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2日的夜里到13日的早晨,长沙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这次大火是自“七七”事变到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发生的又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引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长沙人民的震惊和痛恨。长沙大火这一焦土政策究竟是谁决定的?由谁下命令执行的?这对当时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谜。11月18日,长沙枪毙了3个人—一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团长徐昆、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他们被指控要对长沙大火负责。其实,这3个人只能算是代人受过的替死鬼,他们都不是发布焦土政策命令的人,只是“奉命放火者”。我那时任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受监察院之命调查长沙大火的起火原因,因此,今天有责任彻底揭穿长沙大火的内幕。
文重孚
两湖监察使署于1938年6月底从武昌撤退到湘西的芷江。长沙大火的消息传到芷江后,我接到监察院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命我速往长沙调查起火真相,“追究起火责任”,“立即具报,听候核办”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我从芷江动身,途经沅陵、常德,前往长沙。一路上只见居民迁徙一空,饭店停业,寺庙的大门紧闭,拖儿带女逃往湘西一带的难民三三五五地含泪步行。到达常德后,由于车站附近的商店、旅馆被敌机炸坏,我们只得乘夜继续前进。车到岳麓山边,已经夜静更深,水陆洲的老渡口大火后早已断绝交通,我们只得沿途叫醒居民指点道路,转弯摸角走到水陆洲的南头,才找到渡船过江,夜里两点钟后赶到长沙。当我们走到岳蔍山时,就嗅到了大火后城内烧余的烟火气味;到了长沙城内,只见一片火灰场,旧日的繁华街道、房屋全无,更没有旅馆可住,我们只得坐在车上过夜。(据《长沙大火的内幕》,此处作者注:1938年11月调查长沙大火时,有诗纪事。其一“武陵行过又衡山,我马突颓未敢闲。柔橹咿呀霄渡水,残星临灭雁临关。江村劫后无鸡犬,野寺尘封见猈?。宅第都随烽火尽,只余斜月向人弯。”其二,“长沙兵灾后,入市绝人烟。家立烧绝壁,江沉凿废船。青鳞迷邵麓,白骨塞湘渊。旅馆随烽尽,征车宿露天。”)
天亮之后,我们找到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经他介绍,住进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空房子,然后便到处去调查这次大火的真相。在八角亭一带废墟上,有一些商人用木板、芦席搭起临时店面,买卖杂货其他地区一片焦土,没有人迹。所遇到的人都是在大火前出走、在大火后回来的,说不出放火时的真实情况,而官僚们又绝口不言“奉命放火”到底是奉了谁的命令。那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怨言都集中在省主席张治中一人身上,就是第九战区司令部的人员,也都是隐隐约约、吞吞吐吐地这样说。当时有人为我口述了这一横披和一副对联,横披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世无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有愧,三条人命万家空”。口述的对联也许与原来的对联文字上有出入,但是把横披与对联的前三个字合起来,是“张治中”。
不用说,当时做这副对联的人,已经认定了长沙大火的责任是在张治中身上了。
我到长沙的第三天,由省府高级参议黄铁民陪同,与张治中见了面,他那时住在二里牌唐生智住宅内。见面后,我就向他说明到长沙来的任务,他听到后,十分镇静,好象事不关己的样子。他只向我谈了大火后办理善后事宜的情况,对凡来申请救济的,几乎是来者不拒。我问他到底决定放火的是谁?他就于脆推到三个替死鬼头上。临别时,他吩咐黄铁民同我联系,说一切情况通过黄铁民向我汇报。
黄铁民的汇报,也只是以口说为凭,不留片纸只字作证。根据黄铁民的口述:自10月起到11月上句,武汉各机关撤退,长沙成为“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国民党高级文武官员的集合地点。军队的高级将领在战场上前进时寸步难行,溃退则一日千里,都争先恐后地向长沙集中,说是奉召到南岳来参加会议。蒋介石本人更先一步逃到长沙,他的消息“灵通”,听到汨罗江方面战争吃紧,马上匆匆地离开长沙,再逃到南岳。他从长沙到南岳的途中,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想出彻底毁灭长沙城市的“锦囊妙计”,便拍发急电,限两小时以内到达长沙的张治中手里。据黄铁民说:张治中是在1月12日上午9时接到蒋介石急电的。可是他们既不拿出原电给我看,又不许将原文抄给他,只许黄铁民口述原电的大意。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那时对蒋介石是何等忠诚。
据黄铁民说:“委员长的急电,措词非常严厉。”蒋介石命令部下照令而行,彻底烧毁一切财物,“勿使资敌”,“违者定予严惩不贷”。这就是那时黄铁民向我口头汇报的大意。由此可见,发布焦土政策命令的人就是蒋介石自己。
长沙大火事件自发生到现在已有20多年了,但此事一直印在脑中;此外,张文心,徐石林两位同志(徐石林时任湖南省政府高级参议)帮助我回忆,他们两人当长沙大火时都在长沙,亲自经历了这件事。根据张文心同志的回忆:火烧长沙是蒋介石早已预定的政策,原定在日寇到达长沙附近的沿罗江南岸时开始放火。蒋的电报提前把长沙化为火海。又据徐石林同志当时亲自听人说:“当张主席接到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焚烧长沙的电令后,即交省保安处长徐权计划,与警备司令酆悌会商,决定在临撤退时实施。参与其事者有保安处第一科长和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这两个人在长沙大火逃出城外,潜回湖南资永原籍。”由此可见,3个替死鬼和他们的部下都不过是承担“奉命放火”的准备工作的人,并不是发布焦土政策命令的人。
他们为什么从放火的准备者变成放火的实施者呢?这里也有客观的原因。当汨罗江一带战事失利后,信息不通,长沙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11月12日晚,街上的警察和保安团劝告商民迅速搬家,在大街小巷的口子上早已放上易于引火的柴草汽油,“奉命放火”的人们生怕敌人到来后把长沙团团围住,逃走无路,将会和南京沦陷时被困在城中的30万军民遭受同一命运。他们估计敌人一定要来,长沙一定要沦陷,不如早点放起火来,完成这一“焦土清壁”之任务,好去逃生。据当时亲身经历的人说:“12日晚间,军警在放火的准备计划中,决定在天心阁举火为号,因为天心阁在长沙城中地势最高,四面都可以看见。号火一起,四面响应,立刻可以把整个长沙城焚成火海。”据说在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急时刻,不知道何处首先起火,于是各处一齐点火,数不清的火柱冲霄而起,黑烟把整个长沙城吞没了。谁知道,“焦土”、“空壁”实现了,“奉命放火”的任务完成了,偏偏敌人没来。
蒋介石在南岳“隔岸观火”以后,得到敌人自汨罗撤兵的情报,便在全国痛骂声中,于大火后第二天回到长沙(此处误,蒋介石来长沙处理大火案,时在11月16日),当他走上天心阁观望,发现全市繁华街道片瓦无存时,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起,口中哼哼叽叽。随行人员窥破蒋介石心机,暗地里告诉别人说“不好了,委员长要杀人了!”果然不出所料,当天就找了3个替死鬼,借他们3个人的头来搪塞全国人民的痛骂。这就是蒋介石的“有功归自己,有罪诿别人”的惯弄的手法!长沙大火的事件就是这样结束的。我呈复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见书附录《调查长沙大火灾案报告书(摘要)》)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作者高一涵,时为监察院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长沙大火后曾受监察院委派来长调查大火原因。)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1-14 1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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