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长暴行实录
2014-05-06 15:02:31  来源：本站  点击：  复制链接

　　长沙市郊区部分乡场村民口述，长沙市郊区政协文史委记录整理

　　编者按：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区从1993年9月以来，在区辖各乡场召开了19次有240多人参加的“日寇侵略暴行”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年龄最大的98岁，最小的也有60多岁。他们以自己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声讨五十年前侵华日军在我郊区以及我市其他地区烧、杀、掳、抢、强奸等种种暴行，其间惨状，令人发指。为了使广大人民永远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我们特将各次座谈会的录音、记录整理出来，并予发表。

　　综合农场

　　周海林（男，65岁）：

　　1941年，我当时做细伢子，只有11岁，那时候流传着一句话：“有钱你莫喜，无钱你莫愁，八州十五剃光头。”当时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晓得是有钱的、冒得钱的老百姓，

　　日本鬼子统统要把我们杀掉。那在日本人手里的时候的确是这样的。记得是古历八月初匕，天还没有完全亮，日本鬼子从湖迹渡（今烈士公园红军渡）进兵。当时国民党的军队92师南阳运送部队大概一个连左右，被逼到鸭子铺河嘴，过不了河，好多就被日本兵打死在洲上，有的就打死在河里。那个时候浏阳河好多尸体浮在水面上，河水都是红的。到8、9点钟就杀老百姓，鸭子铺一次就杀了59人，有的全家杀了，有的只剩一人。当时把尸体用瓦罐子装了，集中埋在垅坑子(大概是现在的工程兵学院附近，可能现在还可以找到）我记得有张满爷全 家4人被杀害，周大公全家4人被杀。徐启明一户7口人，6个躲在猪楼坑子里，日本鬼子一个手榴弹就炸死6个。还有陈金华一户，当时是开豆腐店，6口人仅留下他一个，其他都是用刺刀杀死的。还有谢伯高家，他们躲在屋边刺丛中，谢的父亲和崽都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了。杀了人还不够，还要烧屋， 我记得烧了60多栋，烧了一个多星期。如我们附近熊德生家里，砌了一栋新屋，日本人要柴火做饭，就拆他家的竹壁子，用锯子锯横档，最后把绳子栓在屋檩子上用汽车拖，把屋全部拖跨，把树木当柴烧，真是做得出。黄兴泰、黄寿钦、周家棚等家房屋、家具、粮食，全部被日本鬼子化为灰烬，搞得许多百姓家破人亡。

　　还记得1944年古历四初七，长沙城里动员疏散，叫老百姓出城躲日本兵，到初八过河都困难，人多了要排队，当时都是木船、划子渡人。到初十只准出城，再也不准进城了。四月二十日左右，我们离开本图，逃离别方。我一家4 口人，流浪几个月，衣不遮身、食不饱肚。日本飞机四处袭炸。我记得张树琴一屋人两夫妻二女一子全部炸死。后来躲到一定的日子，有的人想间家来看看，碰上日本人，也有被杀掉的。当时在粟家老屋(今长沙县星沙开发区)一带一个日本人不见了，日本人到一个姓张的家里来寻，看见一只皮鞋，认为是张家杀了他们的人，如是把张家和附近所存在家的老百姓儿十人，全部用机枪打死。

　　我被日本人先后掳去6次。有一次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是1944年7月中旬，我和张寿松、周桂伢子、一个姓解的女的看还有易绍云共5个人在外面躲日本人有几天了，晚上想回来，看看家里的情况。那天日本兵就睡路边的禾堆上，我仍没有注意，5个人一直走到面前，被日本兵发现了，日本兵一爬起来，就抓了我，其他人马上就跑，日本人一枪没有打中，接着又开枪把周桂伢子打死了，张春爹年纪大一点没有跑脱。我和张春爹被他们捉了当挑伕做事，张春爹搞了3天就放了，我一直跟他们搞了20多天。记得一天早晨起来，我看见一个日本人在漱口，我也装着要洗脸漱口的样子,乘他不注意，就势从一个3米多高的坳上住下一跳，一口气跑了2里多路，才脱了日本人的虎口。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叫章立骞的，他也是在外面躲了一阵子想回家来看看。日本人发现了他，以为是游击队的密探（当时确实有王震的南下支队和国民党的河东游击队），抓了他后活埋在水渡河。

　　这年农历九月下旬，我和熊德资在周映桃家扮禾。十月初一日的那天，熊徳贵到周家去了，我没去，下午4点左右，飞机轰炸来了，当时，我爹未在家，我对娘说：“飞机來了！” 两人头上顶着絮被，往河堤脚下躲去。跑到河堤上，只见有17 架飞机，从长塘湾过河往马王堆方向飞去，再往长塘湾回旋，往鸭子铺飞来，一到鸭子铺上空，便纷纷往下投弹。鸭子铺当时正在长平公路上，是东北方向的交通要道，所以炸得厉害。炸的范围是从鸭子铺起穿过浏阳河、到浏阳门止，鸭子铺被炸得最密集的地域是10—20米就被投下了一梭炸弹，其中许多是燃烧弹，塘里、路上、河里，一片火海。飞机轰炸过后，纷纷从各自躲藏的地方出来，只见整个鸭子铺硝烟弥漫，由其以现二、三队一带为甚，看不见屋影子。待硝烟散去后，只见谢家的屋被烧了。大家都赶去救火，但已无法可救，那屋是木架茅草房，众人尽了极大努力，仅救出了百把斤一堆谷子，其余部化为灰烬。

　　这认轰炸，死了好几个人。谢八祖母带着两个孙子坐在水缸里，当炸弹投中房子，屋子起了火时，她一手抱住一个孙子，从屋中冲出逃命，刚一出门，被烧着的木头掉下压住，3人一起被活活烧死。谢四爹的大崽谢曾哥，躲在茉莉花树下，一块弹片，从后腰扎进去落在腹内，叫喊5大5夜，未沾水米，被活活痛死，谢家这次被寇搞得人财两空。我家对门的李春林，当时正在地瓜日见飞机丢炸弹了，慌忙往家里跑，中途被弹片炸中面部，五官尽失，仍向前跑了几丈远倒在自家大门口。我们事后去看时，只见尸体的面朝下头倒在门坎上，脚倒在阶基上,手上还拿着一把锄头，将尸体翻过身来一看，面部成了一块肉团，大家都吓得要死。吴大炸了屁股当场死亡。甘长爹（做临工为生)被弹片从肚子上钻进去，留在肠子里了，他孤寡一人，住一小间屋，受伤后下不得床，整天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屎从伤口中出，房里臭气熏天，简直进去不得人。已经是农历十月间了,他家棉被也没有一床，只是在地下铺几捆稻草盖一床烂絮。隔壁的粟金祖母见他可怜，每天送点饭给他吃，就这样拖了2个多月后死亡。

　　周正昆的堂客周四祖母，在今管区隔壁处被炸弹炸掉了半边屁股，两三天后死亡。

　　吴大个躲在刘绍昆屋后的茶树底下，被炸中腰部，当即死亡。

　　杨春林的堂客被炸死在外面，后来尸体腐烂了,才知到她的死。

　　1945年农历四月二十日，我在农家做月工，那天早晨刚刚天明，日本兵用捉麻雀的战术将屋围住，搜去我和老板，以及一个姓扬的。每天晚上行军，白天就去掳抢。二十二日到了大塘云，白天派我同去打闹，我挑4床棉絮，在一个路边休息，日军打开地图找回家的路线，刚走到山脚下,便和抗日的地方兵打了起来，我将棉絮盖在身上，两次耳边听到枪响都没没打中自己，真是非常幸运，可急坏了家人，天天磕头敬菩萨。这次日军是开往贵州的，到了湘乡后，都转向宁乡开，驻扎在何键的公馆里。我们住在一间灰屋内，我们一起有20多个苦力， 每天被迫筑工事。五月初六早晨，天未亮，逃跑了10多个苦力。我同一湘德伢子趁中午送饭，也逃跑了。路上走了两天才到家里，那时我才15岁，可以说小小年纪就受尽了日本鬼子的折磨，日睹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鸭子铺这个地方直到日本投降后，人们才陆续返回家乡，重新开始重建家园。

　　熊德贵(男，79岁）：

　　我原住在长善垸的塘头坪。民国三十年，日本鬼子来到长沙，那时，我们还不晓得害怕，都在边上看热闹。看见曹福爹（曹见希）家里有人投河自杀。原来，丈夫从茶树丛中出来，正碰上日本鬼子，被他们用马刀砍成几截，怀了孕的妻子 从外面回来，看见丈夫被砍死在禾塘里，思虑无以为生，就与小孩一起投河了。不一会儿，日本兵开始纵火，他们逐屋往上面淋上汽油，然后将其一一点燃。被烧的住户中，烧得最彻底的是王兴泰的屋。王兴泰原来有几十亩田，还喂了几头牛，开了碓坊、糟坊，另外，还有六片铺子，生意风火，家道殷实，住的是一栋很大的瓦屋。经过这一场火，他的财产烧得索索利利，仅剩下了一点点谷，他从此成了穷光蛋。幸运的是张四牛婆，他家刚被浇上汽油，尚未点火，日本兵就接到了停止烧屋行动的命令，这才侥幸留下了那栋老屋。

　　这一年，我才17岁，还冒住到鸭子铺来。日本兵火烧鸭子铺时，我们都远远地站在黑石渡这边的堤上看，只见鸭子铺一片火海，火苗上窜，直往河对岸的黑石渡冲。鸭子铺那边，则排满了一队队的日本鬼子（怕有好几千人），他们到达鸭子铺嘴上时天还冒亮，嘴上（湖迹渡）是个码头。原来，那里是有渡船的，但事先已被国民党军队将渡船沉没了。因此，他们过不了河，被堵住了，这就产生了混乱与骚动。于是，他们一回马枪杀到鸭子铺，一顿乱烧乱杀。后来，在黑石渡架了一道浮桥，他们才从鸭子铺离开。

　　这一次火烧鸭子铺，共烧毁房屋57栋（周家坟这边也有被烧掉的房屋，未统计在内），杀死87人。

　　(关于这一次事件的详细经过，现住湘湖渔场80多岁的邓德中和现住鸭子铺70多岁的周见标两人最清楚，因为他俩当时就住在鸭子铺并在现场。）

　　那时，我只17岁，走兵（逃难）一段日子后，到了六子岭，这时钱用光了，我家就靠做小菜生意谋生。我与我爹白天睡觉，晚上做事，两人各挑一担菜，往返几十里路挑到街上卖。当时，我全身生满了疖子，扁担压在疖子上，脓血直流痛得眼泪水都流了出来。回到家后，血痂与衣服已胶在一起了，母亲就沾了冷水到衣服上慢慢地撕，老半天才能将衣服脱下来，然后将它放在一边挂起来，第二天叉继续穿了它去桃小菜。

　　马春林（男，82岁）：

　　那时候的思想是：不怕游击队，不怕日本兵，不怕丢炸弹，就只怕挨饿头。因为我家姊妹又多，家里又穷。

　　跟着日本鬼子四处掳人的还有汉奸，这些人最可恶。一次日本鬼子在摅人，我看见其中一个“日本兵”很面熟，仔细一瞧，原来是住在杨家山彭家园的林瞎子。日本鬼子走了后，他也再冒在这带出现过了，若他在这一带露面的话，肯定会被人打死的。

　　日本兵还经常毒打被掳的民夫。有一次，在明道乡的乡政府里，他们将民夫中的周谷长父子缚在中间，叫其他民夫旁观,说:“逃跑的，不听话的，这样的招呼!”然后将他俩父子一顿毒打，直打得他俩倒在地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然后又用烟蒂去不停地烫，最后活活烫死。

　　民伕中，城乡都有，城里人体质弱些，比我们受的苦更大点。

　　一次，我们挑东西到杨家冲，累了整整一天，我们要求吃饭。日本兵答应了，但故意将米饭装在马桶里抬了来，桶缘边的白垢一清二楚，看了就翻胃。不吃吧，肚子又饿，吃吧，又实在太脏了。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把它吃下去了。

　　徐凤仙（女，64岁）：

　　我原住水渡河再往前走不远的饺石岭八斗村。

　　1941年，我才9岁，那一年日本鬼子是在晚上经过我门那里，我未见惨案发生。

　　1944年，我12岁了。记得那天是农历闰四月的十五，日本鬼子来了。先几天，我曾对母亲说：“姆妈，我怕！如果日本鬼子来了，我就跳到塘里去算了。”这一天，日本鬼子果然来了，还冒进村，就搞得鸡飞狗跳。我慌忙从屋后逃走，只身跑到董家村刘大祖母家里住了5天。这期间，我母亲以为我遭到意外,托人在跗近塘里、坝里去捞人。5天后，没有再见到什么日本兵，我就回来了。一家人吃了晚饭后，一起往长桥那边去“走兵”(逃难），二十一日，我爹对家里不放心，想回家看看，结果一去就没有回来了，我们三娘女等了两天两夜。后来，才知道他已被日本鬼子掳去了。当时，我爹已有50多岁了，被掳后，在洪山庙一带修公路，足足十了一个多月，在做苦工的过程中，被日本鬼子打得吐血不止，身体飞快地垮了下来。好不容易有一天，他从鸭子铺的田边悄悄逃跑了，并寻到了我们。但这时，他已病入膏肓，只能躺在床上了。几天后(农历六月初三)，他就去世了。第二天，我们在舅妈家住了一晚，决心回饺子岭的家。六月初五，我们回到了饺子岭，见村子里没一个人影。我们逐屋寻找乡邻。终于在马三祖母家对面的谷棚里寻到了几个、这些人都是妇女、儿童。我们到那里后，又陆续有妇女儿童躲了进来，最后，谷棚里共聚集了16人。

　　日本鬼道谷棚里住了我们这些人,就经常来骚挠，而我们那时也是鬼蒙了头，却并不晓得逃避掉。马五妹子带了3岁的男孩齐伢子和一个1岁多的女孩毛伢子，日本鬼子一连来了3次抓她去强奸。日本鬼第四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谷棚是农历七月初七。当时，我母亲正在替我盛饭,日本鬼子到了谷棚附近后，对着谷棚就开了一枪，只听得我母亲“哎哟”一声, 背心上中了一枪，当即身亡。我与姐姐见状，大声痛哭起来。旋即，一日本鬼子走近谷棚，翻开我娘的尸体看了一下，就退了出去，然后，几个日本鬼子站在谷棚対面的马三祖母家门口，端起枪来对着谷棚一阵乱射。即刻，有10人中弹身亡。鸭子铺甘大祖母4娘崽女，大的女孩叫福萝卜，小的叫屋伢子，子弹打得她们大肠小肠都翻了出来，疼得惨叫不止，我姐姐当时只有15岁，被打中肚脐眼，身亡。马五妹子三娘崽不知是吓懵了还是横了心，坐在栓货门脚下米动，倒是没有中弹。我起先想躺，后来想，全家部死光了，讨饭都冒人带路，就坐在原地没有躲避。一会儿，枪声停了，几个日本鬼子从对门走了过来，站在谷棚外的禾塘里，对着马五妹子三娘崽又是几枪，除齐伢子冒中弹外，两娘女都被打中脑袋，脑浆进上棚壁。然后，3条枪又对着我射过来，共打了20多发，不知何故，我坐在那里一动没动，却没一发打中我。这一次,谷棚里16人，共13人遇难。

　　5天后（农历七月十二日），日军开始“安民”，停止了乱杀乱烧的残酷暴行。我在这天去谷棚看我娘她们，只见里面尸骨已几乎被狗啃尽，仅剩了零星的残骨。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投靠舅舅家。一进舅舅家门，只看见舅妈一人。她问我：“伢子，妈妈呢？姐姐呢？”，我闻声痛哭，将情况告诉了她。没想到，她也失声悲哭起来，说“你舅舅也被日本鬼子逼到塘里淹死了哇！”

　　原来，我舅舅被掳去做苦工。一天，日军驻地被偷走了3头牛，日本鬼子怪是他偷了，于是将他五花大绑起来，再用棉絮将他包住，淋上一桶汽油，准备活活烧死他，我舅舅只好投塘自尽了。

　　福安乡

　　周家龙（男，70岁）：

　　民国三十年八月，日寇进攻长沙，把我掳去了。因我当时年龄小，便要我帮他们拿些零碎东西。我看见被掳的几十人，个个被日寇掰开衣服看肩，看是否当过兵扛过枪，在今烈士公园的那个地方，日寇抓来5个人，认为是当过兵的，用刺刀杀死了。我们掳进城以后，看见到处是关门闭户，废墟狼籍。几天以后的一天，天还没有亮，我便逃出了虎口。

　　最惨是我岳父苏国新家（现住望新乡高沙村瑶湖组），被日本鬼子搞死了13人。其中最惨的是我丈人的叔叔苏润普，他力气大，脾气强，看见日本鬼子奸淫掳抢（抢牲畜，追妇女），他看不过意，竟然出来讲公道话。日本鬼子将他抓了，用犁田的横拦棍往死里打他，开始打一两下他还受得了，仍然高声据理斥之。日本鬼子于是将他双脚用绳子捆起倒挂在树上，然后脱下他的裤子，用刀将他屁股上的肉一块块的割掉，再在伤口上摸盐，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就这样倒吊了一大死去。

　　范淑兰（女，80岁）：

　　我亲眼看见两夫妻，女的抱个小孩躲在桔子树下面。躲在桔子树下有什么用呢？那是吓懵了，男的冒躲，被打中脑壳死了。炮子屋里周大爹（其子周保双，现仍在），其子易伢子、五跛子，分别被子弹打死。周大爹的女淑妹子见日本人來就死命逃跑，跑到岳汉庄被日本鬼子追上，用刺刀捅死后扔到塘里。杨家屋里，杨志斌的爹，叫杨二爹，陈得津的父母，施(史？）贵华的妻子等人，也都是被子弹打死的。

　　徐家一女孩，强奸未遂，跑到我家附近的那口塘边投塘自尽了。

　　李家冲的李国栋（小名李四爷）是个地下党员，躲在豆子田里，被子弹打死。

　　廖梓贵的妻子停柩在家，遭戳尸。

　　我是个家庭妇女，见识不多，以上仅只是我所亲见的我家附近的情况。

　　日本鬼子到一个地方，见鸡就杀鸡，见鸭就杀鸭，看见猪，则仅割下活猪的腿肉吃，这猪就没什么用了。看见油啦、盐啦的就通通抢走，反正是见什么要什么。

　　四处掳来民伕，强迫修路修工事等等。对待民伕，一串串地缚绑着动不动就打就骂和罚跪，随意地戳人取乐，对体弱者更甚，越是挑不动的人越是强迫其挑重担子。周五爹被掳后回来，满背心都是泡。

　　日本鬼子快撤走时，我们从外面回来。我丈夫是撑船的，他找到了一条船，准备乘船过河回家。我们刚坐上船，突然来了七八个日本鬼子，嘴里叽里呱啦乱叫，我们听不懂，他们冲上船一把就将青伢子推卞水。我丈夫横了心，把拖住青伢子，说：“要死就一路死算了！”日兵又来扭我丈夫，然后通通把我们逼上岸。原来，他们是要船并要掳我丈夫替他们撑船，我们这些妇女纷纷跪在地上求饶，我丈夫也坚决不肯，僵持之中，我族叔周兰年龄较大，主动提出换我丈夫来替他们撑船，争执了几下，他们掳走了周三爹。我丈夫将我们送到史家坡，晩上又将周三爹料换回来了。当时，日本鬼子还有很多，一队一队的，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要撤走。

　　第二天天还冒亮，我丈夫乘机逃走了。躲到了王文华(俗名王羡满，王结巴)家。他家里只有一瞎子姑妈在守屋。听到动静声，以为日本鬼子來了，很害怕。我丈夫连忙说：“姑妈，莫怕，我是周尚武。被日本人掳去驾船，偷偷逃出来的,求您老莫做声。”瞎眼姑妈问他吃饭没有，问答说没吃，就告诉他碗柜里还有几个皮蛋，叫他吃了。

　　天亮以后,他游水过河逃归。那年头，真是一天不得一天完。白衣服晒不得，白叫鸡喂不得，（煮饭时）白烟子出不得，否则，难免不惹来麻烦甚至灾祸。

　　杨八娭毑，几十岁的婆婆子了，也遭到强奸，其家具也被席卷一空。

　　吴八爹的堂客怕被强奸，硬是躲在粪池里站了一天一晚。

　　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年，我记得那时候谷还没有扮（收割)。那时，街上个个铺面都是紧闭着的，家家门前都长了草，屋里则生了青苔，一片荒凉。我母亲在田里割了些禾。放在钵子里捣辗成米煮了吃。搭帮我家的南瓜地虽杂草丛生，但拨开一看，南瓜却长得挺好，靠了它们，才熬过了那一段日子。

　　黄秀珍（女，67岁）

　　走兵回来后，正是扮晚稻了。河里尽是尸体，岸上也如此。仅我们那一带，就死了十几个，都是挖个坑草草地埋掩了。沙观嘴有具尸体，死没多久，是长沙城里人。他家里来收尸时，亲人一到，尸体就七孔流血，这是我亲眼所见的。后 来，也只是就地掩埋了。

　　刘凤云（女，73岁）

　　1344年逃难，我当时怀了孕。一家人刚跑到沙子庙，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一咋呼，大家都惊恐万分，四处逃散。

　　在外面逃个多月难后，我老倌想回家看看，—进村就被日本鬼子掳去了。村里同时被掳的还有王四爷子（王诞年）与陈三爷子(陈文和，又名陈荷爹)。被掳的民夫，强壮的倒还好一点；体弱的就活受罪了，越是挑不动就越是给你加码。晚上几十人关在一间房子里，气味熏人，吃饭时故意用女人用小脚盆或马桶盛饭，令入恶心而难以下咽。但日本人不管这些，晚上将饭放进关民夫的房里，晚上开门时就把它们拿走，而白天还必须继续挑担子。设办法，难下咽也必须吃。

　　同村被掳的3个入当时都只有20来岁。三人双湖南一直挑到了江西。—路上，谁挑不动了就挨枪托打。用枪托也打不动的人，就被弃之路旁，不顾其死活，有的还要补上一刺刀或一颗子弹。一路上，不断有人死亡。王四爷子就这样在路上活活累死。挑到江西的莲花亭，陈荷爹也实在走不动了，被一枪打死在路上。到后来，我老倌也挑不动了。算他运气，他身边的日本鬼子冒甩枪打，只是给了他一脚，把他踢下山坡。我老倌从山坡上滚下，跌入山坡脚的一个坑里，昏了过去。晚上，凉风一吹，才慢慢醒过来，无力爬起，就一直躺到深夜。恰好一对40来岁的夫妻路过，发现了他，便走近查看。我老倌连忙喊“救命”，边喊边哭了。那夫妇便听他讲述了他的遭遇后，便又去喊来一人，3人将他抬了回家，给他吃了东西，洗了澡，理了发，并安排为他治病。问他家里有几口人，说，这里安全，叫他安心治病，等病治好了再说。但我老倌不放心这里，执意想立即回湖南。那人见此，就开了个条子，安排人护送回湖南。我估计那人一定是共产党，而且是个官，否则没那么好，也没那大的神通。从江西到湖南，我丈夫一直躺在车上或轿子上，沿途一段段都有人安排食宿，换人护送、照顾，就这样一路平安回到长沙。到了东屯渡棹木坝我娘家，刚进门，连我娘也差一点没能认出他了。我娘抱着他哭。我老倌农历六月被掳去，八月份回家，2个月时间，已被折磨得只剩了皮包骨头，不成人样，见此惨状，我母亲痛哭不止。倒是我老倌反过来安慰他说：“莫哭，我回来了就没事了。”我家要给钱给护送的人，并留宿，但那两人死活不肯，吃了餐饭后就走了。一个星期以后（农历八月十九日），我老倌就去世了。

　　那一个星期真是苦极了，老倌每天要照顾、要扶要抱，要洗漱，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又出了天花。没几天，女儿就死了。还怕被老倌知道了影响他养病，瞒着他说放在亲戚家去了，伤心流泪都不敢当着他的面。没几天，他也去世了。

　　一家4口，7天之内就死了2个。而我的家兄周汉老倌又正患痢疾，同时嫂子家的几个孩子也正在出天花，而她本人又刚生下一个孩子，自顾尚且无暇，哪来功夫照顾我家呢？那时，儿子只有5岁，孤儿寡母的，日子真难熬极了。我老倌临死前，还拿着我的手说：“我病好以后，一定要去江西报救命之恩，那人40来岁，高高大大，人太好了。对我悉心照顾，问寒问暖，我们家一辈子都不要忘了他！”

　　另外，我伯妈周大祖母在下丁子被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了脚，不久后也就死了

　　周致忠（男，80岁):

　　上大垅有个张定武，他爷爷死了，出殡的那天，碰上日机轰炸。送殡的人中，当场炸死了十几人，我们这边知道姓名的就有：张定武的叔叔、婶婶及其女儿，以及张定武的妻子（姓龙）。

　　陈顺梅（女，71岁）：

　　长沙沦陷那年，我刚18岁，尚未出嫁。我家只两姊妹，姐姐已出嫁了(刚结婚不久）。记得我父母持意把我的头发剃光了，然后带着我躺在屋后的山里。”一会儿，日本鬼子来了，步兵、马队都有。一进村，他们就焚烧房屋，共点燃了几户人家。屋子里的人大多逃出来了，但还有小孩没能全部带出来，火一烧起来，屋里响起了小孩的哭叫。但没有人敢冲出去救人，就这样，屋子里的人以及猪啦、牛啦，都给烧死了。房子三四天后都还在冒烟。烧屋的地点是旺民乡夏家坪。

　　我姐姐结婚后住在河嘴上，姐夫叫杨望华，两人刚结婚不久。日本鬼子来时，他俩人躲在禾田里，那田靠近隔壁曹大祖母家。因曹家地势高，又喂有恶狗，村邻张五祖母及其怀有身孕的媳妇，因而躲在她家里，以为比别的地方要安全些。日本鬼子来后，狗给打死了，于是，她们这一次就躲在曹家禾塘边不远的一个地窖里，由张五祖母在外面打望。不一会，日本鬼子寻来，见老太太后，用上了马刺的马靴踢她，身上立即被钉了六七个眼，鲜血直流，又打她的耳光，老太太忍不住哭出声来。媳妇溜出来看是怎么回事，被日本鬼子发现动静，于是牵着狼犬寻到地窖里。曹老太太见状，跪下求饶，张家媳妇则躲在她身后。日本鬼子一把拖过张家媳妇，见是个孕妇，就用东洋刀将其腹部剖开，取出胎儿挑在刀上取乐。当时，我姐姐、姐夫正躲在不远的禾田甩，亲耳听到了老太太的悲声求饶及张家媳妇的凄厉惨叫，并见到日本人的刀上挑着的血淋淋胎儿从地窖中走了出来。

　　我姨父家喂有鸡、鸭，日本鬼来他家抢劫，鸡鸭追得满天飞，姨夂没办法，也只好出来帮—起捉，也被他们用钉鞋踢了几脚，手上，脸上鲜血直流，事后伤口发烂，并留下永久性疤痕。他们还把他家的猪，割下四个腿子，然后丢下死猪身长扬长而去。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嫁到了周家嘴，长沙沧陷，我与嫂子—起往沙子庙亲戚家逃难。当时，青壮男子都被掳了伕，村里只剩下妇女儿童。我们日夜从家往沙子庙挑东西，挑了六七担。瘦弱的身体，几十里路程，沉重的担子，恐惶的心境， 真是苦极了。我丈夫被掳去,从长沙到了湘潭。到晚上，宿江边，他偷偷在江边将两具浮户集在一起，自己仰在中间装死，就这样顺水漂浮了整整一晚，才漂到长沙。上午9点多钟爬上岸,逃回家中。然后，我们一直逃到山里躲藏起来。一会儿，听到一湖北口音的人在满山喊“二舅妈”。恰好村里有个候二舅妈，她以为是有人找她，就答应了一声。这下坏事了，日本鬼子的人呀、马呀都涌了上来，原來那人是汉奸，替日本人“带笼子”的。村邻见状纷纷逃窜。我，冬姨子、六舅妈、五舅妈（湘乡人）急忙钻进荆从里（那树丛很密，人躲在里面，外面的人看不见），在里面爬着走，然后钻出来躲在一口塘里，身子在水中头上盖了一些藤条躲着，幸亏没被日本鬼子发现。晚上回家一看，家里面已经洗劫一空了。

　　洞井乡 大托乡

　　杨国兴、刘梅泉（男，70岁，77岁)：

　　抗日战争时，我们洞井乡和大托的一部分地区属长沙县九峰和新德两乡。

　　1944年古历六月十三日上午9点，从浏阳东山镇(现属黎托乡)方向开来一支军队，是日军58师团。这是日军攻打长沙外围阵地的先头部队。这支日军到井铺老銜（现属洞井乡洞井村）进口的半节塘时，被铺上一个叫邹茂村的人看见了，但没引起警惕。他以为是中国的新四军来了，直到碰了面他才发现时日本鬼子，这时经无法逃脱。鬼子一把抓住他，用中国话讲，要他跟“西三”（日本人 )带路。邹茂村无法只好带他们走。鬼子手里本来有地图照屋场位置走，但是各个屋场的样子还是搞不清。邹戍村被迫按照鬼子的路线，带着他们从现在洞井的王木桥到少庙(现属雨花亭乡红星村)，走畜牧农场，一直到窑岭(现属长沙市南区)。那个带头的日本鬼子突然不走了，抽出一把东洋刀，对着邹茂村就是一刀，把邹茂村的脸砍得鲜血直流，当即人事不知。稍后醒来，仍未走尽，他便装死不动。随后鬼子分成两支部队，一支到马石铺（现属雨花亭乡石马村)，一支到金盆岭(现雨花亭乡金盆村)。邹茂村忍着剧痛，等鬼子走尽才爬起来跑回。这是日本鬼子这次攻长沙从南向进城的开始。也是我们洞井乡人民遭受日军暴行最重、最惨、时间最长的一次。一场飞来横祸从此开始。

　　为什么日军进攻长沙首先要从我们洞井进城呢？因为洞井所处地理位置是在长沙东南战区外围阵地的主线。它从北接东屯渡友谊（矿山）起，进畜牧农场，到园艺场、大托、南托全长有40里。这一线地区当时都是都是高山峻岭，地势险要，历史上攻打长沙的每次战争，要进长沙都要经过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以来这里的人民都饱受兵荒马乱之苦。

　　日本侵犯长沙，根据我们亲身经历和晓得的事情有这样一些：

　　第一、掳伕抓人。

　　日本鬼子一来，见中国人就追，就抓。抓了男的口里就大喊“干活、干活的”，“苦力、苦力的”，所以那时只要听到日本鬼子來了，还隔几里路，百姓就吓得都跑了。据1985年我们进行调查时的不完仝统计：洞井乡18个村，被日本鬼子 抓去强迫、苦力的人共有1254个，占当时2210个男劳力56%。其中被抓后不堪折磨致死、被鬼子枪打、刀杀死在外面的就有285个，这都是档案可查的。抓去后杳无音信的有113人。例如桃阳村（当时属新德乡11保），那时有70户人家，826人、126个男劳力，被鬼子抓去82个当苦力，占男劳力的69%。又如洞井浦老街上19户（其中工商业户11户），在鬼子来了后都搞得家空业净，17户逃难在外，只有邹茂村、李民新未逃走。日本鬼子抓了这个铺上4个男劳动力。被抓次数最名的是邹茂村的儿子邹明哉（邹五爹)，现年已81岁，人还在世。他共被抓了6次，受尽了各种折磨，天天要给鬼子挑担干活，每餐只给一个饭团子吃。同邹五爹一起抓去的李民新也是一样，时间更长，从44年6月抓去的，到45年上半年才回来。两位的家人在家里经常是痛哭流涕，求神拜佛，只望他们早日脱离虎口，早日回家。邹五爹的老婆带着孩子白天逃难，晚上偷偷回家睡一下，由于生活困难，得病无法医治，死掉一个伢子（男孩）和一个不到3岁的囡子(女孩）。

　　金井村马王塘的一个屋场5户，抓走4个，…个叫吴菊双，一个叫吴少清，还有杨清华的父亲及杨清华本人。

　　这个村的岸子上有个叫邹德安的老人，1944年古历六月中旬一天早饭后，忽然听得鬼子来了，连忙藏好被窝帐子赶紧往后山上跑。哪知后山也来了鬼子，鬼子一把抓了他，扯出东洋刀，对着着他的颈根（脖子）一按，要他老实给“西三”当“苦力”。他被抓去6个月，天天受折磨，累个死，每餐也是只吃一个饭团子。这次共抓去10多个劳动力，晚上挤在一间小屋子里。抓去时都只穿一条烂单裤子，冬天腊月睡在地下，冻得要死。过不了日子，天天还要挑担子，时时刻刻把枪杆子押着不敢动。心只想逃出牢笼，直到一个月后，日本鬼子开到望城 县丁字湾。有天上午鬼子要他下河去挑水，心想乘机逃跑，刚一跑，被发现，鬼子就开枪打，幸亏没打中，虽没有打中，但枪声一响，鬼子都跑出来了，一围上来把他用绳子捆在伞柱（木架房屋的支撑柱子）上。鬼子就用竹扁担朝他劈头盖脑地一顿乱砍，砍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流了满身。打伤后天天还要挑担子，还要用绳子牵了去打闹（掳）。当时他年纪还只30几岁，每餐还能吃得一个饭团子。可是老年苦力就只能吃上一块锅巴（鬼子对老年人更加虐待），有时连锅巴都不给他们吃。同样还要挑担子，干活，做少了、做慢了干不好就把他们不作人打。邹淸安被抓去六七个月时间，熬得骨瘦如柴不像个人，家里人都不认得了。他抓去后，天天哭娘哭爷。那时他一家10个人吃饭，剩了一个女劳力。他的父亲叫杨辟良，双目不见，是个瞎子，一家老老小小无法生活。爱人叫莫秀清，今年已77 岁。这年这个婆婆子遭受的灾难最大、最苦（她就是现在乡政府吴部长的岳母娘）。现在还在，人还清清白白的。这年大年初一这天，她第一个丈夫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丈夫叫刘国荣。改嫁还只5个月，第2个丈夫邹德安又被鬼子抓去了。她时刻眼泪不干，白天天天带着两个细伢子到外面去逃难，心里只是默念求神，求菩萨保佑她丈夫能早日安全逃回来。她家里损失很大。她的前头丈夫刘国荣是逄盐务局的公务人员，生前留给她两个一颗印的金戒指、一对金耳环和两个银质手镯，她一个小木箱装了，藏在灶底下的老槺底下，波日本鬼子搜走了。她屋甩喂了一头大渚、一头水牛和十多只鸡鸭全都被鬼子捉走，2500多斤粮食一次被抢光。这一家仅财产损失按现价（93年时价）损失折人民币一万多元。

　　同邹德安一道被抓去的还有同村的张境辉，抓去的时间更长，搞8 个月之久。挨了隔壁邻居的邹意钦一家被抓3人，就是邹意钦本人及儿子邹德林和邹福林。其他事例还很多，无法一一列举了。

　　第二、放火烧杀。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鬼子来时，洞井全乡18个村共被烧房屋21栋、160多间，其中瓦房13栋。鬼子烧屋就是拣大屋烧，拣瓦屋烧。仅1944年8月中旬，和平村的钟家湾、干塘坡、檀树坝 7个屋场（7户，58人）在同一天都被鬼子放火烧了。这7家所有的房屋、家具、财产、粮食、牲畜全部烧得精光，搞得无 家可归。在鬼子放大火时，更惨的是：有两个逃难的难民没跑得赢，被鬼子抓了用绳子捆了手脚，活活地丢在大火中烧死了。两个难民在被抓捆绑时，哭天叫地，那种惨状目不忍睹。鬼子惨无人道实在令人发指！

　　1944年古历七月的一天，日本鬼子用枪杆上的刺刀挑了两个细伢子（这两个细讶子还不到两岁），在洞并街上慢慢吞吞，满脸狞笑地游玩。足见日本鬼子杀人如儿戏。

　　1944年这一年中，据不完全统计洞井乡因逃难逃失了和逃死了的村民共550多人，还有被日本鬼子枪打死的、刺刀杀死的85人。如天华村窑坡蒋长爹肚子被刺穿了，肠子垮了下来，死后眼睛都没闭。

　　还有洞井铺上的张满爹（ 名字记不清了）,也是被鬼子一枪打死在这条路上。

　　日本鬼子打闹（掳），一个是抓，一个是杀，一个是烧。如洪塘村学堂屋组有个游家祠堂（原属新德12保），往了一个叫戴德万的。有一天日本鬼子把他全家的家伙床铺、大柜什么的都集在一起，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连禾场里放的杉树准备起屋的六七个立方米木材也一把火点燃烧得精光。

　　金井村易家湾一个姓吴的叫吴忠凯，是个作田的农民。那年他积谷田的稻苹,—个长交子，约有15000多斤，也被鬼子点火烧了，烟子出了半个月没熄灭。

　　第三、强奸妇女。

　　日本鬼子见妇女就追、就抓，抓了就强奸。口里公开的喊：“要姑、要姑”(就是要强奸的意思）。洪塘村戈家冲一个屋场被奸污妇女4人。同村学堂镜王泉嫂子被鬼子轮奸后投塘自杀。还有陈淑华当时还只15岁，被鬼子抓了后捆在屋门前一枝树上，那就惨呀！捆在树上强奸，动都动不得。被脱了裤子第一个强奸后，用冷水冲洗完，第二个又上。洗了奸，奸了洗，共轮了5个。这个未成年的15岁囡子，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后，不久便死了。还有傅家冲彭国良的爱人被抓。10个鬼子轮奸了她，10个轮奸1个呀！由于多人轮奸遭受了严重创伤，病在床上两个月起不了床。

　　洞井铺老街上被奸污的年轻妇女有2人,一个叫张顺妹子， 一次被8个鬼子轮奸，身遭重伤，不久就一命呜呼了。天华村柴湾里2个难民，是叶德辉（长沙有名的劣绅）的侄媳妇和大媳妇，也遭到了轮奸。

　　洞井全乡18个村，据初步摸底（重点晓得的)被日军强奸的妇女有140多个。妇女遭受强奸最厉害的时间是1944年日军进长沙后二三个月内6在这段日子里,不但日本鬼子作恶多端，社会上的坏蛋也奸籽掳掠，他们号称“游击队”，一样无恶不作，如“张部”，百姓就称他“一扫光”。

　　第四、投弹投毒。

　　从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到1944年长沙沦陷，洞井乡境内奎塘、洞井、白田、桃阳、和平、洪塘这一带地域，这是日军飞机经常投弹扫射、投毒的重点区域。如1939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下午3点，9架日本飞机在全乡及邻近村彭家湾存寻找目标后，在桃阳村（小地叫“暴塘”，原属新德乡11保）一次投弹数枚，炸死无辜难民15人，其中本村姓唐的村民1人。在百田铺附近的傲楼子和肖家祠堂等地也多次投弹，不少民房被炸后烧毁，财产被烧光。日本鬼子不但丢炸弹，而且还用飞机进行空中投毒。1944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几架日机在洞井洪塘村学堂屋、竹园一带狂轰滥炸。当时这里两个祠堂，每个祠堂住了300—400难民，共有700—800难民。日本飞机这次还投了毒，也不知是什么毒，只晓得飞机走后，一些难民突然都泻肚子、下痢，几天时间大都病倒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了160多人，特别是6岁以下的细伢子，由于生活困难，身体虚弱，抵抗力差，中毒后死了80多人。

　　第五、挑动内乱。

　　侵华日军除当时武装部队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之外，对于我们农村山冲地带，则采取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猫近长沙市郊城边一带，社会渣滓被他们利用起来，和日军一样来打闹。也穿着日本军服，口里也装学鬼子一样叫。维持会、和平团里面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第六、经济损失。

　　1944年6月到到1945年的8月，共14个月时间，洞井饱受了侵华日军的暴行。据全乡的初步统计，摊派、勒索、抢走的粮食（大米折合稻谷）共28万公斤。1944年的早稻，在日本人没来前虽然快成熟了，但日军一来，农民只能顾身逃命，无人中耕管理，田里结了谷，白天没有人敢去收割，靠近洞井、高升、和平、桃花、白田、天华、奎塘、大塘的11个村，完全未收割的田有2000多亩，包括有的在夜里偷偷割回一部分的损失共约少收粮食150万斤以上。耕牛被日军打闹牵走和被日军杀了吃的共89头。其中金井一个村中共搞掉了7头耕牛，全乡牲畜被日军打死、杀掉、抢走的大小猪1750头。洞井乡上19户中间被日军抢去的就有65头。全乡被日本抢掳夺走的鸭鸡有25500多只、山羊85头。损失较多的户是金井的吴曾海家。吴曾海和父亲两人都被抓去当过苦力，屋里被日军抢了水牛3头，每头约300— 400斤共约1100多斤，价值币4500元；被抢走粮食14400多斤，价值4500元；12头肥猪，重约2000斤，以上价值是4000元，仅只这3笔（屋里其他损失不在内），共损失币12000元，他家包括其他损失约20000元以上。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全乡范围内经济损失近300万元。

　　岳麓山乡

　　黄吉淸（退休干部，男，67岁）：

　　日军第一次轰炸长沙是1938年9月。当时长沙广泛流传着 这样一段“顺口溜”：“飞机从未炸过长沙省，不知炸弹狠不狠，张治中，把任上，飞机第一次炸了火车站。房屋炸得一坦平，炸了‘六国，与‘交通’（旅社名）。被炸人，真正苦，伤心伤意哭儿女，还有好多嫂子们，伤心伤意哭男人(丈夫）。看的人叹口气，这个炸弹真不细，我们今日在这里看，不知来日炸怎样？警报一叫不得了，街上居民如山倒；店铺都把板子关，吓得老板慌了张，家家户户把门锁，个个都往山里躲，躲在山里莫做声，还怕敌机会收音。讲给各位不肯信，飞机上面还有千里镜。二日飞机炸湘潭（27架），回头又炸岳麓山，清华大学受损伤，北门外面炸了飞机场，南门外面炸了东瓜山。尤其是次日飞机来得猛（9架），又炸了水风并、黄土塘、杜家山，陆军医院受损伤。有钱的老爷和太太，带起家属住租界（水陆州）,没有钱的真作孽，躲在长沙动不得。敌机一到又轰炸，性命相关谁不怕，好汉无钱到处难，一家大小作商量，什物等项都不爱，只有青布衣裳要多带。” 当时我就躲在现在的长岭加油站后面山顶上，上面有个国民党挖的战塚洞，飞机来轰炸时，我就躲下，看见地面的高射炮对着飞机打，但毫无效果。国民党九战区总监部就设在南元宫（现在梓园路口上面的一个鼓堆上），毎逢飞机来轰炸，就听到有人在上面呼喊：“飞机一架一架，从湘阴发现，向南飞！”。 1939年展1941年当时长沙没有防空警报，全靠“打点”和用喇叭呼喊，以后日机轰炸的次数就更多了，少则一架，多则数十架。

　　1944年长沙沦陷以后，国民党的空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轰炸。飞机从谷山方向飞起，日本鬼子挨了不少炸，但百姓也死伤无数。轰炸的那一天，我与雷三爹两人躲在彭家大屋前面洪水洞的竽头田里（现在红旗开发区），一颗炸弹正丢在洪水涧里，石片炸伤了雷三爹的脖子。

　　1941年农历八月，日军又攻打长沙，到了大西门河边，没杀过河，一个星期就退走了。

　　第二次打长沙是同年的农历十一月，日军打到了南大十字路口和麻园湾。当时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的部队守长沙，这次死了不少入。我当时住在麻石巷子（今红旗区）我亲眼所见被日军杀的有城北镇25保长的彭菊华，娄建忠(俗名叫娄七梦天）一家八口人仅他一人逃出，其余7人都死在菜园里。彭家大屋彭靑红的长工王福辰(小名叫王胖子)，在左家塘被杀。和他同时被杀的有30多人，都是用绳子捆了，刺上一刀扔在左家塘塘里。

　　1944年农历十一月，有一天下雪，我正在家里烤火，晚上一个喝醉了酒的日本鬼子(金胖子等部队的）冲进家里，将我和我的母亲无故毒打一顿走了。

　　那时，长沙城郊的游击队贺秋伢子,他们悄悄地捉到一个日本鬼子，用麻袋装了准备送过河去领取奖金，在渔湾市被日本便衣抓了,贺秋伢子被杀死。在柑子园口还发生过白天杀日本宪兵的事件。

　　有一次，我从井湾子回来，亲眼见日本人用枪射击正在田里耕种的农夫取乐，一枪就把那位农民打死了。街邻丁满祖母的儿子丁六保，经常到日本部队驻地(今水利电利厅内)找点活干，赚得点盐呀米呀混饭吃。有一天，日军驻地丢失了东西，怀疑是他们偷了，就把他活活烧死了。我的一个表侄廖保诚的儿子廖长伢子也是这次和丁六保一起在日本部队驻地做事，抓起来一顿毒打，放回后一直吐血屙血不止，几个月后就死了。回忆这些事情，真是惨不忍睹。观在日中关系恢复正常，我们希望两国永远友好下去，这些血的教训，我们要告诉后代，永远牢记心中。

　　熊玉环（女，66岁）：

　　辱父亲名叫熊旺盛，他是在1944年日本鬼子进攻长沙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那一年，我父亲50来岁，身体也不太好。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四月十八日，我母亲、姐姐和我从家里疏散区乡下,可我父亲不愿意走，想要照顾家里喂养的鸡、鸭与猪，于是家里就只留下了他一人。

　　二十八日，日本鬼子进了长沙，一国民党士兵临撤退时，送给父亲一块猪肉，他不敢要，那士兵把猪肉扔在家门口就走了。父亲把肉煮熟了，想带到乡下给我们吃，但在途中遇上了日本兵，把猪肉给抢走了。也因为这一块肉就没有难为他。我们下乡后住在罗家村，离家时并没有交待住什么地方。父亲下乡后没有找到我们，就住到隔罗家村几十里的一个熟人黎大伯家。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又溜回岳麓山，从家里带出了一些衣服，同时托人四处打听我们的消息，或转告他所住的地方。不几天，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住处。母亲就叫我去与父亲见面。当时， 我只有14岁，一双赤脚走了几十里，来到罗家村，见到了父亲。父亲对我说：家里种了大家的40担毛谷的田，又喂有家禽，一些必要的东西也没带出来，要再回家一躺看看。说完，就送我出了罗家村，然后就又溜进城去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父亲了。大约十来天后，一个年轻人找到了我们，告诉了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经过。

　　当时，日军驻扎在左家垅的王家湾，正在附近四处掳人当伕。我父亲不敢呆在家里，连忙收拾了一担东西挑着回乡下来。在路上看见一群穿着青衣、黄衣的人迎面走来，父亲以为是住在附近的人回家，就对着他们呼喊：“喂，你们不要去王家湾，日本鬼子正在那里掳人呢！”那群人果真停了下来，待父亲走近，一把就将他抓了起来。原来，长沙附近乡下，不时有游击队骚扰日军。日军为了报复，也派出一队队的日军便装去乡下掳人。这一群人正是化了装的日本鬼子。他们从父子坡抓了 12名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回王家湾。父亲不知底细，自动送上门去了。我父亲等13人被抓回王家湾关了几天。这儿天， 父亲天天喊冤，但日军不理不睬，几天后就全部被日便衣队杀害了。当时，他们将13人反绑着做一排跪在河边，由日兵依顺序逐一用军刀砍死。我父亲排在第六、七位。13人中有一青年比较机警，见情况不对，在押往刑场的途中已悄悄将绳索弄松。临刑时，他排在第二个。见第一个被砍头（此人是他的叔叔一家人，叔叔及两个侄儿，正在田里车水时被抓），—横心：反正是死！猛然挣脱绳索拼命逃跑，万幸得以逃脱。几天后，找到了我们，告诉了这些情况。父亲被杀害的地点是岳麓区第一保第十甲的北风嘴（现在杜家塘天马村岳麓渔场场部）。

　　我有个叔伯舅舅，俗名谢八老倌、谢八里手。两公婆以卖杂货、南食为生。民国三十四年（1944年）日本鬼子进攻长沙，当时，老百姓大都巳经逃走，他俩不想去乡下“走兵”，仍守在家里继续做生意。那个时候，老百姓在家的已没有几个，他俩的主要顾客就是卫戍当地的国民党官兵，这样一来，也就与他们混得很熟了，为方便起见，他俩还弄了两套国民党军服穿在身上。日本鬼子来的那一天，在铺子里当场就把我婶婶杀了。我舅舅逃跑到汪家湾（檀木村口），也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了。

　　李仲（离休干部，男，75岁）：

　　关于日本鬼子轰炸长沙的情况，过去曾由长沙的民间艺人编有“孝歌”（又叫夜歌，扯白歌），供人们在追悼会上吟唱，其内容对轰炸长沙的情况讲述得十分详细。岳麓山乡有个唐瞎子，现年74岁；红旗区有个汪得琪，俗名香麻子，现住团园，就会唱它。一唱起它，就会引起听众中的婆婆姥姥回忆起当时的悲惨情景而流汨。

　　我祖居杜家塘麓南小学处。长沙沦陷那天，我与母亲、哥哥 3人一起离家逃难，逃到五星老山柺子这个地方时，碰上日机扫射轰炸。混乱中，我哥哥被冲散了。他只身一人逃难，跑到北村时，被日本鬼子抓了，并于当日被杀害在二塘村口（令学士桥过去）的陈家祠堂。那一天，在进二塘村往学士桥去的垅中，逃难的百姓被日军的机枪射死了不少人。三天后我去收尸，只看见陈家祠堂周围躺满了被打杀或刺死的尸体，总共有一二百具。我哥哥(名叫李寿民)是头上挨了2刀，胸上挨了3刀。从陈家祠堂回来，走到我家附近的何家塘猪墩子（当时属岳麓区五保三甲），见猪倌丘那丘田里被杀死了3个人。那3个人不是住在这附近的，因此，不知名姓，一直无人收尸。后来，就这样烂在田里，以致后来这田里的服一小块地方的禾长得总是比其他地方的要壮，要高。因为那一小块地方的禾特别肥沃些。据说，这种禾不能吃，在收割时，总要将那一小块禾留下不收割。因此，等到所有的田光秃秃了的时候，唯独那一小块稻子仍黄灿灿的留在田里面，令人总是回忆起那三具尸体。据说直到解放以后，才从田里挖出那三具骨头另外给埋了。

　　古历五月初四那大，在大马—村(当时属岳麓区六保九甲) 的幕庐屋的谭红武家门前面，日本鬼子埋了3个人。日本鬼子强迫谭红武的父亲谭谷诚等人挖坑。挖的时候，谭谷诚吓得要命，唯恐自己也遭活埋。坑挖好后，把抓来的3个人推迸坑里，然后，强迫谭谷诚等人往坑里填土，日本兵则站在一旁狂笑不止。遭活埋的3个人，一个是住在五星的周xx(小名瘦子伢子），一个叫尹梓真，是个外乡人，一个是住在二同村俗名叫吴四麻子的大儿子。

　　农历九月，我从乡下“走兵”回家，在路上被日本鬼子抓住，在今湖南大学科学馆所在地的一栋房里关了几天，并被打得九死一生。他每打我一顿，我就退一下，又打一下，又躲闪一下，于是日本鬼子就不停地打。关在一起的某人见状，对我说：“你莫躲!要硬挺着让他打!不然，会被活活打死的。” 我照着那人的话做了，这才使日兵住手。晚上，关在一起的人中有亲友在外接济，那接济的人弄了好酒好肉给站岗的日本鬼子吃，于是关在一起的五六个人都跑了，我也跟着一起跑了出来。

　　一个月后，我又被日本鬼予抓住了，说我是“人大的游队，死啦死啦的有！ ”并淮备将我押往衡阳。从长沙出来，晚宿在官门口（今望城县九江乡车塘河边上）日军驻地。半夜之后，我偷偷地逃了出去，如果不逃的话，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旋即，我参加了长沙县抗日自卫游击队。

　　日本鬼子每到一个地方，就奸淫掳抢，无恶不作。左家垅有个日军据点。这一带妇女饱受摧残。时时有妇女面容憔悴，含泪而归，则她家里人就知道一定是不幸遭日木鬼子强暴了，但那时是生活在魔掌之下，对此也只能暗中痛恨而已。

　　还有一次，大白天在路上，一日本鬼子看见一妇女牵着个小孩在行走，走上前对小孩就是几刺刀将小孩刺伤，以此作乐，路人赶紧躲到一边。我当时也在场，躲在一边，敢怒而不敢言。

　　还有一次，我在北付口（今望城县九江乡白鹤塘），看见一队日本鬼子从白鹤村走过来，冋延寿庵据点。我连忙躲到路边墙角下，和我躲在一起的还有2个堂客们。路上行人中有一个妇女抱了2个小孩，躲慢了，日本鬼子吼叫着追了过來，要对她施行强暴。那妇女拼命奔跑，见无法逃脱，抱着2个小孩投塘自尽了，那口塘距我躲藏的地方很近，所以，整个情景我看得清淸楚楚。

　　(熊税乾，77岁）：

　　一提到日本鬼子，就恨不得生吞了他们。

　　1938年长沙大火后不久，我的一个叔伯老弟娶媳妇，新娘住在韭菜园。那天，我们这边的亲朋戚友抬着花轿热热闹闹地到韭菜园接亲，新娘刚上花轿，就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刹那间，瓦片横飞，房屋倒塌，灰尘乱舞，硝烟弥漫，不见人影。人们惊慌失措，纷纷四散躲避。我们从屋后面跑出，打开屋后的竹篱笆往坪中跑。有人喊：“住坪里跑不得！空旷地方飞机看得见！”我们连忙往山里跑。山坡上，人们像乌龟虾子似地乱窜，一路上到处是跑失的鞋子。

　　旧社会，我家里很穷，人口多，有8姊妹，父亲已经过世了，祖父在世，已经70多岁。1944年日本鬼子打长沙，我那大屋里住11户人家，其他10户都离家“走兵”了。祖父说：“我家就不走兵了吧，跑到乡下也是饿死，不如大家一道就死在家里算了”因此，我们家没有走。

　　4月18日，国党驻防部队来了。我祖父正在马路边上锄头柄，准备到田里看水。一士兵看见了他，用斑竹棍一棍将他打倒，怪他没有依令疏散。隔壁叔祖父60多岁了，只俩孤寡老人，平素靠打草鞋为生，也遭到一顿毒打，然后，强令立即疏散。我们只好准备离家。当时，我正在田里耒田，我母亲喊我赶快回 来收拾什物，做几担捆了。我一个弟弟当时只有10岁，在喂牛。于是，我叫他牵着牛，我挑一担东西离开家门。送了第一担东西到另一边屋里打转身准备再挑出第二担什物。军队就命令不准回去。我十分着急，家里的东西只挑出一担，剩下的东西怎么办？恰好，村邻李氏两兄弟也被拦住了，他们也想回家桃东西出来。3人就仗着地形熟悉，一道从塘基边各自溜回家又挑出一担东西出来了。我家里还喂了一对猪，我又同时把猪给赶出来了。准备将猪赶到小村（地名）去。刚赶到路口，又被士兵拦住了，说猪、粮通通不能疏散走。我所挑的东西，里面稍好点的衣物全被清走，并令我将这些“不准拿走”的东西包括猪送到甲长家里。我将剩下的东西送到小村后，又从家里拿了200块钱(10元一张的纸票）回来，想用它换回所扣押的东西。他们不肯，我便去找甲长（他以炸油货，如小花片等为生，当时，军队驻扎在他家里。）。甲长收下了 10块钱；然后出面为我求情，他们这才让我把猪给赶了出来。从甲长家里出来只百来米，在火花塘那里，又被2个士兵拦住，不淮我朝前走，只准往后走。争执中，有只猪突然一冲往前面去了，一士兵一冲上去对猪屁股就是一刺刀，猪负痛冲到田里，陷在泥泞中。

　　那士兵穿了鞋，不愿意追下田，就扔下我不管，扬长而去，走进了甲长家。我连忙下到田里将猪赶上田，往小村走去。到了傅家岭上坡处，又被两个士兵栏住了。恰好我叔祖父先前被他们叫住，嘱他替他们带路去三角塘，然后一道返回。正与俩士兵在一起。叔祖父连忙求情道：“这是我家的猪”。俩士兵看在他为他们带路的份上，让我过去了。

　　第2天（19日 )，那头被刺的猪不吃潲，只好杀了。第3天，另一头猪也不吃潲了，就又杀了。

　　第4天，日本鬼子就来了。他们把我家刚杀下的猪肉吃个精光，只留下猪油没要。祖父把猪油用罐子装了，藏在山里面，这才留住了那一罐子猪油。

　　24日那天，日本鬼子把青壮年劳动力掳去当挑伕。我们村里的人共掳走了20多个，我也在其中。我家十几口人，就只我一个劳动力，我走后，家里怎么办？真急死人。记得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掳的。那年，我家种了一块土的洋芋。日本鬼子看中了它，令我将地里的洋芋头送到他们的驻地去。叔祖父说：“我来送去吧！日本鬼子不肯，非要我与邻村李少华去不可。我与李少年抬着洋芋送到长塘日军驻地后，就不准我们离开。日本鬼子所掳的人集中在一个大屋里，叫我们煮了一大锅饭，然后用手捻成一个个的饭团子，再用筐挑了饭团送到泉塘子给日本兵吃。

　　第二天，刚天亮，就叫我们起来干活。到靠近前线的银盆岭这边的山脚边待命。3时，枪炮声震耳，枪弹横飞，正在打仗。打死了的日本鬼子或伤兵就令我们抬往另一个山脚下去。当时，我们都没有担架，反正是2个人抬一个，一人抬肩一人抬脚，听见机枪响，就令我们卧倒，机枪声一停，就令我们继续抬人。抬完一个，就回到银盆岭这边抬下一个。我一连抬了好几趟。这一仗共打了7天。18日，日军就攻下了岳麓山。我们在一起的民伕有福老地那边的人20多，我们村的人20多，共10多个，在岳麓山住了几天，既然战事已结束了，我们就提出请他们打证明并让我们回家。他们说：“好，过几天就办。”但是几天后，又统统将我们转入“后勤部”，令我们为他们挑运粮食。没有就带着我们四处去抢，然后令我们将抢到的粮食给抬回来，就这样，干了个多月。后来，听说要开拔到江西去，民伕都很害怕。我们随日本鬼子的部队走到了白沙，接到 命令转回头，到了洪山庙驻扎，后来几天，辗转了几个地方。我们这一伙民伕共40余人，每天分派2人煮饭，每人分派吃一筒饭。一天，我们从捞刀河新码头出来，到捞刀河口接东西。但送东西的人没来，所以没接到东西，旋即接到开拔的命令。那一天我抬的东西是一筐饭，另一个伙计是替住在我上屋的姓龚的人家做长工的王矮子。两个人抬了这筐坂，我在前他在后，一个日本鬼子押着我们。他除了扛着枪外没什么负担，不一会，我们就跟不上他了。他见我们走到后坪去了，就在前面停了下来，等我们抬到他身边，他端希刺刀对着我头部猛刺一刀，刺得我血流满面。民決中同村的彭二爹见状，连忙接过我的担子，赶紧抬起米加快脚步就走。一段时间后，体息了。民夫被统统集中在一起，大约有300来人。这时，我恰好又和彭二爹聚到一起了，他见我满头满面都是血，就牵我到河边替我清洗，并敷上草药。一日本兵见了，走过来一掌将我打入河里。幸亏我水性好，便乘机沉入河底，潜水溜到一边躲起来，等到日本鬼子开走之后，才爬上岸往家里逃。路上碰上了日本鬼子。把我又捉住了。因前一晌我们抬日本鬼子的尸体和伤兵时，每个民伕也发了一块红十字会标志的白布。我把那块白布掏了出来，一个日本兵一把夺过去，将它丢在一边，但也因此没有抓我了。我赶紧闪到路边，待他们走过后，继续往家里逃。到了湘江河边，寻不到一只摆渡的船，没有办法，在河边呆了3天。3天后，才过了河。过河后，又不敢进村，只好躲在杨家乡姑妈家。姑妈家也不安全，就每天早饭后跑到溁湾镇殿岭上的庙里面躲起来，下午五六点后才从庙里回到姑妈家。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自己的家。

　　村子規,宋里已被日本人搞得一踏糊涂。我家里就死了2个：爷爷和妹妹。家里一无所有，肚子又饿得要命，又无法出去谋生，那日子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日本鬼子只要一看见妇女，抓着就强奸。村子里遭强奸的无数。我的一个婶婶叫陈淑华，刚生下孩子才个把月，一天之内就7次被抓并遭强暴。有一次在杨家香铺巷子里躲了一巷子的妇女，被日本鬼子发现，他们把妇女的衣服统统脱光。妇女们出于本能，个个都用手去掩胸遮腹,日本人纷纷往妇女胸扔烟蒂，迫使她们因烫而松开手将烟蒂抖掉，借此达到恣意侮辱中国妇女的目的并以此为乐。

　　我们街上黎端午的堂各长得十分漂亮，有个2岁的小孩，丈夫被掳去当挑伕。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她抱着孩子躲在猪圈下商的粪坑里，被日兵寻到，拖上来架到塘边供挑水、洗衣洗、洗菜的跳板上，用水将她随意地洗了两下，就在跳板上对她施行强暴，完事后扬长而去。黎妻即抱着幼子含愤投塘自尽，真是惨极了！

　　我回家后不久，和我一道被掳的20多名民伕，只陆续回來了彭二爹、秋大螃蟹和王XX等3人。其余的就再也没有回来。多半是全死了，如住在火家塘的就死了4人。

　　杨玉祥（住岳华村村民，男，76岁)：

　　轰炸的日子是农历四月初十。

　　第一次日本军队打长沙没有攻进城，在岳麓山被堵住了。

　　第二次日军是从河莹山那边过来的，有2个师。首先是轰炸。我记得是炸清华大学(现中南工业大学所在地)，张家吊那边丢了一个炸弹，炸死了段世标父子2人。那一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日本鬼子在云母乡（今岳华村）三保三甲杀了许多人。当时无人敢出来收尸。事后数尸体，共37具。掳去24人，都是有家有口的，其中有些就从此失踪了，如杨友明、郑满团团、台满爷、狡东长子、易永祥等。云母乡当场被杀的有17人，如易信祥堂客两娘崽（先奸后杀，扔在塘里）、易气三等等。

　　我当时躲在百马庙的神案底下，日本鬼子进来了，在神案边乱翻，只怕是真有神灵佑护，不知怎的可就是没看见我，才幸免于难。

　　日军进村后，挨户捣毁房屋，烧毁家凡、农具。来不及逃走的妇女几乎全都遭到强奸。

　　日军走后，整个村里，寻不到一口完整的锅、完好的碗，油、盐、米，也所剩无几。那年头，不要说是被杀和因掳而死的人，就是后来受磨、挨饿而死去的人也不少呵。

　　雨花乡

　　邹金生（石人村村民，男，76岁）：

　　日本鬼子搞得每家每户都家空业尽、妻离子散。就拿我屋里来讲，我爷和娘有棺材，作田有农具，家俱也有一点，那年我喂了一头猪婆，下了11只崽子都被日本鬼子搞得干干净净的。我们一家逃难在外头，有一餐、没一餐，苦都受尽了。

　　我上屋里的吴和生，看到日本鬼子来了赶紧往外跑，跑过了一条小垅，被日本鬼子兜屁股一枪打得倒在田里，子弹从咯里进、从咯里出的（因据录音整理，具体部位不详一一整理者），好可怜啦！虽然留了命，后来伤口烂得要命咧，一只好大的眼，好久还流脓灌水咧。吴和生直到前几年（1992年)才死。

　　莫说游击队没有什么用，小搞一下子还是行。那回游击队捉了住在我屋里的2个鬼子，用麻布袋袋了，把箩筐罩了脑壳，抬起就跑。由于游击队员个子细了，力气不行，抬到路上，从麻袋里冲出了一个鬼子，这家伙牛高马大，一身横肉， 打得几个人赢，游击队员斗不过他，搭帮吴家湾的吴道明來了。他有点本事，几家伙（拳脚）就把这个鬼做到（打死）了。另一个也被游击干掉了。到了晚上鬼子集合点名，发现少了这2个家伙。鬼子就找了我说：“你房子里两个‘太亲’(军官）那里去了？赶快跟我找来，限你一个钟头找回来，找不回来，你的房子‘火啰、火啰的’（烧屋），你的人统统死了死了的。”我听了后，心想咯又哦得了呢？灵机一动，立即跑步去找日本警备队的“太亲”，那时我在“维持会”当通讯员，说得几句日本话。我把情况向警备队一讲，说现在“太亲”只限我一个钟找到那2个“太亲”，找不到，我们的房子要烧尽，人要杀绝，还向他建议，要他们家家户户发《良民证》，并说发了《良民证》就会安全些。正在这时，在我屋里的鬼子已把各家各户的家具和百姓都聚到我家屋前的坪里，东西堆了一堆，人站了一坪，正准备烧屋、准备杀人。就在这千钧一发时，我拿了警备队的一张纸条子赶紧跑回家，将条子递给鬼子看了。谁知这条子蛮起作用，鬼子停止了行动，要我跟他们带路去找人。同去的有30多鬼子，走到石马铺淸水塘那里，他们又不走了，要我同他们到警备队。我站在外头，鬼子进去后只听得里边打得轰轰的，没好久那家伙出来了，态度比前好多 了，客气多了，还和我握手。一场天大的灾难才化险为夷。那次要不是我在屋里，不是我胆子大点，我们石人村不知要死好多人，房子都会烧尽。

　　说起日本鬼子的罪行，人家说不要忘记，照我看，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不应忘记。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盐吃(被日本人控制了买不到)，吃了日本人的盐里面放了毐，我一次打摆子(疟疾）就搞了60多天。尤其是生“闹疮子”（一种皮肤病、即疥疮），个个都痒得要死，有的还烂得流脓滴水。日本鬼子就是惨无人逍。那个时候到处都可看到死尸,天气热，气温高，尸体腐灼，臭得要死。生了蛆也没有人收尸，苍蝇一堆堆的到处乱飞。

　　我们中国人那时大多老实怕事。记得那年井湾子(现属红星村)这里一个假日本鬼子，挑了担子,戴的日本帽子，学着日本人讲话，叽哩呱啦，叫只咯叫，吓得那些老百姓跑不赢，就像赶湖鸭子一样。到八字墙时，这家钻进一家屋里，恰恰碰了游击队，游击队一见不太像日本人，拿起扁担就打。这家伙招架不了，一顿猛打后现了原形，讲起了中国话，苦苦求饶。原来这家伙是在长沙城里做生意的混蛋。后来游记队把他杀在三字墙那家伙屋门口，还没落气，就把他活埋了。

　　邹德茂（红望村村民，男，73岁）

　　我亲眼看见了日本鬼子用枪打死张九爹的事情。张九爹是现往市畜牧农场乙家冲(小地名叫扇子坡)张树林的父名。那天张家来了一些城里和附近逃难的难民，都躲在他家里。日本鬼子跟着追来了，到张家后找张九爹“米西、米西”(要吃饭）,张九爹说没有，日本鬼子就把他牵到他屋门口禾场坪里，就是一枪，肚子都打穿了咧!当即就死了。其实没有别的事，就是日本人要吃饭，他自己还没有饭吃，那里还有把日本鬼子吃的。真可怜呐！日本鬼子走后收尸时，肠子流了一地，大家只得把肠子往肚子里塞，再用绳子捆了肚子才抬去埋的。

　　也就是这一次，张九爹的大崽张树林的头个婆婆，见鬼子来了,怕抓了强奸，赫得不得了，跳到塘里也淹死了。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还有畜牧农场李九剃头的父亲也就是李雪梅的家爷(公爹），被日本鬼子抓去后也没回半杳无音信，不晓得杀在什么地方。那时到处是死尸，哪个晓得是什么人，只晓得是中国人。如长塘里（地名）塘脚头死的那个人倒在田里。臭也好，烂也好，也没人埋，蛆婆子吃了后剩了一副骨头才捡了埋了。唉!不讲这盘经好些，讲起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就气愤！这是血海深仇呀！我们永世不能忘记啊!那时铁路边上的死尸隔那样远子一个，蛆婆子只个翻，青头蝇爬满了,臭死人。人还没到门口(靠近死尸)，青头蝇就一扑(一窝蜂飞起来)，真是凄惨啊！

　　张少奇(红星村村民，男，72岁）：

　　我有4兄弟，大老兄叫张仲希，在日本投降的那年（1945 年），他与另外4人送货到株洲，在路上被日本鬼子掳了。5个人一同当苦力到株洲。同去的4个人被折磨得九死一生逃了回来，其中一人记得是姓袁,原住石马村，现住友谊村（属马王堆乡），现60多岁了，不知还在不在世。后来我从他们那里打听到，我老兄张仲希已被日本鬼子残杀在株洲。

　　我在石马村上三字墙蒋五祖母屋里做长工时，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日本鬼子就围了屋，我们无法跑得脱身。蒋五祖母有个女儿叫纯姑娘(嫁给长沙城里开茶叶铺的)，当时20多岁，已生了一个崽。日本鬼子要我去抓她，我当然怕抓得，一个挂东洋刀的鬼子（是个做官的“太亲”）去抓她，我趁机转身逃到后山去了。在后山只听得纯姑娘大哭大叫，肯定是被强奸。我无法救她，只得跑到跳马涧她们老屋去送信去了。第二天晚上我们才到三字墙把她们救出来，可是纯姑娘从此一病不起，没好久就死了，这是日本鬼子施暴强奸致死的。

　　还一次，是已成立了伪“维持会”时，我们那里强征一批民伕去白家河猴子石修铁路。那天正是落很厚的雪，冷得要死，杉木冲（今市园艺场境内，原也属九峰乡）“张六未文”(小名）的崽，也是抓去修铁路的，由于天寒地冻，又饿又冷，这个张伢子就活活冻死在雪里头。

　　还有北冲足子（现属红星村，原也是九峰地界）的赵合楼，见日本鬼子抓人，他就朝垅那边欧家湾（现厲红星村）跑过一条垅，日本鬼子瞄准--枪，把他打死在卢家冲的“钱业公会”那里。

　　我是6次被日本鬼子抓去，由于我当时年纪轻，鬼子恨老的，我们年轻的挑担子也挑得青点。我看见老人挑不动，实在可怜，但是不能帮助他，鬼子会打死我们的。当日本苦力，根 本吃不饱饭，每餐只给一个饭它子，没有什么菜，饭它子里面 放了点盐，就当菜吃，饿得我们要死。有次我从日本人那逃回来，鬼子一直追到马家坡没追到，朝我放了2枪，也没打中，非常危险，留了这条命，真是死里逃生。

　　黄炳生（井塘村村民，男，73岁）：

　　日本鬼子在1941年来了两次，八月一次，十二月一次。1944年是五月来的，到1945年投降后才走。

　　我晓得的日本鬼子的暴行有几件事：

　　麻塘桥（现属雨花乡东方红村）李正希的老兄李元希在鬼子出来“打闹”（抢掠）时，他躲在屋后竹山里，鬼子很狡猾，见屋里无人，就猫着腰到处寻人。李元希以为是他伯伯来了，他在竹山甩就喊：“伯伯，我在这里”，结果上了鬼予的当。他见是日本鬼子，拔腿就跑，被鬼子一枪打中，但是他还是带伤忍痛跑了一段路，鬼子没追上，可是他疼痛难忍，倒在田堋上睡了一阵子，感到口中很渴，在田里捧了点冷水喝了，那天晚上12点左右李元希就死了。

　　北冲一字墙（原厲九峰乡五保，现东方红村）的王甫连，叫甫连九爹，当时已70多岁，他被日本鬼子抓到尾巴塘（在芦家冲交界的九怵大河，现属雨花乡红星村），一顿乱棍活活打死的。我的丈人也是那次一起被抓的，由于他年轻些，虽然被打，还没打死。后来他活着逃了冋来。

　　1944年的一天，大蒲塘的刘逸成在家里，日本鬼子到了屋门口他还不晓得。他看淸是日本鬼子来，才急忙从窗口跳出逃命，被鬼子一枪打中，3场就死了。我对门屋里王家药铺的王玉伢子也是日本人打死的。

　　日本人什么都搞，杀人放火，奸淫掳抢，无所不为。现在卢家冲王林其的父亲被日本鬼子开枪打中，幸亏命长没打死，以后治了好久才好。

　　晏宏保(渔场村村民，男，74岁）：

　　乐明其的父亲乐春和，是个做小生意的。那天他挑了一担茶油，走肖家冲淸水塘过岭，碰上了 2个日本鬼子，喊他站住，他怕鬼子搞掉他的那一担茶油，挑了油放肆跑。日本鬼子就兜屁股一枪，把他打死了。

　　还有肖家冲张先教的父亲张桂泉（张四爹），被日军掳去当苦力，一去就杳无音信，死在外头。

　　乐正其的妹夫王叫爷（名字记不起了），老屋是忠梨市那边的，佃住在肖家冲。那次日本飞机轰炸长沙，他被飞机上的干炮子打死。

　　新开村原五方堆(殷家冲口上，现属渔场)的肖五大汉（姓名记不清了）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在马路边上，曾运秋二爹亲眼看了打死的。

　　在熊家巷子（现属渔场），那天日军强奸一个难民王某，王已60多岁了，老人大哭大叫进行反抗。曾运秋二爹见了想救出王祖母，他拿了“维持会”的一块什么牌子找日本人，日本鬼子根本不理，朝曾二爹就是一枪托，曾二爹被打昏在地，那位王祖母也被强奸。日本鬼子比禽兽还不如，强奸不分老少，真是畜牲！

　　现在一些六、七十，七、八十的老年妇女波日本鬼入强过奸的还不少呢，只是被侮辱后至今还不敢讲咧。

　　我们雨花乡的新开村地靠公路、铁路交通要道，几次日军打长沙来来往往，他们在这里杀人放火，奸淫掳抢，就比别的地方更多。遭受的灾难就更重。

　　我那四进两层四五十间、约五六百平方米的房子就是被日本鬼子烧掉的。

　　黎绍文（自然村村民，男，66岁）

　　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我才14岁，年纪还轻；但已懂事了。那时我们铁铺桥（当时诚九峰乡五保）这一带很穷，鬼子来了没有钱的人无处跑，有钱人都跑了。1941年古历八月初七，我正在田里扮禾，亲眼看到学堂坡的诗荣华被日本鬼子枪杀王井塘冲嘴上。雅塘冲（现属雨花乡农科站）的段梅生，被日本鬼子当作中国兵抓到“浙江围子”（旧社会浙江人在氏沙的日乡会购置的专葬浙江人的墓地，现属赤岗村）墓庐屋里，把他的手张开钉在壁上，一顿剌刀朝他乱刺，活活的被乱刀杀死的。下塘冲(现属雨花亭乡农科村)的周茂秋也被杀死。

　　我们本队的蒋德春(德拐子)和蒋德生是两兄弟。蒋德春被日本鬼子掳去无音信。老弟蒋德生（蒋九伢子）在第二次日本鬼子来时，被鬼子看见了，他吓得就跑，鬼子开枪追击，把他打死在茅屋湾（现雨花乡东方红村）磡脚头，就是祖坟嘴的竹山边。兄弟两个都惨遭日本鬼子杀害。

　　还有王家祠堂（现雨花乡农科村）的王相晃，横冲子（农科村）的刘伟益也部是被日本鬼子掳去后没回来，至今无音信，肯定是被杀害了。铁铺桥（现农科村）的王福初（三朋子老倌）掳左后也没有人了。这里（当时只两个甲的地方）日有瓦多人，被日本鬼子打死、恭死的就有三、四个，掳去的有七、 八个。

　　日本鬼子真是惨无人道，我亲眼就看到在王自然(地点)岭上(现农科村)。当时长沙城里一个拖东洋车子的人力车夫，他们夫妻俩(手里还抱个吃奶的伢子）逃难到这里。被日本鬼子抓了,强奸他的老婆，还要男的站在旁边望了。个女 的反坑不肯，日本鬼了就用刺刀在他大腿上钻了一个眼，鲜血只管流，女的痛得大哭大叫。3个鬼子就轮奸，还要王明正用手巾去擦她的小便处（阴部），一

　　擦一次，擦完下一个又上，轮奸后鬼子还要杀害他们的孩子，那男的跪在地上求 饶，鬼子才没有杀死这个细伢子。这些家伙真是残忍至极，比野兽还不如。

　　我和我母亲、老兄逃难到天井岭廿家屋场(现属洞并乡天华村），那次来了 100多日本兵，围了利家桥三、四个屋场, 把难民都赶到甘家屋场做一堆围在一起，难民中的女的赶紧用锅墨烟子把脸搽得墨黑，头发抓得稀乱，一个个不成样子。可是鬼子还是抓了好多女的拉出去集体强奸，有的还被打得要死。究竞好多人？如何强奸的？我就搞不淸了,反正抓了好多人，集体强奸。

　　有回鬼子把我抓到黄土坳现在矿山机械厂(长沙重型机械厂）的口子上，又抓了一个难民，要他扮禾，这是个老头。日本鬼子最恨老人，最虐待老人，把这个老人打得真作孽，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老人又正在屙肚子（腹泻），搞得屎尿一身。臭不可闻。

　　更为残忍的是：一次五、六个醴陵人推着“江西车子”(一种木制独轮土车)，装的都是瓷碗，被驻扎在“藕塘”（原属九峰乡，现属马王堆乡友谊村）的日本鬼子警备司令部抓了当作游击队，打得皮脓残疾，随后挖好洞子，在杀他们前每人给一碗冷水喝了。有个醴陵人被杀前喊着要搭个信给他家里，声音凄惨至极。这几个人被杀时，鲜血溅起好高。

　　黎托乡

　　李庆云（东山村村民，男，73岁）：

　　1944年前后，日本鬼子到黎托乡来过3次，我亲眼看见被杀害的、被逼死的就有4个。一个是我哥哥李枚青，住在东山村，当时42岁左右，那时村上的老老少少都躲起来了。我哥哥和我在家守屋。11月间的一天，哥哥李枚青在河里洗红萝卜，突然日本人进村来了，他没有来得及躲避就被日本兵发现了，要掳他去当挑伕。喊他走，由于走慢了一点，日本兵就是几枪把他打死了。二个是尹锡之，30多岁。记得第一次日本人来乡里掳伕，村上冷冷清清，大家都躲起来了。尹锡之当时正躲在屋子边上的刺蓬中，日本兵没有看到人，就用刺刀在屋前屋后的刺蓬中乱捅，尹锡之被刺伤了头部，差一点送了命。第二次日本兵又来了，这一次就把他抓起来带走了，至今沓无音信，听说后来被杀了。三个是我姐姐，也是日本鬼子第2次到黎托时发现了她，后被日本人强奸，最后逼得跳井自尽。四个是一位叫史何爹的，当时大概有50多岁左右。日本兵进村后，一时躲不及，他就势躲在自家屋场边堆放乔麦杆子的柴堆里面。一个骑马的日本兵进村后，把马吊在离乔麦杆不远的一颗树上，那匹马离麦杆近，一边用嘴吃一边用嘴扯乔麦杆，就这样被日本兵发现，把他拖出来吊在一株柿子树上，然后用刺刀把他活活捅死。

　　赵镜璜（黎托村村民，男，71岁）：

　　记得1944年七月初一，屋里没有饭吃，我正在推谷，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有人立刻喊走，一时都不晓得往哪个方向跑。 日本兵巳到了禾塘坪里，我被他们抓了，开差到浏阳去接伤兵，走路不看见，他们就烧屋，没有菜吃就杀牛，白天看见农民扮禾就开枪把农民赶跑，然后到老百姓家里抢吃。记得抬伤兵到韭菜园后，驻扎在蛾嵋岭。后来又开差到衡阳去，走一通宵还只到大托铺。心里总是想要设法跑。当时日本兵专打老人，年轻力壮的不太打，因为要劳动力帮他挑担子。我在大托铺一天吃完午饭，乘敌人不备，躲到一空屋里，一直躲到晚上才又跑回家。

　　在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个日本鬼子被农民打死了。那就是叫刘满爹的，看见一个比较高大的日本兵，一进村，他就把枪丢在屋子外面，赤手空拳进屋抢东西，刘满爹乘他不备用耙头把他挖死了，因怕日本鬼子发现，后来就用土埋了。这也是日本鬼子应有的下场。

　　黄树生（川河村村民，男，74岁）：

　　民国三十年八月那次日本鬼子进长沙时，东山街尾子（现长托村六组）的吴二爷（名宇记不清了），当时只40多岁，见鬼子来了无处藏身，就躲在豆子田里，不料已被日本鬼子看见了。鬼子抓了他后，就用吴二爷自己的腰围巾把他的眼睛蒙上，脱光他的衣服，一群枪上架着刺刀的鬼子立即围上来，朝吴二爷的肚脐、肚子，你一刀、他一刀，刺的刺、挑的挑，吴二爷当即痛得在豆子田里打滚、惨叫，鬼子则以此为乐。豆子被滚翻一坪，吴二爷的肚子、肠子满地、血糊血海的，吴二爷就这样惨死在豆子田里。日本鬼子走后，人们才去收尸，吴二爷什么时候痛死的都不晓得。

　　还有彭xx的堂客，被日本鬼子追着欲强奸，她拼命逃跑跌到塘里被活活淹死。

　　民国三十三年闰四月廿六日，我在田里耒田，鬼子来了，我跑回家赶紧牵了牛，挑了被窝帐子往冲里跑。这次躲兵从闰四月到八月中秋节才回来。我躲在麻林冲被日本人掳了挑东西，那次被掳的有七、八个人，一路打掳（抢掠）杨家山，扎在山岭上。每天白天我们这些“苦力”被押到田瓜去扮禾（抢老百姓的粮食），酷暑天打着亦膊晒得要死，晚上被一起关在黑屋子里，又闷又热、汗臭难闻，蚊子咬得要命。乌稀八糟的饭菜也吃不饱，不少人被折磨得“打摆子”（疟疾病），搞得黄皮刮瘦。后来我被安排给他们搞碾米、筛米之类的事情。事后才知这支日军部队是专抢粮食以充军需的后勤部队。被折磨了10多天，我也打起了“摆子”。鬼子见我不行了，才放了我。我提心吊胆，下了杨家山，涉过一条港子逃了回来。

　　黄宝生（粟塘村村民，男，76岁）：

　　我住黎托乡川河村四组，以前这里叫灵慧坳。我是民国三十年古历八月初八被日本鬼子抓去的。那次共掳去4个人，他们是周金万（小名叫周二结巴）、周五样（海伢子的父亲，又叫周五木匠），粉壁塘的黄长兴和我。当天，鬼子到长沙南门外黄土岭打了一天掳（抢掠），在仰天湖歇了一夜。那天夜边在黄土岭打掳时，鬼子捉了一头肥猪，活活的朝肚子一刀剐开，肠肝肚肺流了一地，血糊血海的把猪零皮碎剐了，割了一条猪腿。有个鬼子还拿来一它约30多斤重的牛肉，要我“火啰，火啰的（烧熟搞了吃）”。没有柴火，鬼子就拆屋搭子、砸 家具、打门窗，肉还没烧熟，一声命令，鬼子又朝浏阳门方向跑。初九晚上从湖迹渡过河到鸭子铺，住在一家大屋里，又活活打死一头猪，把它剐了，他们又是有柴不烧，要烧红漆家具。烧熟的猪肉里放些糖，要我们“米西，米西（吃）”，我们吃不得这些半生不熟的甜猪肉，鬼子就打我们。晚上鬼子又要我们到附近去挖了几担红茹煮稀饭吃。周二结巴偷偷地吃了一个红茹，被鬼子看见了，打得他死去活来。饭熟后，周二结巴饿得要死，鬼子就是不给他吃，还耍惩罚他。我当时年轻，才20多岁，耍点小聪明，鬼子才给我吃的，但我不能给其他人吃，只能看着别人饿肚子。深夜行军，天黑不见路，鬼子就拆屋，用木料竹片做火把，我们不肯拆，鬼子就把我们打得要死。鬼子所到之处，什么都被洗劫一空。12日过水渡河，我乘鬼子不备，在下河堤时朝东山方向跑了，13日才逃回家脱离了虎口。

　　就是在民国三十年八月那次，日本鬼子从朗梨过浏阳河向长沙市进兵时，我躲在一竹磡脚下，亲眼看见潭阳洲（原十六保）的黎云田被鬼子追迫，从前河涉水逃跑，鬼子从背后朝他开枪，黎云田在上河坳时，被鬼子一枪打中，惨死在河坳边。

　　这次日本进兵我还看到黎子乔被绑在潭阳洲的一棵柿子树上，被鬼子用刺刀活活刺死，其状惨不忍睹。黎家祠堂的黎干东也是那次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刺死。还有一个杨x爹也被杀了。这次我们这块（地方）一共被杀了六、七个人，由于时间久了，名字记不清了。还有川河村一组的黎明亮的父亲黄五洋子（黄五裁缝），就是那次被枪杀在七里巷的木鱼堆子。川河村四组的潘树生也是鬼子枪杀的。李菊华被掳了去当苦力，一去就没回来，至今杳无音信。不知惨死何方，尸都没收到。

　　日本鬼子（也有无耻汉奸）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劣等民族蠢东西。认为他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可以任意杀死中国人，那时他们到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吃的鱼肉鸡，睡的嫩娇妻，烧的背时屋，杀的蠢东西”。意思是“蠢东西”该杀。这些杀人狂以杀人为乐，杀人取乐，真是残忍至极！

　　马王堆乡

　　李绍皇（湘湖渔场，男，75岁）：

　　我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犯长沙是从金井方向来的。金井李家凼鸡犬不安，房子基本烧光。日本鬼子退了以后，我护送伤员路过金井，还是臭气熏天。第二次日本鬼子进犯长沙，是从水渡河、洪山庙方向来的。炮就架在洪山庙山上，往周家嘴方向打。有一炮刚好打中师满祖母的家，师满祖母及儿子、媳妇、孙女全被打死，房子也烧掉了。后来王七爹的房子也被烧了。还有一对父子，父亲叫周少枚，儿子周迪山伢子都被日本人打死了。有个叫徐九冒失，两夫妻5个女儿，日本人要强奸徐九冒失的堂客，几个女儿上前阻拦，上来一个日本鬼子就开枪打死一个，连续打死了四个；后来一个细毛毛也被刺死，男人想救堂客也被打死。最后徐九冒失堂客坚拒不从，也被枪打死。晚上，我们去埋尸休，看见那种情况真是悲惨！第一次日本人侵略长沙，我帮助送伤兵埋尸体。第二次日本人侵略长沙，看见平民百姓遭殃受罪，我横下一条心，拿起枪决心跟日本鬼子干。我把埋尸体时拾的枪集中起来，召集了部分群众、散兵，开始反抗日本鬼子。就在这第二次进攻长沙时，我还挨了日本人几枪，没打中，只是裤脚打了几个洞，我跑了。第三次日本鬼子又来了，打了七天七夜。最厉害的是第四次，长沙沦陷一年多。我记得从黑石渡到湖迹渡（今烈士公园红军渡一带），到处是日本人打死的国民党士兵和老百姓，晚上走路不看见，脚一踩就是尸体，真是凄惨。记得周家嘴炮竹屋一个姓周的，有个女儿，大概是13—14岁，小名叫淑伢子，日本鬼子看见了要强奸她，她不肯吓得想跑，日本鬼子当场就用刺刀捅了她七八刀，事后，淑伢子的娘还要我搞药治，我当时年轻也懂一点药的常识，我看了淑伢子肚子上刺下8刀，肠子都露了出来好多，我说“淑妹子刺成这个样子，是神仙也治不好，何况现在什么东两都没得！”就这样，淑妹子活活疼死了。我有个哥哥叫李文斌，鬼子掳了去，要他修白马铺的公路，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跑，都被鬼子抓住。鬼子用香烧他，全身起满了泡，流着黄水，还要用枪逼着他做事，后来被打死在长家湾河边。我去收尸，又捡得些枪，这时巳有10多条枪，其中还有两条轻机枪。庆木匠六七十岁了，他说他打了几次日本鬼子，都反遭日寇打，我帮你们烧饭去，袁裁缝也说跟我们去做饭，你们年轻就去打日本鬼子。由于我领头打日本鬼子，我成了日本人捉拿的对象，在六子岭一带还出了布告要抓我。我不怕，因为我有枪而且地形熟，我说，只要我一天不死，我就要和日本鬼子搞到底。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人民是极为愤慨的。我记得当时周南女子学校学生编了一首歌，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我现在记得有这样几句：“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东邻有个小东洋，几十年，练兵马，东亚称新强，一心要中国亡。九一八，平地起风浪，一夜里，领人马，强占我沈阳，杀的杀，抢的抢，老百姓遭祸殃，东北四省被灭亡。卢沟桥，二次动刀枪，强占了黄河北，又得杨子江，南京杀人几十万，城破兵都伤，那个看了不心寒。”

　　黄海南(尚桥村村民，男，68岁）：

　　回忆抗日战争那段往事，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苦來，—个甜，我们都是饱尝过去苦的，更知今日生活甜。

　　我记得日本鬼子来我们老屋现跳马区闭然乡福海村肆虐了两次。第一次大概是1944年夏天，时间6天。日寇从六子岭过河，我们当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难民也搞不淸，那边的还一个劲往这边涌，还跑到周干根扎的煤油冲里去了。我们周围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能跑的都跑了。因为跑得匆 忙，未取的蚊帐被日寇刺刀划烂，屋前屋后的竹子,日寇用东洋刀砍断；车水的车子等农具，被日寇架在地下搞饭吃，当柴火烧掉；猪、牛被活活的挖后腿肉，鸡鸭被杀光吃光。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回来，只见屋前村后，污秽狼藉，鸡鸭没而吃完的撤在外面，猪被挖了后脚的死在外面,到处臭气熏天。 那一年得痢疾的多，长疔疖的多。但那一年天照应，稻谷长得好，全倒了地，虽没有扮桶等农具收割，但大家逃难回来，有饭吃心里不慌。

　　我们那地方那次有两个被掳。-个叫周荣陶，住在枫树河，年龄有50多岁了，因年纪大被掳以后，又害怕走不动。鬼 子见走不动就打，打还不解恨，举起东洋刀从他肩边削下，肉掉下6— 7寸长，搭帮没有伤着骨头。他顺势往地下倒装死，最后从板兰山逃回来。当时因天气炎热，没有消毒和及时治疗，伤口发烂，拖了好久才用草药敷好。还有一个叫胡田龙，鬼子抓他，他就跑，从灶屋里跑出来往这边逃，隔日本鬼子总有好几十米远，听见一声枪响，他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日本鬼子不但烧杀掳抢，还强奸淫荡，无恶不作。我们那地方没有跑脱的妇女有好几个遭殃。有个杨四祖母，在她屋边的塘里柳杂树底下躲了大半天，受不住了挪动了一下，引发了响声，被日寇发现了，把她拖上来奸污。她自杀未死，爬到后面山上躲了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还有丛树坡有个俩娘女，女儿被日寇强奸，要自杀，被娘救起。

　　那时群众觉悟不高，蛇咬了一口，望见草绳都怕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煤油冲去，一餐早饭走了4个地方才吃完。那时没有衣服穿，有—个人把黄不黄白不白的土布围在身上，不知在干什么，在村边走来走去，我们误认为日本鬼子来了，拿起东四就跑，吓得几百人跑了4个地方才吃完了早饭。

　　日本鬼子退了以后,我们都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但女的老的仍在外面躲着。回来才发现日本鬼子还留下一个“太君”住在执树河王振二爹厘里。有的说，他是联络员，还会有日军要来，有的说，他是逃兵，不愿意跟日军走了。反正众说不一，其真正事因谁也不淸楚。为了这日本鬼子一个人，我们伤透了脑筋。他有两支手枪和一匹髙大的马。我记得当时我举起手才摸得到马背背骨。这个鬼予胆子大，他成天在外面打闹，看见有什么吃就搞什么。他的马也总是不管，随他在垅中央糟蹋作物。一个鬼子影响到我们一大块地方的安宁。我家屋住在湘塘坳上是最高的，周围都没有遮挡。一到晚上，好多人都住在我家里，睡的睡山板，睡的睡凳子什么的，毎晚还轮流2人打望放哨。一天夜里，六子岭有个叫十七摩登的（可能是游击队的)，带了几个人来到王二爹家里，王二爹生怕别人把鬼子打死在他家里，听见外面有了响声，忙把鬼子推醒，叫他起来，他 胆子大不起，外面人一进来对着他就是两枪，中了两枪的鬼子反而一翻就爬了起来，还拿起枪准备还击，最后第三枪把他打死了。那天晚上我们去了10多个人帮迪王二爹冲洗擦墙壁，洗擦地板，把鬼子的尸体拖到舟尖子用砂子埋了。回来一想，埋在那里要不得，如果一发大水，尸体浮出来，鬼子知道了，怎么得了。10多人在我家一研究，不行，得把尸体搞到对河烂泥冲去，大家用3个扮桶搞过河，埋在烂泥冲的丛树里面。为了一个鬼子，大家忙了一通晚，结果还算处理得当，没有节外生枝。

　　第二次日本鬼子来我们村时，我在东师巷学徒弟。有一天，日本鬼子突然用扮桶树枝气势汹汹过河来了，那时我师傅喂了7头黄牛，我连忙跑到山上去拦牛，看见女的脸上摸着锅煤，身上穿着男子汉的衣服，放肆往山上跑。我师娘藏在牛坑凼子一整天。这次来，我们那地方，200多头猪，鸡鸭不知其数，家俱、农具等再次遭劫难，损失非常惨重。

　　徐少德（火炬村八组村民，男，64岁）：

　　抗战时期，那时，我才13—14岁，时隔50多年，我仍记忆犹新。

　　日本鬼子第二次进犯长沙时，我们原来住在蒋家祠堂（现省疗养院），这周围只有那一团是祠堂屋，高大一些。有一天日本鬼子从东屯渡方向过来了，我们就往北方逃，藏在山里，只听到飞机轰轰响和爆炸声。那时到处都是防空洞，有的私人也挖了有。董四钱（叫董四爹）也挖了一个，是用牛屎棚子盖的。我们也躬身进去，里而还有我伯母我伯的儿子、媳妇、郎、外孙共12人，突然一个小孩哭，我们说赶快出去，怕暴露目标。刚刚一出来，从对面飞来一炮弹，把坑炸掉了半边。过了中午，我们还没有吃饭，日本鬼子已经来到興勒屋这边来了。我们牵了3条牛，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赶忙过河，逃到了马栏山，到了晚上还没办吃中饭，饿得不行，用一块光洋买了3升米，拌萝卜煮吃。这次日寇摘了3天就走了。回到家里一看，屋见整个家俱、农具都烧了。我那时是3家人:我爹、两个伯伯，共烧了3条牛车，9条脚力车，饲养的猪、鸡、鸭都搞光了，仅剩下牵出去的3头车。

　　第三次日本鬼子来时，我记得已经插过田了，禾苗长得很好。我哥哥徐少华、伯伯的郎福全带着我，牵着牛，逃到奎塘王家大屋住了2晚。日本鬼子到处追，我们就到处跑，最后我们从齐星巷到了桐子坡，直到日本鬼子所谓的安了民，我们才敢回来。那时，我们这地方的维持会长叫张兰贵，现在的火炬村那时的维持会长是周国武。我们回来以后的不久，我们下屋有个吴大祖母，那时她还细只有14一 15岁；日寇抓到要强奸未成，最后有人喊了司令部的几个人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 这里有两个老师，一个叫罗灿，一个叫汪眼秋，大概都是地下党员，经常出来帮助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维持秩序什么的。

　　曾干龙（农科村村民，男，65岁）：

　　日本鬼子搞得最凶最惨的是1944年的插田以后，我记得那时开始是喊疏散，“敲壁无土、打地无灰”，到了后来，长沙沦陷，疏散逃难均无处可走了。我们家老班子5兄弟，结了婚的3 个：四伯、六伯和我爹，仅我爹这一蔸生了7个子女，靠老班子5兄弟来维持生活。那时喊疏散，都舍不得家，自天走出去，晚上又回来，看看喂的2只猪婆、看看园子里菜，给田里的禾苗放点 水，同时，摘点菜什么的。那时，花桥的桥炸掉了，摘的菜、拿点衣物用扮桶、脚盆游过河去。开始几个晚上没有事，后来一个晚上碰见了浮起来的死尸，把死尸往侧面一推照样往前走。躲来躲去，胆子大一些了，有时白天也回来。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准备车水灌禾苗，在田边种点豆子。日本鬼子来了，把我们象追湖鸭子样追，我爹、我姐夫和我，连滚带爬来到齐家大塘的渔湾甘四爹家里，甘四爹还未等我们站稳便说，我正准备走，你们最好趁天没亮离开这里。哪晓得我们从坎脚—翻下去，那边就叭吗叭吗的来了几个鬼子，子弹追着我们打，搭帮跑得快，一转到长塘湾柳四盐巴那栋屋，才缓了一口气，最后沿堤坎跑，一直跑到东屯渡老码头。现在想起来，不知那时那来那么大的劲，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顶着子弹跑。通过这次胆子又大了些，反正生死存亡，听天由命。跟着到了杨家祠堂，吃了一碗南瓜，沿着又过河来，因为车子、豆子都都丢在田里。没有办法，种了豆子，把2只老母猪搞到花桥，再用扮桶搞过河去，我弟弟比我小2岁，守着猪婆。这时日本鬼子来了，看见我们年轻，当时还是没有对我们怎么样，可对 2只猪婆就是2刀，一划过岸，一只猪婆死了，我们还是住在杨家祠堂里，日本鬼子打闹不知从那里过的河，从高处往脚下罩，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往田里禾苗中躲。日本鬼子下田去捉活鸭子，我们一行8个人，被抓去4个，我侧着身子，横过3丘田，最后太阳下山夜幕降临，我才爬上来。我全身浸泡得起皱，好比是八九十岁人的皮肤，苍白苍白的。这时候人横了心，舍不得老屋，常要回来看看。后来我们这个地方成立了警备司令部和维持会，出了安民告示，我们才安心回來。我们刚回在田里扮禾，日本鬼子来了，要我给他一条裤子和二把烟叶跟他们走，正好被司令部巡逻的人发现，几个鬼子才把我放了。我有个叔伯伯，同时逃到花桥被抓去了，一直抓到衡阳才逃出虎口。我舅舅唐龙先被抓去，至今无音讯。我晓得名字被鬼子开枪打死的有赵春圆、师二聋子。鬼子不但杀人，还放火烧了赵春林、龚春林的房子。青年女子更是见不得，见了就要强占有带起走，无论老少妇女都强奸轮奸。严王林有2个长得标致的女儿，均被鬼子强奸。我们这门口，老的当时也有好几个受了凌辱。

　　曾润泉（农科村村民，男，85岁）：

　　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天，我到八方屋场刘振云家里逃难，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刘振云的爹。

　　有一早上，我担菜进城去龙，走到五里牌，被日本鬼子截住，要我把菜送到太君住地去。我一挑上去，看见被掳几十人，全是我们这块地方的人，不久我便逃了回来。还有一次，我走到东山上面逃难，没有地方躲起，便走进了彭家祠堂，一看共有千把逃难的人住在这里。因这里要经过几座山，日本人打闹来得少，这里就成了难民大本营。

　　东屯渡农场

　　欧树初（一分场退休职工，男，72岁）：

　　笫一次日本鬼子來时，我被鬼子抓了，鬼子打了我。东屯渡民生码头驾划子的王德生也被抓了，打得要死，眼睛都被打眩后来我逃了出来，往自己家里跑，还没进屋，见屋里有不少人，知道家里也出了事。我急忙躲进屋后边刺杂子里，未被人发现。我眼瞄往屋里一看，里面躲了不少逃难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心想这贱人一定是认为我家里穷，住的是烂茅屋，日本鬼子不会找到这里来，躲在这里“安全”些。哪里晓得一样也逃不脱鬼子。只见日本鬼子正在里面抓人，从屋里抓出来一大群妇女，其中有个女的我认识是王海娄的堂客，她年纪轻，又长得好，七、八个鬼子抓了她就在我屋里当场轮奸，搞得她哭天喊地，死去活來。这是我躲在屋后边刺杂子里亲眼看到的鬼子的兽行。我幸亏未被鬼子发现，不然这条命早就没得了。王海娄的堂客被轮奸后随着被抓的人一起都带走了，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反正当时就已搞得九死一生了。

　　第二次是农历八月间的事。我的父亲欧福兴（地下党员，有一只眼睛视力不大好）被鬼子掳了去当苦力，恰恰我从外面回家，怕父亲受不了鬼子的折磨，自己将父亲带出来。到了日本鬼子那里，由于语言不通，有个日本兵对我做了个手势，我以为他要酒喝，便问：“是要酒吗？”那知这家伙对我前头一下，后头一下，同时左右开弓几个耳光，打得我两只眼睛直冒金星。打后，拖起我就走，一路日我心里慌得要命。走到附近黄五爹家里，这帮日本强盗又把黄五爹一家打了个“满堂红”（一个不漏地打了一遍），我当然也逃不脱厄运，又被打得更厉害，硬是打熟了。走到花桥（现东屯渡农场花桥队原明道乡八保），鬼子见一家园子里的柚子树上结了些柚子，要我上去摘，我爬上树没摘到，下树后又被打了几个嘴巴（耳光)。随后到了长塘堋上（现农场长塘园队），杨柏双一爹那栋大屋里，这是日军驻扎的地方，一进屋又把我痛打一顿，鬼子简直把我们是不当人。在杨家大屋驻地，日本鬼把这栋房子里的东西——家具、农具什么的恣意糟踏，统统“火啰火啰”的(放火烧），中式花架子床铺，打烂后烧架子、烧床板，国漆桌子、発子敲炉后烧凳脚、板子，红漆大柜烧柜门、烧屉子，真是无聊透顶。更有甚者捉了活猪只挖后腿，烧熟吃腿子肉。你说阴毒不阴毒。杨柏双一爹家养的一、二十头猪都是这样被鬼子活活的挖了吃掉的，这些家伙都是没有人性的野兽。掳我们的那群鬼子在杨家大屋没搞好久，又到外面去打掳（抢劫），我们被强迫一起行动，给他们当挑伕。又回头走到花桥钟馗庙坪，恰恰碰了晏家屋场（现马王堆乡农科村）黄满爹的崽黄念四（又叫黄四爷），正挑了一担萝筐走兵（逃难），箩筐里放着衣服、蚊帐之类的东西。被鬼子闯上后，鬼子用刺刀朝箩筐里乱翻一通，发现里面有中国兵（义勇军）穿的衣服、裹腿之类的东西。鬼子就把他当中国兵抓了。那就作孽啦！鬼子把他成“大”字形双手双脚用钉子钉在钟馗庙前面的墙上，唆使狼狗（军犬）朝他一顿乱咬，咬得他血肉模糊，痛得他喊天叫地，一次次昏死过去。鬼子还用刺刀捅了他好多刀，当时奄奄一息，才扬长而去。由于大家都逃难去了，黄念四被钉死在庙墙上，两天后才收尸，什么时候断的气还不知道，是活活的痛死的呢！死得好苦啰！

　　这队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杀了黄念四后，从花桥一路打闹（抢幼)到杨家老屋（农场扬家老屋队，当时属九峰乡一保), 又抓了周春林的媳妇周爱华，七八个鬼子轮流强奸，头一个鬼子强奸后，用尿瓢子在塘里打一瓢水冲一下，下一个又上，一连冲七、八次，奸七、八回，真是野蛮，残忍至汲！

　　在杨家老屋强奸后，又一路打闹到道湖（现马王堆乡五一村）刘天益家，鬼子把这家子子洗劫一空。后來我瞅准机会，在鬼了只顾打闹吋，逃了出来，侥幸选离了虎口。

　　民国三十年11月间,那天晚上打了霜，天气很冷，只听外面闹轰轰的，大家在喊：“日本鬼子来啰”“走兵啰”大家都挑着东西，拖娘带崽，扶老携幼，纷纷离家逃难。我们一家也连夜逃到周家桥(九峰乡，在圭塘境内)附近的三字墙,躲进一个姓邓的大广人家的屋里。那知日本鬼子从螽斯港、东山、铁铺巷子、殷家巷这一带进兵到了圭塘冲里。我们在邓家里还没站住脚，天刚亮，鬼子就过来了。我们撤腿逃离邓家，前脚走，后脚鬼子就进了屋。逃难的都吓得没命的逃，不少人被围在邓家大屋里没跑脱身。日本鬼子一进屋抓了邓大胡子(这家的 主人)又是耳光，又是枪托把他一顿打了，打得他呜呼哀成。掳到的难民也都遭了一顿毒打，有的当场被打死，打伤的就更多了。真是一夜之间飞来横祸。农历十一月扨七到十八日，只10来天时间，我们这一带的百姓被日本鬼子抢的抢、砸的砸、烧的烧、杀的杀，搞得稀里垮烂，有的妻离子散，有的无家可归，遭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间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外出串门走到罗家坟山（现长沙轻便车厂厂址所在地)，发现从樟树坝、大桥方向，走小路开来近一支40人的军队，我看像日本鬼子。当时守卫东屯渡浮桥（渡口，从东面进长沙城的要道）的国民党部队尚未发现（两军相距只2、3华里了）。我赶紧跑到品字墙王光业家告诉王五爹，说：“日本鬼子来了！”他还不相信，那时天已亮了。我要他同去看看，两人麻着胆子朝鬼子走过的踪迹（皮靴底上的钉子印)，寻到孔九爹竹篱巴前，脚印没了，而孔九爹的屋门紧闭，于是我俩溜到墙边从墙缝中往里一瞅，只见屋里微微晃动尽是钢盔，吓得我俩赶紧跑到黄湘云七爹家，告知此事。黄七爹心急火燥地把情况告诉当时的副保长杨九爹（小名杨九大粪），杨保长才报讯到守桥的国民党部队。守桥部队闻讯后，知道是鬼子偷袭，全副武装迅速跑到黄田巷（现马王堆乡新合村，就是现马王堆加油站这里），在莫六爹老屋里架起机枪，对着孔九爹那屋里一顿扫射，屋里的鬼子如惊弓之鸟，吓得连忙冲出逃跑。枪战打了约半个钟头，由于距离太远（直线约2华里）只打死一个鬼子，其余都跑得干干净净。相反，老百姓则被打伤了2个，真是遗憾。这次虽然只死了一个鬼子，可是旋即遭到了日本鬼子的疯狂报复，本地百姓又遭到了一场大劫难。就在枪战的第二天，就开来了一大队鬼子兵，首先就抓了樟木坝开轿行的师汉田，他是个聋子，别人讲话他听不到。这下就糟了，任日本鬼子怎么问话，怎么讲，他一句也听不到，答不上，结果被鬼子打得死去活来，痛得滚到塘里，又淹得要死。随后又把杨家老屋的杨又隆一爹抓了，就在田里又是一顿毒打。然后才把先天死去的日军尸体抬到道湖大叶坝（现马王堆乡五一村）的一栋农舍里，将尸体速同农舍一起，一把火都烧了。虽然这样，鬼子 还不罢休，随之又在这一带地方大肆打闹抢劫，搞得一扫光，还掳走了不少村民。

　　自1944年11月起到第二年夏，日本鬼子就一直扎在东屯渡。在这期间，即使后來办了维持会，日寇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烧杀抢掠，我们这一带直到杨家山，从这条大路上（浏阳进长沙城的要道）进城的行人，都要遭到搜身，什么钱啦、物啦、菜啦通通都要被抢，鬼子见什么，要什么，抢了东西还要打人。动不动就是拳打脚踢，枪托子打，甚至刺刀捅。见了路过的年轻妇女就调戏，妇女被强奸是常事。

　　我是个做木匠的，沦陷时家里被日本鬼子搞得家空业尽。为了谋生，我到长沙城甩的南门口、社坛街一带帮人家搭棚(街上房屋铺面被烧毁，搭临时木棚居住或做生意买卖）。记得当时在南门口这一带有个名叫肖德快的汉奸，此人是个湖北人，是个有名的流氓，投靠日本人后，干尽了坏事。他每天要帮日本人掳50个伕仔，为鬼子当苦力，毎次搞3天。这些苦力被强迫干重活苦活，吃不饱，还要被打得要死，有的人进去了就出不来，被折磨死在里面。肖汉奸是一个坏透了顶的民族败类。

　　日本鬼子抓我打我不下20次，我的家也被他们搞得好苦。国仇家恨激起我不得不拿起武器跟日本鬼子拼，跟日本鬼子打游击，后来我参加了游击队，那时我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时候，不怕鬼，不怕死与日本多次打游击战，我也干掉过近20个鬼子。讨还了点血债。

　　李毅先（一分场退休职工，男，82岁）：抗战时我在九战区工作，是个搞内勤的。长沙第三次会战时，日寇打到岳阳新墙河，我们这些人随机关已迁到衡阳去了。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杀人放火奸淫掳抢的事,因我都在后方，虽未亲见，但耳闻的还是不少。如与我有点亲戚关系的2个就是死在日本鬼子手里的。

　　花桥(原明道乡八保，现木场花桥队）桥湾里桂大袓母的崽、杨道生四爹的侄儿子杨海堂，就是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在杨家码头（原明道乡八保，现黎托乡花桥村）浏阳河里的船上,还有李国勤的崽李铁根(铁伢子)被日本鬼子开枪追赶时，逼得无路可逃,在涉水过河中手没抓到扮桶边，掉在河里淹死了。

　　梁福生(一分场退休职工，男，98岁）：

　　我的老兄梁干臣，在第二次日本鬼子来的时候，波维持会当保长的派去给日本鬼子当挑夫。由于他老实忠厚，胆子小，身体又瘦弱，受不日本鬼子的独大、饥饿和折磨，挑着重担送到湘潭过去不远的地方,就被折磨死了。这是同一路被派去当挑夫的周春林逃回来说的。到底是如何死的，我们没看见， 反正一去就没回来，尸身无影。他的堂客又死得早,丢下炳伢子这个孤儿，真是可怜啊!

　　杨柏双(一分场退休职工，男，80岁）:

　　民国三十年（1941年），日本鬼子第一次来时，花桥杨家码头(现黎托乡花桥村)杨汉生的婆婆（妻子）没跑得赢，就躲在家里，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老倌子杨汉生躲在屋后堤边的竹杂子里，幸免于难。现在杨三祖母的崽杨炳泉还健在,是花桥村的兽医。

　　黄家老屋(现花桥村)的黄顺民，就是黄寿爹,被日本鬼子一枪打了胯档里，伤了生殖器,后来好久才治好了点,几成残废。

　　第二次日本鬼子来时，我的亲家掳去后，被枪打死在长沙朗梨镇的善化桥附近。后来收尸回来才知子弹是从背后进，胸口出的，胸口上一个很大的眼，身上血糊糊的，死得好惨!

　　民国三十二年8月间日本鬼子来时，我一家走兵(逃难) 到殷家巷,我婆婆牵了—头黄牛，我一头挑了老祖母，一头挑点 衣服等物一家逃难在外。这次日本鬼子搞得我一家好苦啊。一栋大屋被鬼子放火烧了 （只剩2间杂屋），这是我袓上用300两银子批的,房子上千个平方是我们这一带最好的一栋大屋，日本鬼子住几百人,马都吊了几十条，你看屋场大不大，屋里的东西——家具床铺、大柜、桌椅、板凳，农具等都被砸烂烧了。我们回来时只能睡在杂屋里的地上。一只猪婆连同10多只猪崽也被搞掉了。我伯伯(是个疯子)回来后大病一场，不久就死了。我老袓母死在离殷家巷不远的铁铺巷子，外面还死了一个崽，一家死去3个人。

　　孔德云（一分场退休职工，男，75岁）

　　民国三十年日本鬼子打进长沙，我一家逃难到殷家巷，在外面没有饭吃，偷偷地回来搞点米去,走到林塘塅就被日本鬼子掳了，把我们押到周家桥许家大屋关起来，坐在扮桶里不许动。随后，鬼子翻箱倒柜抢东西。鬼子最喜欢虐待老人， 对掳来的老年人，要他们挑重担子。越是老的越要挑重的,挑不起就打，越挑不起越打得厉害。在许家大屋，鬼子先要老人去打砸家具“火罗、火罗”。老人舍不得打烂好东西。更不去烧， 结果被打得要死。那时我还年轻，鬼子又耍我们去砸东西,烧家具。我知道拗不过他们，就拣好东西砸,拣好的烧，这些强盗对我大加“赞赏”，“大大的好，天积、天和的”(很好、很好的意思)。”由于被日本鬼子掳了，鬼子杀人放火强奸掳抢，我都亲眼看见过。记得农历四月间来的那一次，孔春爹(孔春生）、我的云老弟、贱爹，还有我妹夫都被掳，关在肖家巷（今农场肖家巷队）张地主屋里，有个叫“五元妹子”的就被六七个鬼子强奸。她的丈夫也被抓在那里，是当着她丈夫的面轮奸的。你看日本鬼子有没有人性。

　　日本鬼子的暴行，激起了我们老百姓的极大愤怒和反抗，傅家湾（农场一、二分场一带）不少人参加了游击队，拿起武器跟鬼子打游击。记得那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鬼子来抓游击队，我的侄婿师福元（参加了游击队，住傅家湾）一家5兄弟抓去了4个，他们是：师福元、师玉坤、毛伢子、七团。另外还有黄桂溪五爹等人。抓到白颜口（现马王堆乡火炬村），鬼子使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严刑拷打他们，并要他们自己挖坑， 把自己活埋。师玉坤不肯挖，想逃跑，被鬼子枪杀在白颜口。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旧历除夕）晚上，地方上办维持会的出面，要我们挑了鱼肉酒礼，到日本鬼子住地说情讲好话，要求日本鬼子放人。正月初头正是春节过年的时候，师福儿等才被保出 来。可是他们已被鬼子拷打得不成样子了，头上没有一根头发，都是被鬼子用香火、烟蒂烧的，满头是稀烂的，一身没有一块好肉。

　　黄占魁（二分场退休职工，男，67岁）：

　　我们这里的花桥，原来有一座很坚实漂亮的石桥，这是长沙、浏阳进城的要道，可是这座具有民族风格的石拱桥，就在日军侵华时，用炸药炸掉的。

　　民国三十年月，日本鬼子第一次来，大约只搞了个把星期，我们傅家湾一带被鬼子轮番抢劫不知多少次，他们一班接一班地来抄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洗劫一空。就是这一次，孔理云的女儿孔友姑娘，就被日本鬼子用枪打了脑壳，当场没死，由师克斌家忍痛往自己屋里跑，还没进屋就倒在地下死了。这是我们傅家湾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第一个妇女。还是这一次，黄湘云和师运泉的崽师海云被鬼子抓了，要他们牵了黄六爹家里抢来的黄牛，随同鬼子一道送到岳阳新墙河。他们家里人天天求神拜佛，祈祷他们能平安间家。经过九死一生他们才活着从新墙河逃了回来。

　　第二次是11月间，我们一家除了父亲没走外，老老小小都离家逃难去了。那时日本鬼子是从二学园（现长沙火车新站附近）冲进城的，进城前这些日本强盗在放马湖（现马王堆商场所在地，原属明道乡八保）放了一把火，把我姑爷（杨耀沐）和李姓等七八家的房尾烧得干干净净。

　　第三次是4月间，傅家湾的师大祖母被鬼子开枪追赶，跑到肖家巷子吓得跳到长塘活活淹死了，这是傅家湾被日本鬼子搞死的第二个妇女。

　　师玉坤参加了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抓了拷打，还要他自己挖洞把自己活埋，师玉坤反抗，被日本鬼枪杀在白颜口， 这是傅家湾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第三个人。

　　我的岳父陈海敖（住友谊村）被日本鬼子抓去后，一去就没有风(无音信），不晓得日本鬼子把他如何搞死的。我的堂兄黄健爹（住黄田巷，属新合村）也被日本鬼子抓去后，杳无音信。

　　我们这一带靠近城边上，长沙三次会战，日本鬼子进兵退兵都要从此经过，每次都要遭受烧杀抢掠，一次又一次遭受洗劫。直到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当时我们老百姓还不知道）时，鬼子还放肆放火烧屋，秘密销毁枪支武器零件，使之成为废品。

　　在长沙县的所见所闻

　　资桂发（区人大退休干部，男，70岁）：

　　我的老家是在长沙县的迥龙乡，解放前这里属庆华乡。 民国三十年古历八月十四日那天晚上，日本骑兵走我屋后巷子经过。我们吓得要死，躲到山里头。日本人所到之处，便要当地人带路。杀猪卖肉的李庄万(现在中南工大工作的李元卵曲父亲） 被日本鬼子抓住了,他们要他们带路,到了中碑挢边,因为马不肯过桥，日寇把他杀在中碑。方满爹就是在板石塘尾巴的桥上,被日本本人开抢打死的。

　　那年古历十一十九日晚上，天下着狗牙凌（冰冻），我 们躲在冷塘尾巴巷子里的茅屋里，冷得要死。那次我的父亲粟徵祥（当时56岁）、老兄粟桂宏（当时14岁)被鬼子掳去。父亲正有病在身，鬼子又最恨老人，把老年人不当人磨， 抓去后不知鬼子把他如何折磨的，也不知把他杀在哪里，反正一去杳无音信，尸身无影。老兄被掳到岳新墙河后，已折磨得剩下一付皮包骨，冒死从岳阳逃回。那时我家很穷，我祖母和母亲都在外做女工，父亲做零工，老兄做长工，我五岁就在家喂羊，靠养羊为生。当时我家喂了5只羊，都被鬼子抓去杀了。

　　就是古历十一月十九日这次，我的外公石德成、外婆石氏（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都被日本鬼子杀死在屋后背的山里。当时两位老人住在庆华乡（观黄花乡）高希大屋。十九日日本兵就驻扎在这里，被中国的正义军围住，日本约一个团兵力，双方打了三天三夜，鬼子到二十一日撤退，死人不知若干。“木家坡” 一坡尽是死人，死的都是中国军队和百姓，国民党一个连全部牺牲。那个枞树山里到处是脑髓血肉，死尸倒一个，顺一个，横七竖八，血糊血海，连树枝上都挂满了肢体和皮肉，惨不忍睹。在那些尸体中，我只认得我对门屋里的梁六伢子。他是我的同学，那时才10多岁。他被鬼子把衣服脱得精光，像青蛙一祥的杀死在那里。还有我的外公，外婆，他们的胸前的各被刺了7刀，2具尸体相隔只一丈多远。他们2个的手指皮肉都没有了，血糊血海的，完全是痛在地上打滚，两手抓地抓得这样的，是活活的痛死的。这次我们这里的损失最大、最惨。死人一山山的，不知其数，收尸时，一洞埋10个、8个的，埋了好多洞。但寻不到—个日本鬼子尸体，可能他们已自己烧了。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日本鬼子烧屋更是不计其数，反正日本兵路过之处，就得抢光、杀光、烧光，所谓“三光”政策。烧屋也是他行军的“路标”。杀猪、杀牛他们是割活的，先挖腿子肉，被割了的猪、牛好久还不死，有的甚至伤口生了蛆，猪、牛还活真是惨无人道。

　　最后那次，民国三十三年农历四月，正是春上涨大水时，当时我在王司渡口的马元(又叫瑞角塘)陈树生文做长工，我那上边屋一双茅屋的彭顺初(彭三爹)一家4 口被日本鬼子杀害，这是亲眼所见的事情，彭梅初辟彭瑞初是两兄弟，老弟彭顺初的儿媳那年怀了孕快要生“毛毛”了。日本鬼子來了抓了这个大肚子孕妇要强奸，急得彭梅初的父母亲（当时都是60多岁的老人)扑上前去想抢回自己的孙媳妇，日本鬼子就用刺刀朝两位老人一顿乱刺，不知被刺了多少刀，两 位老人被活活杀死了。几个日本兵轮奸这个孕妇，将其侮辱折磨得九死一生后，还不满足，又用刹刀朝她胯裆里两边大腿上一边一刀，痛得她在地上打滚，而日本兵则狂笑不止，以此为乐。

　　那个“孕妇”落气（死 )后，肚予里的“毛毛”(胎儿)好久还在动，还是活的，真是惨绝人寰。彭家一家4 口就这样惨死 的。

　　更为痛恨的是，那次一群日本强盗像赶鸭子一样追逐一群妇女要强奸，这些妇女吓得拼命逃跑跑到板石塘（现板石水库）逃不脱身，一个个被逼到塘里活活淹死，仅这一次就淹死25个人，事后捞上的死尸就像摆咸鱼条子一样摆在塘祛上，令人毛骨悚然。我家对门屋里的梁主爹家这一回就死了5个人：他的大女儿一一邓三爷的“堂客”，2个外孙子和2个未出嫁的女儿都淹死在板石塘里。

　　民国三十年古历十一月十九日至廿一日这次，我家遭受的灾难最大也最惨。我父亲被掳去不知惨死何方，杳无音信。我外公、外婆被惨杀在高溪大屋之后。我祖母悲愤交加，眼睛哭瞎，我母亲急病了不治而死。我大姑妈生孩子后还在月子里就在外逃难被折磨而死。我舅爹也磨死了。我哥哥被掳，死里逃生，回来时已搞得九死一生，一家八九人被这场横祸搞得家破人亡。

　　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这国耻我们永远不能忘啊！记得那年（当时日本人与汉奸已办了所谓的“维持会”时），我挑米到长沙城里去兑盐吃，走到五里牌，日本鬼子架着二郎腿來在路旁，我们进出城的中国人，都要放下担子向日本人敬礼。亡国啊！耻辱啊！让我们永远记住历史，莫忘国难家仇，努力振兴中华。

　　我被鬼子拉伕一百天

　　谢立本（东岸乡张公岭村村民，男，72岁）：

　　1938年，我在长沙市天心马路当学徒。当时，战事吃紧。其间，国民党火烧长沙城，所到之处，断壁残垣，百姓流离失所。1940年8月份，日军打到长沙，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日本鬼子到处抓壮丁运送他们的行李、军用物资。日本兵8月份来的，我看到日本鬼子就跑，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便朝我追來。急逃中，我摔断了左脚。1941年1月又来了日本兵，没过多久，他们就撤了兵。1943年农历四月日本兵又来了，我以为这次他们不会呆多久，呆在家里没跑。哪知，这次他们呆得最长，破坏最大。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兵开始了烧杀抢掠。我戴着一顶草帽逃跑，日本兵朝我头部开枪，幸好只打在草帽顶上。 我一口气跑到了榔梨镇。随我逃跑的姜二被日本兵打死了。我一直躲到天黑才回家。家里的一口缸、几件衣服还藏在山里，几只鸡也捉到山里藏了起来。等回来的时候，都不见了，我想被别人搞走了。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人命又值几个钱。我决定留在家里，不想再跑了。六月初一，鬼子又来了，村里鸡飞狗跳，哭喊声不绝于耳。我当时发高烧，头痛口渴。屋后人家喊我跑，我只好跟着逃，躲在山里好几个时辰。人烧口渴，实在难忍，我以为日本人走了，便回来喝水，刚一进门，就被驻扎在家里的日本兵抓住了。日本兵用粗大的绳子把我反捆起来。我当时没穿鞋，赤着双脚，上身只穿一件烂衣服。我们这个乡至少抓了百把人。

　　当天傍晚，日本兵往洪山庙开。我们被捆着，还得给他们抬随军的东西。一些被抓的人在路上就被日本人活活打死了。

　　我全身晒得黝黑，裹着裹腿，腿上留有受伤的痕迹，日本兵便认为我是一个中国兵。当时，日本人一看到中国兵就要残酷杀害。我对日本人说：“我是农民，不是中国兵。”幸好，日本兵看见人数少，就没有杀我。

　　日本兵沿途烧杀抢掠，要我们抬他们抢来的米、谷和其他的东西。到了现在的综合农场，为了防止我们逃脱，日本兵把我们两个两个捆到一起。我一路受尽了折磨，全身不挂一根纱。我以为日本人会给我衣服穿，但日本人惨无人道，哪里会给衣服！

　　六月初一，我们过河到对岸一间房子歇息。100多个人被塞进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屋很小，日本兵却叫100多人都坐下。一个浑名叫周矮子的（现在杉木村5组），50多岁了，看见地上挤得连水都泼不进，加上口又干得直冒烟，想站着散散热。日本人叫他坐下，周矮子不知道日本人讲什么，仍站着。日本兵凶神恶熬地冲到他面前，劈头就是两拳，打得他血流满面，然后又把他丢到外面用军刀捅死。日本人回来还说，如果不听话，就是周矮子的下场。第二天出发时，我们从躺着周矮子尸体的一堆火灰旁边走过，见他身上被戳了20多个洞，惨不忍睹。

　　六月初三，我们被关了整整一天。六月初四，我们往麻林桥方向开，日头暴虐，晒得皮肤都快要起裂，我们连饭也吃不下去。沿途只见死人、死马，村舍被烧成废墟，不见老百姓的踪影。我们抬着沉重家伙，高一脚、低一脚走到了一块苗地苗长得很高，日本人独自到苗地边休息去了，一个姓周的乘机挣脱了绳子跑了。刚跑不久，日本人回来淸点人数，发现少了人，就派狼狗去追。周尽管爬到山上去了，但还是被日本人赶上了，周在那里就被日本兵活活砍死了。到了毛塘铺，已经夕阳西下，日本人不给我们水喝，口干得直冒烟，已经分不出水和尿。我看到一个罐子，里面装的是尿，我还以为是水，就喝下去了。日本人口也干了，就叫一个严三的老人去打水，他63岁了，日本人看他年纪大，不会跑，所以没人跟着去。他看到日本人没来，丢下桶子便跑了。日本人等一会儿没看到他回来，便马上去追，追上后，把他打翻在地，按着脑袋，用一块坚硬的土砖向他头部狠狠地砸去，打得皮是皮，肉是肉。我们没喝到水，晚上继线抬家伙，经过一个陡峭的地方，下面是一条河，我想叫齐三爹帮我把绳子解脱。他问我往哪里跑，我说我往下面跳，水一深，我就得救了；水一浅，死了就算了。在那里，齐三爹把我抱住没让我跳，因而没跑掉。

　　六月初四，队伍往麻林桥、肯山铺开去修路。当时天下大雨，路面泥泞不堪，车子开不动，只有下瓦垫路。日本人拆了许多瓦房，然后用火烧掉拆了屋顶的房子。到了六月二十六、七，路修好了，坦克也开过来。此时到湘潭易家湾的路都被飞机炸掉了。白天不能走，晚上才开路。日本人为了防止我们逃跑，照样两个捆在一起，并威胁我们:如果一个入逃跑，另一人就得死。我们被抓来的苦力共200多人，编成4个分队。六月二十八日，我被编入了四分队，当时一个分队64个人。飞机又来轰炸了，日本任赶紧躲到山里去了。我们来不及只好躲在路旁的一个弹坑里。其中一个叫李还山的人看到飞机扔炸弹，很是害怕，拼命往上爬，被轰炸机发现了。飞机飞过来，往下面倒炸弹。我当时看见四处一片火海，爆炸声不断。高一爹人很机灵，爬出坑外就地一滚，滚到了禾田里去了，没被炸死，逃了回来。他回家告诉家里人说我死了，家里人悲痛欲绝。

　　我们同行的64个被抓的人，只存活了4人：一个姓邓的、一个姓陈的、我和高一爹。日本人也被炸死了3个，其中有一个戴眼镜的，杀人最多。飞机走后，日本人要我们把被炸死的尸体丢在弹坑里。我们3个人拖都拖不动。当时有的人还没死，有的流出了肠子，有的缺胳膊断腿，他们还在喊水喝。没有办法,有的还没有落气，也拖着往洞里丢，一个洞就扔了30一40具尸体。晚上，我们守在死尸旁，没吃没喝的。日本人又去抓人，很晚抓到了10多个人，然后朝昭山方向开。日本鬼子要我们抬着日本兵尸体走。当时天气炎热，尸身已经腐烂，臭味熏天，沿途不断滴着令人呕吐肺腑的尸水。我只好用黄草纸堵住鼻和嘴。七月一日，我们到了荷叶塘，日本人叫我们停在那里。当时听说易家湾的铁路桥被炸了，我们离桥还有四、五公里远。白天不能走，晚上才能走。七月初三，才把日本兵尸体搬进棺材里。搬的时候，尸体腐烂得搬不上去，粘在手上 的尸皮脱都脱不掉

　　日本兵用佩刀砍下尸体的一只手，烧成灰带回去。尸体也就埋掉了。

　　一路来，我没洗过手脸，脸上都起了一层黑痂。铁路桥被炸掉，桥下还有些土木工正在修桥。日本兵叫他们到附近去寻些棺材，又抓了一些人，把棺材拆成木板，扎成木筏过河。河边随处可见被炸死、饿死的人。有些瘦弱的教师也被抓来了，因为干不了活，被日本人捅死了。过河后，我们经过一块草地，因为肚子饿，我们跑到草地里寻些冬瓜藤、黄瓜藤充饥。我运气好，在地里抓到一条老冬瓜，擦去了毛就狼吞虎咽吃起来，味道比现在佳肴还要好。有的寻些烂黄瓜也吃得津津有味。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只记得一个月没穿纱线了。到了荷叶塘，我才找到衣服穿，可由于吃了生的东西，再加上消化功能减弱，肚子开始泻起来了。日本人又不准我们屙屎，我只好把屎尿屙裤裆里。我只好把裤子脱下丢掉。那时，天气冷得很，八月份的天气比现在11月份还要冷。饥寒交迫，牛马不如。

　　到了昭山，日本出去打闹了，抢了几条牛回来。大米都给了日本人，我们只好用糟糠加水烧稀饭，那稀饭比现在猪食还要差。没有东西盛，我们只好用铲泥土而又有铁锈的铁铲盛稀生饭。刚盛一会儿，日本人又把我们的铁铲拿去铲东西，这哪里是人过得的日子啊！

　　所到之处，都是被飞机炸掉的汽船、汽车的残骸。到了1944年八月份，日本兵在前方打了败仗，只好撤退。当时天气寒冷，我打双赤脚，被冻得又红又肿，在非常狭窄的麻石路上，抬着家伙，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到了黑石渡。姓李的木工，因肚子痛走不动了。日本人看到了，就是一巴掌，接着抽出军刀，穿了一个透背凉。后面的人就得加上他的东西。晚上，到了洪山庙。八月二十日，到了捞刀河，才见到稀少的人群。开到下面，雨越下越大。九月间，天气愈冷，看不到老百姓，也没东西卖。日本人出去抢劫，把我们关在屋子里。到了九月初十，日本人抢了一头猪去吃了。我们这间房子只有一个日本兵看守，一个湘潭籍的人把门橇开，好几个人逃跑了。因为雨下得大，日本人听不到撬门的声音，我也乘机逃跑了。我一口气跑到了一户山里人家，这家里有一个姓刘的妇女和一个嫩伢子。我在那里洗了脸，休息了一下，继续赶路。

　　那女人心肠好，把我送到了龙凤桩。之后，我跑到了史家坡。到了九月十二日，我终于从日本兵手下跑出来了！等我回家时，老娘已经死在流离颠沛之中。祖父快70岁了，头上还被日本鬼子打了2个洞，在我回家不久，他便含恨去世。我一岁多的小孩，因在外逃命，喝泥巴水，得急病而死。我的头发掉光了，脸肿得象只苹果，只剩下一口气。

　　从我的经历来看，从六月一日到九月十日，共100天。六月初一，我们乡被抓了100人，存活下来只有几个，日本兵一路杀死的百姓不下千人，强奸妇女不下千人，烧毁房屋无以数计。

责任编辑：刘帅 最后更新：2014-05-06 15: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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