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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道 | “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研究的方法与文献”讲座纪要
2022-10-10 16:50:19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2022年9月1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和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讲坛”第六讲,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一号楼丘明厅举办。本期主讲人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吴景平教授,题目为“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研究的方法与文献”。讲座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研究员主持,近代史史料学研究室主任刘萍研究员、近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侯中军研究员担任与谈人。

  一、学科视野中的战后日本赔偿问题

  吴老师首先介绍了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学术史脉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世界近现代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等世界史、二战史和国际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中,几乎未提及战后日本赔偿的相关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中美关系史》等中美关系史著作中对此问题也涉及较少。

  从中国近代史与中华民国史著作的脉络而言,包括赔偿问题在内的“战后处置”问题已逐步受到学界重视,且已在抗战史研究体系中确立重要地位。有关战后日本赔偿问题,已有一批专著与论文面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第8卷《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对战后审判、赔偿等问题均有专门章节进行探讨。

  不过,吴老师认为,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层次的深化、成果影响力的提高,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具体研究对象的确立和把控、框架构建及内容安排、史料文献全面收集和系统整理、基本叙事和立论等四个方面,都有推进的空间。

  二、近年来主持课题的一些工作体会

  吴老师结合其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工程项目《海外藏战后日本赔偿档案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体会,对战后赔偿问题如何开展研究提出了看法,分享了经验。吴老师认为,以往关于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政府高层决策者为中心,缺乏对于赔偿专门机构(包括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中国驻日代表团等)运作层面的考察,诸如国民政府与美国有关当局围绕对日政策和赔偿问题的交涉、国民政府对于供偿方日本相关情况的掌握等方面,都有待深入研究。而在史料文献的发掘使用上,以往主要运用的是已刊史料,运用中外未刊档案史料相对较少;已刊民国史、抗战史和中日关系史资料集中,虽然不乏关于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史料,但尚未见有关于赔偿问题的专门性档案史料集。若要深入研究日本赔偿问题,需要较全面地收集整理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结合已有主要研究状况进行分析,这将有助于充实和丰富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研究体系,并深化专门性问题的个案研究。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是本课题史料收集工作的重点所在。

  随后,吴老师谈及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日本的赔偿多为实物赔偿而非赔款,而属于战后日本赔偿范围的劫物归还更是如此,有着较强的“个案性”,多为一事一议,需要经历“接收—查验、交收、仓储、装卸、运输(海运)、分配”等程序较多、周期较长的过程。中国对日索赔交涉也并非传统外交模式,由于日本战败,赔权方中国与赔务方日本之间无对等外交机构,双方无从直接交涉问题,直到赔偿物资的最后查验交收环节才有直接接触。作为战后日本处置的实际决策方,美国为赔偿问题与日方直接接触,因而赔偿问题并非中美外交的直接问题,美国外交文件(FRUS)战后关于中国各卷的目录中并无赔偿归还专题。

  吴老师也介绍了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涉及中方的政治体制、决策与运行情况。赔偿问题较为复杂,牵涉到各方的关切,因而国民政府决策层的诸多机构都有涉及。无论是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还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及有关部会,都有对于赔偿问题的态度。就行政机构而言,赔偿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教育部等相关部会、外交部及驻日代表团等驻外使馆使团、各地方政府等,都曾从其部门职能方面参与过对日赔偿交涉,企业团体和个体等在抗战时期受到重大损失的当事者则是交涉的直接方。同时,吴老师也介绍了美国方面的决策情况,涉及美国总统(及其几位特使)、国务院、驻日盟军总部,以及远东委员会及其第一专门委员会等多个方面。

  史料的收集是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研究的基础。吴老师介绍了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此课题的史料情况。已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1946、1947、1948年的日本卷,有超过470页与战后赔偿相关的内容。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远东委员会档案、杜鲁门总统档案、盟军最高司令部档案等均有相关内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也藏有远东委员会及所属各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文件和会议纪录。中国台湾地区已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1辑《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对日本赔偿问题交涉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已多被学界利用。台北的“国史馆”藏档中,有大量有关日本赔偿问题的史料。

  吴老师认为,研究战后日本赔偿问题,既是对日本侵华罪行和中国所受损害的全面揭示,也是对战后中国各方为推进日本赔偿与归还劫物所做努力的展现。

  三、与谈环节

  在与谈环节,刘萍研究员认为,吴老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宏观的剖析。战后日本赔偿持续时间长,涉及问题多,对之后的中日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因而具有很强的学术与现实意义。战后对日索赔是国民政府战后相对较好的外交工作,中国政府与民间都较主动,而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工作则相对不足,这与中国对战争犯罪的认识有关,值得深入研究。

  侯中军研究员认为,受降与赔偿问题直接相关,对于战后日本的战害赔偿,学界一般认为对日本的处置不足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战后对日索赔问题具有较高的政治性。除英美等在远东委员会中地位较为重要的国家之外,像荷兰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也与国民政府就战后日本处置问题有过沟通,可予以关注。苏联方面的档案史料也可以进行收集。

  此外,线上参与讲座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研究员提到,在有关日本赔偿的大国交涉中,英国的态度也值得研究,对于中国应得的赔偿份额,英国同意给与的份额最低,不到苏、美同意份额的一半。苏联实际上已经从东北地区拆走一些机器,其对此问题的态度也值得关注。此外,日本本身对于赔偿问题有多大的发言权,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本场讲座历时两个小时,与会者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史料文献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10-10 16: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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