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国三大惨案
2017-11-28 11:54:53 来源：306DOC个人图书馆 作者： 与猪赛跑 点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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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三大惨案之一 河南 花园口惨案 花园口决堤，是中国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间接导致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
事件背景 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大捷后，蒋介石从他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计划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土肥原贤二 对于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1938年5月15日 ，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而且，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就这样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贤二率第14师团约2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第14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称“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1938年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镇守兰封的是蒋介石的爱将桂永清。桂手下的蒋嫡系第27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装备德制Ⅰ号坦克，武器为两挺7.92MG13机关枪，使用钨芯穿甲弹可以在近距离击穿日军87式、94式、95式轻型坦克。但是Ⅰ号坦克装甲十分薄弱，容易被日军野战火炮和坦克炮击毁，而且穿甲弹数量非常有限），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军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第8军黄杰所部又不战而逃了。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让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黄杰逃跑的“理由”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 蒋介石的两支嫡系部队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被葬送。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临阵脱逃，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1938年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决堤方案 1949年后，晏勋甫在其自述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担任武汉行营参谋长时，便有中日交战时可决黄河之堤将敌隔绝于豫东，借以保全郑州之议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时，又和副参谋长张胥行以此计划向程潜建议，程认为可行，遂向蒋介石请示，蒋回电予以批准。这是花园口决堤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冯玉祥、白崇禧都曾向蒋介石建议放黄河之水制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也曾于1935年在《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提出： “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 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八师参谋的熊先煜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讲：我手中搜集有众多国民党要员向蒋建议“以水代兵”的函、电，为证明我的观点，现摘要如下。 陈果夫建议 陈果夫于1938年4月3日建议在武陟决堤。 委员长钧鉴：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抗战前途或可从此转入佳境。惟黄河南岸千里，颇不易守，大汛期间且恐敌以决堤攻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若在下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河水即可北趋漳、卫（即漳河与卫河），则我之大危可解，而敌则居危地…… 姚琮（时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21日电，建议在刘庄、朱口决堤。 熊次长哲民勋鉴（即熊斌，时任军令部次长）：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以东者如河北之刘庄、鲁省之朱口，倘即刻施以决口工作，更于旧河道下游多抛埋柳枝，则河水必改道南向，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虽不能淹没敌军，至少可使其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 陈诚转呈王若卿建议在黑岗口决堤。 蒋委员长：据炮兵第16团王团长若卿报告称： 1、顷闻我军决兰封口，引黄河水淹日寇，其计甚佳。但水经黄河故道，鲁西、苏北受害最烈，豫东仅占一部，于豫省军事关系较小。 2、查黑岗口水位较开封高出30丈，堤身两侧皆水，历来称为险工。如在该处决口，其大流直趋开封，经朱仙镇、尉氏直贯汴周公路，横断亳、柘、周、漯河公路，与军事关系最钜…… 3、开封为河南政治中心，首应破坏，免致资敌。 事件经过 花园口决堤的任务由守卫黄河的国军商震的部队执行，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1938年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国民政府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1939年，日军为防止黄河水回归古道，保护通过故道的汴新铁路，决定扩大花园口口门。7月间，乘进犯花园口之机，杉山部队在原口门以东另挖一个口门，当地人称之为“东口门：，旋即冲宽扩大，东西两个口门之间相距100多米，中间留下一段残敌。到1944年8月大水，始将残堤冲去，两个口门合而为一，最后花园口口门宽达1460米。(文献《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 人间悲剧 花园口决口后，奔腾的黄河水迅速下泄。此时正值雨季黄河上游河水暴涨，花园口决口处被迅速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 。 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洪水汇合一起，如脱僵野马，奔泻而下的黄河水，卷起滔天巨浪，历时4天4夜,由西向东奔泄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淹没了中牟、 尉氏、扶沟、西华、淮阳等地,又经颍河、西淝河，注入蚌埠上游的淮河，淹没了淮河的堤岸 ，冲断了蚌埠附近的淮河铁路大桥。蚌埠向北经曹老集至宿县，也都成了一片汪洋。日军被黄水阻隔后。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给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达480万人。89余万老百姓猝不及防，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了此后连年灾害的黄泛区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后果……黄河改道， 国民政府《豫省灾况纪实》 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黄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 ，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
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 。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更是司空见惯 河南省档案馆的记载死亡人数为89万人，受灾人口的高达1,200万人， 花园口决堤事件给黄河下游豫（河南）、皖（安徽）和江苏等地的中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造成黄泛区。共计有千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花园口决堤将黄河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 ，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广阔黄泛区” 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泛滥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便是蝗灾，到处是沙丘，地表突兀凸凹，根本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再如据1938年7月5日的《申报》（香港版）报道：“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患霍乱、伤寒、痢疾的人很多，特别是得了霍乱，上吐下泻，有的人半天时间就死去。花园口决堤不久，在黄水包围的开封就发生了霍乱，死亡者众多。 日本军队曾组织修筑防泛东堤，但是过程并不顺利。一是水势不稳，经常发生决堤而被迫延期，二是地处黄泛灾区，留下的居民多为老弱病残，难以招来足够的人力。三是在中国抗日武装的宣传鼓动下，日军对参加筑堤施工的民工也不敢施以暴行，否则，他们就会投奔抗日武装。四是日伪政权内部矛盾交织，主持施工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利欲熏心，都想从中渔利，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情况严重，直接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五是当地处于所修大堤以内与以外的各村落之间，利益冲突明显，都不愿把自己的家园堵在堤内，加上伪政权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协调有实际困难，因而施工时常被中断”。就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筑堤施工断断续续，一直到1943年才基本修成。防泛东堤的修成，约束了泛水水道，相对地控制了黄河及涡河的洪水东泛。 根据韩启桐、南钟万于1948年出版印行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提供的数字，从花园口决堤到1947年堵口，九年间黄泛区河南因黄泛而死亡人口有325598人，江苏死亡人数为160200人，由于安徽省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据，所以他们在书中根据河南与江苏的灾区人口死亡比例推算出安徽死亡人口在40万左右，因此他们得出黄泛共有89万人死于黄泛的结论。根据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可见韩启桐、南钟万二人所引河南与江苏的死亡人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关于安徽死亡人数的推算并不确切，因为安徽的受灾面积、受灾程度和受灾人数都比河南小，但其测算出的死亡人数却比河南死亡人数还要高8万人，这有些夸张。至于安徽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法查实。而1938年当年因黄河决堤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数，由于当时调查环境所限，更是无法查实。 由于损失惨重，国际影响巨大，在花园口事件发生之初，国民政府矢口否认此为中国军队所为，称系日军轰炸所致，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花园口事件在台湾是禁止任何公开谈论的，到80年代中期后，才逐渐有人在台湾陆续发表相关文章。 抗日战争三大惨案之二 长沙文夕大火惨案 文夕大火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因应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事件背景 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取大量物资的情形；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终机场为日所用。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 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蒋介石的密令到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于11日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二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 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 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 不到一刻钟后，南门又有三处起火。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 眼看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才自行熄灭。 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 长沙大火中，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直接死于火灾的达3000余人。 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约占长沙经济总值的43%。
曾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回忆，11月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昆、文重孚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 一、长沙警备司令鄷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以辱职殃民，玩忽职守罪被执行枪决；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以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罪，被执行枪决。 1938年11月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枪决。 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三、 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惊慌失措，动摇人心，革职查办。 四、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予以革职，通缉查办。 五、 长沙市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 1938年11月22日，湖南省政府成立了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 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在回到长沙后，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了“善后工作突击队”，也开展了善后救灾工作。 至11月底，长沙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陆续恢复，日用必需品基本满足供给；组设的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被阻隔的交通也逐渐开始恢复，长沙车站11月29日开始恢复营运，南行火车每日2次。12月初，长沙至湘潭、浏阳的班车恢复。 《中央日报》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抗日战争三大惨案之三 重庆大隧道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数年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曾被轰炸。1941年6月5日晚9点左右，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
历史背景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国展开对日战争。11月，国军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陷入危机，国民党政府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4日，日本正式轰炸重庆市区，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终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 惨案发生后，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随身所带仅有一点财物亦不知去向。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轰炸损毁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12月2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命令为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宣告，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逐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八一九大轰炸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 六五隧道惨案 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据幸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军飞机发信号，日军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以千人死亡（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权威的伤亡数字）。 1941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重庆大轰炸告一段落。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曾被轰炸。 大隧道事件经过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雨后初晴，当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吃饭乘凉时，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得知日军的飞机要来空袭，人们携带行包，纷纷涌向防空隧道的入口。由于袭击突然，疏散来不及，因此，防空隧道内聚集的人特别多，显得十分拥挤。除了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以外，连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群。洞内空气异常浊闷。 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狂轰滥炸，霎时间爆炸声此起。 重庆防空洞惨案彼伏，繁华市区顿成废墟。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觉得呼吸不畅，浑身发软。地面上日机的轰炸仍在继续，而洞内的氧气越来越少，连隧道墙壁上的油灯也逐渐微弱下来，这时婴儿和孩童们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声啼哭起来，气氛顿时紧张，有些人开始烦躁不安，举止反常。生还者朱更桃回忆当时情景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生还者何顺征对当时的感觉也记忆犹新，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更有甚者，有些人完全失去了理智，如有一老妇人，将自己的头和脸碰烂，披头散发，大哭大叫，很是吓人。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拥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因此，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的往外挤，人们喊着哭着往外冲，可是门依然紧闭着，无法打开。洞内的氧气在不断减少，洞内人群的情绪更加急躁，他们拥挤在一起，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而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堆往外挤，惨案就这样发生了。听见嘈杂声，洞口的防护团团员把洞门劈开，霎时间，洞内的人群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洞门，一部人因此而得以生还。郭伟波老人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他说：“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日军的空袭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冲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还在奋力挣扎着往外挤。他们面色红胀，双手挥舞着，拼命狂叫，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身体依然原地不动，一个个生命就这样被耗尽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减弱，“很多人躺在地上，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不少人已无声地扑伏到别人身上。” 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很多死者都是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们有的面部扭曲，手指抓地，有的仰面朝天，双手垂地，有的皮肤抓破，遍体鳞伤，十分悲惨。 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用卡车运了十几趟。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其中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7-11-28 14: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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