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金华生前睡觉的床。 实习生 朱一鸣 记者 郭立亮 摄
2005年谭金华前往上海参加“慰安妇”对日诉讼索赔准备工作时的留影。(前一排右五)。 实习生 朱一鸣 记者 郭立亮 翻拍
新闻进行时
【台湾】 为了阿嬷最后的尊严
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联合相关团体14日在台北“日本交流协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日本对“慰安妇”问题仍旧“不承认,不道歉,不赔偿”的态度。
【菲律宾】 受害者举行抗议活动
数十名菲律宾“慰安妇”及其家属14日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就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一事道歉,并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今天,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但她已悄然离去。
“再多钱,也无法弥补战争与羞辱的伤痛。”一天前,长沙望城,谭金华(化名)最小的儿子谭劲松(化名)回忆起母亲离世前的唠叨。
谭金华,湖南第一个站出来承认身份的“慰安妇”,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被公证的“慰安妇”。
很多人熟知她的故事,却不知她已然离去,在去年11月21日。
“母亲一生坎坷,过得不容易,去世时,很安详。”谭劲松眼眶红润,死前老人一直念叨着想收到来自上海的信,一直想见苏智良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一面,想要一个说法。
等待中离世
辞世那天,她一直念叨着上海的苏教授
最后3年,谭金华选择独自在望城小镇的老房子里度过。
老宅靠着内河边,一把摇椅,她总在对着荷塘的屋内,安坐其上,默默打发岁月。
腿肿、心窝疼痛,临终前的两个月,谭金华被二儿子接回照顾,可最终没能抵抗住岁月的召唤。病重时,儿媳们想给她买些东西,她总挑便宜的。
老人一生勤劳,不愿拖累家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伤心往事。
谭金华在益阳育有一子,后改嫁望城,谭劲松有六兄妹。
“苏教授找到我们前,我们都不知道母亲经历的事。”谭劲松回忆,父亲在分田到户那年去世,母亲靠着织布、做寿鞋、帮邻里做饭养活一家老小。
70多岁时,谭金华还在长沙打过零工,帮人家做饭菜,却始终没有告诉家人。“每次都是我接她回来。”谭劲松说,这二十年来,母亲一直跟着他生活,择菜、偶尔搞点饭菜。
不在竹椅的时间里,唐金华都在附近的院子转悠,打点小牌,喝点小酒,抽着土烟,“都是便宜的烟酒,一天一包烟,能喝一斤多酒。”
平日里,老人对过往没有怨言,但每说到侵华战争,泪痕总布满皱纹的脸颊。
“离世那天,老人很安详,没有痛苦。”谭劲松回忆,但老人一直念叨着能见一面上海的苏教授,能有封来信。
梦魇往事
死不瞑目的邻居,30余被侮辱的乡亲
在谭劲松和儿媳丁玲(化名)面前,谭金华极少提起往事。
即便六十余年已过,曾经痛苦的记忆却无法抹去。
谭金华,1928年1月生于益阳县侍郎乡(现益阳市欧江岔镇)姚家湾,因家庭贫困,小学毕业后便在家务农。
1944年6月9日黄昏,日军突袭,在当地驻扎了一个连的兵力,离谭金华家仅400米远。当晚,姚家湾上下20多户人家被俘,从12岁的少女到65岁的老妪全部被日军强奸或轮奸。
邻居周庆仪的两个女儿周喜珍(15岁)、周春莲(12岁)被8名鬼子轮奸。尚未发育的周春莲当场惨死在血泊之中,死时,双眼圆睁。
20余名受害女子中,谭金华家有3人,除了当时16岁的她,26岁的婶娘和65岁的祖母也未能逃过一劫。
1944年6月底,益阳县十三保与宁乡县朱良桥镇联合成立维持总会,负责将“花姑娘”送到日军的慰安所。日军也下乡抓妇女。不久,谭金华和婶娘(1984年病逝)、同学姚翠莲(1998年病逝)及姚白莲(1950年病逝)等共30多名女子被抓到朱良桥日军驻地充当“慰安妇”。
在慰安所里,谭金华遭到非人的折磨。鬼子毫无人性,把她们当作发泄兽欲的工具。每名“慰安妇”每天至少要接待七八名日军,多的一天则达十几名。谭金华一天最多被16个鬼子蹂躏,每当回忆起这段梦魇般的生活,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痛哭流涕起来。“慰安所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每天只有在晚饭后,才有几十分钟的活动时间。也很难睡个好觉,因为不论早晚,鬼子随时都可能来。”
被抓进慰安所半个月后,谭金华被放回家。
此后,她又多次被日军抓走,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
血泪控诉
勇敢的控诉者,未完成的遗愿
抗战胜利后,谭金华回到家里,与烂泥湖乡一男子结婚。但心灵已受重创,她特别怕被人歧视,怕有辱家人。
1954年,丈夫河中捞猪草时溺水身亡,家庭陷入困境。此后,谭金华经人介绍改嫁到望城县。
谭劲松回忆,谭金华和当地的4名年轻女子抗战时还救了一个日本人,他的后人还来长沙找过救命恩人。
“2001年,苏教授带着一个日本人来长沙找到我们。那个日本人感谢了我母亲,并答应在诉讼日本时出庭作证。”谭劲松说,但后来这个日本人并未出庭,母亲也因为二哥出车祸,没有去上海与联合国。
2001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与谭金华取得联系,希望她能勇敢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因个人和家人的隐私,她起初并不愿作证,但最后还是决定站出来揭露日寇罪行。
2001年2月19日,谭金华走进益阳赫山区公证处,对日军逼迫自己充当“慰安妇”的罪行予以公证,并请苏智良代表她向国际法庭起诉日军侵华的罪行,讨还公道与中华民族的尊严,赔偿她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失。
之后,谭金华和家人、苏智良一起搜集证据,为上诉国际法庭做准备。
“2005年,母亲和我去了上海。”谭劲松回忆。随后,在准备出庭参与国际法庭的日子里,谭金华一直期待。
诉讼后,谭金华一直牵挂,总是念叨:我只想要个说法。
众人之憾
没有久违的道歉,只有未竟的遗愿
从上海回到湖南,谭金华过回了以前的日子。
败诉后,老人没有太多话语,但总是在电视的画面、和家人谈及过往时,泪流满面。
今年8月,中韩与日本学者会聚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亚洲“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国,中国与韩国学者联合向全世界宣告,首次联合把“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反思历史、抢救历史,体现人类的良知。
而谭金华已然离去,没有久违的道歉,只有未竟的遗愿。
8月13日,记者数次联系苏智良,他还在韩国参加相关“慰安妇”会议,行程匆忙,暂未发声。
■记者 张文杰 甄荣
黑色数字
中国是“慰安妇”制度最大受害国
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沦为日军的性奴隶。
1938年底,日军第11军南犯岳阳,盘踞县境达7年之久,全县被奸致死的妇女达5000人以上。
1943年10月,日军第4师团占领华容县后,在各地遍设据点,“关押着不少青少年妇女,供其淫乐”。
1944年5月,日军第68师团占领株洲,在朱亭镇与维持会合作,设立了一个慰安所,抓得十多名当地妇女供其淫乐。
1945年1月16日,日军第11独立第88旅团侵入宜章,强迫县内每日送100担大米和10名姑娘充当“慰安妇”。
——摘自苏智良教授《滔天罪孽》等著作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8-15 1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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