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2022-07-02 10:16:00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团结报》文史周刊策划“香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约请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二级巡视员彭建新撰文，回顾香港历史，展望美好未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香港是被英国实行殖民统治的中国领土。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和有利条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革命活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香港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有力推动全国革命运动发展
(一)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
香港是天然良港，海运发达。19世纪末，在香港成立的航运公司就有10家，然而，香港海员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种族歧视以及轮船资本家、包工头的剥削。海员们经常航行于欧美各国，受到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影响，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不断增强。海员中的先进分子陈炳生、林伟民等积极进行宣传工作，于1921年3月6日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海总)，会长由陈炳生担任。海总是中国海员首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之一。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在海总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海员纷纷离港返穗，到1月底，回穗海员有1万多人。2月1日，港英政府宣布海总为非法团体，查封其会所，收缴其招牌。27日，香港各行业工人为援助海员罢工举行总同盟罢工。至3月初，罢工人数逾10万人，连洋人雇佣的仆人、厨师、园丁也加入罢工行列。3月4日，罢工的千余工人步行回广州，行至沙田时，英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沙田惨案激起全港各业工人和各界群众的强烈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港英当局迫于无奈，于3月5日接受罢工海员提出的恢复海总原状、增加工资、抚恤沙田惨案死难者家属等要求。罢工历时56天，最后以香港海员的胜利而告结束。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有力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发展。
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上海工人组织香港海员后援会，并派李启汉到香港慰问罢工海员。中共广东支部发出《敬告罢工海员》，号召罢工海员坚持斗争，争取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对罢工的支持和声援，扩大了其在海员中的影响，对罢工领导人林伟民、苏兆征和广大海员是有力的鼓舞。林伟民、苏兆征在1924年、1925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1日，海总与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并展现出卓越组织领导能力的林伟民、苏兆征先后被推选为全总领导人：林伟民任全总第一届委员长，苏兆征任第二、三届委员长。
(二)以香港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巅峰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英巡捕开枪打死学生、工人等13人，伤者不计其数。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广州发动规模宏大的罢工。香港工人阶级为罢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香港工人首先发起罢工。1925年6月上旬，邓中夏、杨匏安、苏兆征等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18日，全总为五卅惨案致函香港各工团，通令全体工友一致罢工。19日，香港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罢工。
二是香港工人阶级是省港大罢工的主体力量。到6月底，省港两地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5万。香港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封锁，撤出香港，先后约有20万人返回广东各地。香港陷入瘫痪，内地食品供应断绝，物价暴涨，商店停业，轮船停驶，香港出现了比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更为严重的情况。大批工人返粤，导致香港的餐室茶居难以请到男工，业主们雇佣女招待以资应付，此为香港有女招待之始。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香港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极大地改善了广州地区的政治生态。
三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多数是香港工会代表。罢工“最高执行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13人，其中香港工会7人，分别是苏兆征(海总)、何耀全(电车工会)、陈锦泉(煤炭工会)、麦捷成(洋务工会)、麦扬波(平乐工会)、李堂(同德工会)和张锡三(车衣工会)。广州沙面工会代表4人，全总代表2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1名，副委员长2名，香港工会代表苏兆征、何耀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另一名副委员长为广州沙面工会代表)。
以香港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空前的，在国际工运史上也属罕见。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严密、斗争之英勇、策略之得当、影响之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使英帝国主义继香港海员大罢工后又一次遭到严重挫败。
二、土地革命时期华南革命指挥中心和中央红色交通枢纽
蔡和森
(一)华南革命指挥中心
1927年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央决定，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省委虽几经更名，但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广东省委以香港为基地，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领导广东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以及属下的毗邻省份部分党组织开展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香港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乃至华南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香港虽然比内地国民党统治区有某些特殊的有利条件，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广东国民党政府与港英当局互相勾结，破坏革命，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机关屡遭破坏，包括蔡和森在内的多位省委书记被捕，革命运动在香港遭到重大挫折。
(二)中央红色交通枢纽
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为加强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中共中央建立了一条由上海经香港、汕头、青溪(大埔)、永定进入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设于香港的交通站是中央红色交通线在境外设立的唯一交通站，香港成为这条“革命大动脉”的重要枢纽。
在香港建立秘密交通站有诸多有利条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海上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华洋杂处，百业并存，便于寻找职业掩护。
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完成了很多重要任务：传递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往来文件;护送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项英、任弼时、刘伯承、张闻天、李维汉等200多名党的高级干部平安抵达中央苏区;运送食盐、药品、纸张、布匹等物资到中央苏区等。
这条持续运作整整4年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成为连接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纽带，对中央红军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作为交通线的重要枢纽，其作用与地位不可替代。
三、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抗日游击、开展营救、争取外援
(一)港九大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一支在境外坚持抗战的武装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翌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成立。这支以香港本地青年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在香港坚持抗战，港九大队灵活机动地在港九市区、香港海域开展游击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港九大队在开展海上游击战中，共俘获敌船43艘，击沉敌船7艘;俘虏日军36人，击毙日军52人，淹死日军40多人;俘虏伪军50多人，击毙伪军近100人。港九大队在对日作战中牺牲115名指战员。
(二)开展大营救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先后沦陷，内地大批爱国文化人士纷纷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被困，处境万分危急。中国共产党迅速开展营救文化人士的秘密行动，港九大队参加了具体营救工作。至1942年5月，被营救的文化人士、民主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300多人，连同其他人士共800余人。
同时，港九大队还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并向盟军提供情报。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组，以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为主要任务，组长是黄作梅。据不完全统计，港九大队和东江纵队共营救89名盟军和国际友人。英皇乔治六世在二战结束后给黄作梅颁授员佐勋章，以示奖励。此外，港九大队还为盟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三)香港是中国对外宣传抗战的窗口、争取外援的供给站、转运海外援助物资的主要通道
香港被日军占领前，众多爱国文化人士在香港成立了一批进步文化团体，如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等，创办了一批救亡报刊，如《华商报》《华侨通讯》《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等，摄制了一批宣传抗战的影片，如《孤岛天堂》《血溅宝山城》等，香港的抗战文化空前繁荣。香港成为我国对外宣传抗日的窗口和阵地。
1944年，港九大队在香港中环半山儒林台设立观察点，24小时监视日军舰艇和军事动向。图为今日儒林台。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海外华侨捐献的物资主要是通过香港转运到内地。1939年10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将收到的南美洲华侨捐赠的大批西药，南洋华侨和香港同胞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20辆大卡车，以及香港摩托车研究总工会捐赠的两辆小汽车，经过海防、镇南关，交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国际友人到中国支援抗战、海外华侨回祖国参加抗战，也主要是通过香港再进入中国内地的。
四、香港同胞大力支援祖国抗战
九龙工人给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送来捐赠的救护车
抗战期间，香港同胞积极捐款捐物，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增强祖国抗战力量。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香港同胞共汇回捐款104万元国币(除注明者外，币种均指国币)，支持祖国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香港同胞踊跃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救国公债，至1939年10月1日全港共销售救国公债864.75万元。《香港华字日报》称，“查抗战两年以来，本港各界同胞爱护祖国，支撑抗战，出钱出力。除参加国内各种赈济伤兵难民运动、救护服务、不断献金外，救国公债销售，亦将达九百万元，连同献金及各赈济款项，合计则当在千余万元，在民族解放战争史上，港侨已有光荣之一页”。1941年，香港同胞争先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战时公债，至1941年10月15日，全港认购战时公债逾1600万元。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黄炎培称，“此次战时公债运动在香港发动以来，各界情绪之热烈，动员之广泛，实属空前未见”。
每逢七七、八一三、九一八、“双十节”等，香港同胞都踊跃输将。1938年，香港举行八一三献金运动，捐集巨资托香港华商总会交香港中国银行代汇国民政府财政部，计有国币31.95万元，港币4.91万元，毫券5.37万元，另有救国公债票若干。1938年2月至5月，香港同胞为第五路军募集雨衣、胶鞋共捐款10.9万港元，另捐现品雨衣19769套、胶鞋28245双。1939年，塘西歌姬为支援抗战举办七七义唱，募得5881.09元。1940年春，香港金银贸易场响应“春礼劳军运动”，募得14万元。1940年，私立丽泽女子中学兵灾筹赈会在校内发起七七节食，策动全校教职员折薪、学生节食，筹得5000元劳军。
同时，香港同胞积极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1938年初，香港妇女慰劳会捐赠望远镜给新四军。叶挺、项英特复函感谢：“由飞机带来望远镜已收到，承你们这样关心，使我们除表示热烈的谢意外，更加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和不得不更加奋发，我们不久就去前线，当以最高度的努力，勇敢作战，以不负你们的期望”。4月，八路军总司令部在《香港工商日报》刊登启事，对中华员生兵灾筹赈会(捐港币809.28元)、龙津书院学生(捐港币7元)、香港妇女慰劳会(捐棉衣41包、药棉5包、药棉纱布21捆、内衣6箱、绒衣2袋、金鸡纳霜药品4箱等)、刘庆萱(捐棉衣138包)等惠捐款物者表示谢忱。5月，侨港惠阳商会发动会友募捐，购置药物一批，并制办雨衣788套，转寄新四军。8月，香港妇女慰劳会给八路军捐助1万元和药物一批，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特致函感谢：“除遵嘱派员前往收领并电朱彭两总司令外，承蒙赞助，不胜感激。自当转知本军全体将士，努力歼敌，坚持华北抗战，以答谢贵会诸同志之期望”。1939年4月，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驻港办事处为新四军募集绷带、棉花球、棉花垫、牙痛水、牙痛散、皮肤湿毒水、灰锰养、万金油等医药物资一批。
香港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恩平同乡会、会宁同乡会、学生赈济会等社团纷纷组织回国服务团，奔赴广东各地参加政治宣传、伤亡救护等工作，有的浴血沙场，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
香港青年效仿班超投笔从戎者，不断见诸报端。据香港《大公报》报道，1939年8月，汉中中学学生邓树辉与家人不辞而别，回国从戎，其留下家书云“举止四望，见烽火四起，版图变色，有识之士，闻声起舞，共赴国难之时也。余亦有此感，故毅然脱离家庭而效班超之投笔从戎”。同年10月，錀智中学学生颜君宝突然“失踪”，其实是从军，致其母书云“我做的工作是组织当地民众，宣传抗战等工作。所以你老不要伤心，要高兴，要高兴你老有个孩子为国家服务”。
1939年9月，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在香港演说中指出，“香港侨胞自从抗战以来，爱国热诚，在内地同胞之上。香港同胞出钱出力，对于种种救国工作无不热烈参加……各种爱国之举，足为内地表率”。
五、香港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缔造作出独特贡献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爱国民主人士，一大批民主人士从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转移到香港。1948年1月，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等在香港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民革、民盟在其政纲上都明确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如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救国会等都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建、致公党、台盟等多个民主党派总部和主要领导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港的李济深、沈钧儒，提议召开新政协会议，得到在港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
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从香港护送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共计20多批350多人北上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出席会议代表662人，其中从香港被护送到达解放区的119人，约占18%。这次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大护送，事关建立新中国伟业，意义非凡。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1: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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