻扎下来以后，我也曾经去搜过慰安性质的女孩子，当场干了。部队里有人说，这种时候哪怕稍微干点坏事，之后被人知道了也很危险，所以干脆杀了她，干了坏事就把人杀掉。听说有的部队说是他们抗日思想顽固，就下令统统杀光。比如说，只要怀疑他藏了武器，或者觉得有点可疑，就把房子统统烧光。从上海到南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属于后方部队，所以经过的都是已经烧成了灰的村庄。

　　在南京，我们在城内以分队的形式驻扎了大约一个月。南京当时是中国的首都，繁华极了，有丝绸，有棉被，什么都有。房主逃走以后，房子里还有好东西没来得及带走，只要是能吃的，我们什么都征发了。在分队，分队的10个人轮流出去征发女人或者食物。我们也去征发，乡下虽然有人，却没人抵抗。就算还有男人在，他们也只是怕日本兵，怕得跪地求饶。

　　我是个新兵，所以就负责去找女孩子。不去找就会挨骂，所以我们也顾不得其他了。上头说的话绝对不敢违抗，所以我就拼命去搜女孩子了。她们藏的地方不是房子，什么也不是。她们藏在墙呀砖头之类的后面。除了房子，连竹林和田里的稻草垛也躲。如果带回来两个女人，就必须送给中队长一个。剩下的一个，就从分队10个人的头头——班长开始轮奸。我们是新兵，所以想都别想了呐。就这样，轮奸完了女孩子，就把人给杀掉了。

　　我参加了战争，也曾经被扣押在西伯利亚。

　　这场战争，我想，是场日本人自我感觉太过良好的战争。日本的军队太为所欲为了。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劳动干活。军官待在别的宿舍里头，情况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我们这些下面的小兵是一样的。做下恶劣事情的人得到了同等的报应。

　　不能再发动战争了。

　　森田太郎：

　　把女孩子拉来放进中队的私设慰安所

　　支那事变开始时，我在3大队本部。

　　到南京光华门前后走了一个月，一路上都有战斗。去南京途中的战斗，敌人一副要逃跑的架势，根本没打头。到达南京是在12月中旬吧。结果光华门是急着赶到了，可行李又重，粮草又没跟上。两三天的话还能有米吃，可没想到接连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都没来。这种时候就要在当地征发了。去当地征发的是士兵。进了中国农户家里一看，也没个人影：逃了。不过，女孩子什么的倒是有的。居民很老实，都没反抗。

　　征发姑娘我们也干了。农家的女孩子爬上天花板躲着。只要看一眼这家的家具，我们就能晓得里面有没有女孩子。说是去征集食品，其实就是食品跟姑娘一块儿找。可能是语言不通的缘故吧，我们也没遭到反抗。女孩子都浑身发抖。这种事是各分队独自行动的。也有的分队把女孩子拉过来私自设立了慰安所。基本上一个大队有10个左右的姑娘。姑娘们由军队管理。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把女孩子给拉来的，可我知道里面有很多朝鲜姑娘。在淳化镇，女孩子都是征发的时候抓的，所以没有设过慰安所。在淳化镇，也发生过士兵去征发的时候强奸女孩子的事情。

　　小寺忠雄：

　　当地掠夺和队长玩女人

　　（辎重16联队）某个中队长是带着女人逛大街的。因为上司都这个样子，所以只要想干坏事，不管多少都能干。我也喜欢女人。分队的士兵们把抓到的女人带来，说“玩吧”。不管女人怎么不愿意，我们只说“好好”，大家就躲起来干了。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兵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也有不干的士兵，因为在家里是全心全意拜神的。士兵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类似上面的日军老兵“自述”，只要心态正常的人，读了这些文字都会有想吐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兽性。

　　四：独一无二的“奸情报告”

　　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除中国之外，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一些大学档案馆里也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大部分是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那些新闻记者、神职人士和公司外籍职员保存下来的，而其中多数是当年坚守在城内，用自己的生命和宗教信仰保护了无数中国难民的“安全区”里的国际友人，笔者把当年这些国际友人亲历所见并专为控诉与揭露日军强暴与残杀中国妇女的情况而形成的实录式《日军暴行报告》摘编出来供读者参阅，以便公众更真切地看到日军的野蛮罪行。

　　从历史档案中所查阅到的“报告”内容是以条目形式出现的，文字非常简单，且这些“报告”是多个人收集起来最后合在一起，作为向日方提出抗议的材料，因此条目秩序与时间顺序上并不统一。整个《日军暴行报告》包含了日军杀人放火残害中国百姓的内容，其中日军强奸和轮奸妇女相关的内容就多达400多件，由于篇幅有限，下面摘录一二十件，一窥日军的暴行——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前，山西路姚清思来报告说，日本兵闯入他家，把他的儿子姚蜀旗（首都警察四分局副局长）和十九岁的孙女抓走了。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宁海路上,日本兵向一孩子强夺半桶柴油,孩子因不愿继续运送,痛遭鞭挞。平仓巷六号的一只猪失窃。五个日本兵强抢许多匹小马。颐和路十二号内的几个姑娘被凌污。七个日本兵轮奸某茶馆内的姑娘,十八日香消玉殒,年仅十七岁。昨夜六时至十时间,三个日本兵奸污四个姑娘。日本兵数人轮奸莫干路五号的一个姑娘。昨夜,日本兵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绑去三个姑娘,今晨释回,均憔悴不堪。平安巷的一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而死。在阴阳营一带,奸淫掳掠搜索的事情,不断发生。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广东路八十三号八十五号收容难民五百四十人,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日本兵三五成群,前往搜掠,一天有许多次。今天仍继续抢劫。日本兵每晚用卡车架去年轻的姑娘,第二天早上释回,被奸污的妇女已在三十人以上。妇女和小孩彻夜号哭。凄惨的情形,不胜毕述。

　　十二月十九日,据报告,日本兵闯入北平路五十九号第八区卫生调查主任的住宅,昨天六次,今天七次。前天,该处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今天,日本兵还架去一个姑娘。宅内难民所有财物,悉遭搜劫。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半，当菲济先生正准备动身到动力学教室去接两位女生来校办事，这时机工跑来说日本兵已经发现她们了，正要奸污她们。于是我们立即去平仓巷十三号，看见三名日本兵正在门房奸污这两位赤身妇女。我们当即制止他们，其中两个日本兵立即逃跑了，另一个日本兵还在寻找那位看大门的男人，检查他的手、背和足部，怀疑他是当兵的。这时两位被奸污的妇女赶快穿上衣服，跑进了菲济先生的汽车，驰往金陵大学。

　　十二月十七日夜,日本军官一人领导搜索队强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职员齐集大门口,约一小时之久,该军官撕毁证明已经搜索的文件。同时,日本兵则闯入收容所,绑去妇女十一人。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七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九月的十七岁少妇,九时,阵阵腹痛,十二时,婴孩落地,今晨二时送入医院,产母神经错乱,婴孩无恙。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时,三个日本军官闯入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的办公室,职员偕翻译和他们谈话,但他们置之不理,叫职员离开办公室,白昼宣淫,强奸了两个女人。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闯入国际委员会德侨舒尔茨-潘廷(Sohultze Pantin)的住宅,该宅现由马吉牧师、进行恢复电力的波德希沃洛夫和给日方修理汽车的齐阿尔三人合居。日本兵在马吉牧师的许多中国朋友面前,强奸几个妇女。那些中国朋友目睹兽行,惊骇不已!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约有妇女一百人拥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躲避。她们都住在附近,昨夜迄今,统遭奸污。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搜索财物,并强奸女职员黄小姐。我们立刻报告特别宪兵队,宪兵到达收容所时,日本兵早已逃逸无踪,他们便把黄小姐带去,作为人证。黄昏,又来几个日本兵,轮奸王太太的女儿。七时左右又来三个日本兵强奸两个姑娘,一个仅十三岁。

　　一月二日上午十时半左右,一个日本兵闯入陈家巷五号刘培坤(译音)住宅,合家七口。日本兵向刘妻缠扰不休,刘妻正想脱身,刘培坤因气愤而掴日本兵的面颊,日本兵怀恨而去。下午四时,日本兵携枪重来,邻居跪求无效,刘培坤被击毙于灶间。

　　一月三日,据报告,日本兵在几天以前架去锏银巷六号内的妇女六人,名义上是给军官去洗衣服的,其中一人于十二月三十日入鼓楼医院。据她报告,日本兵把她们带到城中某处,那里好像是伤兵医院。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十次到二十次,年纪较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最多被轮奸四十次。一月二日,两个日本兵又把她绑到一所荒凉冷落的学校内,戳伤十处,计后颈四刀,臂腕一刀,面部一刀,背上四刀。日本兵以为她已伤重毙命,舍之而去,后经旁人发现,再送入医院,也许可望恢复,但颈项恐难灵活旋转。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昨夜闯入高家酒楼附近住宅,强奸三个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九岁)。因为她们的行动稍缓,日本兵便以手枪射击。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鼓楼医院来了一个女人,据她报告,夫妇两人住在难民区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附近的草棚,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把她的丈夫捉去,同时把她带到南城某处,每天奸污七次到十次之多,夜间则予以休息的机会。她已身染三种性病：梅毒、白浊和下疳。五天以前,始获释放,重回难民区。

　　一月二十九日,某姓少妇(二十二岁)从难民区回三牌楼三号住宅,被日本兵奸污二次。几天前,她的丈夫回家时,被日本兵刺伤。

　　一月三十日，姚彩珍（译音）小姐年十六岁，随母亲去鼓楼医院探视友人，走近鼓楼时，被两个日本兵拖到广场强奸了。

　　一月二十八日，三个日本兵闯进大纱帽巷一号姓宋的家，抢劫了全部衣物，并强奸了一个幼女。次日，日本兵再次来到这里，要这家给一年轻的姑娘，回答说没有，他们就在室内到处点火烧屋子。

　　一月三十一日，在彩霞街一海货店隔壁小巷内，一位年逾六十的妇女和十二岁的小女孩，都遭日本兵强奸后，又用刺刀刺进她们的阴户而惨死。

　　二月七日,据报告,日本兵于二月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在百子亭后面击毙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午前,死者的邻居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证实此事。下午四时半,一个姑娘来报告,被击毙的女人就是她的母亲,恳求我们予以援助。她的母亲于几天以前从收容所回家,携带所有现款,准备克勤克俭,另立门户。所以,她希望从母亲的尸体上觅取现款。

　　二月五日,三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译音)老妪家中,一人把守大门,两人轮流奸污。这老妪已经六十多岁了。事后,一个日本兵还强迫老妪以舌舐拭阳具上的秽物。她的孙儿因为哭泣不已,被戳两次……

　　上面的这份原生态的“奸情报告”，尽管对每一起日军的暴行用了非常简单的文字描述，然而我们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恶，可谓举世罕见！当我们有机会再通过被害者的亲历诉说，感受“强奸”、“轮奸”、“奸杀”时，它是多么的残忍、卑劣、无耻与血腥——

　　被害者的自述

　　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的母亲或自己的亲姐妹，被人奸污，被人蹂躏，尤其是被一群异国的野蛮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强奸与轮奸，这样的事是谁都不愿意再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的。当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些被害受难的人们是这样，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然而，为了清算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无耻行径，在20世纪4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为了核实清楚日军在占领南京时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先后数次对当年那些被日兵强奸和轮奸过的受难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目前南京市政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南京大学等单位都保存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日军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当事者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极其可贵，证明了日军犯罪的事实。更可贵和值得尊敬的是这些受难者丢弃了自己被辱的脸面而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控诉日军的暴行。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和证明日军的暴行，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中国妇女和中国男人愿意将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被奸污的事袒露在世人面前。下面选择了几位受害者当时的口述，她们（他们）接受采访时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在此笔者先要向她们（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当笔者阅读这些“口述”时，忍不住与她们（他们）一起流泪，一起愤怒——

　　郑桂英：女，1921年11月9日生

　　1937年12月时16岁，家住雨花台邓府山

　　我叫郑桂英，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16岁，住雨花台邓府山，家有大伯伯、丈夫和我三口人，叔叔、婶婶与我们分开过。

　　日军进城时，我们“跑反”到了南京郊区沙洲圩。我们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四周有水的洼地中间搭建的简易大棚子里避难。有一天，一队日本兵来了，在河对岸“喂！喂！”地喊，要我们划船过去接他们。把他们接过来后，日本兵就坐在凳子上笑。我们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开始还不怎么害怕，等到日本兵把一个小姑娘抓进屋里强奸后，才突然感到害怕。日本兵挂着东洋刀，端着枪，一个日本兵突然“砰”地打了一枪，我们吓坏了，很害怕，就从沙洲圩往山里跑。那个被日军强奸的姑娘则一路上边跑边哭，十分可怜。后来日本兵又跑到另一个小村庄，村里留下的9个人被他们打死了8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兵进村时，村里的姑娘们都逃难跑了，日本兵找不着“花姑娘”，就开始杀人。活下来的那个人让我们“快走，快走”，吓得我们连忙往山里跑。

　　我们在山里躲了将近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1938年）开春“安定”时才回来，村子里二三十家房子被烧光了，20多个人集中住在半间未倒塌的破房子里。我当时16岁，个子比较矮，穿着破套裤，脸上涂上灰。一天，有辆日本兵的汽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下来一群日本兵，挂着东洋刀，都很年轻，大约20多岁。有个日本兵要抓我，村上有一位叫小二子的人对日本兵说：“她还小，才10岁，是个小孩！”当时还有几个姑娘躲在床底下，日军发现床下有人，就过去抓她们了，我就乘机跑掉了。这些姑娘就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了。

　　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泞路上，碰上一个日本兵，被抓住了，没办法，我对他说：“先生，害怕，害怕！”他拉我往没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就没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处破房子，里面躲着一些妇女，我干奶奶也在其中。她为我向那个日本兵求饶，被打了两个嘴巴后，日本兵放了一枪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群日本兵，拖着一个姑娘进屋里强奸，外屋的人都吓得不敢去救她。有一个老太向另一个日本兵求饶，因为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那个日本兵就往这个老太太身上乱摸。日本兵强奸以后就走了。后来我们又躲在坟摊里，结果又被日本兵发现，吓得我们拼命跑，尿都撒在裤子里，与我一起的那个姑娘，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姑娘又被抓住，再次遭到日军强奸。那个日本兵要我走开，姑娘要我陪着她，可是我太害怕了，就逃跑了，我踩着壕沟里遇难者已发泡的尸体，翻过两个山头，才逃脱。

　　日军还杀了很多人，有个姓李的，还有个姓方的，另一个记不清了，三个都被杀了。日军还用绳子捆着很多人，用机关枪扫射，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杀死。有个大妈，大雪天里被日军强奸后又推进河里，她向岸边挣扎，日军又嘻嘻哈哈地笑着把她推进河里……我有个婶婶的母亲，躲进防空洞里，日军就放火用烟熏她，从洞里拖进拖出共三次，反复地折磨她。

　　在雨花台普德寺一带，有两三处“万人坑”，一个坑就有一间房子大；我亲眼看到，红?字会在这里埋了许多老百姓的尸体，死人中还有小孩。

　　唐润珍，女，1925年3月31日生，汉族，祖籍江都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南台巷2号

　　我叫唐润珍，1937年时我住南台巷2号。家中有哥哥、弟弟、妹妹、父母和我，我父亲是织绒的。

　　我哥哥名叫唐正年，当时30多岁，是瓦匠。日本兵进城后，他正在南台巷巷口，被日本兵抓住，用乱刀戳死。当时我爬到别人家楼阁上躲着，一直等日本兵走了才下来。家里人都害怕日本兵，不敢出去替哥哥收尸，后来是红?字会把他的尸体运走掩埋了。

　　当时与我哥哥一起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的还有三个邻居，其中一个姓井，他的母亲在乡下也被日本兵糟蹋死了；另一个是拉黄包车的，40岁左右，还有一个记不清了。

　　我们院子里还被日本兵杀死了一个人，院子里的墙上写着他临终前的血书，即他的名字和住址——颜料坊，死者是求好心人为他向其家人报信的。

　　有一天，我们便跑到颜料坊去找，终于找着了死者的后人，住颜料坊11号，他们过来把字铲了下来，用死者的衣服包起来埋了。原来这个人看到鬼子来了，便往院子里跑，结果还是被日本人追上戳了数刀，死前他在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名字及住址，有些字看不清楚，但“颜料坊”几个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干河沿难民区，我还见到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姊妹，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被糟蹋了，姐姐是被弄死了，妹妹井红宝不久回来了，现仍健在，住南台巷。

　　我还知道，铁管巷有一个日军慰安所，两层楼小洋房，里面的妓女全为日本人。

　　我哥哥被杀当天晚上，我们全家逃到干河沿难民区，住在楼梯过道里，每天靠领稀饭度日。日本兵有时爬过墙头找中国姑娘，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妇女被抓走（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丁伯祥，男，1924年10月12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3岁，家住佛心桥8号

　　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13岁，家住佛心桥8号，我家有7口人：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四人。日本兵进城之前，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到江宁县陶吴去了。60多岁的祖母留在家中看门，日本兵来了，向她要“花姑娘”，她说没有，日本兵便用脚踢她，还打她的嘴巴，后来她跑到难民区去了。这些都是我们从江宁回南京后，她告诉我们的。

　　我们家门口死的人很多，有个姓陈的老太，60多岁了，她儿子是皮匠，她被日本人强奸，还被用瓶子塞入下身阴部，尸体被扔在水塘边。有个外号叫夏三秃子的，四五十岁了，在家看门，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没找到，也被戳死了。

　　日本兵还强奸了一个姓黄的妇女，并叫一个名为朱漆的男人和她发生性关系，朱磕头求饶，不肯干，日本人就戳了他一刀，血流得一地，幸好没死。

　　王华治，男，1926年10月25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1岁，家住沧波门街后村48号

　　我叫王华治，1937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家住南京沧波门街后村48号。家里有8口人，母亲王曹氏（48岁）、哥哥王华林（24岁）、嫂嫂王曹氏（18岁）、姐姐王华珍，还有表姐、堂姐、堂兄弟和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我们逃到江宁县的茅山寺庙里。在庙前树下，我看见有三个和尚被日军砍死了，他们的血还是热的。

　　1938年正月初七，我哥哥王华林和我家帮工梁东来（时年23岁，南京板桥人），与同村另外两人，共4个人，从沧波门到龙潭挑粮食，路过麒麟门时，4个人被日本兵杀死3个，另一个人也受了伤，腿被打折了。其中我哥哥王华林、帮工梁东来都被杀身亡。

　　当时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杀7刀，在他还未断气时，向着我家沧波门的方向，忍着伤痛在雪地里爬了两里多路，到了湾营村旁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他的10个手指都磨掉了一节，棉裤膝盖处都磨通了，沿路留下了斑斑血迹。

　　我亲眼看见了收埋哥哥尸体时的惨状。哥哥他们遇难的消息，是和哥哥他们同时遭劫的4个人中那个受伤的唯一幸存者爬回来告诉我家的。

　　1938年4月，嫂嫂王曹氏被日本兵强奸了。因丈夫被杀、她本人受辱，受到极大的刺激，嫂子的精神失常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女孩，是日本兵强奸留下的孩子，那孽种两岁时病死了，嫂嫂在1988年去世。

　　堂姐王华英也被日军强奸过，她当时才15岁，堂姐于1984年去世。

　　王秀兰，女，1914年8月11日生

　　1937年12月时23岁，家住南京草场门

　　我家原来是在草场门种菜的，我是独生女。南京要打仗了，中央军将我们撵到城里。我的干爹赵永兴，当时50多岁，也是种菜的，他住在鼓楼四条巷6号，我们一家便搬过去与他同住。

　　我从农历九月份开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学做旗帜，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10人为一班，我们所做的旗帜挂在难民区周围。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到处杀人，抓妇女，当时我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住在三百号楼，母亲有时到四条巷6号看看。冬月十八日，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的第8天，几个鬼子到四条巷6号，他们先是搜东西，我父亲王仕和当时50岁，鬼子在他身上没搜到钱，就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肋下戳了两刀，我父亲捂着伤口忍痛逃到隔壁5号躲了起来。第二天，他被送到鼓楼医院治疗，肺全戳烂了，半年后他就死了。我干爹赵永兴的头上也被砍了几刀，当时没死，用烟叶子敷伤口，过了几个月也死了。

　　住在我干爹对门的人家姓邵，邵姓老夫妻俩舍不得在水西门开的药铺子，没离开南京，他们20多岁的小儿子又舍不得老两口，就留了下来。邵少爷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12刀，叫喊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他妈妈也哭死了。邵小姐，也就是邵少爷的妹妹，在几个鬼子轮奸她时反抗，还打鬼子的耳光，她的乳房和下身被鬼子残忍地割掉了。

　　鬼子经常拖妇女到四条巷6号家中强奸，邵大妈名叫邵张氏，当时已经50多岁了，多次遭到日本人强奸。

　　鼓楼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尸很多，都是老百姓，还有妇女，山西路的塘里也有很多尸体。

　　我父亲有一次外出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鼓楼下坡时，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儿把一个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用药水往上洒，扒人皮，还逼我父亲看，我父亲吓得要死，回家后饭也吃不下去。鬼子太残暴了。

　　朱秀英，女，1925年6月1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中山门半山园2号

　　1937年，我家住在中山门半山园2号，日军空袭南京时，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我哥哥被送到乡下姨妈家。后来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中山门也被堵起来了，母亲带着我与邻居一起去了难民区避难。

　　我记得是夜里去的，天亮时才到豆菜桥。我们带了点米，还有两只鸡。当时五台山、华侨路那儿难民很多，没地方住，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捡破毯子之类的东西搭棚子，后来又找来一些破芦席用。棚子里一下子住了那么多人，生活很成问题，没有厕所，大小便就在露天地里，那时也不怕丑。

　　三天后，日军进城了，汉奸让我们把太阳旗插在门外迎接日军。日本兵经常到豆菜桥来找“花姑娘”。一天，他们找了一个老头，逼着让他带路去找女人，看中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老头乞求那个妇女说：“去吧，去吧，救救我的命吧。”

　　没办法，那个妇女就跟日本兵走了，后来她回来的时候，喉咙都哭哑了。我还看到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哭，手捂在屁股上，她的裤子被刺刀划开了。

　　我妈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抢去了，一开始，她还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后来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来，连忙把戒指给他，吓得要死。有一天，我与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去新街口，在新街口日本宪兵队门前，我们看到有个人被抓去，衣服被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日本兵用长刀在他身上比划来比划去……我们见此情况吓得赶快往家跑。

　　我姑妈家住在东流，日本兵进南京后，我姑爹被杀害了。有一次，我姑妈与表弟上厕所，看到日本兵来了，掉头就跑，结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我表弟叫席小牛，当时十二三岁，我姑妈名叫席朱氏，当时50多岁。这一情况是我母亲跟我讲的。

　　我家的3间房子被炸毁了，中山门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烧了。我们回中山门后，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口有个姓陈的60多岁老太太，在家睡午觉时，被日本兵强奸了，哭得要死，我妈与邻居去劝她想开一点。

　　我们住在山上没水吃。有一次，我与哥哥下山拎自来水，那个水龙头本来就是坏的，关不紧。有个日本兵来了，认为是我们把水龙头搞坏的，我哥哥被打了两个嘴巴，水桶也被踢翻了，我们哭着跑回家去。

　　张慧如，女，1923年11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门西老虎桥

　　1937年我家住门西老虎桥，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母亲张严氏（今年刚去世），当时带着我和比我小7岁的弟弟（张金浦，现居住在台北）留在家里。母亲靠给人家做针线活谋生。

　　日本兵进城前，母亲带着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避难。华小姐（魏特琳）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找“花姑娘”，她不允许，尽力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

　　日本兵杀人很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中山东路上碰到一队日本兵，我们看到一个孕妇的肚子被日本兵剖开，肚子里面的胎儿被日本兵用枪挑着玩，我很害怕，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弟弟吓得直哭，母亲捂着他的嘴，不让他出声。我们年纪小，日本兵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家后，整天关着门，不敢出去，日本兵的皮靴声让人很害怕。

　　文孙氏（化名），女，1919年10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8岁，家住南京下关

　　我叫文孙氏，我家原来住在下关。我于1936年农历十一月结婚，爱人原来姓郭，因他是我家招的女婿，结婚后便改姓文。

　　1937年12月，日军进城前那一天，不少败退的国民党兵企图过江逃命，有的还到我家要门板。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全家进了附近的和记洋行避难，途中看到日军军舰对着过江的士兵进行扫射。

　　在和记洋行避难的人很多。有一天，来了六七个日本兵，带着枪，腰挎东洋刀，从避难人群中抓走了五六个姑娘，我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的小名叫小巧子。一个日本兵将我拖到一间空房子里，我记得他胖胖的，还有胡子。他一进去就用刀逼迫着要脱我的裤子，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没命了，没办法，我就这样被强奸了。强奸过后，那个日本兵对我说“开路开路的”，我被放了回来。

　　为了逃避日本兵再来骚扰伤害，当天晚上，和记洋行的负责人便将我们十几个妇女转移到打蛋厂的地窖子里，其中有几个姑娘还是从苏州逃来的难民。我在那里躲了半个多月，家里人偷偷给我送饭。后来，“安民”了，局势稍“安定”后，我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和记洋行待了一年多才回家。我的丈夫知道我被日本兵强奸的事，同情我，他于几年前去世了。在家里，我不敢与子女讲，还担心别人知道了，会看不起我。

　　我的表弟当时才十几岁，被日军抓走后，再也没回来。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被日军杀害，我们有个邻居沈奶奶，80多岁了，她以为年龄大了，留在家里没事，结果被日本兵杀了，肚子都被剖开了。还有一个烧茶炉的，他舍不得家产，没有走，在家里也被日本兵杀了。

　　马玉秀（化名），女，1928年11月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南京建邺路

　　1937年我家住建邺路，家里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哥哥。我家穷，日本兵侵占南京之前，父亲帮人踹布，后来就卖酒酿。不少有钱人都跑反走了，我家没有钱，到外地去坐船乘车都要钱，还要吃饭，所以就没有去外地。

　　日本兵进城时，我们就躲到泥马巷我家舅奶奶家开的铜艺公染坊，当时有不少邻居都躲在那里。日本兵在我们隔壁杀了很多人，我们听到“哎哟”、“哎哟”的叫喊声，后来就听不到声音了。当时，我年龄小，大人们躲在房间里面，我在房间外面，我还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日本兵已经站在我身后了，我吓死了。一个白发老太向他求情，说我是她的孙女。后来日本兵走了，我吓得躲在大厅的地洞口，浑身发抖。当时，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要找“花姑娘”，那个老太拿鸡蛋给他。后来，又来了一个日本兵，叽里咕噜的，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当时，有不少人躲在楼上，有的人就躲在染缸里，老太一边给躲难的人报信，“我带他去找‘花姑娘’去了”，一边引着日本兵到后面去了，楼上的人乘机下来逃跑了。但我舅爷爷被一个日本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他姓王，当时有70多岁了，是个大个子。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出来商量，说这里不能待了，一同结伴去难民区吧。大家用大红巴巴往白纸上一贴，做了面日本旗举在手中。我的两个姑姑用锅灰抹在脸上，把衣服撕破，还把衣服反过来穿，头上顶着棉花胎，像“讨饭人”似的。我们是踩着尸体去了难民区，看到笪桥那儿死尸很多。

　　我妈没去难民区，她的脸上有麻子。我父亲去难民区后，在粥厂烧大灶。难民区里面的人很多，年轻的妇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学。我们住在学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连走廊里都住着人，打点粥吃。当时，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学。她有个小女孩没带在身边，还在摇篮里，我帮着带，摇摇篮。姑姑家有点钱，我帮她带小孩，给我一点饭吃。有一次，日本兵来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妈妈，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结果，他就将我糟蹋了，我那时才9岁……

　　彭善荣，男，1918年8月20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9岁，家住南京洪武路50号

　　我叫彭善荣，出生于1918年，但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1920年，当年日军统治南京时，我怕被抓差，少报了两岁。我父亲曾在游府西街开了一家“彭荣记搭棚店”，我14岁那年，他去世了。两年后，我母亲又去世了。我与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50号。我与哥哥彭善芝，都是电工。我姐夫叫陈文举，是送公函的差役。1937年，我已经订婚了，爱人姓谢，是小学老师，订婚才一个多月，日军轰炸南京，局势很混乱，不能举行婚礼了。

　　由于日本飞机不断丢炸弹，我们全家搬到夫子庙，当时那里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对我们的搬迁，周围的人很奇怪，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难民区，住在延安剧场边上的兴业里。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同事已经逃离南京，他的妻子，大约30岁不到，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与我们住在一起。因怕那里不安全，有危险，我姐姐、嫂子住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那里有华小姐的保护。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没去那里，她在脸上抹上锅灰。过了几天，日军就进城了。

　　日军进城后，烧了很多房子，大华戏院、交通部等都被烧毁了，我们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一天，一个日本兵来找“花姑娘”，我们说没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来，被那个日本兵看见，他便将我们几个人赶出房间，关上门将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强奸了，当时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劝她。过了几天，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学给嫂子她们送饭去了，我与四个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里。日本兵带着翻译又来找“花姑娘”，没找到，他们又到楼上，将门砸开，东西翻了一地。日本兵下楼后，又来盘问我，问我是做什么事的，我说我是电工。他们检查我的手、我的头，日本兵让我把棉裤卷起来，检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他们走后，隔壁姓杨的邻居拿了几支香烟，用烟灰敷在伤口上，才将血止住。到现在，我腿上的伤疤仍清晰可见。

　　我哥哥被日军抓到句容，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来。没过几天，我又被日军拉走，与我一同被抓的共有23个人，推着独轮车送东西到汤山。到汤山后，天已经黑了，日军让我煮饭。我从没煮过饭，不知道放多少水，结果煮了夹生饭，我被日军打得半死。现在每遇阴天，腰还疼，耳朵也被打“背气”了，所以现在我的听觉很不好。一天深夜，我们趁日军不注意，全体逃了出来，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连续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时，我们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见了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子，里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尸，我们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头。天黑后，我们又上了路，在麒麟门，遇见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东西，我们跟着日本兵进了城，把东西送到鸡鸣寺的考试院里。我们中的两个人逃跑，被当场打死，后来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兴业里，我们的一个女邻居，30多岁，被日军强奸了。

　　城里面没菜吃。一天，我与几个人一起到水西门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找“花姑娘”。一个女的躲在一个棺材旁边，被他们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轮奸了那个妇女，日本兵还不让我们走，逼我们在一边看。

　　一次在门东找菜时，又遇见了出来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一位妇女躲在家里，被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进去强奸，并命令我们在外面等着……

　　王维青（化名），女，1920年2月17日生，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7岁，家住南京升州路

　　我今年82岁，属猴。1937年家住升州路，我父亲经营一个杂货店，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有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我哥哥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当兵去了，直到50年代才回家。我有两个弟弟，一个15岁，一个10岁，我是家里的老三，当时17岁。

　　南京被日军轰炸时，我们隔壁184号被炸死了好几个人。日本兵进城前，我姐姐随夫家跑到乡下，我们一家躲进了难民区。难民登记时，我大弟弟王道生因为个子高，被日本兵当作“中国兵”抓到一边，我母亲还不敢去认领，央求旁边一个老太去认领了。那些被当作“中国兵”的全被拉走了。

　　在难民区避难时，我的大弟弟被日本兵用枪拐打得吐血，病了很久才好，但结果留下了后遗症，他70年代去世时，也是吐血而死。

　　1937年，大约在元旦前，我去了金陵女子大学。当时到处都是尸体，我们去打饭时都不敢走。

　　过年后的一天下午，我与另外两个姑娘外出找东西吃，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遇见两个日本兵，醉醺醺的。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姑娘逃走了，一个日本兵前去追赶，我与另一个姑娘躲在一个店铺里，那个姑娘躲在柜台下面，死活不肯出来，被日本兵杀死了。我躲在店后面，被日本兵抓住糟蹋了，我不敢反抗，吓死了。

　　因为有这段经历，我结婚很晚。在我26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我姐姐和我妈将我嫁到外地。他是矿山会计，我跟他走南闯北走了很多地方，受了很多苦，现在住在贵州六盘水，我至今还埋怨我姐姐。

　　我的丈夫知道我的经历，但我的七个儿女至今仍然不知道，我一直将这段痛苦的经历藏在心里。我是老南京，我很留恋南京。70年代，我丈夫去世后，我将他的骨灰迁埋到南京，我自己也准备日后葬在南京，我将小女儿嫁到南京。

　　我这次来南京是给丈夫上坟的，我很痛恨日本人。今天我本来准备回贵州了，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推迟回去的时间，决定今天到纪念馆讲述我的这段苦难经历。

　　许大昌，男，1923年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通济门外米行街

　　1937年，日军进城前后，我们在通济门外米行街的家被烧光了，整条街被烧毁了。堂兄许大钧在信府河的家也被烧光了，堂兄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姑表兄石朝义、石朝年被鬼子杀害了，表嫂遭到轮奸致残，他们在光华门外小山头开设的粮行及所有家具也全部被烧光了……

　　南京城破失守，日军疯狂杀进城来，到处烧杀淫掠，火光冲天，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奸。日军杀到泥马巷林姑母家中，这时石氏兄弟全家藏在家内，两位表嫂被这群野兽从草垛里拖出，遭到这群野兽残酷的轮奸，惨叫不已。两位石氏表兄也被发现拖出，见他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石朝义婚后刚生个女儿，石朝年结婚不久），不由分说，推到大门外的防空洞旁（在踹布坊口）惨遭杀害。此后，两位表嫂再被残酷蹂躏后，下部肿胀，痛得死去活来，不能动弹，后经邻里老人建议用土方治疗，流出大量脓血脏物，才幸免一死。此事因被害人羞于告人，从未公布，但她们改嫁后都终身不孕。如今数十年过去，她们都相继亡故，就连战前所生的婴儿石慧如也早已夭折，他兄弟两家人全都后继无人。

　　万秀英，女，1928年3月18日生，汉族，祖籍宝应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下关二板桥

　　我叫万秀英。1937年，我家住在下关二板桥，家里有父亲万学华、母亲万于氏、哥哥万来刚、姐姐万凤英，我那时才10岁。我家是做生意的，日本兵进城前，我们跑反到江浦西家店，那里全是柴洲，后来我与哥哥回到南京。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下关一带被杀了很多人。我的哥哥万来刚比我大7岁，我们躲在地洞里，他出来找东西吃时被抓到和记洋行，那里被抓了很多人，许多人被机关枪扫死了。我看到日本兵把死尸往长江里扔，潮水一来，尸体就被冲往岸上。

　　在二板桥，我看见有三个日本兵轮奸一个19岁的姑娘，强奸后又用刺刀挑开女孩的下身，她的妈妈在那里拼命哭。

　　为了躲避日军的强奸，我把头发全剪了，脸上抹得脏兮兮的。一天早上，我与哥哥到江边捞小虾子吃。在路上遇到日本兵，日本兵拽我哥哥，我不肯，就去拉哥哥的褂子，日本兵穿着大皮靴，踢了我一脚，把我踢伤了。当时日本兵一刀就把我哥哥的膀子砍下来，顿时鲜血直流，哥哥就这样被活活砍死了。

　　我父母回南京后，父亲给茶房帮工，我们没吃的，就吃小虾子、豆腐渣。我母亲万于氏到三汊河柴洲里拾柴火，走在鬼脸城附近的路上，被日本兵的炮弹炸死了，弹片炸进她的右边腋下。我们去找她的时候，看到柴洲里死尸很多。

　　母亲和哥哥被日军杀害后，姐姐万凤英天天躲在地洞里，不敢出来。她13岁，个子长得比较高，就怕日军糟蹋。我长得很瘦小，每天出来讨饭吃，天气很冷，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跪在地上爬……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想大哭一场，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日本兵给我家带来的灾难，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李素芬，女，1923年3月12日生，汉族，籍贯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城南新桥船板巷

　　我叫李素芬。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城南新桥船板巷，和堂叔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一共住有近20口人。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无恶不作，我们全家都非常害怕。我的养母就带着我的小妹躲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收容所里，我们几个女孩子就躲在我们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可是没躲两天，日军就开始放火烧房子，从新桥一直烧到我们家，我们没地方躲了。于是就趁夜里，几个人结伴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去找我的养母。找到了养母和小妹，才知道我的小妹被日军强奸了，她当时只有10岁，丧尽天良的日军连一个10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由于身心受到创伤，可怜的小妹没几天就死了。

　　我父母不放心家里，有一天晚上跑回家，可没有想到还是碰到了日军，我母亲被日军强奸了，我父亲受了刺激，得了脑溢血，没有几天就去世了。我母亲经过这场灾难的刺激，精神失常了，不久也去世了。我婶婶被日军逼问有没有看到中国兵，她不肯说，被日军杀死了。

　　这血海深仇我永不会忘，日军害得我变成了孤儿，我要控诉他们！

　　杨明贞，女，1931年2月9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6岁，家住南京市东文思巷

　　我叫杨明贞。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市东文思巷（靠近大中桥），家中有三口人：父亲杨光源，53岁，是个编织竹器的篾匠；母亲杨宋氏，51岁，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务；我本人当时6岁。现在，我家住在南京市罗廊西村16号。

　　日军是1937年12月13日（农历冬月十一日）进城的。进城第一天，日本兵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先是来了一个，我母亲招呼他坐，被他一脚踢倒在地。第二次来了两个日本兵，向我们要“洋火（火柴）”、“香烟”，我们没有，他们就拳打脚踢，没办法，我父亲就给他们包了一些旱烟叶，才把他们打发走。接着又来了两个日本兵，抢走了我家挂的咸肉。到了中午，又有五六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冲进我家院子，他们先是对着一位看门的老头连开几枪，这个老头叫浦狗子，50多岁了，因流血过多，到了晚上就死了。接着，又对着房东朱老太太开了一枪，打在腰上，当场就打死了。当时我父亲在堂屋里也被日军打了一枪，左臂受伤，子弹头留在里面。到了傍晚，又来了一批日本兵，抢走了我母亲的金首饰、银圆和钱，还抢走了我们的棉被。

　　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二日）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一家准备到难民区去躲难，谁知刚走到大中桥，就被日本兵拦住了，日本兵用枪对着我们，我们只好又回到东文思巷。这天下午约3点钟，有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带着枪，手握军刀，闯进我家院子。他一把将我抱住，解开我的棉袍扣子，脱掉我的裤子，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就用刀对着我的额头连砍两刀，至今刀疤还在。父亲看见了，用右手从日本兵手里把我夺了回来，日本兵见状，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并使劲用脚将我父亲踢倒在地，还对着他的脖子砍了3刀。父亲为了救我，身受重伤，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尸体是被红?字会拖走掩埋的，至今也不知道埋在哪里。

　　12月15日，日军进城第3天（农历冬月十三日），我和母亲躲在家里，为躲避日军的强暴，母亲在脸上涂满锅灰，用布包着头。这天下午约1点钟，来了两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其中一个用刺刀挑开妈妈的衣襟，脱下她的裤子，把她糟蹋了，还用手抠她的下身，又用枪拐子捣（母亲的下身）。母亲疼得又哭又叫，苦苦求饶，可日本兵就是不放过。另外一个日本兵也强行解开我棉袍上的纽扣，将我强奸了。

　　之后，我母亲因受到严重的刺激、惊吓，得了精神病，眼睛也哭瞎了，不久就去世了。父母亲被害后，我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先是到处讨饭，后来做点小生意，卖烧饼、油条，勉强维持生计。日军糟蹋了我们，对我影响很大，不仅在生理上造成小便失禁，在心理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我父亲的一个师兄弟的儿媳妇，是个童养媳，当时才18岁，日本兵强奸她后，还用刀捣她下身，当场给活活捣死了。她遇害的地点在建康路。日军见到妇女就强奸，还有个12岁的女孩，被两个日本兵强奸后杀死。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对中国妇女犯下的罪行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其丑恶的行径你想得到的他们都做了，你想不出的他们也做了，是人不敢想的事他们也全都做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骂这些禽兽不如的日军叫“鬼子”和“妖孽”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即使是鬼，也未必有那么残忍和恶毒。

　　在那么多女人惨遭奸淫与残杀的“奸情”档案里，我看到两位女性经历了两个不同的“37”这个数字，其中一位女性一天中被强奸了37次，另一位因为不从日军的强奸而被刺了37刀……

　　呵，1937年，中国南京的那个寒冬里的这两个数字“37”，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悲愤，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心痛，更让我对侵略者的兽性充满仇恨！

　　忘记这仇恨我们就不是人。是人就该把仇恨牢牢地铭记在心。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的整个事件里，这还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内容……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1-24 09: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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