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下五家子村惨案
1935年11月16日黎明前,盘踞在缸窑岭的日军守备队,在队长绰号疙瘩胡和副队长井上正光的率领下,突然包围了下五家子村。尔后,由翻译领着日军官兵,把100多名青壮年男子,统统赶到西河套“开会”。这时,日军将前些天从下五家子村抓去的所谓"土匪"姜佐州、杨树祯、张臣三人由缸窑岭押回来,逼他们当众交出抗击过日军的村民名单,他们就是不供。日军将他三人当众杀死。然后又逼村民互相检举,仍无一人开口。气得日本军官暴跳如雷,立即命令用三挺机枪同时向村民猛烈射击,霎时间100余名无辜的青壮年相继倒在血泊中。之后,日军又做第二次搜查,发现有蠕动或呻吟者,马上又补击一枪或一刀。更残忍的是又在死者的尸体上倒了汽油,一把火化为灰烬。在村外大屠杀的同时,日军在村内也下了毒手:日军将留在村子里或家中的老人、妇女、儿童用枪逼到屋内,并用绳子、铁丝子将人一个个绑起来,然后挨家挨户地点燃着房子,连房子带人一齐烧,整个下五家子村顿时成为火海。就这样,烧杀持续三个小时,全村64户,烧毁民房400多间,被杀害人共387口。全村只有11口人因外出串亲或在敌人枪口屠刀下挣脱幸免。其中白金祥被抓到西河套“开会”,敌人机枪扫射时他被压在死者身下,幸免于难;刘明善的全家七口人躲在屋里,六口人都被日军用刺刀扎死。他全身被刺七刀,均未刺到致命点,他将那个日军推进了火堆,才逃出了虎口;刘勤是从杀人场上跑出来的,敌人在身后紧迫,他猛跳进一口井里,日军往井里射击,打死了先藏进井里的他人,他却得以逃生;刘治中当时只有13岁,日军将他们共六个孩子一起绑在树上,要点火烧死。当火点着后,日军就离开现场。他们挣开绳子就跑,那几个孩子跑不远就叫日军枪杀了,唯有他死里逃生;还有刘国才、刘国廷弟兄是从火堆里爬出来的;当时8岁的杨玉被日军打伤后,爬到草棚子里才保住性命;刘国珍(女)是11名幸存者中唯一的女性。她回娘家第二天就遇上这场大屠杀,她手持一把菜刀钻进一座小庙。日军用刺刀扎不着,又不敢往里钻,就点燃一捆干草塞进庙门,扬长而去。刘国珍忍受完烟熏火燎,待回家一看时,全家18口人全被日军杀害。这11位在日军屠刀下的幸存者,就是下五家子大惨案的历史见证人。他们回顾这段血7目斑斑的往事,无不对日、本侵略者切齿痛恨。(朝阳人)
北票长条沟惨案
长条沟是王增店村的一个村民组,沟长8华里,沟两侧为高山峻岭,地势险要,是抗日救国军首领兰天林的独立团经常出没之地。1935年11月15日夜半,兰天林的部下张宝三带着其儿张廷、其弟张怀三等12名战士转战到此沟。吃过饭后,战士们刚要熟睡,不料,日本陆军一个小分队乘四辆卡车,顺着抗日救国军的马蹄印追进了长条沟。这条沟共住九户人家、46口人。家住沟头的李占听到汽车声后,立即通知家人躲避。他74岁的老母,因年高体弱走不动,还没等走出村就被日军抓住,并用战刀砍死。日军汽车开到村口,跳下车来架起了机枪,很快控制了东山梁和村口。李孔生的大娘听到汽车声后,立即推醒了救国军的战士们。张宝三一看形势严峻,决心同日军决一死战。他率领抗日救国军的小分队,从黎明打到日落,终因寡不敌众,张宝三等15人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日军又进村对各间房屋进行全面搜查,并用干草将全村42间房子全部点着,直到房子烧毁,日军才狞笑着登车离去。跑出去避难的村民们回村后,目睹着被大火烧焦的尸体和一堆堆房屋的灰烬,泣不成声。(朝阳人)
日伪抚顺特务警察的暴行
1936年8月,由日伪奉天警务厅特务课长(日本人)指挥,盘踞抚顺的武装特务警察侵袭抚顺县营盘、章党两乡,杀人放火。仅据营盘一位当年目睹的老者王XX回忆,仅在营盘乡张林子,就有几十名无辜同胞惨遭杀害。自1939年1月一1942年末,日伪抚顺市警务处特务科,仅在抚顺炭矿就杀人70余名,逮捕了1196名,搜集情报4900件。1939年1月一1945年8月,共逮捕无辜同胞6411人,杀害90余人。1944年春,抚顺特务警察,以“抓浮浪”为名,一次抓走了300余人。1943年1月一1944年6月,抚顺特务警察搜集情报370件,杀人10名,逮捕2950人。1943年8月—9月,“特殊工人”80余人逃跑,在辽阳铧子沟被抚顺特务警察包围,打死11人,其余被送进抚顺监狱。1945年3月,发生“特殊工人”集体逃跑事件,被特务警察抓捕十五六人,于1945年6月在警察局特务股长森川孝平指挥下,由司法科员山本荣用日本战刀砍死三人。据森川孝平在供词中说:“自1944年8月一1945年8月,曾指挥特务股外勤抓捕‘造谣者’87人,还在工人中逮捕了‘思想嫌疑犯’125人”。1944年—1945年的一年中,搜集各种情报1000余件,逮捕2268人,杀死九人。据日伪抚顺市警察局局长深田袈裟吉供认:1944年12月,他手下的特高股长松本平吉警佐和凌户正义等把“思想犯”押至市内久保町东舍场活活砍死四人。(姚云鹏)
新宾县苇子峪的“万人坑”
现辽宁省新宾县苇子峪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苇子峪村的后山根下,有个大坑,直径约有20米,这就是50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万人坑”。1936年春,抗日联军一师和几支抗日山林队活动在苇子峪、草盆一带,这一带也就成了日本讨伐队的重点讨伐地区。3月6日,抗联一师在杨家堡子、草盆、甸边子一带村屯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许多青年人报名参加了抗联。农民于洪元送三个孩子参加了抗联,他本人也常给抗联战士治病。8月,日本守备队进了苇子峪地区烧房子、抢东西、杀人。他们每天都进村抓人,带到苇子峪的万人坑杀害。日本守备队在这里杀人,不够一打(12人)不砍,为凑够一打,将附近庙宇中的道士也抓来充数砍杀。10月初,日本守备队抓到了于洪元、于洪福等lo余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问:“你家那些人口都哪去了?”于洪福说:“户口拔出了”。后来日本当局了解到了于洪元的真实身份,就对他下了毒手,用尽了种种酷刑。日军用棉花蘸“洋油”烧于洪元的生殖器,生殖器被烧焦了,烧没了,于洪元牙齿咬得格崩响,就是不吭一声,直至牺牲。.同于洪元、于洪福一起被抓的百姓有车明文、李海山、崔化民、王义选及两个孩子、万天耕、张永泉、张洪发、纪庆林、顾仁安、黄勋官、姜振刚、王老五、张老黑子、陆文德、陆文普、王庆春、杨长山、孔长顺、孟昭福、孟昭云、王定国的叔叔、张吉福、张吉发、陆恩德、李辉洲等,还有几名道士,共31人。日军分两次在苇子峪的“万人坑”将他们残酷杀害了。(张德玉)
新宾下湾子村惨案
1936年4月4日,日本守备队搜查班80余人,在辽宁省新宾县的下湾子村向村民逼问抗联队伍的下落。村民回答说:“跑了,不知哪去了。”这时,村民曹庆山正领其岳母李老太太往村外走,被搜查班日兵看见,当即开枪把曹庆山打死。接着日兵分散进村搜查,把赵长明、赵长永、赵长清、赵长阳、赵长京、赵长有、赵长发、赵晓世、邱克义、邱凤祥、王凤山、张珍、李福臣、曹发财、李老太太等15人抓走,一人在吕家被打死,14人被押到抚顺县的郑家堡子遭枪杀。(张德玉)
新宾窟窿榆树村惨案
1936年秋,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收编的抗日山林队“于乐好”率部来到窟窿榆树村、四平街(今辽宁省新宾县大四平镇小四平村)的狍子圈顾殿义家,向顾要粮食。顾说:“粮食有,是我和张锡祯、张立忠给杨司令准备的,给了你们,杨司令来了吃什么呢!”“于乐好”没弄到粮食,很不高兴地走了。后来“于乐好”投降了日本,被桓仁县警察局枪毙了。日本翻译官看“于乐好”的儿子年轻就收留了他,结果他把窟窿榆树村一带参加过抗日联军和为抗联工作的地方工作员及抗日群众全部供了出来。日本当局立即命令指挥官伟奇(音译)连夜出动,来到窟窿榆树村,趁黑夜逮捕了抗日联军连长马长山、抗联情报员张立仁和从振岐;地工员季福仁、国学海、程义发、顾殿义、王殿阳和铁匠姜振川。没抓到张锡桢,将其五弟张锡鸿抓去。还抓了一名抗联战士董金龙,共10人。日军将这些人连夜押往桓仁县,在八里甸子区门转子的地方,日军指挥官伟奇令日本兵将顾殿义、姜振川、王殿阳、程义发、张锡鸿、国学海六人绑在树上,用榆树幼枝把这六个人勒死。日本指挥官伟奇不熟悉草帽顶南坡各沟岔山路的路径,留下张立仁、季福仁、从振岐三人给他们做向导,将他们带到桓仁县八里甸子警察署。拘留几天后也把他们拉到八里甸子河边用刺刀挑死了。(张德玉)
宽甸马架子屯血案
1936年8月,日本守备队五六十人进犯宽甸县的下露河村。为了割断抗日组织同老百姓的联系,队长南良一到这里就实行了“归屯”政策。当时马架子屯仅有两户汉族人家。日本守备队命令四乡的居民都归到马架子屯,老百姓不肯,日军就烧房子,用枪逼着“归屯”。归到马架子屯的人没房子住,只好挖地窖,男女老少挤在一起。
“归屯”后,守备队就以“剿匪”为由,到处以“通匪”罪名抓人、屠杀。当时被“归屯”的人家都是空手来的,没带粮食,有些人饿得受不了就偷偷回去取粮食。守备队就将这些人抓去,不审不问,一律关在刘玉栋家(也是被“归屯”的人)的羊圈里,第二天就杀害。不分男女老少,一杀就是全家。被杀的人最老的70多岁,最小的是不足月的婴儿。类似暴行,隔几天就有一次,前后杀了500多人。
当时,有些汉奸也仗势欺人,谁“得罪”了他们,就说你“通匪”,就会被抓去杀害。有一个叫唐四的人,给日本守备队做饭,因得罪了汉奸王忠凯,王忠凯就写了一张纸条说:“唐四是‘通匪’的人。”这个唐四不识字,王忠凯就把这张纸条交给本人,让他送给翻译官。翻译官又把纸条交给守备队长南良,南良二话没说就立刻将唐四绑上枪杀了。
守备队在下露河马架子屯集体杀人有两批:第一批是被加上“通匪”罪名的200多名老百姓;第二批大都是抗联家属100多人。
日军杀人有时开枪集体屠杀,有时把人绑在树上做靶子杀,有时先用刺刀捅个半死再开枪。曾有一名孕妇被守备队杀死以后,又用刺刀剖腹将婴儿挑出来戏耍。屯子里的树上到处可见人头,路上随地能见到被狗叼来的死人肢体。1937年春天,这些尸体腐烂,臭气到处可闻,日军就叫老百姓将这些不完整的尸体埋在一个大坑里,这就是“万人坑”。(占芳 姚斌)
抚顺安家峪惨案
抚顺县安家峪农民朱海乐于1934年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抗日队伍,在沈阳、抚顺两县交界区进行抗日游击活动。朱海乐的抗日武装队伍所需物资是通过中介人周玉金由地主、富农补给。不久盘踞沈阳县(今沈阳市)姚千户屯的日本守备队知道这情况后,命令汉奸、特务侦查,策划逮捕周玉金,以便削弱朱海乐的抗日武装力量。农历九月十日前后,周五金被捕,在刑讯中被打的遍体鳞伤,供出了朱海乐抗日组织及家属住址。十三日中午,周五金被推上汽车,向台沟、安家峪驶去。农民李德发在台沟西山摘收山茧,头顶满筐蚕茧向山下走去,正遇日本守备队警戒哨上山,日本士兵举刀砍下李德发的头颅。日本守备队汽车开进台沟村内,停车后,日兵和特务立即四下分散,卡住街口,许进不许出。他们挨门逐户地把居民赶出屋子,不论男女老少一律集中街心,街心南北道口架设机枪,枪口对准人群。汽车上的周玉金头缠纱布,只露出一只眼睛,跪在车内,面向人群。日本兵和特务从人群中一个个往外拖人,拖出一个推到车前,问周玉金:是不是?周玉金或点头或摇头,这样有梁海林、梁喜林、梁春芳、梁春山、梁广林、徐振鳌、徐振会、赵成明、朱宝福、刘大香、辛赫轩等11人被推上汽车。然后向安家峪驶去。农民朱士元听到汽车声,边跑边喊:台沟来日本鬼子兵了!正在抓人哪!大家快跑吧!朱士元跑出村西上马路,准备躲起来。恰在这时日本守备队的汽车赶到,朱士元此时此地无处藏身,只好站住。车上有人问他姓什么,他说姓朱。日兵不由分说将他拖上汽车,向安家峪驶去。午后2时许,日本守备队进入安家峪村中心,与台沟一样,把人集中在一起,让周玉金辨认,认出朱玉田、陈万兴、陈玉水、范长富、陈玉和、陈玉堂、朱士敏等七人。两村共有19人被认出。他们被推上车后立即三人一起五人一串地被绑起来。汽车出村向海浪方向开去,约20分钟左右,人们听到南边响起一阵机枪声。后来听从虎口生还的辛赫轩说:汽车开到斑毛岭上就停下,日本兵和特务立即散开警戒,将车上所有的人逼站在一条沟沿上,用机枪射杀。辛赫轩恳请翻译说情才幸免于难。朱士敏因年岁大被送进本溪县监狱,不数月也死于狱中。(张玉相)
新宾四方台惨案
1936年9月中旬,日本守备队在新宾县四方台逮捕百姓77人为其修路。百姓不敢不干,干的稍慢就遭毒打。日军怀疑这些百姓有“通匪”的,于是逐个严刑拷打,最后把李庆珍、隋小辫、张宗堂、李海等六人扣押起来,将他们带到四方台南面一棵核桃树下。日军首先把李海的衣服扒光,在他身上系一根绳子,然后用皮鞭子抽打他,逼他往树上爬。他边爬,日兵边喊,叫他往高爬,等李海爬到树顶后,日兵在树下使劲拉绳子,往下拽他。李海惊恐地叫着从树上掉下来,落地后摔断了胳膊,当即昏死过去。这时,日兵却残忍地大笑。隋小辫被日兵从树上拽下来以后,摔得头破血流,眼球都崩出来了。赶车的张宗堂落地后没摔死,日本兵叫骂着,上前砍了几刀,把他砍死了。李庆珍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胳膊上的肉和骨头都分离了。(张德玉 曹文奇)
新宾大洛上堡惨案
1936年10月21日,盘踞新宾县木奇、永陵的两地日本讨伐队闯进木奇乡大洛上堡。一看上堡的村民大部分都在场院里打场(谷物脱粒),日兵便将场院包围,命令停止劳动,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老百姓惊恐万状,赶忙放下劳动工具向指定地点集中。日军突然挥舞刺刀,狂呼乱叫着向手无寸铁的农民刺去。刹那时,场院里血肉横飞,鲜血四溅,百姓的惨叫声和日本兵的吼叫声混成一片,打谷的场院变成了杀人的屠场。日本兵用刺刀刺,用战刀砍,有的把受伤的村民举起来,再猛力地摔在地上。20余名无辜百姓惨死在日本兵的屠刀下。(张德玉 曹文奇)
新宾永陵街惨案
1937年8月23日,日本指导官阿布纠集永陵伪警察署警察与自卫团30余人,在新宾县永陵街逮捕了37名中国平民。押到县伪警务科后,这37人遭到严刑拷打,残酷折磨,最后除将刘国宣、于成贵释放外,其余35人皆被砍头杀害于新宾镇北山后的“万人坑”。刘国宣被释放后,由于伤势过重,成了终身残废。(张德玉)
新宾旺清门大逮捕
1936年5月,通化日本领事馆兴京(新宾)分馆伪警务分署长小林光夫率署员10人及当地伪警察、自卫团,以惩治“抗日有关人员”为名,逮捕新宾县旺清门居民田某等30名。他们将这些百姓倒背双手绑在一起,分乘两辆卡车押到县城,伪县警务科特别搜查班(日人)对这些居民严刑拷打。灌凉水,上大挂,或脱光衣服装进钉满无数铁钉的木箱里摇晃。7月间,在日军岩永大队墨崎中尉和县警务指导官河野指挥下,于县城北山“万人坑”将被捕30人中的20人用刀砍死,其余10人被日军作为练习刺杀的靶子全部刺死。(张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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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13 15: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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