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惨案回忆
2017-08-04 11:29:49  来源：《峥嵘岁月》 作者：罗其南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派兵突然包围新四军平江嘉义通讯处，惨无人道地枪杀和活埋了坚持抗战、英勇顽强的优秀共产党员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吴渊、赵绿吟、吴贺泉六位同志，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这个惨案曾经激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们的公愤。八路军、新四军和一些抗日团体纷纷发出通电，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可耻行径;延安、重庆、皖南等地召开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诸烈士的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这样写道：“在国难中惹起内讧，江河不洗古今憾;于身危时犹明大义，天地能知忠烈心”。充分表达了全国亿万军民对敌人的无比愤恨和对死难烈士的无限敬仰与深切怀念。新四军通讯处成立前后，一九三七年冬，为了团结抗日的需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汇集成一支劲旅，组成新四军。原湘鄂赣边区的红十六师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同志任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张正坤同志任副团长，钟期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胡荣同志任副主任。一九三八年二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嘉义镇出发，开赴江南抗日前线。部队离开平江时，为了继续开展湘鄂赣地区的工作，在嘉义镇设立了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平江留守处(后来改为通讯处)，用这一公开机构来掩护中共湘鄂赣特委进行工作。

　　傅秋涛等同志带领一团东进抗日时，原在湘鄂赣坚持游击战争的军事干部大多数到部队去了，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则大部留了下来，在特委的领导下坚持斗争。特委成员是：涂正坤同志任书记，罗梓铭同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耀南同志任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冯杏娥同志任妇女部长，谢乾同志任社会部长，谭启龙同志任青年部长。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谭启龙同志调走后，青年部长由我担任。军事部长开始是饶国瑞同志，后来由吴自立同志担任。秘书长开始是钟昌基同志，后来由吴渊同志担任。特委委员还有彭文、杨乐如、罗益成、朱庆隆等同志。一九三九年春，特委书记由罗梓铭同志担任，涂正坤同志则以江西省委副书记身份，同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同志仍驻平江通讯处，领导赣西北和湘鄂赣边区工作。

　　通讯处成立后，为了便于工作，对外的公开职衔是：黄耀南同志为通讯处的少校主任，涂正坤同志为新四军上校参议，罗梓铭同志为八路军少校副官，曾金声同志为新四军少校秘书，吴渊同志为通讯处秘书主任，吴贺泉同志为通讯处军需。通讯处还有由十多名老战士组成的通讯班(即警卫班);共计三十余人。

　　通讯处设在平江嘉义镇。这是一个傍山依水的农村小集镇。石板铺的街道顺山坡而下。镇上有一百多户人家，开些小铺子。这里距平江县城四十多公里，离横江、丽江、周方、辜家洞等革命根据地比较近，群众基础较好。

　　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住在嘉义街中段的“亿昌药号”，房子虽然不宽敞，却有天井和楼房。进门左边的房间是通讯处的收发室和接待室，厅堂是救亡室，两侧和后面小房间是办公室和宿舍。房东有两家：前面右边铺店是熊晓丰老俩口开的“天和号”杂货店;中间天井左边住着邓选成老人的一家共六口。这两户人家都为人厚道，把红军看成自己的亲人，因此，大家生活得很好。　　通讯处一成立，就积极开展抗日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发动工作。特委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研究了斗争策略，确定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恢复、整顿、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和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壮大抗日阵营，防止分裂投降，以达到抗日胜利之目的。

　　涂正坤同志曾多次强调指出：“我们通讯处是党中央、新四军同湘鄂赣老根据地人民密切联系的纽带，是我们党领导民众抗日的机构。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是在老虎口里翻筋斗，要百倍警惕。”他还说过：“我们共产党员好比一把种子，党把我们撒在这里，我们就要在这里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根据特委的决定，当时通讯处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宣传团结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中央文件的同时，通过平江县委在县城君子巷开设了“大众书店”，翻印有关宣传抗日的文件和书籍，并发行好几百份《新华日报》;又以“民先队”的名义，在县城月池塘办了十多期《老百姓壁报》，着重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英勇杀敌的事迹。还发动平江学校一些进步青年师生成立了抗日宣传队和救亡剧团，下乡演唱《打东洋》等街头戏，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通讯处的妇女干事赵绿吟同志，是位坚强勇敢的二十二岁的共产党员，是湖南省立第二女子高级师范毕业的学生，会做宣传工作，也很会唱歌。她利用下乡做群众工作的机会，教群众唱抗日救亡歌曲，深受群众欢迎。　　在群众抗日救国情绪高涨的大好形势下，特委积极开展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把一些比较开明的、赞成抗日主张的绅士争取过来。当时平江县长余达美有些爱国心，我们就利用他与平江反共头目陈鲲之间的矛盾做争取工作，使余达美向我们靠拢。平江有个姓唐的大绅士，有民族正义感，在地方上又有些影响，由于官场失意，对国民党不满，赞成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特委就派黄耀南同志给他做工作，也把他争取过来了。这两个人在“平江惨案”发生时，对掩护我们的同志脱险，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发动群众参军，支援前方抗日。在特委领导下，通讯处发动青年参军，为新四军输送兵源作了许多工作。在一个时期，湘鄂赣边区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的热潮。傅启涛同志在安定一次就动员了二十多名青年参加新四军。我记得先后动员参加新四军的青年有四、五百人。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特委还派了时代、瞿希贤、叶嘉复等党员干部到友军(当时对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中做抗日救国的政治工作，对争取国民党中爱国官兵站到抗日救国阵线上来，起了一定作用。后来，时代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光荣牺牲了。当时通讯处还千方百计为新四军一团留在嘉义的一百多名伤病员进行医疗。药物困难，就发动群众上山挖中草药。经过治疗，有七十多名伤病员病愈出院，组成了补充连开赴皖南抗日前线。为了使战士们在前方无后顾之忧，特委对新四军家属的生产、生活，都作了切实的安排。把几十个红军家属组织起来，在梅塘大屋搞缝纫，生产自给。后来时局恶化，又把这些家属一个个送回家，并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特委书记涂正坤同志是个贫苦裁缝出身的干部，平易近人，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有一次，他爱人病了，医生开了三剂药，没有钱买回去;可是他一听说有个同志病在浏阳家里，便马上设法搞到十块钱，派专人把钱送给那位害病的同志。由于特委成员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上下一致，同艰共苦，尽管当时一片白色恐怖，斗争非常艰苦，通讯处同志的工作热情却仍然十分高涨。　　三、整顿巩固和发展地方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赣苏区进行了最凶暴、最残酷、最毒辣的多次“围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特委成立后，就把整顿和发展地方党组织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经过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逐渐恢复，党的力量壮大了。当时江西修水县发展党员一百多名，湖南浏阳、岳阳两县发展三百多名，平江县发展得更多一些，有五、六百名，先后恢复和建立了十六个区委和五十多个党支部。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特委秘密举办了十多期党员训练班。每期十来个人，时间七、八天。办党训班的地址是通讯处的楼上，谢乾同志的住户王幼(地下党员)的缝纫店楼上也办过。涂正坤、罗梓铭、谭启龙、吴渊、曾金声等同志都在党训班上过党课，帮助党员懂得党的基础知识，认清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和我们党的任务。为了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工作指导，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特委还办了内部刊物《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帮助党员认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和任务，整顿巩固和壮大党的力量，发挥共产党员在抗日救国中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

　　特委在进行上述工作中，面临的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我们坚持团结，国民党却要搞分裂;我们坚持抗战，国民党却要搞投降活动，他们和汉奸、卖国贼勾结在一起，经常搞磨擦，捣乱、破坏，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面对这种情况，特委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通讯处的同志深入群众，仗义执言，及时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同时，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发动青年群众参加“民先队”，壮大民主力量。“民先队”组织发展很快，单是平江就有一千多人。“民先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力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有力地推动了抗战运动的发展。

　　平江惨案的经过

　　我们的工作越是向前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就越是咬牙切齿地憎恨我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吃掉。据我们后来知道，杨森、陈鲲这伙反动家伙，曾多次要求蒋介石把通讯处干掉，蒋介石的答复是“时机未到”。所以，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平江惨案，完全是一个蓄谋已久、经过周密策划的暗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战士的反革命事件。

　　我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因组织上调我去赣西北特委工作才离开平江通讯处的。六月中旬，我在江西铜鼓听到平江惨案消息后，马上赶回平江，到了傅启涛同志家里。通过傅启涛同志和地方党组织，在平江横江山区扁担洞找到了黄耀南、徐敏同志和通讯班的吴干成、赵大容等十多个同志。当时，他们把“平江惨案”的经过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

　　一九三九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平江的反动分子早就蠢蠢欲动了。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国民党平江县党部、县政府和三青团联名诬告通讯处“收留土匪，到处活动，扰乱社会治安”，嘉义乡乡长杨注本甚至公开贴出公告，胡说什么“新四军有进犯平江企图”，“特召开民众大会，讨论防匪办法”。我们对这些谣言和诽谤，一一进行了驳斥。当地群众热爱通讯处和新四军，敌人的造谣中伤，在群众中根本没有市场。这些反动家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书记长刘佛思来到通讯处，向涂正坤同志提出两条所谓建议：一是说什么“为了便于联系，要通讯处搬到县城去”，——想来一个“调虎离山”计;二是说什么“为了保障贵党党员的安全和合法活动”，要求通讯处公开党员名单。涂正坤同志斩钉截铁地对刘佛思说：“通讯处是新四军军部批准设立的，是完全合法的抗日机构。没有新四军的命令，谁也不能叫我们搬家!至于共产党员的名单，这是我们党内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

　　刘佛思走后的当天晚上，涂正坤同志召开了特委和党员干部会议，他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不怀好意，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想迫令我们取消通讯处的头一个讯号，我们要百倍警惕!”一九三九年春，涂正坤同志从江西省委开会回来，马上在特委传达了江西省委的会议精神，他说：“当前的阶级斗争是很尖锐复杂的，形势是相当紧张的。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走，现在湖南只剩下平江通讯处了。反动派千方百计想把我们搞掉，我们决不能让反动派的阴谋得逞。我们要在这里站稳脚跟，继续领导湘鄂赣边区人民坚持抗战。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的，省委要求我们时刻提高革命警惕!”

　　　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特委决定：一、精简机构，疏散人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由三十多人精减到十多人。凡是公开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动员他们去新四军，或转移隐蔽。二、把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各县委由原来通讯处碰头汇报改为秘密接头，以嘉义“多福客栈”为秘密联络点。特委机关和通讯处分开，特委机关搬到平江芦头山区，以防万一。三、转移文件，疏散物资。当时通讯处多余的枪枝弹药都疏散了，文件该烧的烧了。一九三九年四月，我被派到浏阳去传达了特委的指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

　　但是，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加紧进行阴谋策划。惨案发生前，杨森派了一个特务连驻在嘉义，连部扎在灵官庙，嘉义附近的吴氏宗祠，杨伯琴布店，太和药号等处都驻扎有特务人员。嘉义街上还出现一些头戴草帽、戴黑眼镜的怪里怪气的人。形势在恶化，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特委开会作了分析，认为形势是危急的，反动派可能要下毒手。但是，共产党员是临危不惧的，没有上级撤走的命令，一定要坚守岗位，坚持斗争。我们如果撤走，就会给反动派以口实。当时通讯处的同志都在会上表决心：随时准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党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捍卫团结抗日救国的事业。许多同志都交代了后事，作好了为党为国殉难的准备。涂正坤同志对他的爱人朱引梅同志说：“如果我牺牲了，你要革命到底，带好明儿，坚持到最后胜利!”

　　反动派终于下毒手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通讯处的同志由于参加为防止日寇进犯而破坏公路的劳动，都很疲劳，吃过午饭休息去了，只有涂正坤同志仍和往常一样没有休息，正和几个群众在谈话。下午三点左右，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通讯处，他由传达室的同志领着急促地走到涂正坤同志的房门前，毕恭毕敬地对涂说：“报告涂参议，我们接到上峰的指示，日寇不日要窜犯平江。我们营长准备在嘉义乡公所开个会，要我来请你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长官们都在那里等你，请你马上去一趟。”涂正坤同志看到这样急促通知开会，有些犹豫，但考虑到是商量抗日事宜，如果不去会给他们留下口实，于是他心一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一声“走!”就穿上衬衣，同张绍奇出了门。刚到店门口，他看到街上架起了机枪，感到不对头，就借口说：“我回去拿把扇子。”便又转身回到房里，低声对爱人朱引梅说：“外面架起了机枪，今天会出事，快给同志们打个招呼。”说罢，昂首阔步走出去了。当他走到离通讯处约五十步远的“秀记杂货店”门口的石阶下，正想回头向张绍奇问个究竟的时候，这个家伙突然干咳一声，从左边小巷子溜走了。紧接着，右边巷子里传来了“呯!呯!”的枪声，涂正坤同志身中数弹，倒在石阶下。他在生命最后一息，还挣扎着爬起来，高喊：“不要开枪!不许破坏团结抗日!”暴徒们又向他开了几枪。他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这位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的、坚强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这样被敌人残杀了!血染嘉义，气壮山河。

　　涂正坤同志英勇牺牲后，张绍奇这个反动家伙故意跑出来贼喊捉贼：“有匪呀!有匪呀!”顿时枪声四起，全街一片混乱。通讯处的同志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通讯班班长吴干成同志向罗梓铭同志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十多枝枪，干脆和敌人拼了!”当时罗梓铭同志考虑到敌众我寡，硬拼会损失更大，就说：“不要打，同敌人进行说理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就冲进了通讯处，首先把通讯班的武装解除了，然后强迫通讯处的同志们都集中到厅堂救亡室。有个特务气势汹汹地问：“你们谁负责?”

　　特委秘书长吴渊同志挺身出来，回答说：“我负责!我是秘书主任。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战士?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暴徒们不由分说就来捆绑吴渊同志，老吴同志怒不可遏，当场愤怒揭发、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抗日战士的罪行。暴徒们恼羞成怒，把吴渊同志一顿拳打脚踢之后，拖到万寿宫前面杀害了。这位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坚强勇敢的革命战士，就这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罗梓铭、曾金声等同志目睹自己的同志遭到敌人的惨杀，无比愤怒，义正词严地质问国民党特务：“你们为什么要枪杀抗日爱国战士?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们?我们到底犯了什么法?难道抗日救国有罪?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暴徒到底要干什么?是谁指使你们残杀抗日战士的?是谁指使你们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我们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我们坚决抗议!”

　　这些国民党特务横蛮不讲理，又把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四位同志五花大绑起来。接着，暴徒们翻箱倒柜，拆墙壁，撬楼板，把通讯处洗劫一空。

　　当晚，国民党的特务匪徒们又非法秘密审讯和吊打罗梓铭等四位同志，但我们的同志大义凛然，义正词严，愤怒揭发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日、准备投降的卑鄙行径，都异口同声地质问：“国难当头，日寇铁蹄蹂躏着大半个中国，我们的同胞每天都遭到日本强盗的残杀，你们看见没有?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你们的枪口不对外，反而屠杀忠诚合作的抗日战士，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身上难道还有半点中国人的气味!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倒行逆施，最终必然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深夜十二点左右，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四位同志被敌人押往嘉义旁边的虎形山。他们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慷慨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赵绿吟同志当时只有二十二岁，还挺胸昂首，纵情高唱：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

　　不打自己人，不伤老百姓。

　　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

　　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

　　慷慨激昂的歌声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破了深夜的沉寂。国民党特务匪徒们做贼心虚，惊惶万分，生怕走漏消息，急忙将四位抗日战士推进一个深达数丈的废淘金坑里活埋了。

　　惨案发生后，许多革命群众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抢救我们的同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例如特委工作人员徐敏同志，那天下午她收拾文件，正准备出去开会，走到房东邓选成门口听到枪声，就急忙拿着公文藏到邓大爷家里。罗梓铭的爱人张美秀这时正带着男孩站在天井边，邓大爷也把她拉进屋里，自己赶忙搬把椅子，拿着旱烟斗，坐在门口抽烟。一会，暴徒们进来搜查，邓大爷指着徐敏说：“这是我的女儿，前天老婆子过生日，叫她回来的。”又指着张美秀说：“这是我的儿媳妇。”正在这个时候，房东邓选成的老伴东干娘提着一篮子菜进屋，故意指着徐敏、张美秀大吵大嚷地说：“你们这两个妹子，吃了饭不做事，还不快去河里洗菜，挑水回来。”她们两个随机应变，马上接过菜篮子，挑着水桶，假装到后面河里去洗菜挑水，骗过了敌人的耳目，逃出了虎口。

　　涂正坤同志的爱人朱引梅同志，在老涂出门又回去拿扇子给她打招呼后，她连忙收拾组织上交她保管的五两七钱黄金、若干法币、一枝手枪和一个皮包等财物，藏在房东邓选成的柴堆里。她自己在房东邓选成的掩护下，先转移到太和药号，然后安全回到了家乡河包洲。她当时走得急，九个月的小孩明儿放在床上没抱走，在匪徒尚未进屋时，房东东干娘就把明儿当作自己的孙子抱到家里，后来转移出去，安全脱险。　　　　　　　　　　在惨案发生前两天，特委为了以防万一，派黄耀南同志带着警卫员李定国同志去平江找县长余达美，与他商量通讯处准备搬迁等事宜。六月十二日上午，当黄耀南再去找余达美时，余说：“刚才杨森司令部来了个张参谋，领了二十多个便衣、带短枪的人到处找你，看样子恐怕要出事，你还是赶快走为好。”黄耀南同志当即离开县政府，并通知当时平江县委统战部长李淑陶同志提高警惕，然后与警卫员插小路由石碧潭出城。当他们走到三眼桥时，知道嘉义出事了，马上转移到那个姓唐的士绅家里，每人借一套便衣化了装，当晚插小路步行五十里，赶到谢江河包洲涂正坤同志家里。这时，朱引梅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也转移到了这里。为了安全，黄耀南同志马上动员大家连夜转移到丽江大山区进行分散隐蔽。他自己当晚留在河包洲，连夜请人埋好烈士们的遗体。第二天，黄耀南同志去丽江大山区，找到了徐敏和通讯班的同志们。六月十五日在丽江的深山密林里，黄耀南、徐敏等同志一方面给江西省委写报告，并派专人送去;一方面起草了一个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平江惨案”真相的《快邮代电》，由长寿区委书记张德华同志通过长寿街心心石印局的地下党员田南生等同志赶印了几百份，散发到全国各地，使“平江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及时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误会”、“黑夜剿匪，辩认不清，把人错杀”等种种骗人的谎言。

　　惨案发生后，根据江西省委的指示研究决定：一是重新整顿特委领导班子。特委机关经过精简，转移到山区，用武工队的形势继续坚持斗争。二是转移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特委派人到各县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由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活动，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动员他们去新四军或转移隐蔽。当时浏阳县委书记慕容楚强同志就是这一次转移到湘乡的。彭庆明、杨锐、许诺、沈超、杨乐如等一部分同志分别经过桂林、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延安。三是安置死难烈士的家属。特委派人送罗梓铭同志的爱人张美秀和她的小孩回到浏阳老家，进行了安置。涂正坤同志的爱人朱引梅和她的小孩明涛，都由地方党组织把她们转移隐蔽起来，安全脱险。

　　平江惨案诸烈士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长征中奋勇前进!

　　(选自《峥嵘岁月》第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04 11: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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