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综合回忆〗长沙大火与张治中
2019-10-26 11:25:23 来源：潘公展 点击： 复制链接
民国27年秋,我在汉口时,得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参加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工作。直到民国27年9月间,参事室奉命迁重庆,因此我只好随着中央党部的大伙流散船只前往重庆。到渝后,在柴家巷附近刚好租好一间寓所,还没有从客栈里搬进去,却连接布雷先生自汉口发来两通电报,促我前往长沙担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的职务。我因为和当时的湘省主席张治中将军自问并无深交,复电请布雷先生为我向上峰婉辞。他又来电催促,说这是文白先生亲到武汉商量的结果,并业经呈奉蒋委员长核准,劝我速即遵命往湘,万不可再行推辞。我迫不得已,只好再把家眷送到成都安顿,自己坐民生公司轮船到宜昌,再换船前往长沙。我还记得当轮船到长沙时正是10月9日晚上,那天恰逢中秋佳节,一轮明月,万里无云,可是往岸上一望,灯火全无,寂静无声。船上管事人就说:“一定有空袭警报。”只好灭了灯静悄悄地候着。直到11时左右,警报解除,省政府总务科方科长一志兄派人到船上来招呼我,帮我提了一个箱子上岸,坐车到中正街交通银行,介绍我和行长魏云千先生相见后,就借寓在该行三楼的一间客房里。床铺被褥,文房四宝,总算一应俱全。明天双十节,一早我就由方科长来陪同前往省政府和张主席相见,并出席国庆目的朝会。
张主席每逢开会的排场:全体职员先在礼堂里排班站立,待一切就绪之后,张主席才在军乐悠扬声中严肃地走入礼堂,大家自然立正,屏息以待。他读完国父遗嘱后致词时,洋洋洒洒地说了一番大道理出来,不仅国庆日为然那时张主席所标榜的是所谓治湘两大方案——自治、自卫。其时因他的民政厅长胡次威奉命调任四川民厅,原任秘书长陶履谦调长民厅已继胡之缺,屡辞其所兼秘书长的职务,乃请中央派我前往。
长沙大火的内幕
我在湘省府办公不到二三个星期,忽见市面情况有些异样。大概武汉会战的军事转紧,大军陆续撤退。到10月25日武汉撤守后,蒋委员长飞驻衡山,坐镇南岳。从此长沙街道上的人力车和湘江里的船只日渐减少,有些商店并且上了排门板,贴出“暂停营业”的招牌。及11月初,甚至警察岗位上的警察也少了起来。我随即报告张主席,请予注意。有一天,我在中正街散步,忽然看见很多商店或住户的墙壁或门板上用白粉写着很大的日本字,大概是告诉日本军人,你们想不想念家中的妻儿?我心里大为疑虑,难道敌军马上要进入长沙吗?否则为什么敌骑未至,而我方先自己有这种举动?并且那些日文的最后一节写着某某政治部的第几大队字样,这分明是官方所授意宣传的了!我于是立即报告张主席,请其所有指示。他唯唯否否,若无其事。我也摸不清头脑,只好认为此乃军国机密大事,小吏不敢闻问的了。在此种谣言纷起的惊疑情况之下商人和全城市民的惶惑不安,可想而知。于是商店关闭者更多,人力车辆越来越稀,全市到了1月10日左右,可说已成了死城!
可是张主席除告诉我们,沅陵地方本来有省政府的湘西行署,将来可为退路而外,从未在省政府会议席上讨论此——撤退的重要问题。10日那天,蒋委员长从南岳到省城来视察,张主席进谒后回来,才嘱我们秘书长厅长及省府委员一齐前往行辕请示。当我们见了委员长时,我因为受了几个国家银行的嘱托,冒昧请示:军情紧急,应否准许几家银行先行设法撤退,以免临时匆忙,遭受意外损失?委员长指示:可以通知他们准备,随时同省政府共进退。委员长对同仁苦撑,慰勉有加,大家都觉得非常兴奋。回来报告张主席后,我即通知交通银行魏云千行长,请其转达各国家行局有所准备。过了一天,到12日,系国父诞辰的例假日,街上行人绝少,简直像新年一般,而站岗的警察也很难找到一个。我大为奇怪,又打电话报告张主席,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指示。上午11时许,方始接到张主席电话,要我通知各厅长委员于下午4时齐集在张主席的官邸(即唐生明)的公馆。唐生明那时带了电影明星徐来在常德做警备司令,故他的(长沙公馆空着没用)谈话,有要事商酌。我当时意想到前方情报吃紧,就嘱秘书处同人对重要卷宗有所准备。4点钟我们都到了那里,张主席只向大家说,日军已从岳州南下过新墙河,省府还是先搬湘西为安。他和财政厅尹厅长暂留长沙,秘书处酌留一两位秘书及科员待命,其余由秘书长厅长率领,当晚出发前往沅陵,极迟明天早晨必须撤退等语。时间既非常紧促,我们当然也等不及再来研究理由,大家赶紧回到省府,动员全体员工整理文卷及必要器材装箱上车,其不必要保存的文件必须焚毁。大伙儿手忙脚乱直到晚间11时勉强就绪。我乃回到交通银行寓所,一面促各行局也准备连夜撤退,一面提了我自己的衣箱到省府来,装上行李车那时张主席在广播电台上的纪念国父诞辰演说也已讲过,并没有再和我们通电话。我们考虑到如果大批车辆向西渡湘江,一定会在渡头滞搁,遂决计宁可绕道向南走湘潭湘乡再兜回益阳常德去,路虽较远,车必较少,或反能早到沅陵。于是卡车小车约共十余辆,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地向南疾驰,其时已午夜12时左右。果然往湘潭渡口车辆并不拥挤,不到一小时都过了江。那晚月色皎洁,车不停地跑。第二天清晨过益阳时,外面谣传长沙昨夜有火灾,我们疑信参半。午刻赶到常德,唐生明证明了长沙昨夜大火,那时尚未全熄,并且说张主席有长途电话,命令我们再回长沙议事办善后。我们大家都猜不透究竟怎么一回事,决定先赶到沅陵,卸下文件器物行李等等再说。傍晚,我们到了沅陵,胡乱吃了一顿晚餐后就重上征程,赶回长沙。因为沅陵行署方面也接到长沙电话催促大家回去,自不容我们耽延一刻了。
第二天上午赶到长沙城外唐生明的公馆里见张主席,沿途还望得见城内火头,遗焰犹在,那可以说是整整烧了20多小时。张主席那时才告诉我们,当12日那天,前方军情吃紧,深恐敌军立刻会攻进长沙,因即预备“焦土抗战”——这是当时流行的漂亮话。就秘密分配火油破布等等燃烧物,分了地段,交托警备部队及警察局等各别负责,静候上级命令指示,再实行放火(按:那些事大概或因属于军事机密范围,所以张主席从来没有在省政府会议席上提及,也绝未向省府委员厅长及秘书长中任何一个人谈到过,当时大家听了都有骇然之感)。张主席续称,那晚上他在某一位外国朋友家里有约会,九、十点钟回到官邸,街上平静无事,大概12点半左右,他方就寝(这正是我们省政府里许多车辆出发赴湘潭的时候,街上的确很少行人)。不料到了后半夜两点钟左右,他的副官敲他的房门,报告好像城里有火,他就披衣起来,到阳台上遥望,一面打电话到警备司令部询问。说时迟,那时快,电话还没接通,火头接二连三地起来,已显得决非一处地方。他说他自己感觉到不妙,连催副官接通电话,可是始终不通。歇了不到半小时,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匆匆忙忙坐了车子赶到,向张主席请示,究竟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也在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命令谁个发下来。他们俩人一想事有蹊跷,立刻发动消防人员及警察保安团队分头救火,可是哪里救得熄?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火势方缓和下来,然而长沙城内几条著名热闹大街中,如中正街、八角亭一带,以及很多大街小巷,已经一片焦土了。最可怜的,老百姓事前并不知道,有好多人关了店门在里面做好梦,却只能临时逃出单身。至葬身烈火中的,自亦不在少数。当时大家听了他的简略报告,都以为眼前只能赶办灾民救济和一切善后,而追究责任问题,自属军事范围,省府固无权讨论,但省主席总应向中枢自请处分。
两大方案一把火
我们在长沙,就大伙儿在主席官邸里耽搁了两三天。蒋委员长也亲自到长沙来处理此——空前的大火案。军法审判的结果,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枪决,以平民愤。张治中省主席只落得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
我在那一二天内,曾溜进城内看看市面情况,只觉满目疮痍，老百姓有的在残火堆里寻找遗物。我借寓的中正交通银行也尽付炬,只剩颓垣残壁。后来我在沅陵遇到魏云千行长,他告诉我,他们抢运钞票文件帐册,装箱上车时,幸而还未起火。可是他们的车辆挤在湘江东岸渡口时,第二天清晨敌机光临,轰炸扫射在渡口候船疏散的车辆和人民,损失死伤的不少。
当时湖南民间就流行着一副奉送张主席的联额,倒可说是舆论的反映。额是“张皇失措”,上下联是“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听说当时重庆的政府当局和民间舆论,对长沙大火都非常愤慨。
我们由长沙回到沉陵,处理省政府日常的事务,张主席还多半仍住在长沙;有时我们还要到长沙去开会,往来频繁。直到第二年的1月中旬,国民党因为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妄主和议:召开中央全会。我向张主席请假,由沅陵沿湘黔公路,经贵阳前往重庆出席会议。道经贵阳时,阅报方知湘省政府改组,薛岳将军继任主席,我当然也连带去职,不必回湖南了。到了中央全会开会以后,张治中不久也到重庆,我和他共事的3个月一段因缘就此结束了。
(节自《长沙大火与张治中》,原载《中国历史研究》第1辑)
作者潘公展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1-08 16: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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