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路军抗战老兵王金柱于9月16日辞世 享年104岁
2017-09-20 09:43:55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他，出生于农家，读过私塾，习得一手好字，令成年人刮目相看。他，15岁投笔从戎，从此开始一段几经坎坷的精彩人生。他，14年抗战的亲历者，从淞沪会战、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到长衡会战，他都如数家珍。他叫王金柱，19路军老兵，一部活的中国近代史。
9月16日，19路军抗战老兵王金柱不幸辞世，享年104岁。
9月22日将举办追悼会。
王金柱老人
赖子9月7日采访王金柱
老兵档案
王金柱，生于1914年农历二月初七，湖南长沙县人，籍贯湖南平江。1929年加入18师， 1930年加入60师120旅239团3营9连任上士文书。1932年参加第一次淞沪抗战，1939~1942年参加历次长沙会战。1949年到海南岛、台湾，任台中转运站中校站长。1964年退役，1990年回长沙县定居。2017年9月16日辞世，享年104岁。
老兵生前口述
小时候我读过4年私塾，习得一笔好字，让大人都刮目相看。1929年春节，我进城玩耍，在登隆街一家店铺的板壁上看到一幅“招兵布告”，招收学生兵学技术，待遇优厚，我就瞒着父母报了名。招兵的人看我个子不到枪高，就有些犹豫，我软磨硬泡，于是他带着我乘火车到了武汉1个兵营。这个人竟然找营长要钱，我才知道自己是遇上了兵贩子，被卖了壮丁。晚上我就溜出兵营，过江到了武昌，反正回家也吃不饱饭，只能是当兵了。于是我参加18师，师长是张辉瓒。18师是湖南队伍，他们看到我是个学生，细皮嫩肉的，还没有枪高，怎么能拿得起枪，所以让我受了半年干部训练。
1929年桂张联手反蒋，占领广州大部分地方，我不小心在战斗中做了桂军的俘虏。但因为字写得好，于是被留做文书。这时，粤军包括蒋光鼐61师、蔡廷锴60师，共十几万人袭击桂张军后方，断了他们的后路。粤军还打败素称“铁军”的张发奎4军，桂张军慌忙退回广西。抓住这个机会，我赶紧投奔了60师，师长是广东罗定人蔡廷锴。蔡廷锴为人谦和，待士兵好，深得军心。后来60师扩编为19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是蔡廷锴。1931年部队调防上海，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
60师是广东部队，湖南人最多。我在这个部队里服役20年，当过文书(那个时候喊师爷)、特务长、营部里面的副官、团部里面的军械官、师部里面的副官、军械主任。我的老长官黄保德1949年起担任广东省保安第3师师长，这个保安第3师，顾名思义，是地方的军队，没有成型的师部。我在60师当过军械主任，加上我跟黄军长感情处得很好，他的太太是我们老乡，长沙麻林桥的，于是我就去当他的军械主任。
八年全面抗战，湖南打了6年。我那个时候不是走路就是打仗，不是打仗就是走路，没有别的事情做。有的地方进进出出，来来回回不晓得好多次。中国的地方我没有到过的很少，与湖南周围交界的6个省——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四川，我通通到过，打的大大小小的仗数不清楚，参加过淞沪会战，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我还曾经驻守在岳阳新墙河畔的草鞋岭。
湖南属第九战区，张治中是司令，又兼湖南省的主席。这个时候武汉丢了，那是有计划的。我们在武汉外围打，打得差不多了，城内的东西该搬的都搬走了，就让日军进了武汉，留在武汉的少数部队(靠湖南那边的)向湖南退。日军进了武汉就高兴得不得了，休息了一下，就向湖南开打，追着那股向湖南退的少数部队打，经过咸宁、赵李桥等，一直打到浏阳。我们武汉的部队退到岳阳，到了新墙河北，增援的部队也从株洲赶到岳阳新墙河北。新墙河是很小的一条河，如果几天不下雨，人们把裤脚卷起来就可以过河。我们就跨到新墙河南岸，因为那条河太小了，日军一追就追到那个地方了。
张治中晚上在睡觉，被电话吵醒了，是前方的重要情报人员向他报告情况，说敌人快要打到新墙河了。张治中一听，敌人来了，这还了得，日军打到新河来了。新河和新墙河只差一个字，他不晓得岳阳的南边有个新墙河，只晓得长沙的北边有个新河。他以为日军已攻到长沙新河，于是就马上下令火烧长沙，实行焦土抗战，把整个长沙烧了，烧得一无所有，都烧光了。到了第二天，他才晓得搞错了，闯了个大祸，没办法收拾。因为是他下令拿汽油火烧长沙的，当时有很多高的房子还没有倒，冒着火苗，他一看还下令继续泼油进去。所有的报纸、所有的老百姓把这个张治中骂得一塌糊涂。但由于张治中跟了蒋介石很长时间，最后只是马上撤职，派了薛岳来接替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并派1个师到岳阳新墙河处，增加防守。后来又找来3个替死鬼：长沙的警备司令、长沙公安局局长，还有长沙警备司任命执行放火的，实行枪毙。有人给张治中做了一副对联来讽刺他，上联是“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为什么是两大方案?他来当湖南省的主席，进入湖南提出两大方案，这两大方案却当不得一把火，什么都烧了。“下联是中(指蒋中正)心何忍，三颗人头万古冤”，横批“张皇失措”。很有意思。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长沙的外围有两大防线，第一大防线在新墙河，第二大防线就在汨罗河，我们部队在汨罗河南边，敌人在新墙河开打。部队牺牲太大，要整顿，训练，补充，我们师长下令师部跟师部直属部队中懂这些战事的人填表报名上来，组成1个补充小队，晚上集合，由我指挥，往东边平江山区里面走。为什么要晚上呢?敌人有飞机，他会搜到目标，所以晚上集合，由我统领。我们有200多人，还有的是在当地请的民夫，出的钱不多。山路大概要爬8里路。晚上鸦雀无声的，不准抽烟，不准打手电筒，不准讲话，不准把东西弄得“砰砰”响。
他们一休息，我就去方便，往这边有个坑，长着密密麻麻的树。我就走过去，虽然头上月亮很小，但我警觉到，怎么有个什么东西在动，用手一抓，是一把头发。有人吓得一声尖叫，我听出来是个女孩子，就马上就跟她讲：“你不要怕，我们是国军，不是日军，不是坏人，我们是保护你们的。”我把她拉出来，站到路上，我才看清她是个少女。我问她哪里人，她回答是哪里人，是同家人到平江山区里面去，刚好跟我们队伍去的是同一个村，走的路上她去方便，结果把她的父母给弄丢了。
我要她跟我走，她不肯，我就讲是国军，保护老百姓的，而且晚上有点冷，要是遇到豺狼野兽怎么办，遇到坏人怎么办。我的那个勤务兵也讲：“我们王副官是个大好的人，没有哪个不说他好，你跟着他不会错的。”她还没作声，我就跟她讲：“这样子好了，我把你当做我的妹妹来看待，你放心了吧。”她放心了。她的背上背着东西，手里也提着东西，我把她手里的东西交给勤务兵，让他挑着走，他本来就一头挑着我的行李，另一头是我的公文箱。
一越过那个山，我们就在原地宿营。已经是半夜三更，我要求士兵不要去打扰老百姓，自己去搞点草，搞点干柴烤火。我的勤务兵、马夫就搞了点树上的干棍子烧火，并找了草铺在周围，一边烤火，一边睡了。睡前勤务兵把我的铺盖打开，放在火边，我要这个妹子去睡，她去睡了。她还很关心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要管我，睡就是了。我坐在那里烤火，勤务兵、马夫一个个都睡了，火越搞越小，我有点疲劳，有点冷，但那个妹子在睡，我不敢同她一起睡，只能把自己的脚塞在被子里面。
没多久天亮了，我把各单位的负责人叫起来，带着他们去分配房子。我也分了个房子，弄好了一个铺。分好房子后，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在外面的堂屋里面跟他们讲话。我说：“我们大家都是老百姓出身，家里有父有母，有妻有子，有兄弟，有姊妹，现在的老百姓被日军搞得非常非常惨，我们是吃国家的钱粮，保国卫民的，住在这里要将心比心，这里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这里的兄弟姊妹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有人送我们东西，谁拿的要付钱。没有人的，除了柴火、小菜以外，其他的任何东西不准动，比如什么鸡、鸭，也不能翻箱倒柜。我随时查，知道了就以军法处置。”
解散以后，我们吃饭。那个妹子洗了脸、漱了口，跟我们一起吃饭。慢慢地，我晓得她家里是一个礼仪之家，书香人家，父母都是当老师的，她才16岁，可读了很多书。熟了，我就跟她下棋玩。
我们继续往深山里走，走到一个地方，她说这是她住的地方，我跟她到那个村子里去了，还没有进村子，就听到有人喊“哎呀，小姐回来了”。她的父母也出来迎接。后来我们还一直通信，她几次说要来，我都没同意。过后，我们调到海南岛去了，又到台湾去了，几十年的时间两岸不准来往，信也不能寄。两岸恢复来往后，我们通上信了，得知她后来去教书，人缘也好，不得罪任何人，但那时连吃饭都困难，于是我寄了一笔钱给她，要她代表我修修她家里的坟，她收到钱好高兴的。
1949年我当了黄保德保安3师的军械主任不久，他升为军长，我就跟着到军部当军械处长，他当海口的军备司令，我就担任他的秘书。后撤退到台湾去了，我就当总部台中添运站的站长，全台湾只有两个添运站，1个是台北，1个是台中。后来我还担任过港口司令部高低运输参谋部的工作。1964年我50岁，选择了退役，没拿“终身俸”而是一次性“买断”。我踌躇满志，希望在商海中一显身手，却出师不利，连本钱都被骗个精光，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另娶家室。我很感激蒋经国，他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下设“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及“荣民总医院”，救人无数，各分院挂号、看病、住院、检查、手术不要一分钱，还按照每个退役军人的资历发给一定的退休金，从每月600台币开始，到现在一万多，折合成600美元定期汇到我的账号。我还进过“易经学会”。成绩优秀，解决生计有了一门技艺。1988年，我得到台湾当局批准，终于能够得以回到老家。我回大陆后在全国各地行走了一段时间，1990年代末才最终在长沙县黄花镇安顿下来。
抗战不是我们去打日军，是他们来侵略我们。那个时候，一开战，枪支一响，大炮一响，飞机炸弹一丢，死了很多人。我们牺牲了很多人，很多妇女被日军强奸，还有很多金银财宝、粮食等物资被他们抢去，这是真事，历史，也是国耻。日本是个侵略国家，一个侵略的民族，除了军事侵略，他们还有文化侵略、政治侵略。同时我最痛心的就是内战。为什么都是炎黄子孙，还要自相残杀呢?
现在我苦尽甘来，生活幸福，子孙有20多人，重孙有8个，其中有一对是双胞胎女孩子，我的五个孙媳妇里面有一个是南京大学新闻学毕业的，我的孙女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是硕士。早些年我还经常打个车到市内去转转，看看长沙的新面貌。
(文：湖南图书馆编著《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孟企平编著《老兵》/图：赖子)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20 14: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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