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借口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拒后遂下令攻击宛平城。
手擒屠刀,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这是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
浴血奋战,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全民族抗战的大幕就此拉开——
1937年7月8日,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奔赴战场。
炮弹、牺牲
烽火连天并没有摧垮中国学人
抗争、迁徙
这些大学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中
愈发强大
表现出了顶天立地的大学风骨
今天,正当高考时,今天高三考生将走进考场,完成寒窗苦读十余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在这么特别的日子
让我们回顾历史
走进那段烽火岁月
走近那些在隆隆炮火声中
保持中国大学风骨的高校
中国人民大学(陕北公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义勇向前到抗战前线去”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和困难的地方去!”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80%以上前往前线工作。
那时候,学员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挤得翻身都十分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常常都在露天。雨天里,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大家的背包白天当凳子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来盖在身子上。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种菜、打扫卫生,发动社会进行募捐。
南京大学(中央大学)
Nanjing University
“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师生们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牛、羊、猪脚步悠闲,鸡、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武汉大学
Wuhan University
“将士效命疆场,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西迁的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厦门大学
Xiamen University
“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因为搬迁及时,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西文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文杂志16222册,合计81609册。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文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文杂志128种。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
“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中山大学
Sun Yat-sen University
“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
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
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浙江大学
Zhejiang University
“不是简单的内迁,而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6年,国宝万无一失。
河南大学
Henan University
“书生亦有血性”
与敌抗争,毫无所惧,这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坚毅……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沈从文在《给青年朋友》中写到:“盼望青年朋友,相信青年朋友,从本身起始来努力,作一个人,作一个中国当前所需要的国民……”
时空变幻
唯有精神永恒
刻苦治学
开拓进取
吾辈青年将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中国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6-07 14: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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