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吉林省的暴行（1931年5月—1945年6月）
2015-04-08 10:34:07  来源：《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二·三〇”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培养出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人才，在长春创办了财务职员训练班。学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满系”（中国人），一部分是日系。但是大多数“满系”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甘心当亡国奴，加之学校对两部分学生在各方面的不同待遇，更激发起学生对日方的仇恨。因此，第二期一部分学生开始搜集和阅读比较进步的“禁阅”书刊，并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力量。到了1939年春天，又酝酿建立秘密的地下青年爱国组织。1940年农历端午节，在伪首都“新京”税捐局正式召开了以“财务职员训练班”同学为主的建立反满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集会。这年中秋节在长春召开了第二次各地区会议，阴历年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在这期间，该组织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为了扩大组织，1941年“财职”的孟宪昌、陈东升、常吉等人考入伪满“新京军官学校”，进行联络发展组织的工作。为了破坏敌人的“出荷”大豆计划，采取编唱民谣等办法，对农民进行宣传，号召人民少种或不种大豆。1941年5月，陈树满和李金山被派往关内，了解抗日后方情况以便取得联系，为东北反满抗日青年寻找政治出路。读书会的活动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于是开始了秘密侦缉活动。1941年秋，敌伪特务朱朝英假借“北满抗日联军地下潜伏人员朱冠军”的名义，打入长春组织内部，并掌握了一些情况。摸到这些人反满抗日的思想脉络后，日军又派高级特务刘玉廷（叛徒）以“中共中央东北特派员、延安抗日大学教授”的名义，实行更阴险的诱捕计划，以求将各地组织一网打尽。在他的阴谋策划下，各地区组织的代表于12月30日到哈尔滨参加“东北联络会”。会议期间，全副武装的日伪特务包围了会场，全体与会人员当即被捕。这次事件发生后，敌人立即在全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共有355人被抓，170入被判刑。

　　在“一二·三〇”事件中被捕者有的人被判死刑，有的人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马成龙被判无期徒刑后，仍没有停止向敌人做斗争，结果被关进“独立监房”，由于长年不见天日，冷餐冻宿，以致身心失调、双目失明，终于牺牲在狱中。陈东升在敌人的押解途中不甘受辱，撞火车壮烈牺牲。孙海峰在敌人的残酷刑讯中，被折磨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仍坚贞不屈，拒不招供，最后跳楼以身殉国。王德林也因受尽折磨而惨死狱中。刘荣久被判死刑，临刑前，敌人为摧垮这位抗日志士的意志，安排了“家属诀别”的场面，但是，面对泪流满面、痛不欲生的妻子，刘荣久镇定自若，从容走上刑场，英勇就义。（刘海瑛）

特搜班在扶余的罪恶

　　1942年秋天，日军特搜班来到扶余，住在“增盛谦”烧锅院内。他们有10人左右，带队的是日本人河田警长，30多岁。特搜班搜查的对象是中层人物：在城镇是股东经理，在乡间是小地主、富裕中农。特搜班活动，先利用狗腿子（人称当地坏）搜集情报，提供线索。这些“当地坏”认为谁家有钱有枪就带到“增盛谦”审讯，要枪。若说没有，就施以各种刑法，如把人上衣剥光，用烧酒从头浇下，点着火一烧到底。“天庆丰”商号的郝凌阁，被特搜班抓住，强迫趴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舔吃地上的粘痰吐沫。“增盛谦”院内有个大贮水池，十冬腊月，让人跪在池内，从头往下浇凉水，叫做“挂蜡”。此外特搜班特务们还自己走访，如有礼貌不恭、招待不到的，就大发其淫威。特搜班在扶余城内作恶共三个多月，到了冬季又转到长春岭进行罪恶活动。长春岭是扶余的一个集镇，地处农村，大粮户很多，特搜班住在“德丰涌”烧锅院内，并设立公堂，找出李向亭、柳万连等10余个狗腿子为他们出谋划策。那年冬天雪大，他们坐着雪爬犁到各村屯骚扰，对富裕户搜缴枪支。有个乔网户搭（鱼房子的东家）由于没有交出枪来；被打得遍体鳞伤，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枪杀。特搜班杀人，是把人用麻袋装上，拉到郊外，先把人摔个半死，然后朝麻袋打枪扔下就走。百姓们看到特搜班都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宋梅英）

伪新京更生训练所迫害劳工惨案

　　1943年7月，日伪当局在长春（当时称“新京”）成立了“新京更生训练所”，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川原一郎兼顾问，伪首都警察厅外事科嘱托王相如兼任所长。“新京更生训练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被抓来的“浮浪”进行所谓精神训练与思想矫正，然后按照他们的经济掠夺计划送往密山、营城、弓长岭等地做劳工。这些“浮浪”在所期间，劳动时有铁丝网围着，有警察看守，睡觉时除有自卫队把守外，还两个人给戴一副手铐以防逃跑。至于挨打受骂更是司空见惯。有一个家住长春八里堡叫高玉林的车夫，于1943年秋的一天上街买菜时被东荣警察署抓了“浮浪”，送到了“新京更生训练所”，在训练所里高每天被逼干笨重的活，还常遭毒打。后来高的家人托人找王相如花了1000元伪币才将他赎出来。高五林在这座人间地狱中呆了29天，亲眼看见20几个“浮浪”被折磨致死，平均每天一个。据资料记载，“新京更生训练所”从1943年7月成立到1945年8月瓦解，共收容监管过7000余名“浮浪”，这些“浮浪”被分批押往各地服无酬劳役。到1945年8月时，由于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这7000余人中就有5000余人因冻饿、事故、酷刑而死，而那侥幸生还的2000余人，也是人人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宋梅英）

辽源煤矿满人病栋小外科的罪恶

　　1944年春天，西安（今吉林省辽源）炭矿医院院长高野寅之助及副院长、外科医长山下龟久男指示在满人病栋外科单独成立一个小外科。其目的是以“新技术活动”为名，在中国患者中选择典型病例做试验。满人病栋外科1号病室的20多张床划归小外科管理。同时成立小外科门诊，为病栋小外科选择病例做试验品。1944年春，泰信三坑送来一名30多岁工人，胳膊被砸断，值班护士日本人小野不找医生抢救，擅自给患者做了断肢手术。第二天医生李维哲发现后，给病人又重新做的手术，右臂截去二寸多长，造成终身残废。1945年小外科收进八名20多岁的山东青壮年，他们身体健康，面无病容，住进病房后，每日由日本医生亲自做化验。没几天，这八名中国人去向不明，被日本人做了技术试验。1944年秋季，医生李维哲给一中国患者做气管切开手术。术后因无人护理，造成并发肺内感染死亡。同年，有一腹部受伤的病人，入院后什么认真检查都没做，就被推进外科手术室进行手术试验。一帮日本军医将病人肚子剖开后，几只手同时伸进去东翻西找，查看脏器，最后将断裂的肠管做了缝合练习。当关闭腹腔后，病人抬到小外科病房，已奄奄一息，不到两天就死去了。还有一次，有个矿工在井下被落煤打伤腹部，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也被打开腹腔，经检查，脏器没什么损坏，于是给做了阑尾切除手术，进行教学练习。结果没过几天病人就发高烧，整个腹腔感染化脓，病人被活活折磨而死。有一个叫杨培山的工人，小腿砸伤住院治疗。他的左侧眉部长个瘤子，日本医生大夏要给做手术，结果一刀切断了动脉血管，由于失血过多，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1945年春季，小外科收进一名胸部外伤工人，日本外科医生也给患者做了开胸手术，观察心脏波动的情况和肺叶呼吸的动作，缝合胸腔把病人扔进病房后，第二天，患者就死去了。日本医生拿中国人做技术练习和试验，远在小外科成立之前就搞过。这种野蛮行径使不少中国患者都成了他们屠刀下的牺牲品。（宋梅英）

日军镇压桦甸农民暴动事件

　　1945年6月桦甸县八道河子、横道河子一带农民约48人曾举行暴动，准备上山打游击。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日伪当局。伪吉林警务厅长池内和美命令伪吉林省警防科警备股长大冢荣作与警务科长神保一夫等，指挥纠集来的省内一市十县600余名伪警察和100余名日军守备队士兵进犯横道河子北部进行镇压。他们将横道河子北部山林团团包围，经10余天的镇压，射杀起义农民七人，逮捕约30人。被害烈士有王寿山、万永贵、郭喜山等。并将王寿山等三位起义领导者的头割下来，用酒精洗净后，又用油炸，盛在木笼里，挂在横道河子林东的大树上，示众20余天。对被捕的30人，由伪警察及宪兵审讯之后，送交吉林省警务厅，关押在吉林市警察局，进行监禁审讯。日伪对被捕者的审讯极其残酷，有的人最多一天曾被刑讯13次，所有的刑具都用尽了，如灌辣椒水、上大杠、电讯、“坐飞机”等。日伪刑讯的内容，主要是了解他们与八路军及抗联的关系，以及组织等。日伪不但对被捕的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而且对他们的父母、妻子都进行了残酷的刑罚，家中的财物也被抢掠一空。（李振海）

日军遗留的毒废弹

　　在中国发现日军遗留下的毒废弹达几十处，由于毒废弹已埋藏达40年以上，不少已毒液外泄，污染了土壤和水质；由于触毒而受害的人，仅有报告的就达几百人。这些化学武器是日军在战争结束时以炮弹等形式埋在地下的。如埋在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的化学毒弹就是日军在1945年败降前，为防止苏军进攻，赶运大批军火到敦化时一起运至。由于形势突变，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仓皇撤退，将一时运不走的毒弹丢弃在原地。当时日军遗弹最多的地方是敦化境内的大桥沟、秋梨、沙河沿、马鹿沟、大山、尔站、江东、凉水泉子等地。田间、路边、沼泽、河流，到处都有。当地居民历年来因触毒和爆炸而伤亡的人数达500人之多，他们大多是在田野劳作时遇害。敦化市林胜乡大甸子屯农民刘军、黄春胜1946年的7、8月间在草甸子割草，被毒弹外泄的毒液沾染，中毒后两腿随即感到刺痛，很快出现肿胀，接着起泡。第二天皮肤变白像熟鸡蛋青一样腐烂，失去知觉。后经住院治疗48天，总算保住性命，但都留下了后遗症。1951年在敦化成立了日军遗留毒废弹处理委员会，从1951年到1955年，该委员会不仅搜集了本市的毒废弹，而且从长春、集安、汪清、梅河口和内蒙的科左中旗收集到部分毒废弹。委员会将毒废弹集中运到敦化市东北40公里的哈尔巴岭南的山沟深埋起来，并立石碑警戒世人免受其害。除敦化外，在黑龙江、河北省的石家庄也发现日军遗留的大量毒废弹。（蒋志平）

关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

　　伪满洲国成立后，中国东北成了关东军化学武器的实验场和基地。据日军战俘上田弥太郎交待，日军七三一部队平房细菌武器实验场用中国人作瓦斯实验，两次就杀死200人。七三一部队四平支部进行电气和瓦斯等试验，仅两个月杀死60名中国居民。1935年以后先后在图门、五常、富拉尔基、哈尔滨、长春、四平等地建立化学剂制造厂、材料厂。据日军战俘片桐济三郎交待：1936年12月上旬至l937年1月上旬某夜，伪牡丹江省掖河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周头兵大佐为了实验腐烂性的毒瓦斯的效力，将三名中国农民监禁在外科的小屋内，倒背手绑着，将瓦斯涂在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观察其变化情况，第二天，三人均被毒死。日军战俘齐藤美夫交待：1940年4月日本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毒瓦斯学校来中国东北试验瓦斯炮弹时，将30名中国人作实验品杀害了。日俘渡边国义交待：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300人于兴安省扎兰屯西南六公里山地对中国人散布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三名中国农民，使70名农民手脚受到腐蚀伤害。7、8月间该练习队再次散布此种瓦斯，毒死四名农民，30名男女农民手脚受到腐蚀伤害。9月该队又于此进行放毒实验，毒死三名男性中国农民，约40名男女农民手脚受了刺激伤。日俘冲野一行交待：1942年6月中旬三棵树警护队长吉川忠一将拘留所中六七名中国人送去作催泪瓦斯实验。又据渡边国义交待：1944年8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材料厂进行散毒实验，在通向扎兰屯西南农村道路上及草地秘密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力1000名、有效时间一周的糜烂性持久瓦斯，有四名中国农民被毒死，20名农民手脚受腐蚀伤。随着侵略战争扩大，日军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从实验阶段发展到军事演习和战斗训练阶段。日俘平中清一交待：日军在吉林省下九台进行瓦斯演习，用长春、吉林监狱的200名中国人作靶子，将其全部杀害。日俘飞松五男交待：1940年5月中旬，日军在辽宁省新民县辽河左岸对奉天甲种干部候补生进行瓦斯教育，队长南部让吉少将命令关东军化学部队用轻型坦克牵引撒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地域内散布糜烂性液体的持久瓦斯，毒杀了两名中国农民，毒死100只羊，使48万平方米的土地沾上毒液，一年不能耕种。渡边国义曾任关东军化学部材料厂新兵训练助教伍长、曹长。齐藤美夫以警务部长的身份为日本毒瓦斯学校来中国搞化学实验提供中国人作试验品。平中清一是奉天宪兵本部的准尉庶务主任。冲野一行是三棵树警护队的外勤巡监。（蒋志平）

关东军第一〇〇细菌部队

　　日本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前身为1931年11月成立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盘踞在长春市孟家屯。1939年后改称第一〇〇部队，专业人员达600余人。改称后的部队长一直是日军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对一〇〇部队直接负指导责任的是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为掩人耳目，对外该部队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一〇〇部队与七三一部队虽然都干着细菌杀人的勾当，但一〇〇部队主要研制用细菌污染牧场、贮水池，利用牲畜间的疾病来传染和制造死亡。在一〇〇部队任职的医学博士中村吉二说：“鼠疫、霍乱或伤寒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质都将受到损害，而细菌战术只是人害病死掉了，工厂、矿山、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落到胜利者手中。”据战犯高桥隆笃供认：一〇〇部队在1941年到1942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000多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其它化学毒药100公斤。一〇〇部队饲养了数以万计的鼠类及牲畜以供试验，更为残忍的是用活人作试验。日本宪兵队经常用汽车往一〇〇部队送活人供作试验。为培养虱子和跳蚤，一〇〇部队还到处抓乞丐。抓进来之后，供给足量的大烟、吗啡，而不准换衣服，以便培养虱子和跳蚤，利用活人培养细菌。等这些人使用到不能起床的程度时，便将其杀害。极少数侥幸逃出的，也得了严重的贫血症和脑疾病，不久也就死去了。一〇〇部队还利用雇工、招收马夫等花招骗收不少中国人以供试验，最后也惨遭杀害。据一〇〇部队军曹三友一男供认：为保密起见，用活人作试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先行饥饿以观察健康程度和抵抗能力，然后供给充足饮食，经体格检查后，再散布以细菌使之中毒，目的是叫活人感染以检验毒菌效能。这样反复试验，使受害者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将两名受害者枪杀，理由是：已经作过多次实验，不能再作“实验材料”了。三友一男也多次谎说给“实验材料”治病，注射毒药杀害无辜中国人。落入一〇〇部队这座杀人魔窟之中几乎无人生还。受害者死后有的尸体被肢解，保留某些器官作标本，有的投入炼人炉中烧掉或埋入地下。被一〇〇部队残害的中国人难以统计。由于细菌部队经常撒放细菌，造成东北各地常有鼠疫、伤寒等病发生，吞噬人民生命。1942年在长春车站北约一公里的人口密集的贫民街地带，突然发生鼠疫。而当时这里密密麻麻住了700多户、5000多贫民，所谓的防疫队员冲了进来，隔离患者，强行检查诊断。在鼠疫稍有缓和时，关东军就把这里的全部居民强行迁移到临时村落宋家洼子。接着日军工兵以“彻底防疫”为名，把这个居民区的房屋全部烧掉。日本战败时，日本法西斯强盗为消灭罪证，有计划地毁灭了两个细菌部队所属设施，流散跑失了带有各种毒菌的各种生物，使东北各地在抗战胜利之后，也难逃瘟魔撒下的灾难。特别是1946年，吉林省延边地区鼠疫、猩红热猖狂一时，人死如麻，十室九空。1947年当时的辽北省通辽县附近十几县及嫩江、松江、内蒙等地鼠疫蔓延，死亡二万多人。（于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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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08 10: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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