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姓名:龚亮仁(原名龚连珠)
性别:男
出生时间:1917年5月4日。
原籍:安徽省涡阳县公吉寺乡人(花沟附近)
现住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长兴馆紫金名门一期
部队番号及简历:
1935年-1937年,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9军56师士兵,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
1937年淞沪会战撤退以后,被编入张发奎第4军,参加武汉会战,在九江参加庐山阻击战。
1939年广东始兴县生病后,在广东伤兵医院治疗,病愈后分到岭南师管区负责新兵整训,任班长。
1939年编入73军工兵营,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
1942年编入别动队,并在湖南衡阳衡山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第二期学习,期满后一直在宁乡、岳阳、益阳等地开展游击战。
1945年日军投降以后空运东北参加内战,具体部队番号不详。
解放后在上饶修铁路,不久调往萍乡矿务局,先后在王家源、高坑、青山煤矿等地工作,1972年退休。
老兵龚亮仁口述整理材料:
我叫龚亮仁,原来叫龚连珠(1949年后改名),男,出生于1917年5月4日,原籍安徽省涡阳县公吉寺乡人(花沟附近),家里六兄妹(四兄弟、两个姐姐),排行最小,在17-18岁的时候,因为家庭条件苦,没什么收入,我就自愿报名去当兵,被录取了,从县里走路到蚌埠,在县里换了衣服,集中到一个地方集训,我住在第二个兵营里头,我们训练主要是跑步(快慢跑)、出操(1234喊口号),那时候还没有发枪,有100多人在一起训练,我们班长很厉害,喊操训练时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没训练好的就用棍子打手掌两下,训练期间条件不错,吃大米饭,穿胶鞋(鞋底是胶的),我们吃饭的时候要唱吃饭歌,内容好像是“人民为我,我为人民”之类的,唱了很多歌,歌词不记得了。
3-4个月以后(过完中秋),我们就去了浙江,好像是温州(地名不能确认了),海边上,有一条公路,我是当步兵,负责守备在那里。长官命令:外国人开车经过,如果不停就让他们过去,如果停下来,就要扣留下来。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外国人开着车子停下来了,在加水,就把他扣下来,带到连部,外国人说话叽哩哇啦的,我们都听不懂,连长没办法,就放了他。我们连长身材很高大,山西人,姓名已经不记得了。在那里守备2-3个月以后,我们就去了嘉兴,也是靠海边,发的步枪是时湖北的汉阳造,后来又换成德国造的,两种枪都是79式,外形和子弹都是一样的,可以装5颗子弹,打起来两种枪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训练的时候每个人发三颗子弹,可以打三枪实弹,没有靶子,就对着大海打。我们连长姓赵,赵文明(音)。我在浙江嘉兴的时候看过李宗仁,我们这个连负责到火车站接李宗仁,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在浙江呆了多久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我们接到命令去上海,在黄浦江吴淞口准备打日本人,先是住在浏河马潭口(音),我们去的时候看到工兵在修工事、挖战壕,战壕有一个人深,黄浦江口的水不清澈。我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日本人坐着气筏子(汽艇)(在别的地方)登陆,还发射烟雾催泪弹,风刮过来,眼睛都睁不开,呛得人打喷嚏。
后来日本人从海里登陆进攻,我们在岸上打他们,上海战场是个平原,遍地都是棉花地,日本人飞机和大炮轰炸,炸得棉花叶子都没有了,我们当时牺牲的人还不算多,因为轰炸是躲在地洞里面。在上海的待遇还算不错,我们部队吃的都是慰问品,甚至还有外国罐头,有牛肉和羊肉的,味道很美,小包装的一个人一次能吃完,大包装的一个人吃不完。
我们在上海打了两三个月,打不赢,就跑了,从吴淞口跑到苏州、无锡、杭州、镇江,一直跑到南京,到南京的时候,看到张学良的部队,东北军,属于二线部队,我经过那个中华门,再到那个火车站,大家就爬到一个火车厢里,等了三天都没开,没有火车头。没火车坐,我们后来又从南京徒步到马鞍山、芜湖,再到九江。
我记得在上海打仗的时候,连长姓杜,叫杜村和(音),河南人,中等身材,我们部队番号是39军56师,安徽部队,军长和师长分别叫刘和鼎、刘尚志,两人是叔侄,谁是叔叔谁是侄子,谁是军长谁是师长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们到九江以前,我已经被编入了张发奎的第4军,我们在九江和日军作战,在庐山脚下,我记得地名有马回岭、扁担山、老虎山、磨盘山等地,在九江期间,我记得庐山有外国人居住,我们上山保护他们,他们还负责吃住,后来,我们就撤了。在九江马回岭,我们与日军打了一仗,缴获了日军60-70匹骡马。九江打完仗,我们到了吉安、安福整训,整训完以后就到了大余和南雄之间,大余是江西的,南雄是广东的,后来又到了始兴(音)县,我在那里的时候生病了,病得很厉害,都没有办法走路了,部队出发前把我留下了,后来送我到乐昌(音)县,在伤兵医院住院,病愈以后,找不到原来的部队了,就把我分到广东岭南师管区负责接新兵和训练,我在那里当了班长,要站岗,我记得有一次晚上和另外一个班长蒋半宇(音)一起站岗,看到围墙上有个影子在爬,他就开枪了,把那人打死了,当晚,连长和排长来看了,并没有处理,第二天早上营长来了,集合新兵,对他们说:这就是逃跑的下场。
后来,我又去了73军的工兵营,先后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我当工兵时,专门负责每天在山上做碉堡、挖战壕,我们用十字镐和洋铲挖土。我还记得在湖南和湖北交界的一个地方,不记得什么县了,在大山里挖战壕,很苦,交通不方便,东西运不上来,没有饭吃,吃的是南瓜、玉米和板栗。我们还在湖南大学后面的岳麓山下打过山洞,盖防空洞,前面有一条河叫湘江。第一次长沙会战,日本人还在汨罗,长沙城就被我们自己人烧掉了。第四次长沙会战,我亲眼看到了日军暴行,在长沙北门,有一个英国制烟公司后面(这个公司卖双刀和单刀牌子的香烟),有一堆稻草,日本人强奸了湖南女子学校的学生后,杀害了十几个,扔在稻草堆里,惨不忍睹。我在岳麓山上看到过长沙城的战斗,长沙北门的山上,我军和日军拼刺刀,因为距离太远,看得不是很清楚。
后来我加入了别动队,在衡阳南岳参加了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第二期,在那里学习美国武器的使用,有汤姆逊、左轮手枪、卡宾枪、火箭筒等,我记得卡宾枪装弹有15发子弹,汤姆逊25发子弹,马林(音)机枪是50发子弹。在衡山我见过戴笠,他是校长,给我们讲话,还和我们一起聚餐,具体讲什么内容不记得了,我们训练班的班主任叫陶义山(音)。我们后来毕业以后就在湖南负责打游击,在宁乡、益阳、岳阳都打过。我记得有一次在宁乡,我们看到10多个日本人(一个班)在池塘里面洗澡,枪都放在池塘边,我们悄悄过去把日本人枪机卸了,并用冲锋枪向他们射击,打死了一些日本人,其他的逃走了。
我去过常德参战,我带着一个连,我们没有进常德城,爬上了德山,前面就是一条河和常德城,日本人火烧常德后已经撤走了。
日军投降时,我在长沙附近打游击,早上8-9点就听说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可是大家都不相信,等到10点以后,国民政府的飞机装着部队到长沙来了,我们才真的相信了,老百姓都鼓掌欢迎。
日军投降后,我们还去过东北,空运去的,飞机场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去了以后他们就撤退了。
后来我们打内战,一直退到了广东汕头,很多人坐船去台湾,我和妻子没有上船,我不同意去台湾。我在哪个部队和番号已经不记得了。
解放后我在上饶修铁路,不久调往萍乡矿务局,先后在王家源、高坑、青山煤矿等地工作,1972年退休。
寻访人: 彭启萍 李建华 许亮
寻访时间:2015年10月11日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9-10-27 09: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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