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中旬,汽车化重炮兵第一连(我当副连长)奉命从湖南黎家坪乘火车,开赴武汉战场参加会战。开始,进入阳新半壁山阵地,封锁田家镇段的长江,继而转战武双等地,协同步兵打击日军,9月下旬转移到岳阳附近城陵矶阵地封锁洞庭湖口。
10月8日下午,我部奉命撤退到岳阳车站,10月9日上午又乘火车到达长沙车站。这时,接到团长(洪士奇)命令,调升我为第五连连长,负责押运重炮弹列车到衡阳二塘交旅部。我赶到团部,团部副官向我说:“旅长(史文桂)指示,炮弹是用黄金买来的,现在有黄金也买不来,这列车炮弹丢了,几十门重炮都成废物”,要我与炮弹共存亡。我说:“这么严重,为什么前几天不运走呢?”副官说:“车头被大官调走了。”随后,我即调了20名士兵,并留下大小车各一辆,到列车停放处去接管列车。随即我到铁道司令官处去要车头。司令官还是我曾经打过交道的。早在7月中旬,重炮连开赴武汉战场途经长沙时,列车进入车站后,警报频发,便要开出站台去隐蔽,但站上人员已跑个精光,铁道两头也已锁了。押车头的排长就砸了锁,将列车驶入支道上去隐蔽。警报解除后,列车开回站台,这时来了10多个武装路警要抓砸锁人,说是严重违规。于是,列车上的士兵也架起机枪,与武装警兵对峙,我就到铁道司令办公室找司令,将情况报告后,说:“重炮列车进入车站遇上警报,车站不指挥开出疏散隐蔽,反而将道锁上,以便敌机轰炸,这种路规是为日本人服务的,不是汉奸就不会这样做,请司令官追查。”司令笑着说:“说得对,我要追查的,现在火车快开了,你回去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想到几个月后来长沙,又和他有了交道。我赶到司令办公室,当时室内人很多,我即大声喊“报告”,又挤到人前向他敬礼。他的记忆力很好,认出我来了,笑着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我们旅长派我押运重炮弹列车,来请司令官调车头。”他说:“车头现在还没有,你明天再来。”我即退出,心想这司令对我有点好感,明天要好好再求求他。
10月10日,长沙市上还有开着的商店、旅馆、饭店,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转移的人川流不息,有挑的、背的、抬的、用车子运的,手里还有些举着彩色纸旗,上写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不做顺民要做义民、焦土抗战、坚壁清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等标语,脸上毫无一点愁容,有些还谈笑自若,还有唱着抗战歌曲的。我向同行的军士感慨地说:“湖南是湘军的发源地,尚武精神比其他地方好。”这天上午我又去找司令要车头,在阶沿上遇到了他。他很和气地说湖南道上车头很少,要等由桂林站发来。我说:“我列车炮弹运不走,数十门重炮就成废物,我们旅长要我与炮弹共存亡呢。”他笑着说:“不会的,我这司令也要负责嘛!”我们还聊了些闲天,知道他是保定生,也认得我们旅长及邵柏昌炮兵指挥官。
10月11日,长沙市街上,有些抗日宣传队的人在写日文标语,凡是有空位能写上的如墙上、板壁上、屋山头上、铺板上、电线杆上,红的、白的、黑的,写得不少。我想长沙是要放弃了,即找退下来的人问前线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个,都说在汨罗江防守。疏散的人群还不少,但没有昨日多了。我又到车站向司令官报告街上写满日文标语的情况,并说长沙是要放弃了,司令官看还有几天?他笑着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写日文标语是要市民赶快疏散,这是我的看法。车头呢,桂林已发出来了,你好好等着,明天不到,后天准到。你们青年军官专动脑子不行,还得有点耐性才好。”回到列车上已是下午,弟兄们上街买不到吃的。我说:“你们还没吃饭吗?”一个军士说:“连长不在,没有向你报告,火车站堆面粉的地方,没有人看守,我们搬来了几袋。”我说:“要先拿点给狗试试,不要是汉奸放过毒的。”他们说:“中午我们吃了一顿饼,没事。”这几天,日本只来侦察机转转,没有轰炸,天时也很好,都是晴天。
10月12日,我上街一转,街上行人很少,家家的门大多都上了锁,间或也看到几个人,均是穷苦人,无法转移。但是,极少数保安团的兵还在巡逻。我是坐小车上街的,在市内转了些街道,的确找不到有吃的东西出卖,前线退下来的人,大多都顺着公路走了,因为市内无人,停下来也不便。下午我又上街看看,这一次使我紧张了。到处都有保安团队的兵砸门、打窗、打木板,在一些房里架柴堆。我转了几条大街,都是如此。保安团队士兵全体动员了,我这小车通行无阻,因为他们认为坐指挥车的人都是大官。我想要火烧长沙了,得去找司令官报告。赶到火车站,才3点钟,全火车站的门都关上了,司令官也找不到了。找个站上的人问问,也找不着。我泄气了,我想这老保定生,把我骗得很周到。又想他要我好好等着,明天不到,后天准到,列车出不去,他也有责任。我心里非常矛盾,情绪也很复杂。又想到前线总指挥还在前方,等他退下来再向他报告,随他后退。我就无可奈何地老等着。天黑了,士兵来向我报告,满街点火了。我想火车头看到长沙起火也不会来了,必须去找炮兵指挥官邵柏昌或战区长官部报告。但我向后走,也得将弟兄们的心安下来,警戒好列车不出意外。于是,我集合20个弟兄将这几天要车头时同司令官的谈话讲了一些,又说:“前线还在汨罗江,就是今晚撤退,步行还得走3天才到,连长要与炮弹共存亡,这是旅长指示,可是不能没有你们,连长死后,你们是可以回去的,我现在去找长官部或邵指挥官,天不亮就可以回来,你们要好好警戒列车,大家有什么主意。”大家说:“连长快去快来,我们不会离开你的。”
这时,天已黑尽,我即上小车,向驾驶员说:“凡路旁有红灯的地方,都是指挥官在的地方,注意搜寻红灯。”车行到岳麓山下,就听到警戒兵大喊小车停下。我问他们是哪部的,一个排长走到车旁问,要到哪里去,我说是重炮旅的,到炮兵司令部去找司令。由于我声音大,夜间传得很远,公路山脚下都听得很清楚。忽然,有人问:“你是张士英吗?”我一听是邵指挥官,即回答“是”。就手拿电筒走到他站的地方,大声报告说:“旅长派我押运炮弹列车,向铁道司令官要了4天都没有车头,现在长沙在满城放火,特来找司令官报告。”有一位问,是什么人放火,我回说是保安部队的人。这人又说:“车头我们会调来,你现在送两位参谋到市区看看,你要送他们回来。”随即我同两位参谋上了车。在车上,我问:“陈(陈诚)长官在吗?”一人回答说:“叫你送我们的,就是他。”我们在城内转了些大街,也围着城转了一圈,火势正旺。还看到湘雅医院门口,站着观看大火的几位外国医生,全市唯有这所外国医院没有烧。间或也看到有人在搬东西,但只看到二三次,并没有听到呼声、喊声、嚎哭声。送回两位参谋,回到列车上,我很高兴,很舒畅,将情况向弟兄们讲后,就安心大睡了。在这几天内,弟兄们还在公路上弄了8辆新式小轿车,停放在车站上。他们事前同我说过,一路丢下的大小汽车不少,没有停车位置了,否则弄上几十部没问题。
10月13日,我起得很晚,乘车去郊外打听前线的情况,获知我前线还固守着汨罗江,便到岳麓山去找邵指挥问问。车行到山脚,又遇上昨夜同车看大火的一位参谋。他告诉我,邵指挥官今早到衡阳去了,日军退了,前线没事,车头也会来的。我回来时,听到一架飞机声。这时,长沙烟雾满天,离城10多里,抬头看不见天。夜间大火仍旺,因长沙多是木结构房屋,上面是瓦,燃烧时间长,瓦塌了火更旺。当时,街道上看不到人,火车站如同白昼,八角亭都点了火,火车站未点火,真是万幸。
10月14日火势稍弱,前线仍很平静,长沙上空不断有日机来,但没有投弹。街道上看不到人。下午约2时,听到火车声叫了,我们很兴奋。不久车头开到列车前面,有人下车来将车接上,我即向前欢迎司机,说:“等到天黑再走,路上遇上飞机麻烦。”他说:“这几天沿铁道都没遭炸,侦察机遇上了也没关系。”随后,一声汽笛长鸣,我们才离开了这座焦土抗战的名城——长沙。
作者张士英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1-14 09: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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