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判
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
——战犯东条英机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昔日陆军士官学校的讲堂里,如今高悬着中、英、美、苏等11个反法西斯战胜国的旗帜,以澳大利亚籍法官韦伯为首的11名法官走上了主审席,其中包括中国派出的梅汝璈法官。GHQ的宪兵将28名被告押进了法庭,现场记者的闪光灯立刻亮成了一片。随后,韦伯宣布开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一运作缓慢的机器终于开始运转。
美国籍的首席检察官基南(Joseph Berry Keenan,1888—1954)首先宣读起诉书,长达42页的起诉书中列明了日本战犯的55条罪状,第一条是:“在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以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或同盟者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欲为日本取得东亚、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国或邻近岛屿之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达到此目的,使日本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合作,对任何一个或一个以上反对此项目的国家从事侵略战争。”第27条列出了日本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的罪状,第29、31、32、33条分别列出了日本对美国、英联邦、荷兰、法属印度支那的侵略罪状,第35和36条列出了日本试图侵略苏联的罪状,第54条列出了日本战犯下令、授权或实行对战俘或其他人员进行非人道主义行为的罪状。即便是这样长长的起诉书仍有遗漏的部分,比如日本731部队的细菌战、人体实验就未被列入起诉书,日军军中的“随军慰安妇”等性暴力问题也几乎未被提及。
在基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坐在东条英机背后的大川周明突然做了种种诡异的举动,他从进入法庭开始就变得不太正常,穿着一双木屐踢踏踢踏地走到被告席上,在被告席上抓耳搔腮,左右扭动,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裸着上身。最后他竟然用手去拍坐在前面的东条英机的光脑门,大叫着“Inder kommen Sie!”(德语:印度佬!过来!)他的诡异举动立刻被庭长韦伯所注意,韦伯下令宪兵将他带出法庭。几天后,医院发来了一张报告:被告大川周明,患有梅毒性脑炎,引起严重精神障碍。大川周明因此被从被告名单上除名。
大川周明是所有甲级战犯中唯一的一个民间人士,他是和北一辉齐名的法西斯思想家、理论家,鼓吹对华侵略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大唱赞歌。他“适时”发了精神病倒让他“幸运”地逃过了可能的绞刑。
在整整两天的起诉书宣读完以后,法庭循例询问所有被告是否承认有罪。不出意料,所有的被告都一致否认自己有罪。东条英机甚至强调:“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被告究竟都是“何方神圣”。
东条英机,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位“首席战犯”,他被控全部55条罪状中的54条,历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首相等职的东条,与侵华战争、日军“南进”、珍珠港事件等一系列战争罪行都有紧密的联系。
广田弘毅,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06年通过外交官考试加入外务省,1933年就任外务大臣,他通过外交手段为日本对华侵略,炮制“满洲国”,策划华北“自治”等一系列阴谋张目,1936年他抛出了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要求“中日亲善”,“阻止赤化”,在其华丽的辞藻下掩盖着吞并中国的野心。1936年“二二六”事变后,广田弘毅出任首相,后来又在近卫文麿内阁中重任外相,成为策划和参与侵华战争的主要人物。
松井石根,1878年出生,陆军士官学校9期次席,陆军大学校18期首席毕业,“七七”事变后,他作为华中方面派遣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军杀入了南京,对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土肥原贤二,这个肥胖的家伙是日本的头号间谍之一,他是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的炮制者,也是华北“自治”的设计者。被中国人称为“土匪原”。后来,又从间谍身份转为军人,1943年为东部军司令官,1944年调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满手血腥,罪行累累。
武藤章,陆军大学校32期毕业生,1937年“七七”事变时,作为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武藤章坚决要求“对华强硬”,并在12月到中国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副长,1944年出任驻菲律宾的第14方面军参谋长,一手导演并纵容了马尼拉大屠杀。
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学校28期毕业,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后成为伪满洲国的高级顾问,出任关东军参谋长,推行内蒙古“独立”等一系列侵略政策,在出任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期间,他又竭力推动扩大侵华战争,1939年又出任中国方面军参谋长,1940年任朝鲜军司令官,战争结束时在新加坡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他手上沾满了亚洲各国人民的鲜血。
木村兵太郎,1940年为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起为陆军省次官。1944年调任缅甸方面军司令,他率领的缅甸方面军屠杀当地居民,虐待俘虏,所修筑的泰缅铁路每一条铁轨下都有无数战俘的冤魂。
除了这七个最重要的战犯以外,其他还有前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他早年渡美留学,1904年通过考试进入外务省,随后就被派往中国,“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在国际联盟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流利的英语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1940年成为外务大臣,一手促成了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他甚至炫耀式地用英语声称自己无罪,松冈洋右在1946年6月27日于审判中病死(另外,还有唯一一个曾担任过海军大臣、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军令部部长三大海军职务的永野修身也在1947年1月5日于审判期间病死)。曾为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亦非善类,他作为日本法西斯“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曾经在担任文部大臣期间大力推进军国主义教育。陆军中将铃木贞一,号称东条英机身边的“三奸”之一,是东条的得力助手。陆军大将南次郎,曾经担任陆军大臣、朝鲜总督、关东军司令官,在朝鲜当政六年,极力推行殖民化统治。畑俊六,曾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是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大岛浩,一个以军人身份成为驻德大使的人物,疯狂痴迷德国,一力推进日德法西斯的联合。
要对付这些顽固的战犯可谓不易,检察方从1946年6月3日开始到1947年1月24日为止,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向法庭提出了各种证据,又在1947年2月24日至1948年1月12日这近一年的时间应付被告方辩护律师提出的种种辩护。
东京审判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田中隆吉1913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1922年陆军大学校毕业后进入参谋本部支那班,成为一个“支那通”。他在1930年到上海,与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一起策划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又参与了策划内蒙古“独立”和图谋入侵苏联的张鼓峰事件。1940年任陆军省兵务局长,到1943年被转入预备役。作为长期在陆军中工作的人,他对日本陆军的内幕尤其了解,加上又有一个记忆力惊人的脑袋,他就成为检察方的“污点证人”。在证人席上,他将“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一系列军国主义分子的罪状全数列举,被告席上的战犯听得直冒冷汗,暗暗叫苦。
另外,前首相冈田启介等人也走上了证人席做证。最令人瞩目的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在证人席上就这些战犯的“九一八”事变等罪行做了证。在战犯中,前外相东乡茂德为了自保,把海军发动珍珠港事变的内幕全盘托出,而作为天皇近臣的木户幸一更是给检察方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1948年4月16日,庭长韦伯宣布审判结束,所有被告被押送回巢鸭拘置所等待判决,这场长达两年半的马拉松式审判终于即将画上句号。
责任编辑:马少珍 最后更新:2015-12-06 1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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