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方资料看中国敌后战场的抗战与日本“治安战”的失败
2015-08-20 10:45:3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 胡德坤  点击：  复制链接

　　二

　　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把以前的“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决定，“更加彻底地进行肃正作战，迅速恢复治安”。[25]在《1941年度肃正建设的主要事项》中，又进一步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歼灭战”。[26]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共势力实现党政军民一体化……我方仅仅用军事力量是镇压不了的，必须发挥多方面的综合策略”，“针对百团大战所进行的扫荡作战，仅仅是追散了中共军队，几乎没有取得歼灭的成果，无功而返。中共军队采用游击战、退避战法，对中共军队的作战，就像追赶苍蝇一样，武力讨伐效果极差。”[27]根据这一分析，日本华北方面军对解放区的“围剿”策略有了新的变化，即进行“总体战”，改变了以往对八路军的击溃战，采用了歼灭战，并加强了经济封锁。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28]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按照总体战的战略要求，日军在敌后根据地周围挖掘封锁沟，以切断八路军同群众的联系，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全面封锁。从1941年春开始，华北日军倾巢而出，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总体战”。

　　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其中主要有：第一，对敌斗争。毛泽东指出：“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29]各抗日根据地在同日军的“治安战”中，努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保卫根据地。第二，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党更加团结，更具有战斗力。第三，开展大生产运动。面对日军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军民一致，自己动手，垦荒种地，共渡难关。第四，建立“三三制”政权。在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调动了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第五，减租减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抗日积极性。第六，精兵简政。中共实施了精兵简政政策，既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又使各级政府变得精干起来。这些措施使各抗日根据地变得更有战斗力，更能适应“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日本华北方面军“总体战”的主要内容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作战，主要目标是歼灭八路军，摧毁根据地。如1941年7月9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计划》确定的作战方针是，“歼灭晋察冀边区之敌———共产党军队，消灭其根据地，以封锁来破坏其自给自足能力，使该地区共产党势力消耗枯竭”。为达其目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将部队划分为“封锁兵团”和“进攻兵团”两部分。“封锁兵团”的任务是“随着作战的开始，切断同敌人地区的一切交流，防止敌人逃脱，歼灭侥幸逃出之敌”。“进攻兵团”的任务是“在各作战地区内的重要地方派驻所需兵力，对潜伏在山区内游动的敌匪，或急袭捕捉，或追踪歼灭，对便衣化之敌进行清除剿灭，对敌人的设施资材进行销毁或搬走，努力破坏其战力”。同时，日军还进行宣传战，妄图使中共党军分裂、党群分离，让中共中央对扎根华北感到绝望。[30]经过日本华北方面军1941年的“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八路军急剧减员，但根据地并未被摧垮。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不管对华战争是否结束都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集中兵力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当局要求日本中国派遣军“夏秋季对华作战，举全国之力制造解决中国事变的机会”。[31]于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治安强化运动”。9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要领》中指出：“重点指向经济方面，彻底进行经济封锁，促进物资的生产流通，强化我战力和经济力，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32]日军这一时期“扫荡”作战的显著特点是构筑封锁沟。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大佐解释说，日军构筑封锁沟这一措施，是仿照中国历史上修筑万里长城抵御外敌的方法，企图在敌后根据地周围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封锁沟)，以阻止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如在京汉线两侧10公里范围内构筑了长500公里的封锁沟，同中共军队的根据地相隔绝，使冀中、冀南的物资不能进入根据地，起到经济封锁的作用。[33]在构筑封锁沟的基础上，日军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拉网式“扫荡”作战，即以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每隔500米配置一支部队，互相呼应，向根据地中心地区推进，像收网一样压缩包围圈，企图歼灭根据地内的八路军主力。[34]这种筑构封锁沟加拉网式作战，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新的变化，妄图把中国变为其南进的“总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35]根据这一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仅要在各方面自给，而且还要从占领区攫取更多的物资支援太平洋战场。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1941年12月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各兵团司令会议上要求，“振奋士气，促进治安肃正”。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为了把华北变成南进兵站，“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他要求在华北将“治安战”放在第一位，达到“提高治安，获得重要的国防资源，军队现地自给”的目的，使日本华北占领区起到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兵站基地作用。[36]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使日军更加重视对华作战，尤其是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

　　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682次，平均每天作战50—60次之多。[37]同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肃正作战”，在军事上采用“双重包围”、“急袭包围”、“分进包围”等战术，企图将八路军“一网打尽”;同时，对根据地继续实施“灭绝作战”，捣毁设施，烧毁物资。[38]4月，发动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再次向敌后根据地发动了新的残酷的“扫荡”作战。日军这次“扫荡”的重点在冀中。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认为：“冀中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具有重要的战略、经济地位，是中共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冀中对于农产品贫乏的北部太行山中共根据地来说，是培育战力之源。所以，斩断(中共太行山根据地扎)在冀中的根，也是很大的成果。”[39]4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确定作战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共产党军队主力，实施突袭、包围作战，灭绝其根据地”。[40]在作战开始前，日本华北方面军在铁路及主要交通线两侧构筑封锁沟达3900公里，设置军事据点1300个。沿平汉以西地区山麓，构筑了高2米、宽1米、长达数百公里的石墙。从1至4月，日军对冀中进行不间断作战达2025次。[41]5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5个多师团的庞大兵力，使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等战术，企图歼灭冀中八路军主力。同时，实施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毁灭冀中根据地。从5月1日至6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进行了三期“扫荡”作战，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被洗劫一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冀中抗日军民仍在坚持战斗，根据地依然存在。日军在总结这次“扫荡”作战时承认：“中共军队在根据地深入进行民众工作，巧妙地在民众中建立了侦察网，能迅速察觉日军的动向，及早回避转移。同时，八路军由于熟悉地理情况而富于机动性，他们利用凹道、间道、暗道等，神出鬼没，巧妙地集散离合。”“一阵风似的讨伐未能捕捉敌人”。[42]

　　1942年6月，日本大本营计划于1943年春在中国发动四川作战(即五号作战)。在制订这一计划时，立案人极为担心占领区内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43]12月10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上奏中指出，由于缺乏增援兵力和物资，“中国派遣军只能按照当前的任务进行作战，特别要努力提高占领区内的治安”。[44]1942年下半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发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仍以“肃正作战”和封锁战相结合，对中共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作战。6月11日，日本大本营在给其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501号》中，要求“强化对敌封锁，使敌人的抗战力衰竭”。这一时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后根据地某一地区进行重点“扫荡”。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敌后根据地构筑立体封锁网，即在占领区周围构筑封锁线，在占领区内对中共根据地构筑隔离地带，在城市周边、铁路、水路、交通要道设置物资流动限制线，在重要地点设置检查站，切断物资向敌后根据地流通的一切渠道等等。[45]日军强迫数十万劳工，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周围修建了蜘蛛网式的封锁沟，企图困死敌后抗日军民。据记载，到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修筑的封锁沟长达11860余公里，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相当于地球圆周的1/4。[46]

　　自1940年百团大战到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绝对精良的装备，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作战，使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蒙受了重大损失，根据地缩小了，中共党员和八路军人数大大减少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严重匮乏。但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并没有被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依然屹立在日军背后。

　　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自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就挺进长江下游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于是，驻守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的日本第十三军，向华中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扫荡”和“清乡”作战。1940年9月4日至17日，日本第十三军向江北泰兴三河地区新四军发动了“扫荡”作战。1941年2月16日至3月13日，日本第十三军向苏北地区发动“扫荡”作战，据日本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的日记记载，经过这次“扫荡”作战，国民政府军队被击溃，但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歼灭，反而在国民政府军队退出地区得到了发展，控制了盐产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47]1941年3月1日至18日，日本第十三军进行“淮南作战”，新四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正如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所言，这种“一时的讨伐”，“起不到破坏已潜入地下的敌人组织的作用”。于是，日本中国派遣军企图改变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只进行单一的“军事讨伐”方式，仿效曾国藩“平叛作战”和蒋介石“剿共作战”的方式，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式，即先由日军对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作战，再由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进行“清乡”，建立伪政权，遏制中共势力的发展。1941年7月1日，日汪军队对常熟、苏州、昆山、太仓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一期“清乡”，在其周围构筑了130公里长的隔离墙，设置了40—50个检查所，由于新四军及时撤离，日军便在该地区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建立保甲制度，扶植伪政权。1941年9月，日汪军队对无锡、江阴、常熟、吴江之间的地区发动第二期“清乡”，由于未找到新四军，便在该地区建立保甲制度，设置了4个伪特别公署。[48]1942年1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在常州、苏州、嘉兴之间的地区进行“扫荡”作战。2月中旬，华中日伪军在常州地区和苏州、无锡南侧地区开始了第三次“清乡”，这次“清乡”的目的是确保以城市为中心的交通线。[49]1942年9月1日，华中日伪军向南京和常州之间的地区，发动了第四次“清乡”，到年底，“清乡”已扩展到沪宁杭地区。到1943年底，“清乡”宣告结束，其主要原因是“清乡”未达到预期目标。当时，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调查团在《清乡工作报告书》中写道：新四军对“清乡”早已预知，在隔离墙建成之前，已从第一期“清乡”地区转移，因此，从第一期开始，日军就未找到该地区新四军主力。当新四军主力退出“清乡”圈外后，其行政机关活动虽一度停止，“但派出许多工作人员潜回原地区，秘密煽动民众进行抵抗，妨碍我方的政治、经济、文教工作”。在“清乡”圈外的新四军，总在窥伺着回师的机会，策动汪精卫军队反水，待日军退出后，正式开展反“清乡”斗争。“清乡工作虽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成为将来的祸根，不管各方面怎样努力，也是难以解决的”。[50]从这一调查报告可见，日伪军在华中地区的“清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总之，1941—1942年，日本中国派遣军调集重兵，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扫荡”与“清乡”作战，企图一举歼灭中共军队。在这一时期，敌后战场在抵抗日军的“治安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但是，敌后战场没有被摧毁，依然屹立在日本占领区。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解放区。2月27日，日本大本营制订的《昭和18年度帝国陆军作战指导计划》指出，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确保、安定现占领地区，依然继续保持对敌压迫之势，摧毁敌人继续作战的企图，使其衰亡。”又具体指出“期待现占领地区的安定，使主要资源地区、都市、交通线周围的稳定得到划时代的提高”。[51]表明在华日军的主要任务仍是为确保占领区而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参谋总长访华恳谈资料》中指出，1943年，“大致确保、安定现占领地区，特别是要划时代地提高主要的资源地区、都市、交通线周边的安全”。日本中国派遣军和日本华北方面军尤其重视对中共的“治安战”，认为虽然经过了1941—1942年的大“扫荡”，但中共力量在日本占领区又再度兴起。1943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一次讲活中指出：“让中共溃灭仅仅是粉碎其武装力量是不够的”，现在，“中共军队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全中国都妨碍着日军的行动。”他叫嚷“要加以铁锤般的打击”，“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52]在华中，自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作战后，新四军立即进入日军新占领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占领区“治安恶化”。

　　此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已转入战略守势，对华作战兵力吃紧。为了维护对日本占领区内的“治安战”，日本当局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扶植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配合日军进行“治安战”。事实上，汪伪政府是受到日本操纵的汉奸傀儡政权，其力量极其有限，无力改变战争态势。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陆军)中央知道国府(汪伪政权)无力，但除此以外别无上策。”[53]第二，设置“华北特别警备队”。1943年5月中下旬，日本参谋本部总长杉山元在视察在华日军时指出，“铲除中共军队顽固地扰乱我占领区的政策谋略活动是极为必要的”，其“有效的对策”是“扩充特务战机构”。[54]1943年9月，日本在华北设置了“华北特别警备队”，简称“北特警”，企图用特务“秘密战”来对付解放区的游击战。“北特警”的成立，一度给敌后根据地的游击战造成了新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紧紧依靠群众，有效地制止了“北特警”的破坏活动。据“北特警”的高级参谋大森三彦大佐回忆，由于中共游击战得到“群众协助”，所以，实施“秘密战”“极为困难”。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后来在回忆中也承认，对成立“北特警”，“华北方面军曾寄予了希望，但其效果却相反”。[55]

　　1943年，日本当局仍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作为军事作战重点。在华北，1943年4月18日至5月1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冀西春季作战。据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在日记中记载：“冀西地区是山岳地带，多是未开发的错纵复杂之地，部队前进道路自然受到限制，行动也多受限制。但中共军队通晓附近地形，民众也完全处于其控制下，退却隐蔽容易。日军即使设置了对角清剿网，也因网眼过大，使大鱼逃脱。因此，虽然对该地区每年都实施讨伐作战，但从总体上看，同敌人交战或捕捉的机会却极罕见。”[56]同年4月20日至5月22日，7月10日至3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两次太行作战。日军承认，中共军队采用游击战，回避正面交战，在短时间内捕捉甚难，没取得大的战果。9月16日至12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发动了冀西作战，冀西地区的八路

　　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尤其是使用地雷战，击退了日军的“扫荡”。指挥这次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佐伯文郎中将在日记中写道：“敌人对日军的战术很有研究，在作战前半期避我锐气，巧妙攻击我弱点，日军吃了苦头”，“敌方士气旺盛。中共军队虽然由于精兵简政，减少了人员，不能积极行动，但兵器火药的制造有进步，自卫队、游击基干队等显著加强，战斗意志旺盛。中共努力进行农业增产，开垦河边荒地，军民共同垦荒，关系紧密。”[57]在1943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还进行了冀东地区秋季和冬季作战、鲁中地区作战等。这些作战给华北敌后根据地造成了新的困难，但同1941—1942年的大“扫荡”相比，日军的作战规模缩小了，作战次数也减少了，表明日军在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作战中，自身也受到重创。

　　1943年，中共敌后战场在同日军“治安战”的战斗中，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5000万人上升到8000万人，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0万人上升到47万人，基本上恢复到百团大战时期的状态。

　　总之，从1941至1943年，由于日本当局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敌后战场，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的最艰苦时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抗战，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保卫了根据地，坚持了持久抗战，使日本当局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责任编辑：黄秀云 最后更新：2015-08-20 10: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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