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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全面抗战史新解杂录
2018-04-21 14:33:34  来源:唐德刚  点击:  复制链接

      在近三十年的美国高等学府里的汉学圈内,据说有一些权力极大的主考和学政,他们曾竭力阻止华商学者在主流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他们的理由是,华裔学人各有其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因此教起“中国近现代史”来,难免都有“偏见”(Bias)——若非“亲蒋”,就必然“亲毛”。若非蒋非毛,那又学无主见,容易误导生徒!对于他们这种免疫史观,你不能说“没道理”。

  其实搞历史的有偏见,又岂止亲蒋亲毛哉?我的哥大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将军,二次大战时威震欧洲,后来功成身退,写了一本自吹自擂的回忆录,书名曰《远征欧陆》。“十字军”(Crusades)在他看来是替上帝行道,何等崇高伟大?可是从当年受害的老犹太和阿拉伯的角度来看,则十字军就只是一群杀人放火、掳人勒赎的强盗了。


△文章引用自《从甲午到抗战——对日战争总检讨》

  一九九二年的美国布什

  大总统和大批参众两院内的政客,为纪念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要大搞其“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大庆典礼”。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事为南北美洲“原住民”红人印第安老乡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大骂:五百年来咱印第安族,几乎被你们混账白人弄得亡族灭种,还有啥可以“庆祝”的?!——总统和诸执政闻言大惭。五百年大庆也就泡汤了。

  以上只是从不同民族的不同利害的角度来看。其实搞历史的人,从他们各有所好的史学理论,不同的“意蒂牢结”或“史观”来看问题,其“偏见”也是难以免除的。——因此古今中外所谓“良史”,所谓“公正的史家”,也只是些比较“虚心”、比较“细心”地肯于从多角落、多角度,去寻找和解释历史现象的职业史家而已。——老实说,没有史家是没有偏见的。他们之间只是多少之不同而已。更为虚心、较少偏见,那就是“良史”了。

  明乎此,我们不妨试试气沉丹田,放下偏见,虚其心,实其腹地,在读史教史之余,好好地把我国对日抗战史来重新解剖一番。请先从日本说起:

  日本种族主义与殖民地

  我们试读诸家“中日关系史”,除掉近年少数无知的日本小政客之外,简直没有人不承认,二次大战时和战前,日本对华是赤裸裸的“侵略”;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之“残酷行为”(Atrocities),也是无人否认的。

  但是中外史家也无人肯说,日本侵华是他们日本民族(除屈指可数的个体之外),举族一致的民族行为。——他们总要在日本民族中找出一些“替罪魔鬼”,什么“少壮军人”“老幼军阀”“资产阶级”……来砍头示众,而说大多数“日本人民”或“工农群众”“资深元老”“开明知识分子”,甚至“有位无权的天皇”,是“爱好和平”的。

  其实这些都是鬼话——你说,当日军打下南京,打下武汉,消息传来,日本人民举国若狂。这些“日本人民”是“反侵略”、“爱好和平”?

  日本兵在南京搞“杀人竞赛”,当时的“日本人民”有没有说半个不字?相反的,正因为那是日本人民认可的英雄行为,抢新闻的随军记者,才能出尽风头,登上头条呢?

  但是为什么这些作家、史家,硬要说那时的日本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呢?朋友,他们是受一些宣传家、外交家、统战家们的影响。搞外交、办宣传、打统战的人要策动日本人民反对他们的军阀,才这样说的。日久说成习惯,一般作家、史家,也就跟他们一道打统战了。——骗人骗久了,自己也相信起来,就变成著作家顺口溜的公式。说穿了,这些都不是合乎史实的“老实话”。

  其实在日本民族性中,他们的“团结行为”、“合作行为”和“爱国行为”,都是享誉世界的。正因为如此,有其长者,必有其短,他们的“侵略行为”也是举国一致的、合作的和团结不破的。

  至于日本人何以有此亦优亦劣的特殊的民族性呢?用行为科学和历史科学来分析,那就说不尽了,也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不过长话短说,我倒深服吾友西村成雄的看法。

  西村说,日本民族很单纯(Homogeneous),在历史上没有多民族共存(Multiracial-Coexistence)的政治经验。因此一涉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外战争,它的种族优越感(Racial Superiority Complex)就暴露无遗。这种令其他民族受不了的日本种族主义(Japanese Racisim),它就是搅乱东亚的根源。

  西村教授的一家之言,也确是一针见血。

  中山先生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日本民族却是个“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二次大战时,它就是我们的死敌了。

  刘瑾太监说得好:“你眼里既没有皇上,那还有咱家我吗?”

  所以日本人当年在“大东亚”搞“共存共荣”,它连咱家中国都要打成日本殖民地(所谓“中国全土满洲化”),那么东亚其他诸小国,还有噍类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又蠢蠢欲动,能无警惕?!

  附带说句闲话:早年曾做过日本皇民的朋友们,每好自说曾做过日本人。其实他们那时的身份和今日香港居民无异。有些香港居民每好自称为“不列颠臣属”(British Subjects),不列颠臣属和英国人,并不是一回事!

  根据同一条逻辑,则当年日本殖民地中的“皇民”,事实也是一种Japanese Subjects(日本臣属)。Japanese Subjects不是日本人,正如British Subjects不是英国人一样。在近代世界中搞殖民主义,最老牌、最高明的是大英帝国主义。日本原是画虎不成的低等帝国主义,较白等而下之的。——一九一〇年日、韩两国正式合并,所以一九一〇到一九四五年之间的韩国人按理才算是“日本人”。然而,读者们不妨去问问高丽老乡,有哪一位承认他是“日本人”?所以标榜是日本人的朋友们,应该先和我们搞历史的喝喝咖啡才好。

  宪法与国旗

  一般堂而皇之的美国学者,绝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那位已故而可敬的哈佛大学名教授,战后“中国学泰斗”的费正清博士,曾受正统教育。他连英国也不承认是“帝国主义”,当然美国更不可能是帝国主义了。

  凭良心,在二十世纪的地球上,“无老美,吾其披发左衽矣!”硬把老美也说成“美帝”,是多少有欠公平?据说某次某官在老“总统”面前把“俄帝、俄帝……”说得太腻了,蒋公把桌子一拍,说“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大概不是小道消息。事实上自史迪威以后,蒋公也实在是被那志大言夸、盛气凌人的老美气惨了,终至“口不择言”,狠狠地“也是”他一番!

  讲学理,美国曾统治菲律宾这块“殖民地”有四十八年(一八九八—一九四六)之久。既拥有殖民地,那就应划成帝国主义。但是往年菲岛殖民地,有些却自夸菲律宾将成为美国之“第四十九州”,菲人也是美国人。

  殊不知有一次问题发生了。因为菲律宾盛产蔗糖,而美国人甜食不离口,是世界食糖最大的市场。菲糖既然倾销美国,联邦政府为保护美国糖商和蔗农,乃对菲糖课以重税。菲商大哗,他们认为自己是“第四十九州”的美国人,联邦政府就不应抽取菲糖的“关税”!资本家都不是省油灯,菲商乃重金礼聘大律师,控告联邦政府,违反宪法,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这一下最高法院九老大法官可就为难了:“殖民地产品可以倾销母国,入境免税?!”当然不能嘛。但于法何据?结果他们挖空心思,就想出了“国旗”与“宪法”是否应同步前进的诡辩来。——菲律宾虽然挂的是美国国旗;但是美国宪法却不能与国旗同步前进。殖民地自有殖民地之法;殖民地产品倾销母国,碍难免税!

  这一来,不用说美国境内糖商蔗农,额手称庆;那“第四十九州”之内的“美国人”,就难免愁眉苦脸了:原来“美帝”的殖民地人民并不就是美国公民也。

  笔者举这个小例子,当然不能以偏概全。美国是个十分复杂的国家。它之并吞夏威夷和波多黎各,都各有新例,一言难尽。个人所要说的只是想提醒台湾本省的某些朋友,不要随意轻言“某岁某岁以前我是‘日本人’”就是了。在殖民地中要做“英国人”、“美国人”都大为不易,“日本人”岂可轻易做?先研究一点“中国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历史”,然后再申请日本“绿卡”未为晚也。诸公其慎之!

  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

  再者,虽受了“维新”洗礼的日本民族盲目仿效白种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它在东亚大陆上的侵略目标,中国也未必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相反的,正因为中国古老落后,可以掠夺的现成物资太少,加以开发又时间太长,成本太大。急功近利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他们还另有“北进”、“南进”二途可以选择呢。北进打垮苏联,则实利立见。苏联既败,则中国亦将不屈自屈。南进囊括东南亚,则市场、资源(如石油),更是一本万利。抑有进者,南进如能赶走英、美、荷、法,还怕你这个中国人不听皇军指挥哉?

  所以“七七事变”前,“皇军”原有三大目标。中国如有好的苏秦、张仪(如丘吉尔、斯大林者),未始不可技巧地“四两拨千斤”,把日军矛头拨向南北。——能拨它两三年,则今日的中国,甚或今日的地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搞世界性的“合纵”、“连横”,既无此人才,更无此本钱,但时势和机会还是有的。“西安事变”一爆发,“时势”和“契机”便一纵而逝。接着“卢沟桥事变”随之而来,我们回避不了,就只好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了。

  朋友,在世界大战中,打个一对一的、没有盟国支援的孤立抗战,纵是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都嫌力有不胜!况“次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中国哉?——君不见,连法国都曾一度亡国而出了个贝当。汪精卫后来就自称“汪贝当”。罗家伦说,他应该自称“汪八担”。

  我们中国为什么自不量力,打他个没有盟邦支援的孤立战争呢?其契机便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终场时,笔者曾扛了一竿大爆竹,恭候于明故宫飞机场之外,眼见铩羽归来的委员长和夫人,自我们面前一驰而过——我们跟着放了一大串名副其实的“马后炮”。

  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其后数十年,小可在中学和大学的课堂里,一直都迷信官方史家的廉洁,并为他们的理论宣扬。

  笔者孤陋,尽信书不如无书,亦长期相信此说,直至我有幸亲炙少帅(张学良,字汉卿)的不耻下教。——百闻不如一见。对个写历史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异数”。但是从张汉公方面来说,这也十足显示出他那胸无城府和坦荡襟怀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基本上是个十八九岁的磊落光明、情感深厚、纯洁无私而视死如归的爱国青年。这种青年在我国抗战期间是千千万万的。由于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我们才能把凶狠残暴、绝灭人性的死敌,牢牢拖住,终于反败为胜——使中华民族,得有今日!

  青春就是诗!但是一般人士的青春情怀(包括钟情好色),都会随年齿增长而递减。中年以后,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包括自教和他教)、性乃迁……,及老往往变成诸种怪物,甚或卖国求权的汉奸。汪精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张学良之可爱,是他的本性未变,年逾九十而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包括好色),这就是虽圣贤亦有所不能了!

  但是有其长者,必有其短。长处就是短处。以这样赤子之心,赤子之行,赤子之习,去做“封疆大吏”(少帅的口头禅),就要出岔了——尤其是位于(日、俄)两帝之间的封疆大吏!尤其是处于朝中有“以外交制奉张”暗盘的封疆大吏!(参阅拙作《政学系探源》。)果然父死不过三年,他就把老帅留下的家当,一晚上输光了。

  张汉公曾批评他老爸“有雄才,无大略”。其实张作霖虽无大略,然能力却允文允武,处事谨慎机智。自绿林至封疆,井井有条。日本人搞不过他,最后才使用下流手段,加以暗杀。

  做那样的封疆大吏,军政之外,应付国内外政友政敌的手腕,都要老谋深算,甚或老奸巨猾,像阎锡山那样。张学良的短处,是他太毛躁,太“少”、太“帅”,他的赤子之心也太多了一点。他要能“老奸巨猾”一点,“九一八事变”或许都可避掉也。吾人劝朋友“做人”,总劝他多“正人君子”一点;但是劝张少帅却需反其道而说之,宁愿他“老奸巨猾”一点才好。

  以上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如此,其后的“西安事变”亦然。西安事变前蒋对张之疏于防范者,盖蒋亦深知张为一不失赤子之心之人,故不虞有他,才单刀赴会。殊不知,不失赤子之心者,亦有其不失赤子的冲动,此则非蒋所料也。

  从“决不能战”到“决不能不战”

  为时未逾两周的“西安事变”,不但改写了中国近代史,也改写了世界近代史!——小可这点史学论断,亦常为少帅本人所引用而津津乐道之。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变,是怎样搞起来的呢?

  张学良毕竟是条好汉。他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人都在“吹牛”。事后他虽然被蒋关了五十年,他也无怨无尤,并且对蒋公的“不杀之恩”,颇为感念——原因是“我的部下如果也对我干这么一下,我就把他枪毙了!”

  但是张学良为什么要冒“枪毙”之险,干这么一下呢?——事实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捉蒋”是出一时冲动,“放蒋”也是出于一时冲动。

  在捉蒋前夕的东北军干部会议里,几位比较成熟的将领于学忠、米春霖等便问少帅:

  “抓住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少帅说:“捉了以后再说!”

  读者试思,如此重要的军国大事,怎能捉了以后再说呢?

  事隔两周,弄得地球倒转,举世哗然,少帅又主张把蒋送回南京去。杨虎城、周恩来、孙铭九等闻言大惊,群问放掉蒋介石以后,下一步怎么办?少帅的回答显然又是个:“放掉以后再说!”

  再者,当白凤翔师长奉命捉蒋时,他只带一营士兵。这一营冲动的小“少帅”,一到华清池行辕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众枪齐发,把蒋的卫士几乎全部打死不说,把蒋卧室的玻璃窗也打个大窟窿。蒋公如不自后窗逃走,便很可能被流弹打死!

  诸位试思:那时如把蒋委员长一枪打死,如何得了?!——至少那就不能“打死再说”了。

  老实说,西安事变这样那样,都是牛皮。西安事变的核心是出于中国北方(东北),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爱国青年的冲动行为。

  行为科学家说“个性决定行为”;而行为之形成,还有个“S—O—R”(刺激、生机、反应)的公式。把张少帅这个“案例”(Case)放入这个公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读者诸士女:你我的案例也都可放入同一公式而求其答案。只是你我升斗小民,我们的“行为”,大不了打打老婆、骂骂儿子罢了,与国计民生无关也。但是你我如手握大兵数十万,那情况就不同了嘛!

  “西安事变”的重要性是:事变之前,南京中央对日是“决不能战”!事变之后,则是“决不能不战”!——何以如此?那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了。留待下回分解吧。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21-07-20 0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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