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长沙文夕大火84周年！
2022-11-13 17:33:55 来源：《潇湘晨报》 文/常立军 点击： 复制链接
火烧3天3夜，3000多人葬身火海
——长沙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再现80多年前“长沙大火”的惨烈场景
山水洲城的特质，鳞次栉比的高楼，纵横交错的道路，繁忙的地铁和城铁……放眼初冬的长沙，城水相依处，尽显国际化大都市的气质。
然而，80多年前的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一场空前惨烈的大火，曾将古城长沙顷刻变为废墟。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档案史志
冲天火焰升起，古城长沙陷入一片火海
据记载，1938年，继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后，日军又对华中、华南地区发起进攻。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失守。随后，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攻占广东的日军也企图北上，湖南骤然由抗战的大后方转变为前线，处于日军南北夹击之中，成为战略要地。
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并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到10日前后，商店开门的很少，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透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当时长沙城战时的紧张气氛。因为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
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某处突然起火，放火队员误以为这是天心阁的放火信号，便一齐动手，四下放火。随即，冲天的火焰接二连三升起，古城长沙陷入一片火海。
文史专家、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小进说，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凌晨一直烧到15日，整整烧了3天3夜。甚至直到17日，青石桥还在起火，故又有大火持续5天5夜的说法。由于12日所发的电报代码韵目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长沙大火”又称“文夕大火”。其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未有，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国际社会认为长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的三大城市(中国的长沙、南京与日本的广岛)之一。
档案钩沉
米厂老板返回，只见“入夜后，谷火煌煌”
“长沙大火”让古城长沙付之一炬，大火范围之广，牺牲之惨烈，损失之大，历史罕见。
据记载，“长沙大火”发生时，城内有3万余人，主要是伤病官兵、店铺留守人员和坚持留家的老人。大火发生后，城内人员大多逃脱，未能逃出的多为重伤官兵、衰老民众、酣睡未起者。据当局当时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大火的有3000余人。
大火中，全城90%的街道严重受灾，80%以上的房屋被毁，主要是长沙东、南、西三个区，包括橘子洲、溁湾镇。烧毁的这些建筑之中，有相当多的清代建筑，如清代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先谦等名人故居等，著名的私家园林、古老寺庙荡然无存。原来繁华的街道变成残垣断壁，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而未及时转移的一切设备、器材、资金、货物、图书、档案、古玩文物等，几乎都被大火烧毁，可谓“千年缔造，可怜一炬”。
在财产损失中，粮食行业损失堪称之最。据记载，其时，长沙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当时长沙粮食行业中的碾米业和粮栈业共有100多家，大火前仍存谷米200多万石。火灾中，谷米损失190多万石。长沙李永盛米厂的年轻老板李云菁在大火发生后返回长沙，当他赶到沿江一带粮食行业集中区一看，留下如此描述：“大西门河街一带粮栈米厂的余火，较其他地方更盛。入夜后，谷火煌煌，仍然照得周围一片红光。如把上面烧焦部分揭去，其中如雪似银的一堆白灰，晶莹发亮。”
来源：2018年11月11日《长沙晚报》记者 周和平
为何烧的是长沙而不是别的城市?
1938年11月13日，那场“文夕大火”，让长沙成为二战中损失最严重的四座城市之一。这一事件已经过去80年，2018年，再次回望历史，产生了诸多疑惑，为什么这件惨痛的事情会发生在长沙，而不是别的城市?地处湖南东北部的长沙，在抗战中又有着怎样的军事战略地位?种种疑惑让我们重新翻开那段沉重的历史，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解读长沙乃至湖南，在那场规模巨大的全民抗战中所承载的特殊历史意义。
长沙城烈焰腾空(陈先枢 / 供图)
长沙位于中国“中线”上，长沙失守中国危矣
在军事地理中，一个国家的中线，是保证其战略纵深安全的屏障，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条中线基本就是以平汉铁路—粤汉铁路为轴心的中部地区，这条轴线，既分割了东西，又纵贯了南北，一旦失守，可以说会危及整个国家的战略安全，而长沙就在这条中线之上。
天涯论坛网友“天涯孤舟”曾经从日本侵略军的角度做过一个以中线为主要突破点的战略设想，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他设想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一个可行的战略部署在于迅速采取中央突破，由北至南，沿平汉路突入江东平原的武汉，再和沿粤汉路北上的部队对湖南的长沙、衡阳进行夹击，达到对中国东西部中央分割的战略目的。
之后，沿长江向东、津浦路向南，上海向西三个方向夹攻南京，将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江东平原。这一战略的核心意义在于阻断中国军队向西退却的通道。从江东平原到大后方的四川盆地，有两条战略通道。一条是沿长江逆流而上经湖北入四川，一条是通过江西到达湖南，经贵州进入四川。也就是说，湖南湖北所在的江汉平原(包括洞庭湖平原，即华中地区)是中国军队西撤的枢纽。占领这一区域，即可将中国一分为二。切断退路，就可以达成日本全面侵华的战略目的，因此，华中南部一线，成为中日双方军队争夺的战略核心区域。当中国的抵抗力量整体采取以西向东防御的态势时，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可以成为支撑抗战的大后方。但在中国被中央分割的时候，西部地区是否还能保持和南京政府战略思想的高度统一就值得怀疑了。
这个构想之所以最终没能实现，很可能是日本侵略军基于分割战略的战术要求太高而作罢，而以华北为目标的“有限战争”更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但也由此可以看出，中线对于整个战略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虽然这个战略没有被实施，但长沙会战还是在1939年的9月毫无悬念地打响了。
花园口决堤之后，侵华日军的战略意图被暂时打乱，面临着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战略抉择，基于国际国内局势的统筹考虑，他们最终选择了南下。武汉会战就是这一战略的具体战役级别实施。1938年6月武汉会战结束后，1939年3月17日南昌会战爆发，日军开始进攻吴城，日军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指挥三个师团在短期内击败了罗卓英指挥的第九战区右翼三十几个师，日军3月27日占领南昌。
武汉与南昌的相继失守，让长沙成为抗战“战略中线”上岌岌可危的焦点城市。长沙是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的战略要点，不仅是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而且是华中战略重镇，在武汉、南昌相继失守后，长沙会战的成败成为一个影响战局的关键因素。
正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说：“长沙，湖南之襟要，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拊连韶之颈背，东顾则章贡之肘腑可挟，西下则黔川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无以成席卷之势。”
不得不说，在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是相当猛烈且有效的，面对作战能力的巨大悬殊，国军只有一个选择：边打边撤。这也是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所说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的优势是战斗力强悍，中国的优势是地理纵深辽阔，只要把日军拖入后勤补给线过长的战争泥潭，就有机会从防守转为反击，而长沙会战所担负的，正是这样一个战略任务。
危急时刻的长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文夕大火后，长沙城一片废墟。(陈先枢 / 供图)
长沙常常成为战争后方的新中心
纵观长沙的城市历史发展过程，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只要北方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长沙就会成为战争后方的新中心之一，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涌入这座城市，让它迅速成为南方重要的中心城市。抗日战争也不例外，在北方和东部城市纷纷沦陷为日寇占领区后，国民党政府的人力和物资纷纷向中西部转移以躲避战火，保存实力，长沙就是这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枢纽中心。
据文史专家陈先枢老师所言，长沙在抗战爆发前已经有着不错的城市发展规模。
20世纪30年代的长沙，街衢纵横，市井繁华，大小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不仅仅是经济迅速发展，连人才也开始聚集起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沪、苏、浙等地部分工商户开始内迁，长沙是主要的终点和中转站之一，长沙市人口从1934年的38万人骤增到50多万。由于人口增多，加之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迁到长沙，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湘城。
就是这样一个繁荣的长沙，在1938年11月13日凌晨开始的那场大火，瞬间化为一片废墟。乱局失控下的错误决定，让长沙成了“焦土抗战”中唯一几近全毁的城市。
“一水一火”，国民党政府当年的“焦土抗战”政策可谓是水火并用。黄河花园口决堤冲垮了河南、安徽、江苏的大片土地，长沙的“文夕大火”则几乎完全毁掉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然而真正让蒋介石下定决心烧毁长沙的，是一份来自军统系统的报告。
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取大量物资的情形;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终机场为日所用。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然而新墙河距离长沙远达130多公里，错误的信息和恐慌的情绪，最终导致了这一惨剧。
恐慌之际，偏偏又谣言四散传播，更加剧了混乱。
张治中就将大火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唯一一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在长沙之前，没有因为焦土抗战政策被毁掉过整座城市，在长沙之后，也未有哪座城市因为这个政策被毁掉，长沙很惨烈地成为了最后一个牺牲品，发生在长沙的这场大火则几乎毫无意义可言，唯有惨烈的伤痛，让人们至今追思。
第三次长沙会战示意图，红色箭头为日军进攻路线，深色箭头为中国军队阻击路线。(图片来自《发现另一个湖南·抗战纪》)
湖南是保卫陪都重庆的钢铁屏障
去过岳麓山的人如果游览得足够细心，就会在爱晚亭后清风峡的溪水旁看到一个在山间开凿的防空洞，旁边树立着“第九战区司令部临时指挥所”的石碑。当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就是在此指挥了数次长沙会战。
第九战区集中了国军的精锐部队，他们为何要驻守长沙，意图何在?
这要从日军的战略构想说起，当时的形势下，东部沿海与北方已大半沦陷，日军终于有机会实施中线战略了，但这次已经不再是切割东西，而是贯通南北，“豫湘桂会战”的目的即在于此。经过这场“抗战规模最大战役”，日军几乎彻底将国军击溃，摧毁数十座机场，占领上百座城市，长沙也就此沦陷。
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的大规模攻势都是沿着几条主要交通干线开展的，当北方大部沦陷，南方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大都市沦于敌手，重庆成为大后方时，湖南就成了最后的屏障，作为北接湖北，南邻两广，西护重庆，处于南北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湖南全境沦陷，则重庆失去最后屏障，国民政府无路可逃，因此湖南成为中日双方战略争夺的焦点，而长沙则是湖南的桥头堡。
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以及武汉会战失败后，湖南成为战略相持阶段的中日实际接触线。长沙，乃至湖南的军事地位迅速提升到了极为重要的程度。为保卫大西南成立了湘北第九战区和鄂西第六战区，以70余万军队精锐与占领武汉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军30万人马对阵，日军如溯江西上因地势险峻仰攻困难，攻陷湖北宜昌后再也西推不动，于是突破湖南入川桂成为唯一的线路选择。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抗命不撤长沙，与日军拉锯战长达五年之久，期间爆发了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的坚持和第六战区的牵制，是湖南得以成为顽强抗敌，保卫大西南的铁幕屏障。
湖南抗战最终成为日本人的梦魇，1938年到1943年底，是抗日战争中时间最为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在湖南进入了长达数年的战略胶着状态，战线犬牙交错，城市争夺互有胜负。
抗战八年，中日大规模22次会战有6次爆发于湖南，日军在湖南损失近21万人，湖南3000万人口有210万参军，比例之高在全国绝无仅有，在日军数十万重兵进攻下，前后抵抗达六年之久而未全境沦陷，成为抗战中后期的重要牵制力量。
而中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湘西会战也发生在湖南，它标志着战略反攻阶段的开始，作为防守反击之地，湖南再次显示了它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来源：2018年11月10日《潇湘晨报》撰文/记者常立军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0: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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