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正义战胜邪恶的英雄史诗。值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国学界将通过召开研讨会、出版著作等系列学术活动纪念这一重要时刻,中国抗战史及其相关研究将迎来新的高潮。
进一步掌握日本侵华史研究学术话语权
近年来,我国学界大力推进日本侵华史研究,成果斐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介绍,我国学界近年来发掘整理了大量新材料,逐步掌握了学术话语权。例如,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主编的70余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是世界上关于南京大屠杀最翔实的史料集。“这对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种种谬论,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臧运祜说。
东京审判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东京审判研究在中国学界少人问津。但近年来,相关研究在我国学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上海交通大学与国家图书馆推出的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真实、完整地再现了东京审判的庭审全记录,为学界和公众提供了东京审判的第一手文献。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介绍,从东京审判的庭审记录看,中国检察官团队的讲话少有大批判式的控诉,都是有理有据的事实陈述,从日方档案、绝密电报中发现了大量日本侵华罪证,例如,鸦片交易、秘密转移汪精卫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在2014年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为学界深化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了契机——中央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全文公布了45名受审日本侵华战犯亲笔供词、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了《铁证如山》系列日本侵华档案史料集等重要史料。“随着我国学界对这些新材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对日本右翼否认和美化侵华历史的言行是强有力的回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杨伯江表示。
对日本侵华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有望在今年得到进一步推进。“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全面侵华的“急先锋”,在中国从事情报搜集活动达40余年。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持编译的“满铁”资料日前面世,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臧运祜介绍,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担的“日本侵华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成果预计于今年上半年出版。
不断开拓中国抗战史研究新领域
臧运祜介绍,我国学界在深化日本侵华史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开拓中国抗战史研究新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例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组,对全国各地在抗战中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进行了历时10年的调研,目前已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12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5册等成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大国地位得以确立,这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奠定了历史基础。”臧运祜表示,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从未如此清晰的今天,有关抗战与中国大国地位确立、战后国际秩序等相关问题,将成为中国抗战史研究的一大热点。他介绍,中国现代史学会2015年年会的主题就将聚焦“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世界历史视野下观察中国抗战是研究的另一个角度。例如,胡德坤的《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生和发展置于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中国抗日战场的开辟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先导和旗帜。“中国抗战与二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但在这个老问题上还有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举例说,对中国战场消灭日本侵略军人数尚缺乏全面、准确的把握。这看似是个细节问题,但对正确评价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意义重大。
发出维护和平的正义之声
学界纪念、研究70年前那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学术理性唤起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正如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所言,“与单纯的道德义愤、朴素的情感表达相比,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展开理性透视和学理分析,将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反思战争”。
韩东育特别强调,弘扬学术理性,树立正确历史观,从和平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反思战争之殇,对构建持久和平稳定会产生正向作用;罔顾历史事实,为军国主义张目,对和平稳定、以史为鉴,有百害而无一益。拿“近代”遮掩“暴力”,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日战争史时的惯用套路。韩东育表示,面对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几乎不可能发生的错误史观,中国学者应该善于以正辟邪,以善制恶,凛然出阵,正面迎敌,有力地发出和平与正义之声。“这种争论不是打口水仗,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创新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学术话语,用确凿的实证方法和数据去回击论敌的史实强辩,以对历史和未来的学术责任,进一步推进中国抗战史研究。”
韩东育建议,在研究日本学者的历史观时,应突破对日本学者左中右定性的分析框架。二战结束初期,很多日本学者真心实意对战争进行反省,日本右翼几乎没有市场。然而,随着中日综合国力对比持续向中国倾斜,一些曾经的左翼学者产生了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心理,观点和立场亦由此发生了摇摆和变化。“我们应该从中日关系的实际出发,只有超越固有的观察框架,才能应对新的问题,展开新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毛莉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5-02-02 11: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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