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江苏的暴行
2015-04-22 15:44: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点击：  复制链接

　　（4）蹂躏妇女

　　沦陷后的江苏，俨如一座人间地狱。在这座地狱中，受难最深的要数妇女。她们除了随时可能遭到日军的屠杀之外，很多人还受到日军的性侵害。

　　江苏沦陷期间，大量妇女遭到日军的强奸、轮奸和非人凌辱。被强奸和被轮奸的妇女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妪、未成年的幼女，有新婚妇女，有女教师、女职员、女工人、女学生，有农妇、家庭主妇，有牧师的妻女、尼姑，即使是孕妇、残疾和痴呆女性，日军也不放过。

　　南京市调研报告中反映日军强奸行径时，描述道：日军在南京的奸淫暴行，涉及地域广泛，遍及安全区内外、城乡各处，被奸对象众多，每日案发率较高，最多时一日竟达千起以上，且同一妇女，一日或数日被连续轮奸者，也不在少数。据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强奸事件。”[1]1938年1月29日一名姓赖的中国同胞从英国伦敦写给湖南省宁乡县城边石桥赖文麟的信中写道：“据咋天的报纸报道，日本兵在南京强奸妇女数万人，其中被强奸的竟有十二岁的少女，强奸后被杀掉的不计其数，实在是惨无人道。”[2]

　　无锡市在此次调研中发现了两份历史档案，据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据统计，抗战期间无锡县遭日军强奸的妇女超出万人以上[3]；其二，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江阴县被奸淫妇女达1877人[4]。

　　泰州市通过调研，得出这样的结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全市共有365 名妇女遭到过日军的强奸或轮奸，其中：泰县（含城区）124人，女童6人；被强奸、轮奸致死的9人，女童4人，离家出走的3人。泰兴县57人；兴化县111 名；靖江县57人。更为惨无人道的是，日军竟将一怀孕七个月的妇女剖腹取出胎儿做活体试验，致使母子双亡。泰州城西唐楼村（现属海陵区城西街道）的周老太太（现仍健在），当时只有14岁，在田里做农活时，遭到日本鬼子的强暴，被糟蹋得不能动弹，是家里人知道后从田里背回家的。实际上，遭到日军蹂躏的妇女远不止本次调研的这个数字，有很多妇女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遭受凌辱后，为了自己的声誉而不愿声张[5]。

　　在宿迁市调研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事件：1938年12月2日，日军第二次侵占宿迁城。日军故意放纵士兵，胡作非为，发泄兽性，大肆屠杀。见妇女，先奸后杀，城南一个4岁幼女和城东南一位80多岁老太都未幸免[6]。

　　日军在奸淫摧残妇女的同时，还加以百般凌辱。禽兽般地迫使父奸女、子奸母、公奸媳、僧奸妇等，稍有不从，便以杀戮相加。

　　1937年12月17日，一伙日军闯入南京水西门一刘姓家中，见一少女，“强令脱去衣服，迫其父母各执一足，然后轮流强奸”；后又令其父脱去衣服，奸其女，父不从，日兵则以刺刀猛刺，父女立时毙命。

　　曾目睹日军暴行的机关职员李克痕，在逃出南京后著书《沦京五月记》。书中揭露：南京城外沙洲圩一户姓朱的人家，某日突闯进敌兵4名，将朱姓40岁的儿媳强行奸淫。日军还强逼其人公公、丈夫、儿子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奸淫。奸后，日兵又对其公公说：“老头，你快活快活！”公公只好伏在儿媳身上，做个样子，可敌兵认为不对，逼其认真去做。其后，又逼着年仅17岁的儿子，去奸其母。

　　日军占领南京之初，某日，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装扮成男子，想从中华门出城，寻找其父母，在城门口为日军识破，当即被拖进卫兵室实施轮奸。后正好有一个和尚经过此处，日军遂令和尚续与行奸。和尚口念“阿弥陀佛”，而拒不从命。日军拍掌大笑，并说：“你长的东西失去了作用。”当即将和尚的生殖器割去， 和尚当场死去。

　　1938年4月底，日军在建湖县上冈等地，把抓来的30个妇女关在中德医院楼上，逼她们脱得一丝不挂，扔进冷水缸，然后逐一轮奸，七八天不给衣服穿。日军白天出去“扫荡”，晚上回来发泄兽欲，稍有反抗者，则用刺刀挑腹杀死。一鲍姓妇女被奸剖腹后仍未死，几个日军则踩住她的四肢，用汽油灌入她腹中， 点火焚烧，并鼓掌大笑。

　　江苏是日军最早大规模建立“慰安所”的省份。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军方遂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此后由日军自己设立的“慰安所”、日侨娼业主们开设的“慰安所”和日军命令汉奸组织设立的“慰安所”在江苏各地先后出现。尤其在南京、无锡、苏州、徐州、南通、扬州等大中城市，各种名称的“慰安所”遍布市内，许多中国妇女被强征或诱骗充当“慰安妇”。“慰安妇”遭到非人的折磨，有的被虏杀而死，有的不堪蹂躏自杀身亡，有的罹患各种疾病或精神失常。

　　在日本统治南京近8年时间，日方通过各种途径，在城内与城外郊区设立了多家“慰安所”目前可以查实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的名称或地点有：皇军“慰安所”，、日华“亲善馆”（夫子庙，有4处）、故乡楼“慰安所”，、浪速“慰安所”、大华楼“慰安所”（白下路213号）、共乐馆“慰安所”（桃源鸿3号）、东云“慰安所”（利济巷普庆新村）、浪花楼“慰安所”（中山东路）、菊花水馆“慰安所”（湖北路楼子巷）、青南楼“慰安所”（太平南路白菜园）、满月“慰安所”（相府营）、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鼓楼饭店）、人民“慰安所” 2处（贡院街海同春旅馆和市府路永安里）、惠民桥升安里“慰安所”、傅厚岗“慰安所”、上军南部“慰安所”（铁管巷四达里）、上军北部“慰安所”（铁管巷山西路口）、龙潭“慰安所”、四条巷“慰安所”、下关“慰安营”，在科巷、水巷洋屋内及珠江路饭店等处均设有“慰安所”[7]。还有桃花宫、绮红阁、浪花楼、共乐馆、蕊香院、春楼阁、秦淮别墅等25家汉奸或中国妓业主经营的向日军开放的妓院。涉及的日军部队番号有第16、 15、 14、 116师团等[8]。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大尉宫本在给好友吉川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军邮

　　吉川资君：

　　……

　　晚上，我们接到命令，让去军需部新建的慰安营，接受慰安。

　　慰安营是用木板搭的简易房子，离下关煤炭港不远；里面关押着近300名慰安妇，毫无疑问，她们是这次胜利的战利品，也是在当地征集的女人。

　　我们到达时，她们已经全部被强暴得温顺了，如同一群猫卧在地板上，守着炭火，一丝不挂，也不收费，只等待着我们上去。

　　有的饿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也许是怕她们跑还是怕她们挣扎；每个士兵都发了一个饭团子，说是只给你干的女人，这是她们全天的口粮。

　　女人们见到饭团子，红了眼，夺过去就吃；全然不顾我们在她们身上干什么。

　　……

　　待我们集合离去时，又有80多名当地妇女被押进来，填补有些体力不支的慰安妇位置。

　　宫本

　　昭和12年12月16日[9]

　　日军占据苏州期间，在观前街、石路、祥符寺巷、阊门内西中市等地还设有10多处供日军淫乐的“慰安所”，不少中国妇女在所内遭到惨无人道的蹂躏。如西中市下塘五径弄6号的阊门饭店，曾一度被日军设为比较高级的“慰安所”。当时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日军把守，花园洋房内时时传出不堪入耳的淫叫声[10]。此外，有资料记载，日军还在苏州把掳掠来的2000多名中国妇女送往上海等地的“慰安所”充当“慰安妇”[11]。据调查，日军曾在吴江的松陵和盛泽设立多处“慰安所”，松陵的“慰安所”于1941年8月由当时的伪区政府维持， 每月供给2担米，有慰安妇"5名，有时还要到苏州调换“慰安妇”[12]。在盛泽，日军设有3处“慰安所”，分别设在盛泽镇姚宏昌弄沈伯雄宅、后街王军凯宅和银行弄中国银行办事处旧址内[13]。

　　日军进入无锡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有3000多名“颇有身份”的中国妇女被掳掠到外地，然后分配到各部队的“慰安所”[14]。

　　日军侵占常州后，在多处设立“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为日军提供“服务”。在1938年2月19日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团（通牒）》中记载，从当年2月1日至10日， 常州有46名“慰安妇”，每人要应对140名日军[15]。

　　1941年秋，日军在盐城板桥北巷迎宾旅馆设一 “慰安所”，将城内年轻妇女抓来蹂躏。十几名慰安妇"总共要接3000日军士兵，一个“慰安妇”一天最多要接300多名日军，少的也要一天接100多名日军。一个“慰安妇”忍受不了如此折磨，拼死反抗，便被残忍的日军活活掐死了[16]。

　　当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南京老人雷桂英和南通如皋市老人周粉英，生前回忆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时，仍痛不欲生。

　　雷桂英老人曾回忆说：“我是被骗去当慰安妇的，说是给开慰安所的日本老板带小孩，有吃有喝，谁知一进去，就强迫接客。那是1941年八九月份，红薯熟的时候，我才13岁。……当时汤山镇上共有两家慰安所，她们这家在高台坡，规模小些，一个人字型屋梁、青砖民房改建的，10多个慰安妇，大多是抢来的。另一家在汤泉东路60号，是日本军人俱乐部，规模大得多。她们平均每天被四五个鬼子糟蹋。要是星期六、星期天，一个鬼子班长能带10个人一起来，一下来了三四十号人，姊妹们就遭罪了。她进去不久，一个姊妹就折磨死了，床上一大摊血。日本老板见怪不怪，就招呼人拖出去埋了。有的姊妹接客太多，肚子肿得好高，日本老板就用脚踩平，命她继续接客。刚进去的时候有十三四个姊妹，期间鬼子还不断抢人来补充，但1年半后就剩6人了，其余全给摧残死了。”[17]

　　据周粉英老人介绍，自己“当年22岁，和小姑一起被抓到位于白蒲镇上曰本军营里的‘慰安所’，一同被抓进去的还有其他村的姑娘，共20多人，一起被关在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当时军营里大约有50多个日本官兵。‘慰安妇’都被编了号，（周粉英）是‘1号’，每天都要遭受这些鬼子多次的奸淫蹂躏。鬼子来了，只喊编号，没有名字。一旦有人不愿意，就会遭到鬼子的毒打。‘慰安所’昼夜都有日本士兵轮班看守，连女人们上厕所也有鬼子跟着。每晚都能听到姐妹们凄惨的哭泣声，自己（周粉英）的眼睛也一次次哭肿了，以后导致老年双目失明。”[18]

　　日军还置国际公约于不顾，将女战俘充当“慰安妇”。1938年徐州会战中，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六联队长小男一雄，将被俘的22名女战俘，从俘虏营中带往位于沛县西北昭阳湖边树林深处的驻地，秘密成立随军妓院，供军官与士兵淫乱。有的女战俘一天要遭到百余名士兵的轮奸，她们稍有反抗，即被枪杀；有的被捆绑起来，脱光衣服，抽打下身，直到打得皮开肉绽。由于性病蔓延，小男一雄抓来两名中国医生，强迫他们秘密为女战俘“消毒治疗”。为了杀人灭口，日军将这些长期遭受摧残、已不能行动的女战俘，秘密抬到附近“北大窖”洼地里，用机枪扫射后，连同衣物、板床浇上汽油焚尸灭迹[19]。

　　必须指出，日军对妇女的凌辱和胡作非为，是日本军事当局纵容和鼓励的结果。有日本士兵手记为证，手记中写道：“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上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个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20]

　　（5）破坏文化教育

　　江苏人文荟萃，文化发达，名胜遍地，古迹众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江苏文化的浩劫。

　　1）摧残教育事业

　　全国抗战爆发后，江苏省境内的部分高校和中小学校内迁，遭受严重损失。没有撤迁的大、中、小学校普遍遭到轰炸、纵火、抢劫，校舍被毁，器物被劫。劫难后的校址，多数成了日军的军营、马厩、妓院，或成了关押抗日爱国人士的监狱。大多数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学业荒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年，后部分学校恢复教学，但无论是受教人数还是教学质量都大不如前。

　　1936年，南京市有小学231所，其中市立学校179所，私立学校52所；在校学生79372人；有公立、私立中学46所，学生24000余人。日军侵占南京后， 学校纷纷关闭，有的遭到严重损坏。直到1940年，南京才恢复45所小学，在校学生数大大减少；而中学在1938年暑假只有两所公立中学能够开学，学生总共319人。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全市也只有15所中学，学生5900余人[21]。

　　常州在清末时文化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类学校、公共文化设施齐全。日军入侵，给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以极大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仅常州城内严重损毁的学校有20所，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中学超过一半。省立常州中学除科学馆和一幢教学楼外，其余校舍200多间、图书2万多册、教学仪器4760多件全部被日军毁掉；私立正衡中学的校舍大部分被损毁，校内的仪器设备图书被劫一空；局前街小学的图书校具都遭到日军洗劫，还在学校里开设“慰安所”。由于破坏严重， 各中、 小学校被迫停办， 师生或失业失学在家， 或向后方逃亡。 至1939年8月，市区仅5所中学复课，学生人数也比沦陷前少了很多。

　　日军入侵盐城后，境内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不是被毁就是歇业停办。学校、公园等被强占建为据点，校舍被拆毁用来构筑瞭望台、碉堡群或圈成日军司令部，学校被迫停办。1938年3月，日军进入东台城后大肆纵火，烧毁张謇为兴教救国和报答母恩而创办的母里师范学校的近百间校舍；1941年7月，日军第二次占领大丰后，境内原有的74所中小学仅存7所，敌占区学校几乎停办，1 万多名适龄儿童失学；至1945年10月，盐城县城内已没有学校、医院等设施。其间，虽经抗日民主政府积极挽救和创办，抗战结束时也只有根据地1所中学和23所小学开课。从1941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盐城4年多的时间内，沦陷区300 多所中小学全部停课。仅县城就有36800多名学龄儿童失去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

　　日本帝国主义还在沦陷区强行推行“奴化教育”，在学校中专门设置日语课程，派日本教师任教，传授日本文化和礼仪；强迫中国老师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思想，进行“奴化”和“殖民”统治宣传；在管理上推行“亲日”、“反共”的政策，稍有违反者，则实行武力镇压。

　　2）劫掠图书

　　在这次调研中，据各地上报资料统计，江苏省共损失图书1071849册，其中公共图书损失948312册，私人藏书损失123537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图书数量众多，难以完全精确统计，实际损失数字大于上述统计数字。全省图书损失以南京损失最多，仅据日本松本刚氏当年的统计，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等25个单位共被劫图书64一 69万册[22]，私家被劫书53118册[23]。

　　日军攻占南京后，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劫掠开始了。 1937年12月， 在日军特务部的主持下，由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3单位组成“军特务部占领地区文献接收委员会”。之后，又专设“图书整理委员会”。日军所到之处，在文化特务的指挥下，从政府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 图书馆， 或者是文化名人、 大专院校教师的家中劫掠图书、 文献、 标本。在劫走的图书中，有的在中国都为孤本，有的文献涉及国家机密，有的标本与科学研究关系密切。日军将劫去的图书、文献等，经过分类、整理，大多数运回日本国内，有的被个别日军据为己有。当年曾参加南京文化劫掠的青木实披露：“日军占领南京后，上海派遣军特务部就调集9名工作人员，以‘检查’市内重要图书为名，乘坐3辆汽车在南京市内到处奔波。他们检查了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地方共77处，……然后日军又调集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抓来苦力830人，运用了卡车310辆，从3月起花了 1个多月时间，以‘接收’的名义，大肆劫掠图书和文献”[24]。劫来的图书全部堆放在地质调查所的三层大楼里，“图书整理委员会”抽调具有整理图书经验的工作人员作指挥，“动用1098名整理员、420名士兵和1902名苦力劳工，在7、 8两月对集中于该处的图书进行整理”[25]。

　　3）掠夺文物

　　日军在大肆劫掠图书的同时，对文物也进行了疯狂的洗劫。如日军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劫去古物1679种，其中有曾昭燏保藏的出自南京栖霞山齐塔寺内的南齐刻石佛1尊、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8件、同治五彩瓷盖碗20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抢去一批古玩、字画，其中有星云镜5面、蟠螭镜3面、菱花镜3面、宋镜4面、玉质璧1具、玉璜玉珩10个、铜质汉印3方、铜质六朝印5方、铜质唐印5方、石质虎符1个、夔凤紋尊1个、夔龙紋角兽1个、青铜剑1柄、青铜戈4具、青铜带钩2具、原为《老残游记》作者刘鄂收藏的殷墟龟甲兽骨文字183片、敦煌千佛洞唐人写且装成丈余长卷轴的四分戒经1卷、天女像壁画1幅、缂丝山水画1幅， 以及大理石插屏、康熙瓷器、珍品山水画等。从国学图书馆劫去字画古玩472 件，从中国农村建筑社劫去古物407件、银币等物1728种。从无锡县立博物馆劫去馆藏380种2346件文物珍品，其中有包括全套孔庙乐器、祭品及明代抗倭古炮等[26]。从镇江劫去的具有5000年历史的甲骨文片和具有2500年历史的贝叶2部等[27]。从苏州劫去著名的明代周顺昌的墨迹手卷、周顺昌选集以及上朝图原件等。

　　4）毁坏园林、寺庙

　　江苏的名胜园林遍及全省，在抗日战争中相继受到破坏，有的被炸毁，有的被焚烧， 有的成为日军的办公场所， 有的成了在华日本人的私家庭院。

　　苏州古典园林名闻天下，但在战乱中受到严重破坏。1937年的日机空袭中， 名冠园林之首的拙政园主建筑远香堂受震破损，倚玉轩被焚毁。苏州沦陷后，伪省政府还将拙政园占为办事场所，恣意在园内建造日本式木屋、小阁楼，供其玩乐，搞得名园面目全非。被称为四大名园之一的留园，一度成为日军的养马所而荒废。著名的苏州宝带桥南端6孔遭日军炸塌。

　　在常熟，著名的清代两朝帝师翁同龢的归隐之处瓶庐，也毁于日军炮火之下， 延烧数日 ， 所有房屋、 红木家具、 所藏字画， 均成灰烬。

　　太仓全县共有14座古寺、院、庙、殿、阁、宫及2座牌坊被毁，损失无法估量。

　　昆山的马鞍山山顶的华藏寺仅存立关和尚小屋两间，其余全部被毁，凌霄塔削去西半角半爿；老城隍庙门楼、两庑被毁，大殿则被劈去前半部；清真观山门大殿无存、桂花厅仅留北坛停柩平房；山前陈家祠堂新建西式二层楼、包笑雄园林宅舍两处，均被烧毁[28]。

　　镇江沦陷后，竹林寺、鹤林寺、招隐寺、甘露寺，焦山定慧寺、圃山楞俨禅寺、华山张王庙、大港东岳庙以及苗家巷清真寺等寺庙大部分房屋被毁，其中焦山定慧寺、圃山楞俨禅寺、华山张王庙、大港东岳庙被毁430多间，传世文物381件、古籍经卷21470卷被劫。另外，镇江城区的清朝康熙朝宰相张玉书老宅院351平方米，及文物被日军烧毁。

　　丹阳境内建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江南四大名刹之一的昌国寺（寺内存有唐开元年间铸造的铜钟与宋书法家米芾手书的碑记），建于东晋咸康五年（339 年）的普宁寺，建于东晋太元年间的广福寺，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观音庵，建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凝真观，窦庄庙原为南宋著名理学家窦从周的书院，以及美国长老会1900年来县城传教在东门斜桥北端建的福音堂、吕城镇河南街建的福音堂、导墅大庄里村建的分堂、县城新民西路中段建的福音堂等，均毁于日军兵火。同时被毁的还有长老会福音堂。丹阳清真寺位于县城燕子巷，清咸丰五年（1855年）建，有房舍五间，辟有讲经堂屋。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不顾穆斯林的强烈反对，强占清真寺，并将其辟为菊水军妓院[29]。

　　在连云港，三元宫是花果山上著名的千年古刹，计有南天门、武圣庙、九龙庙、茶庵、灵观殿、自在天、长生庵、乌云阁、大悲庵、屏竹社、团圆宫、海天洞、艺松堂、玉皇宫等13处殿宇，形成有175间房屋的建筑群，经日本侵略军三次放火焚烧，除了灵观殿尚未毁掉，其他都毁于大火。三元宫和各中供奉的精木雕塑的三元大帝（尧、舜、禹）、十八尊罗汉等上百尊佛像，以及珍藏的佛经千卷和供奉器皿等，都被烈火所吞噬。三元宫中有一尊从印度请回的玉佛也被日军窃掠而去[30]。

　　日军占领清江（今淮安市）后，将市内清晏园改作马厩，致使大部分建筑被毁。日军为了建据点盖炮楼， 还拆毁了淮城两座著名古寺庙。 一座是建于明朝

　　的净名寺，净名寺共有三进砖瓦结构房屋45间，设有前山门、中殿、后殿（藏经楼）；后进大楼5间，上下两层，菩萨有300多尊。另一座是建于宋朝的福慧院，福慧院共有砖瓦结构房屋11间，前山门3间，前殿5间、大殿3间、菩萨24尊[31]。

　　六朝古都南京的古建筑，更因日军人侵遭受轰炸、炮击和焚（拆）毁。中山陵园遭到日军炮火轰击和人为破坏，位于牛首山的幽栖寺、位于雨花台附近的普德寺等古寺名刹，以及夫子庙等名胜均遭火焚。还有一批古建筑被日军改作军用， 损毁严重。

　　（6）毒品侵害与生化武器试

　　1）毒品侵害

　　抗战前夕，江苏已基本禁烟，日军占领江苏后，有预谋、有计划地诱导各界人士吸食毒品。日本政府通过其毒品贩卖机构“华中宏济善堂”，大规模倾销鸦片、海洛因等各种毒品，烟毒迅速扩散，到江苏各大中城市。当时烟馆遍及街头巷尾，鸦片侵蚀到机关、企业、学校、家庭，甚至波及驻防伪军的官兵与监狱的犯人。

　　1938年底，仅在南京城区就有50家土膏行和150家烟馆，烟毒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几乎波及每一条大街小巷，每一个企业、机关、学校、每一个家庭。据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对南京毒品情况的调查：当时南京“约有5万人吸海洛因，相当于1/8的南京人口，有些估计高于此”[32]。到1939年底，南京的吸毒者人数已占南京人数总数的1/3至1/4。按当时人口约40万计，即有10万南京人成为吸毒者[33]。

　　日军侵占南通后，通过汉奸成立了“戒烟局”（在寺街梁宅），这实际上是一个承办征收鸦片税的机构，兼发“土膏店”、“售吸所”的执照，使贩卖毒品合法化。当时向“戒烟局”领取执照的共31家，这些鸦片烟馆遍设城内街头巷尾，“安乐宫”、“新新”、“爵禄”是较大的鸦片烟馆。但实际上不止此数，有的不用领取执照，就在日本浪人、汉奸包庇下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宏济善堂”就是日军勾结汉奸开办的，它本身就是个土膏行，零批烟土给“土膏店” 和“售吸所”。“宏济善堂”还直接在南街、西街开了两爿“土膏店”，挂牌“隆顺”、“隆大”。不久，奸商、烟贩纷纷在城内开设土膏店，到1940年城厢总共已有十多家，十字街附近就有好几家[34]。

　　吸毒是旧中国存在的社会弊疾。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在中国贩卖毒品，掠夺了民间巨额财富，摧残了人民的身体，同样给中国及相关地方带来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2） 生化武器试验

　　用活人做生化武器试验，是日军在江苏的又一严重罪行。日军占领南京后， 于1939年4月14日在南京城内中山东路原中央医院旧址成立了南京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它对外宣称是日军“华中防疫给水部”，实质上是一家大规模的细菌战与毒气战研究机构，直到1945年8月15日本战败，在6年多时间内，主要从事对致命细菌的研究与试验，对细菌战剂的大规模生产。为检验其成效，日军的细菌战专家就以活人为对象，分别进行各种致命细菌、病毒其他毒素的试验，他们将囚禁于笼中的试验者全身裸露，让鼠疫跳蚤侵袭，数日后，日军试验人员从已感染了鼠菌的受害者身上抽出血液去研究，然后杀死受试者。据美国哈里斯教授研究判断，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在南京的6年时间中，以活体试验而杀害的中国人超过1000人。他说：“在南京荣字1644部队有多少‘材木’被牺牲于实验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如按最低估计一星期20名来推算，南京细菌部队存在6年间，因实验共杀害人数至少达1200名。”[35]

　　（7）乃强掳、迫害劳工

　　根据这次调研统计，抗战时期，江苏被日军强征劳工130690人[36]，其中有的在国内被迫为日军工作，有的则被送至境外为日军奴役。所有劳工都遭受到非人折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

　　日军占领连云港后，迫使强征来的劳工日以继夜地修复港口和铁路、在码头上搬运各种物资、开挖矿藏。码头搬运工人每天作业长达13个小时，工作量每天高达10.5吨，所有货物装卸全靠人扛肩挑。劳工们挑着一两百斤重的货物，走在二三层楼高的摇摇晃晃的跳板上，稍微一慢，还要被监工鞭抽棒打。由于饥饿、劳累，经常失足掉进舱底或大海而丧生。工人稍有反抗，就会受到鞭抽、棒打、火烙、狼狗嘶咬、蹲水牢等惩罚。劳工生活苦不堪言，每5个人住在一个低矮的分成个格子的“号房”，没有澡洗，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生病了没药治，往“隔离间”一放便了事。有个河南逃荒到码头做工的劳工，关在“隔离间”实在饥渴难忍，爬到外边猪圈里喝水，被猪啃掉了半个头。在锦屏磷矿劳作的劳工，在毫无安全保障的矿井里开矿，经常一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每两百人住一个工棚，身上的虱子大把大把的抓。吃的是发了霉的玉米面稀饭。日军常常往没开锅的粥里加生石灰，一冒泡就算是开了锅。劳工们喝了掺上石灰的生稀饭，直拉肚子，时间一长，个个变得骨瘦如柴。超负荷的劳动加上瘟疫流行，每天都有人悲惨死去，少则二三人，最多的一天死了七八十人。死后就被扔在废弃的矿塘里。就这样在矿区形成了一个万人坑。劳工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进了磷矿门，性命难保全；死了不用埋，老塘是棺材”。此外，日军为达到“以人换煤”、“要煤不要人”目的，还使用各种方式强抓诱骗当地百姓到中国东北或日本本土当劳工。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占领连云港的6年间，共骗卖盐民1300余人运送到东北，当时裕通公司盐工被骗到东北开窑的共399人，幸免一死回到盐场的只有58人[37]。

　　据《利国铁矿矿志》记载，日军于1939年从东北三省抓来900多名劳工， 到徐州利国铁矿开采矿石，经过第一个冬天，就冻死400多人；后来日军又从河南、山东两省抓来劳工1100多名来此开采矿石，经过一个冬天又冻死几百人。两批剩下的劳工由于饥饿、工伤和活埋，也都先后全部死亡[38]。

　　1938年上半年，日军在南京的难民中招募了万余人做“军用苦力”。1942年日军在南京浦口“三井煤场”、“华北煤场”及其附属“三井码头”建立战俘营，将中国军队的5000余战俘押解于此，从事装卸煤炭，铁矿石及军用物资搬运的繁重劳动，到1945年初，其中4200余人死亡，仅有800 余人幸存[39]。

　　在中国国内强掳、迫害劳工的同时，日军还将强征来的劳工强制送往境外奴役。日本人松沢哲成著《中国人强制连行资料》一书记载，无锡县共计有69名劳工被强制奴役到日本[40]，这69人分散在日本北海道、兵库县、福冈县等处， 劳役环境艰难险恶，共有19名死于日本。在苏州吴县长桥、横泾、浦庄等地， 日军将强征来的28名劳工，送到緬甸、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地，其中除3人抗战胜利后侥幸生还外，其余25人均客死他乡[41]。

　　（8）疯狂的“扫荡”、“清乡”

　　“扫荡”和“清乡”是日军为消灭和驱逐抗日力量，巩固其对占领区统治的军事行动。江苏地区是日军和汪伪政权组织的华中“清乡”运动的重灾区，日伪“扫荡”和“清乡”带来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1940年9月至1943年8月，日军熊谷师团、岩松师团、铃木部队各一部7000多人，加上伪江浙皖绥靖司令任援道部3000多人，对淮南津浦路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1941年1月至11月，日伪纠集7000余兵力开始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1年7月至1943年2月，日军独立第12混成旅、第15师团、第17师团各一部和驻扎在当地的伪军共近2万兵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1年8月至1942年9月，日伪军从苏北地区撤出1万余兵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1942年11月至12月，日军第17师团、独立第13混成旅团各一部及伪军第15师、第28师7000余人，对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

　　与“扫荡”交叉进行的还有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清乡”，主要在苏南和苏中四分区。1941年7月至1943年4月，日军第十三军下辖的10个大队共3500余人，加上伪军13594人，先后在苏南地区进行了 7期“清乡”；1943年4 月至1944年10月，日军第60师团团长小林信男从苏南调来有所谓“清乡”，经验的日伪军和大批特工、行政人员共1500余人，对苏中四分区进行“军事清乡”、 “政治清乡”、 “延期清乡”、 “高度清乡”。

　　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用生命和鲜血与敌人开展较量，取得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日伪在“扫荡”与“清乡”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日、伪军虽未能实现消灭抗日力量的目的，但造成各抗日根据地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41年9月30日，日、伪军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期间，在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高丰、刘庄、马庄等村共杀害村民205人，致伤67人，致残40人， 强奸妇女300人，烧毁民房5000间，抢劫和烧毁粮食5500担，猪6500头，拆毁风车110部，打坝、修筑碉堡占用土地69亩，砍伐树木122500棵，动用劳工8500人[42]。

　　1942年2月21日至3月14日，苏州、吴江、青浦、嘉善、嘉兴诸据点千余日军（属长谷川师团）“扫荡”苏州市吴江县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周庄时属吴江县，现为昆山市）等地，历时20多天，制造了十多起惨案，被杀害的中国民众不少于1700人，其中，伤残85人，失踪5人，财产损失无法估计，史称“芦莘厍周大屠杀”。

　　1942年9月，南通通州谢家渡战斗中，抗日军民歼灭伪军300余人。谢家渡战斗后，日、伪军对二鸾、三余、杨港等地进行报复性“扫荡”，群众数百人惨遭杀戮和活埋，二鸾镇及周围村庄几乎化为灰烬，数千人无家可归[43]。

　　1943年9月30日，日、伪军在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宋楼、洪桥、张庄、古基等村“扫荡”，杀害群众165人，打伤26人，奸污妇女近百人，烧毁民房3000间，抢劫粮食3000担、耕牛210头、猪3500头、鸡鸭11000只，抢劫并烧毁15家商店，近万亩土地抛荒[44]。

　　1943年10月9日至21日，日、伪军在南通县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延期清乡”，仅在同乐（今属西亭镇）、华芦（今属骑岸镇、、严灶（今属四安镇）、沈家店（今属四安镇）、唐洪（今属东社镇）等地就捕捉群众560人，其中480余人惨遭杀害[45]。

　　1943年，以徐继泰为首的日、伪军在盐阜地区大“扫荡”，仅盐城市响水县就有1671人被害，2607人被抓壮丁， 1721妇女被强奸，8067间民房被烧。同时，被抢走16851730斤粮食、319321件家具、203109件衣服、4720支枪枝、5713头羊、鸡140883只、草2438639石。被锯的树377847株[46]。

　　日、伪军的“扫荡”、 “清乡”，对抗日武装部队人员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如苏南的“塘马战斗”、淮安的“刘老庄战斗”、盐阜区的“秦庄遭遇战”等等。这些伤亡没有列人地方的人口伤亡数据统计。

　　　　　　　　　　　　　　　　

　　注释：

　　[1] 张效林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 年版, 第55 页。

　　[2] 庄严主编: 《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 年版, 第105、108 页。

　　[3] 无锡县政府编: 《敌人在锡八年罪行调查录》, 1946 年3 月, 无锡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ML1—4—2443, 第106—118 页。

　　[4] 江阴市史志办公室编: 《江阴县抗战时期人口伤亡统计表》, 2006 年。资料现存江阴市史志办公室。

　　[5] 根据泰州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数据汇总统计。资料现存泰州市史志档案办公室。兴化市史志档案办公室: 《不忘历史———兴化抗日战争期间史料汇编》, 2004 年印行, 第69 页。

　　[6] 宿迁市史志办公室编: 《宿迁革命简史》, 1999 年印行, 第49 页。

　　[7] “南京大屠杀冶史料编辑委员会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200、201 页。

　　[8] 苏智良著: 《慰安妇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版, 第118 页。

　　[9] 江浩著: 《中国慰安妇》, 作家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78、179 页。

　　[10] 周彤人著: 《阊门饭店曾是日军慰安所》, 原载《苏州杂志》2000 年第4 期。

　　[11]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苏州抗日斗争史》, 古吴轩出版社2005 年版, 第98 页。

　　[12] 吴江县公安局: 《日寇吴江警备队组织系统、人物资料》(第一册), 1959 年, 吴江公安局档案室藏,档案号Y12—1—100 (1) —206。

　　[13] 吴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吴江文史资料》内部版第15 辑, 第85 页。

　　[14] 苏智良著: 《慰安妇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1999 年版, 第120 页。

　　[15] 庄严主编: 《铁证如山———吉林省新发掘日本侵华档案研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版,第116、123 页。

　　[16] 盐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专辑》, 1996 年印行, 第45、50 页。

　　[17] 《新华日报》2006 年4 月11 日。

　　[18] 《日军在如皋地区设立“慰安所冶情况概述》, 第2 页。资料现存中共如皋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19] 江浩著: 《中国慰安妇》,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42、72 页。

　　[20] 巩长金译: 《反战士兵手记》, 解放军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3、14 页。

　　[21] “南京大屠杀冶史料编辑委员会著: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第189页。

　　[22] 赵建民著: 《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 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第36、37 页。

　　[23]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侵华日军在江苏的暴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版, 第164 页。

　　[24] [日] 《赤旗报》1986 年8 月17 日。

　　[25] [日] 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 《军特务部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报告》, 昭和13 年8 月31 日, 南京油印本。

　　[26] 无锡市地方志编委会编: 《无锡市志》第三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2677 页。

　　[27] 王玉国著: 《镇江书话》,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 第183 页。

　　[28] 钱怀林著: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州园林》, 载《苏州日报》1995 年5 月11 日、12 日。

　　[29] 《焦山志》编委会编: 《焦山志》, 方志出版社1993 年版。《日军侵占镇江县城区图书损失情况的调研》, 2006 年12 月, 口述人: 鲍元顺, 调查人: 马金松、郑勇。《日军侵占镇江地区文物古迹损失调研》, 2006 年12 月, 调研人: 张政权、杨瑞彬, 资料现存丹阳市史志办公室。

　　[30]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史》第一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16 页。

　　[31] 口述人: 蔡文生、包士量, 调查人: 桂兆春、徐宏。资料现存中共淮安市淮安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32] 经盛鸿著: 《南京八年沦陷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第949 页。

　　[33] 章开沅编译: 《天理难容》(关于南京毒品贸易的报告1938 年11 月22 日),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第46 页。

　　[34] 南通地方志办公室编: 《南通市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年版, 第1931 页。

　　[35] [美] 谢尔盖·哈里斯: 《死亡工厂》,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第406 页。

　　[36] 江苏省抗战损失统计表, 课题调研综合卷第2 卷。资料现存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37]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 《中共连云港市地方史》第一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第122 页。

　　[38] 徐州市关工委编: 《铭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17、121 页。

　　[39] 经盛鸿著: 《南京八年沦陷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第678 页。浦口区地方志办公室编: 《浦口区志》, 方志出版社2005 年7 月版, 第626 页。

　　[40] [日] 松沢哲成著: 《中国人强制连行资料》, 东京现代书馆出版社1995 版, 第389、403、497、501、559、566、567、612、617 页。

　　[41] 中共苏州市吴中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吴中区抗损调查口述资料》, 2006 年, 口述人: 成根水、莫金根、吴根男、郁龙水、吴水金、谈云生、谈根生、顾炳生、赵金华、许水火、汤林才。调查人: 王志强、戈菊明、陆家福、陆寿根、郭根生、施金水、杨永康、金波、施爱民、赵建玉、严根福、陆招大、王金生。资料现在中共苏州市吴中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42] 口述人: 朱文才、陆应胜、吴宗信; 调查人: 谷加州。资料现存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办公室。

　　[43] 中共通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通州市历史大事记》, 方志出版社1997 年版, 第40 页。

　　[44] 口述人: 朱文才、陆应胜、吴宗信; 调查人: 谷加州。资料现存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办公室。

　　[45] 中共通州市党史办公室编: 《中共通州市历史大事记》, 方志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0 页。

　　[46] 《滨海县春季群众运动初步总结》, 1946 年6 月13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全宗号634, 案卷8。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22 15:4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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