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 ——从情感体验到价值判断
2017-01-10 10:52:2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贾雪枫  点击：  复制链接

　　历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课程，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核心所在。但是，客观地讲，一方面在学理上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研究，特别是内在逻辑关系研究还不充分;一方面教学实践中还存在贴标签现象，学生情感体验停留在浅层次，思想导向和价值判断的引导仍有干巴巴的说教之嫌。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内在逻辑联系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怎样的目标?三个概念的内涵和概念之间存在什么内在联系?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反映着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1]情感以主观体验来反映客观事物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以认识为基础。情感出来属于态度的组成部分。“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2]态度是个体发展出的对生活中的不同事物和问题的认识，在行为方面表现为立场，可以用语言表现为观点。“因此态度的成分很明显应包括价值和信念，以及程度不同的事实知识(或者是这些人当作事实知识的内容)，也包括认知、行为与情感方面的因素。”[3]“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4]价值观是一种内心尺度，通过社会化培养而形成，反映人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及重要性的评价，对于人的道德行为起着统领的主导作用，也为人自认为正当的行为提供充足的理由。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概念都指向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层次有所不同。价值观是深层基础，处于核心地位，是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情感是对外部刺激的体验，随着认识的深入而变化，价值取向对认识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态度是价值观和情感体验的外显载体。价值观不同，表达出的对事物存在的价值或必要性的认识观点必然不同，对事物和人的社会性需要的评价和情感体验也必然不同，由此而表现的态度自然就不同。基于此，笔者尝试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概述如下：在价值观(含道德观)指导下，(学生)通过情感的体验，认同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比较稳定的态度(立场观点)。

　　厘清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关系对教学十分必要。首先，价值观是后天经过培养形成的，它既是灌输的结果，又是内化的产物，对情感、态度起着指导和规范作用。其次，情感是态度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情感体验就会产生相应的态度。因此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有一个感悟——认同——内化——外显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经历情感体验(反应——感悟)、形成价值判断(评价——认同)、表达立场观点(内化——外显)等层次。

　　二、在“南京大屠杀”的教学中实施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

　　对“南京大屠杀”的教学，教师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优秀的课堂教学，充盈着日军丧尽人性的暴行，笼罩着欲哭无泪、愤眦欲裂的气氛。但是我们应该追问一下，情感体验除了愤怒日军的暴行和悲恸同胞的惨杀外，更深层的问题，如日军为什么如此残暴?同胞为什么引颈就戮?军人为什么不能保护国民?历史悲剧还会重演吗?这些问题与现实紧密联系，引导学生深入认识和思考，才能深化学生的价值认同，从思考中体会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含义。

　　(一)从情感体验到形成价值判断

　　学生对南京大屠杀的情感体验，最初的出发点无疑是“人”和“人性”的一般价值观和道德观，即孟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日军的大屠杀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人神共愤最自然不过。但是教学不能仅限于这种自然反应，需要进一步对“为什么杀人”和“为什么被杀”进行相应的价值判断。

　　1.他们为什么杀人——人性是怎样泯灭的?

　　自甲午战争开始至抗日战争的结束，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不尽的屠杀，南京大屠杀只是这些屠杀中规模最大的一例。但是，凶恶残暴又和日本人彬彬有礼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温顺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变成万恶的屠夫?

　　第一，军国主义教育使日本社会处于“效忠天皇”的愚昧之中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意味深长地说：“在这场日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得到什么样的依靠。”[5]p3这种依靠就是日本传统的经过军国主义教育强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忠”。

　　日本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儒教，它来源于中国的儒学，但与中国儒学完全不同。中国儒家把“仁”列为道德的本质和核心，如果统治者没有仁，即“无道”，人民反抗他是正义的。而“在日本‘仁’变为被排斥在外的道德，完全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的地位。”[5]p46日本儒教的核心是“忠”，但与中国人把“忠”同仁义连在一起完全不同，日本的“忠”系于天皇，是无条件的效忠和尽忠。

　　摒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规范和普遍的价值观念，把忠孝作为最高道德规范的神道被确定为日本国家宗教，日本神道的教义包含“爱国和忠诚”[6]p127。其“国”始终指向大日本帝国，“忠”始终指向天皇。在它看来，不存在邪恶只有不洁，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辨认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抓住这些恶的问题。”[5]p73对天皇的忠就是最高的美德，只要是为天皇而死，便与他生前行为的善恶是非完全无关，统统成为“护国神”。日本政府通过国家神道，向日本人灌输神国人民都是神皇的子孙，培植国民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使国民相信日本民族是神统帅的最优秀的民族，因而就有统治外国甚至全世界的权力，使之成为推行军国主义的国家精神支柱。

　　日本人不遗余力地灌输“忠”的观念。“战争期间以天皇的名义分发到前线部队的每一根香烟也要强调每个士兵所受的皇恩，投入战斗前分给他们的每一口酒就是更大的皇恩。每个神风自杀性飞机的飞行员也是在报答他们所受到的皇恩。”[5]p39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规定“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是日本“国体之精华”， 利用学校教育培养绝对服从和忠诚的一代，日本做得彻底又成功。

　　对天皇的“忠”和相信日本是神国，成为驱使日本人投入“圣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没有“恶”的观念，也就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负担，更没有信仰追求和精神痛苦。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日本人前一天还在同敌人进行自杀特攻战斗，第二天就可以举着鲜花欢迎敌军占领本土，“玉碎”“合作”就这样奇异地结合在日本人身上。

　　第二，军国主义使屠杀成为武士道所谓的修炼道场

　　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成为同义词。福泽谕吉说：“爱国精神虽非出于一己之私，也是出于一国之私，……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精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背道而驰、无法兼容的。”[7]p418近代天皇制本身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体制下，武士道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和绝对服从的人格和神道教不分是非的信念畸形结合，使武士道发展成为日本军人的信条，同时也成为对外侵略的精神武器。

　　日本人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最初是作为精英阶层的荣誉而建立的，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整个国家的抱负和滋养。”[6]p162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荣誉，荣誉受到侵犯被视为耻辱，因此日本人判断道德的依据是“耻感”。本尼迪克特曾将日本人的行为模式概括为“耻感文化”。她认为，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属于罪恶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规范行为的社会属于耻辱感文化。[5]p86日本人把耻辱感作为道德体系的原动力，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为基准，确定自己的行动准则，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与荣誉相关。南京大屠杀中所谓“百人斩”的杀人竞赛，足以说明在狂热的日军中，人的人性、良知等，完全沦丧，并且往往越是极端的行为越会得到更多的赞赏和效仿。

　　武士道的畸形发展为军国主义提供土壤，武士道成为日本军人的信条，为此日军采取虐待狂的训练方式训练普通人成合格的“皇军”。为了使新兵尽快彻底摆脱人性，日军新兵首先学习的就是如何不把人当人看待。日本人森村诫一在回忆731部队训练新兵时说：“在特别班班员中，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青年，有的人很淳朴，胆子很小。因而就对他们进行‘培养胆量的特殊训练’。特殊训练是什么呢?就是用六棱棒将‘木头’(即被用作实验材料的活人)殴打致死。”[8]p151这样“当士兵在受过军队教育后从部队出来时，常常被人说是彻头彻尾换了一个人，变成一个‘真正极端的国家主义者’。”[5]p107在忠君爱国的旗号下，日军鼓励滥杀无辜的非人性精神，视残暴为美德。日军士兵受到各种屈辱训练后，变得兽性十足，变成虐待狂，日军的战斗力也就十分强悍，这一点给中国人的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专门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鬼神的迷信，其傲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因为日本军阀多年来的武断教育和日本民族的习惯造成的。”[9]p503

　　第三，军国主义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屠杀成为有组织的犯罪

　　侵略有理是近代日本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真情吐露。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也是第一个军国主义理论家。在《文明论概略》里，他宣称“战争是行使独立国家权利的手段。”[7]p418到晚年，他成为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崇尚武力，他说“百卷的万国公约不如数门大炮，几册的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仅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因此，福泽谕吉的“文明”就是穷兵黩武、弱肉强食的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信奉的不是国际间的道义、友谊和合作，而是赤裸裸的侵略扩张。

　　神国幻觉的种族主义驱使日本人投入侵略战争，侵略战争更激起他们的种族主义。满铁总裁大川周明在1924年写道：“既然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日本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神圣使命就是统治所有的民族。”1939年1月21日，日本首相平昭骐一郎说：“我们希望日本的意向将会得到中国人的理解，以致他们能够与我们合作。至于那些不愿意理解我们的人，除了消灭他们，我们别无他法。”

　　日本人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40年，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向在山西扫荡的日军部队下命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对战俘“应视情况予以一个一个地消灭，或用炸弹、毒气弹、毒药、水淹、砍头以及其他方法集体消灭。务必全部消灭，一个人也不留，并不得留下一点痕迹。”[10]p148

　　正由于如此，东京审判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种族灭绝的屠杀是日军的基本政策之一，是日军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时任德国驻南京的外交代表在给德国政府的一份电报中也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这是整个陆军的残暴犯罪行为，他们是兽类的集团，这是一架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铁证如山，岂容翻案!

　　2.我们为什么被杀——血性是怎样消磨的?

　　翻开沉甸甸的史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日军的残暴成性，另一方面是同胞的任人宰割。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说：“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下就坐下。大货房里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捆，一起哄，3000多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人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10]p233这究竟是为什么?

　　第一，长期的封建统治和愚民政策使中国人麻木不仁、一盘散沙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良的民族。当日本人的大屠杀已经开始的时候，中国人更多的还是在人性层面上不相信日本人真的要对中国人“斩尽杀绝”，但是这种情况一而再地发生就匪夷所思。

　　中国人其实是一个尚武的民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向来为中国人津津乐道。但是长期以来，封建统治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特别是明清以降把儒家学说的礼治思想片面化、绝对化，“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些绳索，把中国人紧紧绞住，动弹不得。[11]p31美国记者斯诺来到中国，目睹了中国社会的悲惨，不禁发问：“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不扫荡封建枷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不可能萌生，中国人民不可能被组织动员起来投入伟大的民族战争。1932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幸存者杨占有在回忆中说：“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也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这样欺负我们。”[10]p2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说农民运动“好得很”。

　　中国民众被屠杀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国家无组织，民众无组织，说是“一盘散沙”不为过。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有一段精彩议论：“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日本人对美军，不论特攻还是合作，都是全民一致，每个人都作为民族整体的一分子而动作。而中国人在侵华日军面前，有人反抗，有人欢迎，有人仇恨，有人麻木，迟迟难以形成全民族的真正的合力。所以孙中山先生预言“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

　　第二，政府横征暴敛、军阀荼毒人民，不能也不敢动员民众抗战

　　政府组织人民，军队保卫人民，无论在任何国家都是天经地义之事。然而面对大举入侵的日本军队，中国的政府和军队表现如何?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被称为“鸦片将军”，在他的治理下，热河人民水深火热。1933年春日军进攻热河，一位美国人碰到一群中国农民，农民满不在乎地说：“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省主席怎么样，我们最清楚，我们恨不得剥他的皮，喝他的血。”[12]p2在日军进攻下，汤玉麟弃守热河，调用大量军车搬运私产， 日本人10天就占领了热河全省，省会承德竟陷于一支仅128人的日军之手。

　　山西表里山河，地势雄固，为华北天然屏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大军进攻太原，当时阎锡山的军火库里有20万条枪，共产党人士建议马上分发枪械武装人民保卫山西保卫太原，阎锡山勉强拿出1万条，所剩19万条却在仓皇撤退后完好无损的留给日军。淞沪会战在江浙水网地区进行，民间至少有15万只船可供使用，军队宁愿士兵在泥水里滚爬，也不组织民众支前参战，结果船只被日军掳去做运输。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苛捐杂税在中国并非新鲜事，自从清朝被推翻，军阀开始用枪从农民那里征粮养兵以来，就一直存在。”[12]p120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在许多省份，赋税往往已经预征到民国六十年(1971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为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河南在抗战期间是汤恩伯部队的驻地，河南人把水旱蝗汤称为四大害，汤就是汤恩伯，河南民谚云“宁愿日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1941到1943年，华北连续干旱和歉收，天灾连着人祸，大灾之年，国民党地方政府仍然强征各种苛捐杂税，各种罪恶势力低价购买农民祖传的土地。美国记者贝尔登愤怒地问道：“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反抗?”农民反抗了，这种反抗令人目瞪口呆，贝尔登向世界报道：“一九四二年，日军打到豫北时，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12]p119

　　第三，国家贫弱，寄希望于外援，长时间处于弱肉强食地位

　　近代中国，国家积贫积弱，在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中，始终处于孤立无援的被强食的弱肉地位。

　　甲午战争，清政府不认真备战，寄望于列强各国的调停，列强各国各怀鬼胎，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调停“失败”，清军一溃千里。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22日，蒋介石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际联盟理事会要求两国同时撤兵，30日通过一项既不谴责日本为侵略，又不主张采取任何措施的“不扩大事态”的决议。“国际公理之判断”和南京政府“逆来顺受”的态度，鼓励了日本的侵略，10月初日本决定占领东北全境，3000万同胞成为亡国奴。

　　对侵略的姑息纵容，使侵略者为所欲为，不断扩大侵略，弱者被出卖，权益被践踏。中国近代所有的对外关系历史，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近代各国之于中国，无一不是出自自己的利益，中国统治者把希望寄托在“以夷制夷”，被出卖的命运，早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已经决定了。譬如九一八后，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1932年10月公布调查报告书，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原状的意见，也不承认日本维持伪满洲国、独霸中国的要求，而主张“国际合作作为最善之解决”。这就是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把中国东北变为列强共管下的殖民地。

　　(二)深化价值判断表达立场观点

　　根据研究，态度具有工具性(喜欢看到符合需要的事情)、知识性(产生于认识世界和生活的需要)、价值表现性(与道德信念和自我概念有关)、社会顺应性(产生于希望自己成为社会和政治群体成员的欲望)等心理学功能。显然，态度一旦形成，就会内化和个性化，纳入对具体行为、生活学习态度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系统。在对“人性泯灭”“血性消磨”进行价值判断后，应该进一步深化价值判断，并形成鲜明的立场观点。

　　1.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一，日本的屠杀政策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改变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日本侵略中国，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日本种族灭绝的屠杀政策，更把逆来顺受的中国人逼上绝路，正是在日本侵略者的严厉教训下，中国人才知道必须一致对外，舍此便没有民族和个人的活路。所以虽然内争不断，但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与日本作生死之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悲壮胜利。

　　日本的全面侵华在中国人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割据收敛了，党派和个人的纷争终止了。日本的入侵是中国一盘散沙、善于内斗的局面改变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所以，抗日战争是一次民族觉醒，是全民族的抗战。其间，有汉奸，有领导人投降，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放下武器。

　　第二，日本的屠杀驱使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力量农民聚集到中国共产党旗帜下，促使了他们的的觉醒

　　共产党得天下和国民党失天下，真正起点就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农民，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农民的觉醒就是中华民族的觉醒，农民组织起来就是中华民族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唤起农民，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西方有人士评论说“日本在反共的名义下，将中国‘让给了’共产党”。日本人和田清氏则不无遗憾地总结道：“日军一度进攻，中国政权遭到破坏之后，日军只是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并没有经营的政治力量，因此在日军的后面，共产党便立刻扩展起来。”[10]p277共产党开进由于日本人的进攻和国民党的撤退而形成的纵横交错的真空地带，建立抗日根据地，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日本人企图用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和民族精神，但这种野蛮行径，却只能为共产党输送更多的拥护者。

　　祖祖辈辈做奴隶而不得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精神面貌给有机会接触的外国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贝尔登就观察到，边区人民把经过筛选的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12]p126，他认为“抗日战争把自古以来就是分散经营，基本上各顾各的农民组织起来了，使他们认识到同心协力、集体行动的力量。”[13]p191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熔炉中锻炼而出，高举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的旗帜，带领千百万世代穷苦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人，一直走向胜利。

　　2.我们如何避免惨遭屠杀的悲剧重演?

　　他们为什么杀人?是军国主义把日本人变为屠夫。我们为什么被杀?是国弱民愚使中国人成为被奴役和屠杀的鱼肉。通过上述价值判断，以下结论就很清楚的得出：

　　第一，必须坚决制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的任何倾向都必须给予强烈关注，时刻警惕。

　　第二，中国被侵略被瓜分，责任主要在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主持正义者不多，落井下石者不少，因此，中国人不自救，没有人能够救中国，中国人不自立，没有人能够扶我们站立起来。在事关国家尊严问题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我们的原则，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结论。

　　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与认知领域的教学目标一样，客观、真实、符合逻辑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做到真实性、科学性、思想性和生动性的统一，切忌煽情和矫情，以史明志，从历史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伍棠棣 李伯黍 吴福元.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88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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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食人魔窟，转引自金辉.恸问苍冥[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151.

　　[9]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03.

　　[10]金辉.恸问苍冥[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

　　[1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12][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23-01-01 17: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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