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沦陷时的所见所闻
2014-05-06 14:50:55  来源：本站  点击：  复制链接

　　文/李芸青

　　1944年6月，长沙沦陷。笔者当时所亲身接触，亲目所见，亲耳所闻，搜列本文，以补白我历史此一节记载之阙如，供修史者之参考。

　　笔者长沙土生土长，现已年过八十，由于先代经商，本人抗战时亦经营过烟业，于长沙沦陷前后曾未离开，故与本文所涉之人，都有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和接触，了解比较详确。如张芝文，我与他的亲侄张明凯（某内河轮船局驾驶员）有业务上的交往，沦陷时随其去过张家，与张芝文有几次接触。如凌云卿，曾为日酋营金屋以藏娇，其所占民房即我之住屋。一板之隔，于其所作所为，岂有不闻不见。如唐令欧，与我家为世谊，又是我儿时同学，抗战初期常在一起摸牌，沦陷时曾接触多次，关于他当时的活动，在谈话时有所流露，虽知而不详，亦可推知大概。如陈焕章，因其所占金萤烟厂旧址改开亚光烟厂，其过程我均在场，故认识其人。我与金蕾经理刘孟坚同是南雄湘鄂烟行负责人，与亚光厂长胡树卿同是接亚光而改营太沪洋烟厂负责人。如许德贵与柳菊生两连襟，如魏国祯，均因我之至友方传文于沦陷时，先帮贸于魏，继帮贸于许，我亦因之常为许府座上客，亦常于剧院后台与魏叙谈，故对两处情况详知。其他一般情况，则在当时人所皆知。

　　我于沦陷初期经戏剧业周文安介绍，佃有李文玉金号南侧一小铺面，与董菊生合开云记烟行，数月后拆出，又与胡树卿接亚光烟厂而改营太平洋烟厂，直至日寇投降后均未离开长沙，故对这一本不见经卷的糊涂帐册了如指掌，蕴藏在心已五十年矣。深恐人们于我有“近墨者黑”之疑，既不屑深谈，更不敢着笔，是有顾虑的。直至“四害”清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切新的事物感召下，认为“苦寒知暖切，愈暗见光明”。长沙沦陷，正是苦寒和黑暗之时，以之与今天的暖切和光明对照，则思见之情油然而生，怎能不趁此有生之年，将它写出，以这些不可以见天日的秘闻丑事全部抛出，使之遗臭万年，以表达贡献心情。

　　一、长沙市沦陷初期的伪维持会

　　1944年，长沙沦陷前夕，市内机关纷纷横渡湘江迁避河西。其中老百姓（据当时警察局户口所载约25万人）有些有条件的利用部队或机关交通工具随之远逃，有些则扶老携幼，肩挑背负，相率逃至附近四乡，尚有部份因生活无着，或病或残而无法逃出，此类人数亦近万人。就货物而言，所见能运走者，为数不多，全市一片混乱。

　　6 月19日,长沙沦陷。日率在初进城三天时，是逢人便杀，遇女即奸。沦陷后二十余日，我回长沙，偶然到张芝文家。他当时正是长沙市敌伪维持会会长，听他说：“我曾以维持会名义向皇军司令部领过四千五百余具死尸的掩埋费，其中一丝半缕因奸致死的女尸在五百具以上，这些尸体于大街小巷、室内空坪处处皆有，只臭气难闻，尸蛆满地，很不易收埋，未逃出而隐蔽的人，为数也不太少，但无法统计。”从日寇进城后，纵火烧屋之事，并不太多，因文夕火后，市民在废墟重建者仍是有限，仅焚烧了些与其守军有碍防御视线或不利之处，余则值免。惟独强奸之举，最为突出，据张芝文闻自城内难民中的传言云，日寇追找女人，是四处搜寻，一经捉获，不论老少奸淫，无一幸免，其刀光人影，随时可见，惨叫呼兮，随时可闻。在沦陷后头一周时，烈日高张，万簌俱寂，所嗅者，是余火烧焦气与死尸奇臭气；所闻者，是日寇的刺刀霍霍之声和皮鞋索索声，处处腥风血雨。尤以入夜以后，一片黑漆，以鬼影瞳瞳，乍听虫鸣蛙鼓，亦如鬼哭神号。

　　张芝文是个在县正街大乐嘉巷口经营小杂货店的小商贩，担任过保长，长沙沦陷前两天，全家疏散在南郊某处。适当时市人力车工会(黄色工会)主席凌云卿亦疏散在该处，在沦陷后的第五天，二人邀了几个疏散者(该地的市民），自动开会商议，想进城大发横财，又惧日寇凶焰，遭致杀害，乃自制白布旗子,上书“欢迎”字样，跨越死尸堆群，走近皇军驻地。在盘询张芝文以长沙市商界特派代表身份，凌云卿以长沙市工人特派代表身份求见，表示“欢迎皇军”。经日酋接侍后，当面交待了两项任务：一是限期扑火各处余火，拖埋全市取死尸；二是张贴安民告示，号召居民回城。于是二人借日酋之势，对已回城难民，派其掩埋任务（可以折钱代役），对因流浪来城乡民，抓派其承担掩埋苦力(略有生活补贴)。事竣之后，他们从中领到了一大笔掩埋费，同时并以伪维持会长名义张贴全市居民回城各安其业的安民告示。不久，外逃难民而陆续归来者，日益众矣。

　　当时我曾亲眼看见张芝文等一行十余人，均手执白旗，至近郊各处，去劝难民归家，动员农民送农副产品入城应市等情节。亦曾于街头见过以张芝文为会长的伪维持会所张贴的布告，大意是夸耀皇军仁恕守大，劝导外逃难民回城各安生理等内容，惜未抄录全文。

　　当时，凌云卿任敌伪维持会副会长，他在搜埋死尸中，曾与商务省日酋松井打过交道，知道松井权力大，物资多，想据有些商品业务以自肥。他有一年方十六岁的闺女，姿色可人，乃偕至坡子街西协盛药店内松井官邸面呈，要献其女作松井外宠。松井以年逾五旬，官邸不便居住女眷之苦衷告之。凌云卿以年龄悬殊无关，住房由己去找；松井一笑而默许。凌云卿遂觅得福源巷19号（即我所居之屋）弹迫我出让所居正房以作其金屋，占入后以盛宴邀了松井前来饮宴，并导与其亲女奸宿。有了这一层关系后，凌云卿乃得以套购了不少商品，从中赚了不少。不过日酋对二人甚是鄙视，对二人所主持维持会活动，亦放任自流，无所安排，待至伪长沙市政府成立时，便将二人一脚踢开，无任何名义了。该二人在解放以后，均被镇压。

　　二、长沙市傀儡政权的筹备和成立

　　长沙沦陷后，日寇为了掠夺我省市农副产品物资，以解决其军用物资之要及顺民生活之需，必须须建立一个像样的槐儡政权，以繁荣市场和压迫人民，籍以稳定人心，时在积被物色人选。而张芝文之流，资历不够，亦非衣冠之輩，缺乏号召之力。故久悬未决。后经物色遴选，乃定唐令欧任伪市长。关于唐令欧任市长之始末，当时盛传如下内幕：是时九战区长官薛岳获日军正正物色伪市长人选的这一情报，正为了长衡失陷，使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对之信任更为骤减，乃思以“曲线救国”的办法，须派有得力人员钻进其傀儡政权，他亦在物色其人，认为我省亲日派人物中，而在双方上层能昭信誉者，仅唐炳初一人。他是日本士官学校陆军科第一期毕业的老前辈，与老牌日酋屠山满及当时侵华大日酋冈村宁次等，都有同学和友谊关系。薛岳知他已退息在平江三眼桥本人所置的田庄上,该地在日军某次进攻长纱行经该处时，曾在唐炳初与日军的一语交涉中，使该地四周安然无恙，未受涂毒（这些情况，究竟是事实， 或为谣传，不得而知，不过已为当地农民所传播。）。传说薛岳曾派人前往三眼桥，劝说唐炳初出山，遭到拒绝。所派之人乃取出薛岳手令，经协商后，乃同意其儿子康天德代之而出。 因他也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十七期毕业的，并担任过何健部下的骑兵团长，资历学识都能应付。但要求薛长官给他父子一点把柄，说者以“手令”即把柄，并说老头子（蒋介石）通知过军统，赐其代号为“令欧”为今后登台演习时应用。于是唐天德更名唐令欧。乃只身来长沙活动，唐炳初则仍居乡遥控。唐令欧到长沙后，日酋认为是合适的人选，未几这一傀儡政权的筹备诉宜，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以后，即将登台。

　　我与唐令欧系儿时同学，壮年牌友。唐令欧来长沙后，在一次偶然的会见中，我将上述的传言，当面询问过唐令欧本人，他笑着说：“恕我不便答复，信之则有，不信则无。”我认为他已是默许。究竟是否默许，皆非局外人所知，谨此提供参考。

　　我省亲日派中以唐炳初资格最老，声誉最高，而相与伯仲之间的要算周可均了。他绰号叫周四煤灰，曾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湖南有军阀混战时，他当过北军的财政厅长，是位老日本通。此外就算柳菊生了，他虽未到过日木，但他在上海时，曾与当时日商石冈打过交道。他在长沙开有柳记纸号，为我市 纸业巨商，也为日酋所信任的。还有个倒了台的旧军官许德贵，是柳菊生的连襟，是个亦官亦商的人物。此外有唐生明外侄魏国祯，亦青年俊逸。这些人都是为日酋所器重而罗致的人物。日酋迭与诸人商议后，除唐炳初、周可均退居幕后外，其余诸人，在皇军的封赠下，以唐令欧（天德）为伪长沙市政府之市长，以柳菊生为伪长沙市商会主席，以魏国祯为日本万昌洋行经理，许德贵未公开任职，仅以私商身份出现。至于伪市政府的其他工作人员则由唐令欧选任，伪市商会人员由柳菊生选任，并分列名单报请皇军批准，订于1944年X月X日在中山路（现百货公司右侧农场办事处）设立伪长沙市政府，办理一切有关市政公务。在伪市政府成立的当天，除大小汉奸及日酋参与外，还遍请我市所谓之“名流”。我因与唐令欧的私谊关系，也被邀作“名流”而参与观光。是日狂风不息，大雨倾盆，所悬各色彩旗湿成一它，所燃鞭炮，全无响声，所有到会者已预感其不景之气。开成立会的前数日，柳菊生积极参与了筹备事宜，而成立之日，忽然不见。唐令欧的就职演说，声嘶气哑（当时尚无扩音设备），且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中，即便是來在前排的人也听之不清。待日酋讲话，亦未带翻译，个个听之不懂。大会仪式中，还演了一场授印接印的过程。到会人数约二百人，小半数是因私人关系而被邀请 的，大部份是与其政权有关系的人物。仪式结束后，伪长沙市政府的皇皇布告，已贴满大街小巷，然则议者纷纷，而看者寥之。

　　唐记伪市政府的成立大会，张芝文、凌云卿均未被邀参加。日酋让其知趣自退。该二人亦自知巧纱落空，皆转入投机、抢购之生意行列中去了。

　　三、柳菊生的出走，与陈焕章的上台

　　沦陷前的长沙地方机关和官吏，在“守土有责”之口号下，大都逃避河西。传说柳菊生筹组伪市商会时，有人劝过他，要他先与河西方面取得联系和同意后，才有底有面，方可粉墨登场，免致腹背受敌。因之柳菊生几度派人到河西联系，未得到明确表示。后只好亲到河西，找那些“守土”官来，由于过河时巳为日本宪兵队所注视，深怕回长沙后有吃哑吧亏的可能，待会到“守土”官吏”时，所商条件等等，亦怕不易应付此“乌纱”，乃不告而走，远飏于桃花江、津市一带，暂时地隐蔽于行商行列。

　　左学谦避居河西，淸风两袖，寄人篱下，但该住处并非桃花源，不过非日寇鞭长所及之处。由于左学谦唯有一足的盛誉，日酋欲建长沙傀儡政仅,早巳慕名属意于左学谦，虽辗转找到其同宗后辈而经营过米业的左鉴泉前往劝驾，当面受到拒责，乃放弃了这一要求。迄唐炳初父子和周可均诸人出面组伪长沙市政府时，才放弃此意，但对伪市商会主席一席，仍然属意，曾再次派人前往劝驾，同样遭到拒绝。所以日酋只好退而求其次了。谁知左学谦向柳菊生晓以大义，使之悬崖勒马，而且日酋所图全部落空，实为我市工商界可传的佳话，而左学谦的松柏意志、民族气节，足令人敬仰的。

　　由于柳菊生出走后，其伪市商会主席一职的争逐，仍是大不乏人。结果由原针织业同业公会现理事长陈焕览登上了伪市商会主席的宝座。伪市商会成立时未举办任何仪式，仅有有一纸皇军批条，由陈焕章将原臬后街针织业公会旧址，改作伪市商会办公处，仅是门前挂上一块牌子而已，实则该处即陈焕的私衙，峰门为其向日寇承包土产代购和加工及敌资的套购和承销，是个有进有出的交易所。

　　本段关于柳菊生出走各情是得自于许德货的口述，关于陈焕章的上台，因他是亚光烟厂董事长，我是接守亚光原址而经营太平洋烟厂的一员，故知之甚详。

　　四、在日寇屠刀下的长沙工商业

　　长沙沦陷的头一个月里，一方面敌伪维持会会长，张贴安民告示，号召全市居民回城重理旧业，另一方面，劫后难民迫于生计，也逐渐回城。有的回到了残破的旧家，在偏僻街道者，仍是住家，在原热闹街道者，多邀伙集股营业。有的看到原热闹街道的某房尚无人回来看守，而与之有至亲或友好关系，遂以代之守屋名义而迁入营业。有的原热闹街道店房房主本人未回，但派专人來看守的，他们受人劝邀而以佃租作股合营。于是经此一个月时间，几条原热闹街道的商店渐渐恢复了作业的常态。而其所经营业务,则以卖吃的方面为主。至于, 销售的纸烟、布匹、药品及军用生活物资者，间亦有之，不过多是些有“狠”的人所经营。吃的方面甚为广泛，有较高级的酒席馆，如潇湘、三和、西濠、奇珍阁等家。中低级的饭菜馆，则每街都有，热闹街道有多至十数家的。火宫殿的棚店人流，也是川流不息。至于茶面馆和旅馆，更是普遍，但高级者没有。妓院娼寮间亦有之。惟独赌场之广泛，则是长沙市有史以来所仅见的奇迹，如金融机构的司门口中国银行，如最繁盛的八角亭介昌绸庄，如藩后街地方法院等处，均已一洗以前的招牌而变成了公共赌场。其他如以在火烧坪中，利用断瓦颓垣将出进之道，改得弯弯曲曲深奥隐秘者亦复不少，有东门捷径街口,司禁湾至大巷处，南门外当铺巷处、邵阳坪、县府坪等处。其中賭社板有湖南湖北之分，湖南帮以舒仕杰为首，占据介昌赌场，湖北以肖德贵（又名消得快）为首，占据中国银行，舒仕杰的另一支场是在旧地方法院坪内。

　　几个月以后，日酋抬出了唐炳初父子及周可均、柳菊生、许德贵诸人等组伪长沙市政府，是时人心略微安定，先后来城者更是逐渐增多，约近十万人了。街头照明电灯，恢复了部份，它不是由电灯公司发电，而是由私人用汽车马达发电，可供一或数千盏使用，如商人李松山、周兰四是首创人,相继营此者，亦颇不乏人，故各热闹街道，基本上有电可用。随之有戏院之设，首是由赵梅生诸人在苏家巷开乐声戏院，随着廖运生等在蔡锷路、中山路的西南拐角处，开新长沙戏院，最后由李子恕等人在南门外民宪女校开新民乐戏院。该院开时不久，当时发行货币叫做储币，日酋为了保证储币的价值稳定，定期定量的抛出食盐、卷烟及布匹等物资，只准储币交易，但是四郊及邻近各县未沦陷处，仍使用法币，因之形成了兑换互差的比值。当时农村粮食及农副产品每日运来长沙者，均以独轮车或肩挑载运，以数千至万辆计。而滨湖各县商人的粮食、鱼虾，多有由船运来长换盐、布者，亦有以法币购由宜春、平、浏等地产物或外地输入者，外貌呈现着暂时的活跃。

　　五、长沙市沦陷时几个头面人物的活动点滴

　　长沙沦陷时（有个别不属经济性质的）其头面人物虽是各居其位，各谋其政，各取其需，但此中行色，各有千秋，不可并论。其中小头面人物（包括湖北佬、苦力头、地痞、嗜徒等）则花样繁多，不胜枚举。现简述于次：

　　伪市长唐令欧的所谓之市政措施，其政令不超出我市城墙范围，城墙外是国民党“游击”活动区，虽有“曲线”之默契，皆非中低级人所知，时刻有生命之虞，故不敢越雷池一步。他的繁忙公务，就是周于“游击”，天天为这些人解决钱和盐及情报等问题。是什么情报呢？就适日酋经常要到四乡去示威、掠物、抓人，一行荷枪实弹者百余人，这一行动当时术语称之为“老东打闹”（“老东”是沦陷区人呼日寇的代语，“打闹”是日寇下乡抢掠的代语）。此一情报，唐伪市长有传达的必要，使“游击”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双方麻烦，故唐伪市长必虚与委蛇，致疲于奔命。唐令欧是公子哥儿出身，最好脾赌狗马，而木懂生意窍门，因之发财无术。他曾做过一件全市居民快意的事。事实经过是：有湖北佬肖德贵者，人呼之为“消得快”，意谓消灭此恶徒，能快为好。他是随日寇攻陷长沙来的，担任日寇搬运物资的“苦力头”。他强占我市司门口中国银行址作赌场，继又售出大批鸦片烟土，与原胡开文笔墨店的小开胡定安为之掌挺销售，数日之内使全市烟馆林立。他吃喝于茶楼烟馆，从不会钞，恣遥于娼寮妓院恶霸，向较大商店“购”物，不仅不予付钱，反而按店大小，由其自订月规，限其缴纳，如忤其意，则拘屯宪兵队施以毒刑，市民不敢控于日酋,皆相率告于伪市政府。唐令欧以之诉诸皇军，尚多方庇护，唐令欧乃以去市长之职相要挟，乃准其拘询。“消得快”被拘之次日，在伪市政的大张罪状上，详列一百余款罪行，即将之枪毙于南门口示众，因之“庆父色译”，民心称释，此唐令欧上台后之第一个响炮。又如某次美国飞机失事，跳伞人误落于我市市区内，据说是唐令欧的多方设法下，将之转送外出。

　　唐令欧在长沙城内的一切活动，实则都是在唐炳初居乡遥控之下而进行的。

　　柳菊生是长沙东乡长桥人，开设有柳菊记纸庄，本人经常在上海设庄采购纸张，兼理我市数个纸店驻沪事位（俗称代庄），约拜过青帮头子黄令荣、杜月笙之门，手头经济总是活跃？某年为了想大出风头，自抬身价，经过一番穷患索，做出了一椿别开生面的大骗局。因他与上海乡匪暗自勾通，请乡匪对他来了个假绑票的戏剧性行动，一面请绑匪投倍勒索赎款，一面派其亲信报案，登报，到处呼吁，闹得上海满城风雨，纸上报导其花去一万元赎票的辨绑经过，全是在自买自卖，自设假局的欺骗之举。据说，柳菊生事后还是酬送了绑匪及为其设局的报界和青帮诸人，实花去了一万元。由是其声誉鹊起，不胫而飞，震动了驻上海之日商石同，慕名与之结交。柳菊生的接待亦极尽豪华阔绰。如是石冈乃将所积压最久之大批纸张，概予减低售价，允予远期付款的更惠待遇，使柳菊生平步青云,一跃而为富商，并娶湘剧小生的陈福顺为妻。湘沪各商业银行及各钱庄，与之争做汇兑及借货交易。凡事物规律，是悖入者必悖出，得之虽易而守之却难。未几，柳菊生竟遇到某生意失利事，曾倒过湘沪某些商业银行和钱庄的货款，经某些台面人物出面调停，卒以破产了事。破产是假，赖帐是实，财物早已换户转移，以致后来湘沪商界对之毁誉参半。柳菊生虽几蹶几起，但任不失其商界佼佼者的地位。长沙沦陷后，柳菊生为筹组伪商会的活动积极，日驻华中区商务大石冈闻悉时，而柳菊生已只身走津市，石冈欲召柳菊生归来，柳闻讯后，派由其连克许德贵与之挂上了钩。直至陈焕章的伪市商会成立后，柳才捉密回长，经与石冈接触后，乃改变了原战略战术，由明转暗，由台上转入地下。抬了许德贵上台。柳菊生的夫人陈福顺是许德贵姨太太的姐姐。许德贵原在唐生智部下当过兵工厂厂长，自倒台以后，曾在东门捷径开过花园饭店，均不甚得意。此次经柳菊生介绍与石冈交往后，尤恐表露两面力量不足(表者东京，里者重庆），经派人与蒋介石亲信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取得联络后，由李玉堂派有其亲信陈石清前来与许德贵配合行动，遂在南正街夏德昌针织厂旧址开设恒昌贸易行，对外以代李军长经商作幌子，从未打出日酋旗号。柳菊生与石冈重晤后，故人相聚，欣然给以一万匹布、五千担盐的售额，由是辗之运之经之营之，盈利不少。柳菊菊生隐于幕后，从中渔利，更是笑逐颜开。恒昌最大的一笔交易，当时是非常秘密的，亦非深知其内幕者，很难得悉全貌。就是在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时期内，石冈曾召恒昌主要人面谈，略略示意，日军即将退军，其所存湘商货。只要是便运便销者，全部交付恒昌，限二十天内运光，只能提前，不能延后。三日之间，恒昌内内外外堆满货物，半个月后又一空如洗。此项货款，石冈表示，除恒昌赚项可以自处外，妇款暂存恒昌，不许挪动。数日后，宣布日寇投降消息传出时，石冈再次表示，此货款由于本人将名列战犯无法带走，仍存恒昌，今后或取或寄，俟机再定,匆匆而去。长沙市光复以后,接收大员是军统的金远询、罗照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明査暗访，有些眉目，遂于某夜将全城汉奸抓进监狱，柳菊生与许德贵均未例外，但他们二人只承认与石冈有商业往来，并不承认有“大交易”。

　　经金远询由日酋战俘营中取到石冈供词与柳菊生二人对证后，由于事实确凿，数目相符，只好交出石冈存款，还是闪有李玉堂之背景，均获释放。这一内幕很少外传，而恒昌诸人只是空欢喜一场而巳。

　　魏国祯是唐生明的外侄，即唐生明之姐姐魏姑太太第三个儿子，人称魏三少爷。自日寇陷湘，魏因祯赶来长沙，手执唐生明与他们的往来信和合照像，找至日酋驻地求见，接见时萍言其舅在长沙沦馅前有所面示，嘱其前来联系。经日酋与南京汪伪政权联系后，证明所言属实，遂赴任以日商万昌洋行经理。洋行先设于府后街，后迁于南正路，专以经销敌伪轻工业产品为主。魏三少爷上台以后，捞钱本领还算不错，但是因其本人爱穿喜嫖，挥霍甚巨。后来赏识了当时住乐园剧院的,湘戏女旦角小曼如(赵梅生的养女，从彭风娇一艺)，将之藏之七金屋，耗费不资。不过这位魏少爷因年龄太轻，资练不足，社会经验更少，在其乐不思蜀时，对所经营业务，疏忽与谬误百出，常为其左右追随者所乘，致众肥独瘦，到头来狴犴入狱者仍是魏三，本人毁灭了。

　　六、陈焕章所垄断的长沙市工商业

　　长沙市伪商会屯席陈焕章登台以后，他把伪市商会作为他的私有财产和个人交易所，至于全市工商业，只能唯命是从，许者即有被日本宪兵队抓捕拷讯之厄运，全市商人无不恨之入骨。

　　日寇陷湘后，拿出大批食盐和卷姻出来向市民销售，此二项物资，控制本来严格，一贯是由日军自理，而陈焕章居然从日寇手中取了到这两项物资的专办权利。

　　如就食盐而言，日酋对市民供应办法，是计口授盐的，毎人每日有一定的定量。陈焕章既浮报固定人口数量，还借各种花样的供应请购，待取盐时，当给者少给或不给，给时又克秤增价，这些不法行为是其惯例。而浮报及借故外增之数，全部入其私囊。此中还有甚者，如日酋将以整批食盐向四乡斟换农副产品时，陈焕章闻风即将它承包下来，以贱价收购农村产品，对食盐则抬高售价数十倍或百倍。陈焕章对这些并无所忌惮，并不暗地进行，日酋也视若无睹，市民则噤若寒蝉。

　　又如日酋抛售卷烟，是与分配、批发食盐同时并行的。陈焕章只要风闻，就得捞到手中，由己承购承销或加工。日寇的旭光牌烟，原是供军用的，经由武汉制成运长沙再分配吸用，因非商品，并无价格，初时只有日兵持烟向市民兑物，街头上经常听到“大八哥（烟）所交（兑物）”之声。因物以稀贵，虽一包之微，甚为珍贵。后来日酋感到需要广泛，武汉来烟实是供不应求，乃有在长沙增制“旭光”烟之决定，并由陈焕章负责，原料及小型机具由武汉运来，还增手工卷制以补不足。烟价定得甚高，且限购甚严，售量不多，甚难满足需要，尤以湖滨一带来采购者甚众。陈焕章有见及此，认为机不可失，决定自开烟厂。他看到坡子街刘孟坚所开之金蕾烟厂已迁厂逃难未归，仅留胡树卿（又叫胡二疯子）在为该厂守厂。陈焕章强占了该厂厂房及所有未搬走的全套生产工具，将之改营亚光烟厂，经胡树卿夫妇反对制止，陈焕章知胡树卿其人在西城一带，人缘甚好，不好等闲对待，乃利用胡树卿夫妇对卷烟技术之专长，乃结合其入厂共事。亚光烟厂不收外资，为陈焕章独资经营，全厂人员为计件或计时制，派其亲信范七任烟厂经理，以胡树卿为厂长，以胡妻胡顺卿为技师，自居幕后。依“旭光”烟式出“豆光”牌烟。烟有令纸、粉纸之分，价格低于“旭光”，自出烟应市后，颇受吸客欢迎。从长沙市说，几户有储烟，人手一盒，由于销路日广，每日产烟五至六大箱(五万支箱装)，更引起了滨湖各县烟商纷纷前来采购外，销业务繁忙，财源不断而来。伪市税局靳江河税卡柏桂云，专一搜掠由湘潭下方运来漏税烟叶，供陈焕章亚光烟厂采用，解决了该厂部份烟叶來源困难。

　　七、陈焕章设假睹局骗财害命

　　陈焕章又在烟厂后面洪家井强占了冯家井小学校址，将其中部分作为本人私邸，将所多余的房子，经过一番简单改建后，划成若干旅馆式的房间，遂开设一家不挂招牌的旅社。广纳由津市或滨湖各县的旅客，也有由宜春或平江、浏阳一带的旅客。这些来或东或西方面的旅客们，多乐意住在这一不挂招牌的旅社呢。因此旅社与其他旅社有不向之处，因它对敌伪方面的一些非法麻烦，可以取到对己的保护作用，它对客商的银钱货物寄存储放，可以保证安全。它对客商来长购货卸货或当场交易，可以提供一切方便。它对旅客们的寻欢作乐或嫖或赌，可以使之称心如意的满足。尤其是为旅客们搞套购、抢购、代购等非法经营，颇为突出。所谓套购，是由陈焕章向日酋以备价或偷取的卷烟、食盐、布匹、磁物等，以高价售与所住旅客。所谓抢购，是指由日宪或伪市税局所查获或拦窃由江西宜春运来的颜料、令纸等，以少价或没收方式进行掠夺后，而转售与所住旅客。所谓代购，是指由津市及滨湖各县来长采购外产或长产物资而寓居其旅社的旅客，允予承办其代购任务，并给予其敌伪税务或运输上的一切便利。故旅客们均将其所携带之银钱货物，寄存其旅店。初时很讲信誉，颇受旅客欢迎和感谢，继见钱物的储存越来越多，乃椐为己有。儿经筹思,乃招范七(亚光烟厂经理)前来，告诉之设假赌局事宜，范七推介了以使假赌具擅长的石三。石三又名十三太保，在与范七谈此交易时，他说:“我只能拿刀但还要增个接血的，方能胜任。”范七问他：谁可当此助手？”石三推荐了唐 兴。范七旋即转告陈焕章时，陈答应照办，并谈妥了分利的成数和诱饵旅客的办法。

　　于是，陈焕章就本旅店内，精辟了一间赌室，即各个串连，邀了所有旅客参战，呼卢喝鸩，气派甚豪，但赌场上不许用现金入赌，由其发出筹码代之。初时石三、唐兴人虽在场，只偶然出赌，互有胜负，因之旅客们皆安之若泰，未防有他。三日以后，石三握得赌杯，抛出了假赌具，乃节节胜利，旅客们越赌越输，则越输越赌，连续十余日之久。胜者为唐兴之流，石三保持平衡，而旅客们皆光光如也。陈焕章除抽得大量头钱外，把所有旅客的存款存货已是一扫而光。当时其中个别旅客，其钱源皆非己有，无法归还，乃被迫自杀，未自杀者亦 因食宿不支，纷纷借故逃去，而石三、唐兴二人见大事巳成，遂向陈焕章索取应分之利，而陈却借故将石三拘押于日本宪兵队里受刑挨拷，唐兴则因某种原因得以幸免。

　　为陈焕章设假赌局的配角唐兴见主角石三被陈焕章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不敢正面与陈焕章较量，乃迁怒于亚光烟厂经理范七，因他是设假赌局的牵线人，当时求这两个赌徙时，他从中讲了话负了责的，结果陈焕章发此横财之后，不仅不分润些微利给当时的持刀和接血的人，反倒打一耙，将之送进监，虽是陈焕章主谋，而范七一定与谋，乃迁怒于范七，有杀范七之心久已。唐兴知范七对劫掠宜春运来物资，甚感兴趣。故每日在街头游来游去，总希望能遇到范七。某日黄昏前，唐兴在正南街，见范七匆匆而来，故意走上前去，满面笑容的打招呼以后，将范七拖至街边，很神秘地向范七说:“范七哥！闻有宜春客运来大批黑锭粉（颜料)，我亲眼看过五瓶样品，不过这一次，你一定要让我打湿了手，我才愿意牵这根线”范七说:“这次是我个人与你来合作，也不会让陈涣章知道和插手，决不会外你的，放心好了。”他二人达成了协议后，范七要唐兴带路前去，问道：“客人住在哪里？”答云：“住在南门外白马庙。”范七不疑有他，乃迫其同往。他二人边走边说，经大古道巷、鸡公坡、县正街、和乐街，必跨过天心阁，过铁路，才可到目的地。土人正跨越天心阁下段时，唐兴从衣内拙出匕首，逼者范七朝天心阁上走去，范七左顾右盼，见四下无人，一片荒芜，只好依着唐兴匕首所指，向前走去。沦陷时期的天心阁，白天尚是人迹罕到，何况是黄昏时候，唐兴将范七直逼到城堞最高之处，范七更是哭泣跪拜，声泪俱下，唐兴忽慨然道：“好吧！不杀你了，留个全尸给你！”一语甫终，即一脚将范七由城墙最高点踢了下去，尤恐其未死，又按其被踢坠之处，投下大石数块，预计必有一石命中，必死无疑。但他还不放心，随即拾级而下，转到城墻脚下，只见范七例卧血泊之中，仍在呻吟，唐兴即搬取原投大石，正待举击时,而范七顿时苏醒，一见此状，更是惶恐，爬至唐兴脚边，跪抱其脚，乞求饶命，恳求念及家有老母妻儿，靠其抚养，乞留其狗命，并保证明日早晨由其私人拿钱贴补上次假赌局应分得之赌款，按数送上不误。并对唐兴今天的行动认为是应得的教训，只有感恩，决不计较。唐兴一时手软，其所举夫石放了下来。唐兴要范七跪在地下对天发誓，保证完成所乞求的各项，如不兑现，将会得到雷打火烧的天谴，将会受到枪打刀杀的惨死等等,范七唯唯听命，一字不漏地跪着发誓。唐兴乃将范七由城墙脚下扶至城南路马路上，为他叫了一部人力车，言明送至坡子街亚光烟厂。在扶上车时，唐兴叮嘱明早必得守约，免我再来找你，范七亦再三保证决不食言，并为之将车帘挂好，人力车才顺道而下朝向南门口拖去。唐兴直望着车的后影，尚痴立未走，不知在想些什么？

　　范七乘人力车回到坡子街亚光烟厂时，正值全厂人员晚餐，众人见状大骂，扶着范七回房安歇。范七令人速去请陈焕章来，众人问其受伤情况，均被辞扬手所止。半小时后，陈焕章赶来，即摒退众人，关着房门，他二人在房中商谈约一小时后，房门启开，陈焕章除交待胡树卿为之请医疗伤数语外，即匆匆而去。烟厂诸人皆忙于为范七治伤，均不知伤自何来？均不敢问其究竟。

　　当夜十二时，唐兴在家睡觉，不料门外警车骤鸣，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队正破门而入，二话没说，即将唐兴带上手铐，打入警车，呼啸而去，唐兴之妻母亦不知发生何事，只有待出外打听，再谋解救之法。

　　唐兴波抓入日本宪兵队时，并未问过任何口供，而是取出各种尚未用过的新式刑具，将唐兴作为试验品，逐一的作了试验，唐兴已不省人事了，于次日清晨用汽车将这半死的唐兴载至南门口，执行了枪决。随之，有布告张贴才知唐兴是因杀人罪而被处死的。

　　八、陈焕章的最后下场

　　因果报应之说，本属无稽之谈。似是以陈焕章的下场而言，似乎冥之之中，又有所灵验，姑就实际情况，不加渲染而言之。

　　长抄沦陷期内，闻有美机空袭，日袭有之，夜袭很少，亦从未在市内投过一弹，故全市居民如视若等闲，并无“躲警报”的习惯，而敌伪政权并无防空设备和措施。可是偏偏于某夜竞有美机空袭，当时警报未传，灯光未媳，居民未避，美机飞临市之上空，投下数弹后退去，那些炸弹全都地命中了陈焕章所占据之冯家井住宅及所开设的未挂牌的旅社，一时天崩地裂，烈焰冲天，陈焕章未曾逃出，被炸得血肉纷飞，已烧成一它黑炭，连全家十余口人均波炸死烧焦，无一人幸免。其所掠取之不义财物，皆藏于此间，亦是全部灰烬。此次夜袭，四 邻波及不大，除房屋略有微损外，未死亡一人，迄抗战胜利日止，我市再未发生过空袭情事，更谈不上类似情况。当时全市商人居民闻之，无不拍手称快。

　　陈焕章被炸死后，当时的日酋和汉奸们对之并无任何表示，十九具枯尸，还是由街道掩埋，而范七诸人皆避不见面。陈焕章死后，伪长沙市商会，再也无此之设，亦无人继任了，人们亦日久健忘。

　　陈焕章被炸死后，范七的靠山倒了，又恐他人寻仇，匆匆将陈焕章所开的亚光烟厂结束，捞了陈焕章未被炸毁的部分余荫，悄悄外逃，不知去向。其厂址仍回到金蕾烟厂，由胡树卿接收过来，与李芸青合营太平洋烟厂。

　　日酋自伪市商会无形消失后，其商业策略，改为了各个接触，减少了居间之中层麻烦，较大者虽多，但甚是隐蔽，而小者、群者，则走日本宪兵队的途径，多是些承包、代办、加工诸业务，是粮食、农副产品诸方面的。而代销业务，是为活跃市场，皆取开标式方法，以太平街西牌楼口原农商银行旧址为挂牌争标之处，先日悬牌报导商品名称；次晨收标以谁出高价即售与谁而成交易。此中当然有伸手较长的人，门内购进门外销，转手之间，即可盈利，不过日酋对所抛售商货，还是有些限制的，甚至一批货物，有数次悬牌之举，间亦有取投标情事，使人莫测。其意不外使标者亦有微利可图，藉以市场的繁荣活跃而巳，此风直延至其投降之日才止。

　　九、抗战胜利声中，垃圾净，曙光来

　　1945年8月，波茨坦公告宣布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长沙市居民奔走相告，举市欢腾，日寇散兵满街乱窜，游击人员相继来城，伪市政府门庭若市，市场商店拒用储币，宵小之徒乘机抢劫，寻仇之辈时有凶杀，日伪物资转移隐藏， 汉奸之家惊慌失措。三日内日寇沿江军火仓库自动举火焚毁，顿时火光烛天，枪炮之声降隆，数日不息。日寇黄土岭汽车仓库之汽车，有将之零星举火或集中举火者，少数外出者，遇有游击人员，随时有缴械情事。全市商店处此混乱中，自动闭市，仅八角亭一带个别商店于中午时偶然开门，所有卖吃之处，均破常例，要求先钱后货（不过亦看对象）。惟伪长沙市政府分外忙碌，既要代接收方面先去代接日寇物资，还要妥保日酋生命安全，又要应付进城游击人员的经费开支，更须设法维持全市治安秩序，大约此一局面，约历十日之久，当时维持治安秩序方面的，还有伪长沙市警察局组织，它是属伪市政府所领导，原来规定该局警察名额两百名，派正副局长及办事人员，设局办理日常工作，可是原警察局人员未得河西方面默契，均裸足不前，仅原警察处一小小督察邓笃恭，出面应聘因其原来官卑职小，未敢深信，故未委其担任局长或副局长职，而邓笃恭自应聘后，上至局长，下至勤杂，皆一人兼之，但是对外，仍以局长自居。迄日寇投降时，其两西名编制从未足数，经费开支，很难发付。所谓设局办公亦是流动性质，今日在原南区分局，明日又改在北区分局，无固定局址。此一不景气之原因：一是对河原市警局局长邓如耀（时是长沙县长）与邓笃恭有本家之谊，不同意其出办敌伪警务，所以遇事给以为难，同时邓笃恭亦怕“游击”来找麻烦，而当时长沙警务有日本宪兵队兼管，其伪警局无设置必要，且警务经费甚是闲难，服帽都无法制好，发下，等于无名无实的虚设。日寇投降时，唐令欧交待邓笃恭，要他趁这混乱时把社会秩序搞好，只要有了立功表现，候河西方面过来，才好帮他说话。后来因接收人员接踵而来，已将日俘划有保护区，将日军物资划有集中仓库。 对游记人员经费和安置，有专管部门理落，因之才初步安定下来。数日以后，伪市政府通告全市各商店住户悬旗，为迎接进驻我省的四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作了欢迎部署。是日中午，飞机隆隆两至，经绕市三区，一小时后，王司令的一行汽车十余辆，由南门口进，穿市而过，沿途两旁商店住户，纷纷燃放鞭炮欢迎，王司令站在车上亦微笑点头答札。

　　自此，对沦陷时期的有问题的人展开了淸扫，有经济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双料货的。当时处理这些问题，设有个未挂招牌的机构，地点在南大十字路，负责者是军统特务金远询和罗照渚人。初来月余时，只搞了些日军方面的接收事 宜，对汉奸们的人和财产问题，专在调查摸底，并常与大小汉奸周旋于酒宴之间，并不露声色，尤对唐令欧诸人，更有所勉慰。一个月后的某夜，则采取突然行动，将全市所不同问题的人，统统关进监狱。如对柳菊生、许德贵二人，着重在恒昌的“大交易”问题。二人先想抵赖，直至从日俘营中取出石冈供询，金额数目相符，才不得已而退款，始获释放。如对魏国祯的万昌问題，查明其已是内外一塌糊涂，本人仅是挥霍无度，但入已无多，又无油可榨，只好将之关了个较长时期，才予释放。其他人等，则只追藏款，先缴先放。惟对相关政治性的如唐令欧则作为我市首要汉奸论处，已提取了公诉，进行了公审，判处了无期徒刑，时唐令欧在宣判时说，我接受判决，决不上诉。其在服刑约半年后，因牙痛由法警押送至协和医院就诊，从前门进去，并未看牙，即由后门溜走。然后，宣称唐令欧脱逃，法院曾予以拘问家属，惩处法警，发令通辑等，也走了一套过场，结果并未辑获，究竟唐令欧本人有意脱逃，还有人纵逃，此非局外人所知其真实内幕，只好让它成为一个谜了。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5-06 15: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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