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另一个外侨向上海友人报告下面的事实,他差不多是终身旅居中国的。除略去关于私人事件的部分外,其余均照原函:
“我向你们叙述一个万分不愉快的故事,你们看了以后,也许要倒胃口,这是一个充满了罪恶和恐怖的故事,简直难于令人相信,一群匪徒毫无怜悯地蹂躏着爱好和平的、和善的、守法的人民。即使只有几个人看到这封信,我也觉得这故事有加以叙述的必要,否则我的良心无论如何不能安宁。只有几个人知道这故事,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还只是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自己也不能断定。我希望它就可以结束,但我恐怕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会继续发生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纪录。
“现在是圣诞夕了,我的故事就从十二月十日讲起罢。在这两星期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军队是失败了,撤退了,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十二月十日那一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还是秩序井然。今天,劫后的南京,满目荒芜,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足足有十天,宛如人间地狱。我的生命并未遭遇真正的危险,但假使看到了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那就决不是一件安全的事情,假使日本兵以刺刀或手枪相威胁,要你让他横行,你也会感到不知所措。日军曾通告各国侨民离开南京,最讨厌留在这里的外国人。他们不欢迎旁观者。可是,我们还要留在这里,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子和一条棉被都不准保存(现在正是严冬),连黄包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去枪杀,或当作练习刺戳的东西,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我们看到大批妇女跪在面前,惊惶万状,悲伤哭泣,恳求我们援助,使脱离虎口;我们看到日军侮辱我们的国旗,抢劫我们的住宅;我们看到自己所爱好的城市以及服务的机关,为日军有计划地纵火焚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所看到的活地狱。
“我们自问:这现象要什么时候才结束呢?日本官方每天向我们确切表示,事态立刻就将好转,他们决尽力设法,但结果适得其反,事态一天坏似一天。据说又有两万日军要开到南京来了。他们是不是也要掳掠、屠杀和强奸呢?实际上可供掳掠的东西已经很少,整个城市已经是空无所有了。在上星期中,日军先把各商店各仓库里的存货,装满了一卡车一卡车搬运出去,然后将房屋付之一炬。我们知道把我们所有的存粮来供给二十万难民,只能够再维持三星期,存煤仅足供给十天,不得不深切焦虑。而且即使有三个月的存粮,三个月之后吃什么呢?房屋是毁坏了,住到哪里去呢?在目前恶劣万分的环境下,疾病与疫疠一定不久就会发生,难民决不能长此生存下去。
“我们每天向日使馆去抗议,去呼吁,并且提出日军暴行的详确报告。使馆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实则他们毫无权力。胜利的皇军应有酬劳,那些酬劳就是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以不可想像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加诸他们公告世界专诚来亲善的中国人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疑义的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过去十天内的事情,要一一加以叙述,未免说来话长。而且,当这些事实的真相为世人所明了时,可惜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旧闻'了。日本竭力向国外宣传南京已恢复了秩序与安宁,南京的居民摇旗欢呼,迎接仁慈的皇军。可是我却要从我的日记上,摘录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至少我的朋友们会感到兴趣,并且藉此可以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
“信内所叙述的事情,也许会超过信上所注明发出的日期,因为我预料这封信一时不能发出的。日本方面的检查是很严密的。在南京陷落前,乘了倒霉的巴奈号驳船和美孚公司的汽船,离开南京的美国使馆人员,其他各国使馆人员以及若干外国商人,本来希望一星期内就可以重返南京,如今他们(指未被日机炸死或未受伤的人而言)却还在上游鹄候。他们离开上游,恐怕还要两星期才有可能。我们离开南京,则更遥遥无期。我们事实上是日军的俘虏。
“我在前次信中已经提及,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不驻扎军队,不设立军事机关,不加轰炸,使留在南京的二十万居民,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获得躲避的处所。因为,据我们看来,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所表现的抵抗力量,现在已被击破,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已大受挫折。中国军队不能长期抵挡日方大炮、飞机和坦克车的优越火力,加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进攻中国军队的侧翼及后方。所以南京的陷落已不可避免。
非常恐怖的一天
“十二月一日,南京市长马超俊把难民区的行政责任,交给我们,同时交给我们四百五十名警察,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一些盐,并允许拨助十万块钱,我们不久确就收到了八万元。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推诚合作,肃清难民区中的军事设备,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直到十二日日军进城以前,还是如此。偶尔也有抢掠的事情,但限于少数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尤加注意保全。十日之前,我们还有自来水,十一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日军进城那一天,电话始告中断。日军轰炸似乎也不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时的南京还相当安全,和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不胜有天堂地狱之感。固然,我们也有若干困难,米堆储城外,车夫要到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米,不是儿戏的事情,一个车夫给弹片击伤一目,有两辆卡车曾为军队扣留。不过比较以后所遭遇的困难,那就毫不足道了。
“十二月十日,难民潮涌而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他所有学校,都已挤满了难民,我们不得不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处,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日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隐约可见。重炮不断轰击南门,炮弹纷纷落在城内。第二天早上,难民区的南端落了几个炮弹,在福昌饭店附近死了约四十人。我们的稽查员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史波林君(Eduard Sperling)住在福昌饭店内,受了微伤。美国炮舰巴奈号溯江而上,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权利。
“我们二十七人留在南京,包括美侨十八人,德侨五人,英侨一人,奥侨一人,和俄侨两人。巴奈号炮舰上,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汽艇上,以及其他船只上,载了一批外侨驶向长江上游,他们都盼望能够早回南京。可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十二日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中的公事桌上埋头工作,我们的总办公处设在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很舒适,而且有南京最考究的防空壕。
“过去两天内,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上翱翔,炮火也异常猛烈,墙坍垣倒,城南的损害,实异常惨重。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虽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很大的。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之役,牺牲了四千人。
“中国军队在十二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动,唐生智将军曾请求我们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史波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复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吊上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而最为凄惨的景象则在江边。如痴如狂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民船是倾覆了,沉没了,许多人是这样溺毙了。许多人想用木筏渡江,结果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许多人是逃出险境了,但一两天以后,他们也许又遭遇日机的轰炸。
“有三连士兵在长官指挥之下,越过离南京以上三里的三汊河,迎击前进的大队日军。可是,因为人数相差过巨,他们差不多全被歼灭,能够生还的似乎只有一人,而这个人恰巧是我的朋友的兄弟。第二天早上,他来看我,面述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想泅过三汊河渡江,后者是溺死了。在黎明以前,他偷偷地攀墙入城。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八月九月十月间从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处以及在十一月十二月间从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处逃亡的难民,不下一千八百万人。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中外人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救济无家可归无路可奔的男女老幼,上海各收容所里的难民,最多时曾达四十五万人。
在华中战区内,死伤的中国士兵至少有三十万人,平民的死伤数目,恐怕也不相上下。四乡人烟绝迹,满目荒凉,日军则长驱直入,欲囊括中国所有的财富,并消灭正在撤退中的中国军队,然而他们却大失所望。中国军队是撤退了,但几个月之内又重新组织起来。中国的财富,最主要者是能够刻苦耐劳的人民,日军愈前进,就愈把中国的老百姓赶入内地,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有少数的工厂,也经过了日军的猛烈轰炸而同归于尽,所以日军可说是一无所得。
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去年十一月间,上海饶神父曾在南市设立难民区,容纳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不可掩饰的功绩。
也是在十一月间,南京若干热心公益的人士,曾经一度讨论是否可能在南京设立同样性质的难民区,对是否可避免空军的轰炸,也曾经过热烈的辩论,一时未获结果。可是日军愈迫近南京,这一个问题也就愈见其急切,终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筹备难民区的进行事宜,希望能够获得中日双方的承认与尊重,这委员会产生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主席为德商雷伯(John D.H.Rabe)(委员会详细名单见附录之四),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密切合作(详细名单见附录之四)。
这二十余位公正勇敢的人士,实在值得称道,所有南京的居民以及各国侨民均已纷纷设法逃避,他们却不顾该国使领馆的劝告,仍愿居留危城。后来发生的种种事态,其性质之严重,固非他们当初意料所及,可是,他们都是富有经验学识的人士,对于自身所处地位的危险,当然早就洞察无余,他们的勇毅、大公无私、热诚,以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将永为本书的读者所敬佩。
南京难民区的面积及其位置,详见第三页附图。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及其他机关的许多信函,择要载入附录之四。日本当局从未有过书面答复,只在口头上偶尔表示不负责任的承认而已。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6-03 10: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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