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忠禧《日本窃取钓鱼岛始末：史料与考证》
2018-09-14 10:08:11  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村田忠禧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窃取钓鱼岛始末》一书是村田忠禧教授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之后，又一本对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考证的著作。本书集中考证了日本政府占有钓鱼岛的过程，以1885年至1895年为讨论对象，涉及琉球国变为冲绳县的过程及日本政府对冲绳的治理，西村舍三县令对内务省要求勘察钓鱼岛命令的抗拒，内务、外务两省放弃设置国标的原因，1895年甲午战争取胜前夕日本在钓鱼岛设置国标的详尽过程等。

　　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当时的内务省、外务省等部门的公文档案，如作者所言，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即这些史料。

　　作者简介：村田忠禧(Murata Tadayoshi)，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年7月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从琉球国到冲绳县

　   “琉球处分”

　   “旧惯温存政策”

　　 琉球分岛问题

　　 摇摆不定的冲绳县政方针

　　第二章　

       西村捨三与冲绳县

　　第四任县令——西村捨三

　　西村捨三的冲绳县政方针

　　第三章

       停设国标的经过

　　对冲绳县近海无人岛的调查

　　将大东岛并入冲绳县

　　上海《申报》刊登“台岛警信”之谜

　　对设置国标表示忧虑

　　应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外务省的诡辩

　　关于西村县令11月5日呈文

　　未收入内务省《公文别录》

　　目前毋庸设置国标

　　西村的冲绳县政受到明治政府的称赞

　　第四章　

       没有进行过“反复的调查”

　　《帝国版图关系杂件》所揭示的真实情况

　　西村捨三调任土木局局长

　　那霸还保存着11月5日的代拟呈文

　　从丸冈知事的角度看……

　　围绕“海门”舰实施勘查的公文往来

　　奈良原知事也要求修改指令

　　“金刚”舰没有进行过实地调查

　　第五章　

        乘胜并岛的行为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压倒性胜利

　    与1885年时有什么不同?

　    尔勒里岩·赤尾屿·久米赤岛·大正岛之谜

　　未向国内外公布并岛事实

　　第六章　

       “尊重事实”这一精神的重要性

　　外务省条约局对并入版图经过的说明

　　故意不发照会的并岛行为

　　承认事实的诚实态度最重要

　　为和平解决日中间领土纠纷的具体提案

　　附　录

　　一　与1885年巡视调查冲绳县近海无人岛有关的公文档案

　　二　与西村捨三之冲绳县政方针有关的史料

　　三　依据1885年11月5日以西村捨三名义代拟呈文之公文档案

　　四　参考史料

　　后　记

　　后 记

　　2013年6月，拙著《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一书付梓之后，笔者本打算写一写日本将“尖阁诸岛”并入日本版图后所发生的问题，但在写作过程中，将其改为集中讨论1885年到1895年日本将“尖阁诸岛”并入日本版图的具体经过。其原因已经写在了本书“引言”部分，这里不再赘述。不可否认，本书与上一本书在内容上有重复的地方，但是，个人认为，本书发现了以前漏掉的史实，并基于这一史实进行了新的阐释。如此一来，日本的并岛过程就更加明确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85年山县有朋内务卿最初下达的密令，不是调查冲绳本岛东方的无人岛大东岛，而是调查冲绳县近海的无人岛。因此，西村捨三冲绳县令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将会接到一个密令，对位于冲绳本岛西部和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进行调查。由于发现了这一事实，迄今为止一直疑惑不解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笔者可以自信地说，第3章以后的内容将会令人耳目一新。当然，这一点有待于各位读者的判断。本书卷末所收附录史料十分宝贵。这些附录史料，不仅有助于了解日本将“尖阁诸岛”并入日本版图的过程，而且对于思考当时日本的冲绳政策也大有帮助。西村捨三口述的《御祭草纸》，本书只是引用了与冲绳有关的部分，其实，其他部分读起来也十分有趣。西村捨三这个人物值得研究，期待日本近代史的专家对此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距上一本书的出版过去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日中关系一直处于令人十分忧虑的状态之中。一般认为，其原因是以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及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而产生的“领土问题”。日韩关系也极不正常，一般认为，“从军慰安妇问题”是其主要原因。无论哪个问题，均由一条粗线联结着，那就是如何面对过去，如何构建未来。

　　中国在2014年9月3日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69周年纪念仪式。今年是70周年，也是日本偷偷地将“尖阁诸岛”(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称呼)“并入日本版图”120周年。这些问题，是我们思考如何面对过去，如何构建未来的最佳材料。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9月3日的69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所做的讲话，已经发到了网上，笔者也读到了这个讲话。讲话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4日，《人民日报》驻东京分社的记者给笔者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笔者在当晚10点以前就习近平讲话写一篇400字左右的短文，谈谈笔者本人的看法。事情来得太突然，而且要赶在当晚10点以前写一篇400字左右的短文，很难做到。本想谢绝了事，但笔者不赞成中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很想借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于是写下了下面这篇文章。

　　从《人民日报》的角度来说，这篇文章“文不对题”“不被刊用”也在预料之中。笔者只是想表达一下“不同见解”而已。

　　重视过去，是为了创造新的未来。

　　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还没有摆脱国家这个框架。不仅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不同，生活水平、教育程度也是千差万别。见解上的不同和对立是十分自然的。同一个物体，观察的角度不同，给人的感觉也就不同，更何况如果用显微镜、望远镜来观察的话，看起来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不应该急于要求认识上的一致。

　　谈论过去，不应该受到感情的支配。基于事实的客观认识是必要的。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尊重事实的理性的诚实态度，那么，就能够实现事实的共享。如果实现了事实的共享，那么，在认识上也会逐渐趋向共识。现实世界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可以共享的事实是无限存在的，关键是识别真伪，判断轻重。这项工作最好跨越国家的框架，联合进行，并将成果向全人类公开。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实现，那么，过去就可以转化为开拓未来的宝贵财产。

　　笔者之所以不赞成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理由如下：在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向国民宣告战争的终结是8月15日，日本将这一天定为“终战(战败)”纪念日。中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源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将这一天定为休息日。

　　但是，人们的常识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即大日本帝国失败之日，是大日本帝国代表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战舰上，向盟国签署投降文件的9月2日。8月15日也好，9月3日也罢，都是针对本国国民而言的，在这一点上，日中两国是一样的。在这种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下，要实现认识的共享是不可能的。

　　人们常说，现在已经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占大半的时代。笔者也是战后出生的人。笔者有机会接触了那些打过仗的士兵，他们都是极为普通的工人、农民，可是在军国主义的“教育”下，他们却由“人”变成了“鬼”，可以满不在乎地杀人，犯下了累累罪行。他们泪流满面地坦白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战争的罪恶，诉说和平的宝贵。他们找回了自己作为人的灵魂，而作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的我们，则在他们充满勇气的发言的启发下，开始认真思考：战争是什么?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讲述战争的“说书人”逐渐退出了舞台。“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占了大多数，而年轻人则通过动漫、游戏等，以假想的“战争”为乐。一个现实的情况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战争的伤痕也逐渐淡化，而这种淡化是无法阻止的。当我们回眸渐渐远行的过去时，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地平线上。如果一种认识只依赖于感性，那么这种认识极有可能以碎片性、部分性而告终。认识只有基于理性，才能够具有普遍性。但是，基于理性的认识，不可缺少事实的支撑。只要具有尊重事实的精神，就能够冷静地客观地观察事物。

　　为使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就应该尽可能地降低国境和民族之类的藩篱，就需要共同创造一个多角度地、多面地、综合地思考问题的环境。为此，就需要把自己从“本国第一”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意思，才写了这篇文章。

　　在本书大致脱稿的2014年10月26日，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全国学术大会在神奈川大学召开。笔者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日本并入“尖阁诸岛”过程之考证》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以笔者于2014年4月17日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多元视野下的钓鱼台问题新论”国际研讨会上所做的《日本据有“尖阁”过程之考证》这一报告为基础的，也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在台湾的研讨会上所作的报告，是接受对方邀请而做的报告;在日本的研讨会上所做的报告，则是以应征自由论题报告的形式而完成的。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学术研讨会上，有避免将这一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而进行正面交锋的强烈倾向，笔者对此感到不满和不安。所幸大多数会员聆听了笔者的报告，相互之间还交换了意见，而这种意见交换，是很有意义的。

　　后来，由于本书即将脱稿，笔者11月4日到15日访问了中国。此前5月份时，笔者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夫妇一起访问了冲绳，王晓秋先生邀请笔者在北京大学做报告，为践此约，笔者首先访问了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分别作了报告。这次报告使用了笔者在10月份现代中国学会作报告时使用的PPT，并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做了报告。报告是在北京大学一个可容纳70人左右的教室里进行的，但有超过100名听众参加了报告会。可能是因为讲座是在夜间进行的，校外的参加者很多，讨论时非常热烈，实在是一次认真而又愉快的交流。

　　本来预定于11月10日去武汉。但是，由于APEC峰会的影响，北京市从11月7日开始临时放假，在北京也无法进行交流活动，所幸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发来邀请，于是在11月7日飞往大连，并在当天下午为大连理工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作了一场报告。第二天乘高铁去沈阳，为东北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在这两所大学，都是用日语作的报告。11月9日返回大连，10日飞往武汉。

　　在武汉大学，第一天谈日中领土问题，第二天与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胡德坤教授以“日中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为题，举行了一场“脱口秀”。我们二人均为1946年出生，在“脱口秀”中，双方畅谈了各自走过的人生道路以及对今后的日中关系的看法。这之后是私人旅行，去了武汉以西大约250公里的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访问了少数民族土家族的农户，品尝了他们亲手做的本地风味菜。饭后，在这家静静的山村农户的前院，坐在椅子上，晒了一会儿太阳，旅途的疲劳也因此一扫而光。

　　正当笔者在中国各地匆匆忙忙地转悠、交流的时候，在北京APEC峰会即将召开的11月7日，日中两国政府的外交当局“为改善日中关系而举行磋商”，并达成了4点原则共识(具体内容采用了新华社公布的文本)。

　　为改善日中关系，两国政府迄今为止进行了心平气和的磋商。此次在如下几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

　　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由于达成了上述4点原则共识，11月10日的日中首脑会谈终于得以实现。会谈只进行了25分钟，时间很短，也没有什么新意。安倍首相一直以来始终坚持无条件对话，称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现在却突然一变，转而同意了4点原则共识，毫无疑问，这是被逼无奈的结果。

　　今后，日中两国政府应该尊重、遵守这一原则共识，对此必须拭目以待。新华社于12月30日公布了2014年国际十大新闻之一，其中就有“中日两国为改善关系而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新闻。可以说，这是一个饱含着希望如此这一愿望的积极评价。全世界都希望日中关系、日韩关系得到改善。世界的重心正在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地区移动。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日本不能与中国、韩国这样重要的邻居构筑和发展友好关系，那么，日本将会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将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小的国家。

　　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经济文化交流分会于12月13日举办了一个经济文化讲座，主讲人是著有《中国边境：行走于热战遗迹之间》一书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先生。在这个讲座上，我们请石井先生介绍了该书的要点。据石井先生讲，1978年8月谈判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会谈记录，只有涉及尖阁诸岛问题的部分没有对外公开。而据园田直外相和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杉本信行等人的记录可知，两国政府之间确实谈到了尖阁·钓鱼岛问题，不可能没有会谈记录。据中方当事人张香山回忆，是邓小平首先提到了这个问题，而据日方当事人的回忆，是日方首先提到了这个问题。

　　石井先生指出：“对日中双方的记录进行比较，包括日中双方究竟哪一方首先提到了尖阁诸岛问题，了解双方实际上达成了什么样的共同谅解，这对于探讨尖阁诸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据此，石井先生要求公开会谈记录，但外务省坚称“不存在会谈记录”。石井先生以平静的语气，明确指出外务省拒绝公开会谈记录的不当做法，令人印象深刻。

　　在2014年即将结束的12月31日，从伦敦传来了与此有关的一个重大消息。NHK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英国档案馆的记录图片，并报道如下。

　　英国解密档案：“在维持尖阁现状上达成一致意见”。

　　英国方面的记录表明，关于冲绳县的尖阁诸岛，昭和57年(1982)，当时的铃木善幸总理大臣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之际，“曾告诉撒切尔夫人：与中国之间就维持现状达成了一致意见，实质上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了”。

　　这是英国政府记录的、昭和57年(1982)9月，当时的铃木善幸总理大臣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时的内容。这份记录于12月30日解密。

　　据这份记录，关于冲绳县的尖阁诸岛，铃木总理大臣亲自介绍了与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举行会谈时的情况，“并告诉撒切尔夫人：日中两国政府在基于重大的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暂不涉及细节的不同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据这份记录，“铃木总理大臣告诉撒切尔夫人：由于双方在不涉及具体问题、维持现状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实质上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了。”

　　当时，撒切尔夫人正准备在香港将来的统治形态上，与中国进行正式磋商。据说，铃木总理大臣建议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先生直接对话。

　　日本政府在尖阁诸岛问题上所持的一贯立场是：尖阁诸岛是我国固有的领土，不存在尚未解决的主权问题;与中国之间，也不存在就“搁置”和“维持现状”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

　　外务省官员：不存在就“搁置”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

　　对此，外务省官员在接受NHK采访时表示：“尚未确认铃木原总理大臣的发言，但在尖阁诸岛问题上，不存在与中国之间就‘搁置’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尖阁诸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是我国固有的领土。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外务省官员在接受NHK采访时说“尚未证实铃木原总理大臣的发言”，但是，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书库保存着外务省欧洲局西欧课制作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妇访日(公宾)》2册簿册，其管理编号为2014-0824和2014-0825。如果真想确认是否存在着这一事实，只要是外务省官员，马上就可以办到。但他们却无意为之，而是以套话作答，企图蒙混过关，说什么“在尖阁诸岛问题上，不存在与中国之间就‘搁置’达成一致意见的事实。尖阁诸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是我国固有的领土。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难道他们想说，当时的铃木首相告诉撒切尔夫人的内容违反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外务省官员这种不诚实的做法，理应受到批判。而NHK装出一副公正的样子，报道外务省官员的上述谈话，其立场也有问题。

　　笔者于1月5日就阅览与此有关的日方记录一事询问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得到的答复是，阅览限制分类为“需要审查”。这样一来，由于可能包含“个人信息”和“警卫信息”，且审查项目繁多，待审查完毕，竟然需要10个月的时间。日本首相与作为“公宾”访问日本的英国首相举行会谈，属于公务活动，其信息应予公开，而对于警卫信息之类，笔者毫无兴趣。笔者跟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解释，打算对比一下英国政府公开的记录和日本政府的记录，但是，任凭笔者怎么解释，对方就是坚决不答应，无论怎么说，问题也得不到解决。笔者再一次感受到，日本在信息公开方面问题实在太多。

　　同样内容的新闻，共同通信社半泽隆实发自伦敦的《在尖阁“维持现状上达成一致意见”——铃木首相所披露的1982年日英首脑会谈》这篇报道，就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而笔者看到的报纸中，《琉球新报》12月31日的报道最为详实。

　　共同通信社所刊发的《铃木善幸首相关于尖阁诸岛问题的发言》，在1982年9月20日日英首脑会谈的记录中(原文是英文)是这样的(摘自《琉球新报》第2版面解说)：

　　铃木首相建议撒切尔夫人，最好是与邓小平先生一对一地进行坦率的谈判。

　　在围绕尖阁诸岛主权的争论中，铃木首相认为，邓氏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据铃木首相讲：)邓氏指出，实际上重要的是日中两国政府应该求大同，存小异。邓氏认为，尖阁诸岛问题将来可以交给下一代处理。从此以后，中国方面未再提及尖阁问题。

　　铃木首相建议撒切尔夫人与邓氏直接进行谈判，是因为铃木首相本人在尖阁诸岛争论中，与邓氏有过直接谈判的经历。因此，铃木首相(与邓氏)一致同意：日中两国政府应该基于重大的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细节上的分歧应该搁置起来。(据铃木首相讲，)基于这一点，双方一致同意：不明确宣示(尖阁)问题，同时维持现状。实际上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了。

　　共同通信社介绍了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先生的专家意见：

　　首相本人甚至将“搁置”尖阁诸岛这一问题告诉了外国首脑，这说明在日中关系上，“搁置”的存在，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常识。1978年，邓小平先生在日本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到日中之间在不涉及尖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当时日本方面并未反驳，国际上普遍认为日本对此不持异议，也在情理之中。日本政府现在坚持认为“没有搁置这回事儿”，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日本政府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改善日中关系。

　　“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没有搁置这回事儿”之类的主张，完全不能成立。关于这个岛的问题，日中两国政府在去年11月7日不是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双方存在着不同见解吗?恪守这个一致意见，才是构筑双方信赖关系的第一步。当双方见解不同时，一方一味地固执己见，只能以争吵而告终，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

　　双方应该倾听对方的主张，如果对方的主张有正确之处，就应该接受对方的主张;如果认为对方的主张不正确，那就拿出证据，进行反驳。这样的反复对话，将会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重要的是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冷静的对话。这样的真诚对话如果反复进行，不断积累，那么，双方的信赖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

　　遗憾的是，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很难马上建立起来。只能通过社会各界的各种形式的友好交流和对话，努力推动历史的进步。本书如果能够对此有所贡献，则不胜荣幸。

　　本书是笔者与日中双方各界人士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成果。值此出版之际，谨对花传社的各位朋友，特别是平田胜社长和山口侑纪女士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村田忠禧

　　2015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