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方资料看中国敌后战场的抗战与日本“治安战”的失败
2015-08-20 10:45:3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胡德坤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中国敌后战场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按照中国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国情而开辟的。敌后战场自开辟之日起，日本当局和侵华日军就将其视为心腹之患，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实施了置之死地的灭绝政策，频频发动“治安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并成为中国对日作战和反攻的重要一翼，致使日本的“治安战”遭到彻底失败。

　　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1]解放区战场即中国敌后战场，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共按照中国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国情而开辟的。具体而言，敌后战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日本占领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战场自开辟后，日军就频频发动“治安战”。敌后战场在同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它标志着日本“治安战”的彻底失败。

　　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军队对中共敌后战场的“治安战”，由于资料的局限，在日本，只有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出版过《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和《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两本专著;在中国，研究中国敌后战场抗战的著作和论文数量虽然很多，但尚未见到从日本“治安战”的角度研究中国敌后战场抗战的著作，相关论文亦甚寥寥。本文力图运用日方资料就这一问题进行较系统的研究，以求教于各位同行。

　　一

　　1937年9月至1940年底，是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为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发动了以中共敌后战场为目标的“治安战”，其重点是华北地区。

　　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25日，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立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确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抗战，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9月17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的电文中指出，红军在华北会战中“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2]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电文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3]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朱德等人《向全面抗战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的电文中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4]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和《论持久战》两部名著，他在书中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特点和优点，即以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来进行持久的抗日战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1937年底开始，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争从山西迅速扩展到整个华北日本占领区。1938年5月，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也挺进上海至武汉之间的长江南北日本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苏南和江北6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

　　中共在敌后的抗战，从一开始便被日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中共紧紧依靠群众，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变成了一座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从1938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占领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肃正作战”。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制订武汉会战计划时，原准备由华北方面军一部沿平汉线南下，与第十一军相呼应夹击武汉。后来考虑到华北地区“治安不良”，难以抽出兵力而放弃了这一计划。[5]据原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旅团直属第三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忆，该旅团于1938年4月在河北涞源、灵丘等地对八路军进行“肃正作战”，一年间进行了50次作战，经过“我军屡次讨伐，土匪被消灭了，但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步扩大”。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战时月报资料》中透露，截止10月末，曾设想通过武汉及山西北部作战来改善华北治安，但与此相反，却出现了得到民众支持的共产党越来越发展的趋向。在山西，由于日军进行了五台山作战，山西北部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虽改变了地方，但其活动仍顽强地持续着。在河北，平汉线东侧的共产党军队以南宫附近为根据地，努力争取民众并进行武装工作。在山东，共产党派遣许多人潜入山东省各县，联络当地武装，努力进行“赤化”工作。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说，1938年秋，日本在华北占领区内的“治安恶化，每天都听到炸毁铁路的消息，连北平也受到威胁。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向平汉线和津浦线之间、山东省山区地带，继而向冀东地区扩大组织，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6]从这些史料可见，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日本占领区维护“治安”的一大威胁。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指出：“以攻占汉口、广东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按照这一总方针，规定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地区。“对占领地区的政策，应把治安第一作为当前的目标”，“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7]这就意味着敌后战场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日本对华军事作战的主要目标。

　　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治安肃正要纲》决定，1939年度的“治安肃正”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1月到5月，第二期6月到9月，第三期10月到次年3月。经过日军第一期“肃正作战”后，占领区内的国民党军队大多被击溃。经过第二期“肃正作战”，国民党军队大多退出了占领区。在第三期“肃正作战”中，日军就完全把作战重点指向了八路军。由于中共在敌后开展的是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深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常常是无功而返。据日军第三十六师团参谋小堀晃中佐回忆，在五台山作战中：“曾认为可以逐步摸清情况，但因共军在五台的寺院群周围建有根据地，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如坠云雾，是无法捉摸的作战。”[8]日军第一一零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在《华北第一一零师团的治安肃正》中指出，在“管区内，最棘手的是冀西及冀中军区的中共军队”，“中共军队的行动轻快敏捷，精通地理，捕捉消灭甚难，甚至(日军)还经常遭到中共军队的伏击”。[9]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给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363号》中指出：“大本营的企图是希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10]为此，命令日本华北方面军负责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第十三军负责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有24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的9个师团、第十三军的4个师团主要任务是在华北、华中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一军的4个师团只起战略牵制作用，只有第十一军的7个师团主要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11]即是说，日本中国派遣军的主要兵力是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治安战”达17457次。[12]经过日军的“肃正作战”，八路军的力量反而增强了。1939年12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会议认为：“根据最近的情报，共产党势力渗透到了华北全境，就连北平周围，共产党组织也深入到了通县、黄村(大兴)县的民众之中。在山东方面，共产党势力的扩张更为剧烈。山西、河北的共产党军队，以前的行动目的是扰乱我后方，消耗我战力，牵制我兵力，乘机进行游击战争”，“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肃正最坚韧的敌人。为此，加强情报收集，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13]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特别提醒与会者：“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共军队是今后华北治安之癌。要深刻认识到，只有打破这种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任务。”[14]1940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务机关这样记载：八路军“占据了河北省的八成地盘”，河北“已成了中共独占的活动舞台，是成立新中央政权(指汪精卫伪政权)的一大障碍”。[15]

　　1940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从4月至9月，第二期是10月以后。根据两期作战设想，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1940年度肃正建设的基本方针》，规定治安作战的重点“全面指向中共军队”。继而又在《1940年度第一期肃正建设》的《要纲》中指出，“将作战重点放在剿灭共产党军队方面”。“讨伐肃正”的重点地区：一是平汉、津浦铁路线之间地区，尤其是冀中地区;二是对在晋北的中共军队实施彻底的“剿灭作战”，并实施晋南作战。[16]3月1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平田正判少将在兵团参谋长会议上强调：“今后讨伐肃正的重点特别要指向共军，使其溃灭。”[17]经过日军第一期“肃正作战”，“虽然比较容易击破重庆政府军队，但中共军队采取退避分散战法，捕捉击灭极其困难”，“中共组织民众，实施扩军工作，滚雪球式地扩大党和军队势力”。[18]这表明，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将军事作战重点指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经过日军多次“肃正作战”，八路军不仅没有被击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更使日本惊恐不安的是，1940年8月，八路军出动105个团的兵力，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上半年，日本加紧了迫降蒋介石的“桐工作”，中国出现了一股投降暗流。为阻止投降暗流，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以破坏交通为主要任务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在华北一带的共产党军队，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起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了奇袭……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19]井陉煤矿的受损给日本以极大打击，因为“井陉煤炭是炼钢用煤，当时是满洲鞍山制铁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料，井陉三矿井中最重要的新矿井损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20]9月22日，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第二次攻击，华北日本占领区再次遭受打击。据统计，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共打死打伤日军33830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21]一时间，日本华北占领区电信中断，交通瘫痪。“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日军气焰，遏制了中国的投降暗流，但也同时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将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

　　为强化“治安战”，8月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第二期肃正建设要纲及实施要领》，认为“自前年以来，尽管集中了华北方面军的所有施策，努力剿灭中共势力，但中共势力却日益增大，扩大到华北全境。因此，今后要找到共产党军队的组织和根据地，集中统一实施我军事、政治的各种策略，努力迅速剿灭之”。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22]1940年度，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占领区内进行“治安战”达20123次，远高于1939年度的17457次。[23]

　　百团大战后的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战指导计划》中，决定“到1941年秋，继续保持现在的对华压力。其间，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一举解决中国事变”。在这一时期内，“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即对解放区进行“治安战”。1941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司令官会议，决定将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和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封锁战”，作为当前对华政策的两大内容，其中重点是进行“治安战”，“治安战”的主战场放在华北。为此，决定从华中抽出两个师团的兵力，加强华北方面军。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认为，这一措施是为了使华北“治安”得到划时代的提高。[24]由此表明，百团大战后，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

　　上述可见，自1937至1940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占领区开辟了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新战场，从日军后方打击日军，并在同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到1亿人，抗日武装正规军达50万人。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当局便将对华作战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0 10: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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