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潮》2005年第2期,原标题:《苏联出兵东北》。)
来自雅尔塔的承诺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雅尔塔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斯退丁纽斯和艾登。这是苏、美、英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一共开了八次首脑会议,四次工作午餐或晚餐会议,多次双边会谈,多次外长会议。
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最后垮台,那时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在对德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
当年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一位英国人曾这样说过:“在亚洲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俄国合理的愿望。而当这生效时就意味着俄国大大增加在亚洲的武装力量;……拥有一个不冻港就意味着,这条铁路直达那个港口穿过的那整个地区都将成为俄国的了。”
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也说了同样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陆地应当有一个不冻港。”毫无疑问,这句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所以他问丘吉尔:“在远东能够为俄国做些什么?”丘吉尔回答说,他对苏联关于远东不冻港的看法感兴趣。罗斯福则明确告诉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他还举例说,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斯大林对此表示赞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那将是不坏的。”
在雅尔塔,2月8日,斯大林同罗斯福秘密讨论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继续说:“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2月10日,莫洛托夫将斯大林关于苏联出兵的条件协定草案递交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当天,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会晤,对草案作了修改,成为正式文本。但是,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
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美、苏两国也没有同英国商量。但是,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字。直到这时,丘吉尔才看到了协定的文本。于是,这个协定就成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
《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1. 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 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
a) 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b) 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c) 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时光荏苒,转眼间,雅尔塔会议距今已经60年了。它留给后人评论的东西太多,正如当年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所说:“这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艾登还批评罗斯福,说他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苏美双方约定,对协定要严格保密。以致罗斯福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否认这个协定的存在。
1945年8月14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个值得高兴的日子。这天,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果说《雅尔塔协定》的签订促使苏联出兵东北,那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则是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的直接产物。
此刻,用“十分得意”来形容斯大林一点也不过分。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球仪旁,用手指推动地球仪,向莫洛托夫描绘了苏联的边界线,他的眼光随同他的手指在苏联东部版图停住了:“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说到这,斯大林吸了一口烟,缕缕烟雾渐渐地飘散开来。斯大林意犹未尽,又用烟斗沿着中国东北划了一条线,激动地说:“就连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
西伯利亚铁路大运兵
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本来是沙皇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几十年后,这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成了苏联向中国东北运兵的大动脉。七十多万苏联红军的调动,全靠这一条西伯利亚单轨铁路。苏联把如此多的兵力、武器及其它作战物资从9,000至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调到远东,而且没有让日军觉察,这确实是一个让世人惊叹的奇迹。
1945年5月至8月,苏联向远东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运去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4月到9月,共发出火车1692列。其中,运送步兵的为502列,运送炮兵的为261列,运送坦克兵的为250列,运送工程兵和其他部队的为670列。在调运高峰的6月和7月,每天晚上发出的火车平均为26列。当时从西线调到远东的苏军有三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共12个军,39个师,使苏军在滨海地区和后贝加尔的兵力增加了一倍。
调往后贝加尔地区的各路大军首先在乔巴山会合,然后向展开地域开进。从卡雷姆斯卡亚到乔巴山的铁路是单轨,无法保证正常的车流量。因此,部队常常要靠两条腿走很长的路。机械化牵引的炮兵部队和机械化兵团在赤塔和卡雷姆斯卡亚下车后,至少要行军600至1200公里,即使从乔巴山到中蒙边界也要走250到300公里的路。
同时,还展开了大量作战物资的运送工作。铁路工人和民工不分昼夜地抢修铁路,为保证进度,苏军从道路兵部队抽调了两个公路桥梁营和两个公路建筑营来支援。第三十九集团军在没有铁道兵修路的情况下,就将工程兵调上来,并且动员了当地的中国老百姓支援,修复了哈隆——阿尔山——兆安的线路。在中国老百姓的帮助下,总共修复和改轨2623公里,修复大、中型桥梁39座,小型桥梁60座,5条隧道。
在后勤保障方面,苏军建立了200多座大型仓库、若干所野战医院,还有油库,储备了供157万人用的物资。
战争的胜负与指挥员的素质有很大关系,日本关东军毕竟是日军的一支劲旅,所以在对日作战的指挥官人选上,斯大林非常慎重。他几乎把苏军优秀的高级将领都派往远东,其中包括华西列夫斯基、麦列茨科夫和马利诺夫斯基三位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总参作战部长等职,1943年晋升为元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军的著名统帅,曾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麦列茨科夫是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英雄,1943年1月,在突破列宁格勒德军封锁线时,他指挥的部队在第聂伯河东岸同德军进行了激烈的搏斗,终于突破德军的封锁。斯大林对他的评价是:“机警的雅罗斯拉夫人,是有办法打败日本人的,因为他在森林地区作战和突破筑垒地域是很有经验的。”从苏联东部滨海地区向中国东北进攻,需要越过一大片原始森林,麦列茨科夫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马利诺夫斯基是苏军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指挥的坦克兵成功地阻击了企图救援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曼斯丁军团,把他们打得大败。他指挥苏联红军,从伏尔加河一直打到多瑙河,先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首都。
为了保密起见,三名元帅到远东时都用了化名。6月29日,麦列茨科夫化名马克西莫夫到达苏联远东城市伏罗希洛夫(双城子)。7月4日,马利诺夫斯基化名莫洛佐夫到达赤塔。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化名华西里耶夫乘专列也到达赤塔。7月3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发出命令,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苏军总司令。
到1945年8月初,苏军在远东共展开了11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军集团和3个防空军集团、4个独立航空兵军,总兵力为1,577,700人,有26137门火炮,5556辆坦克,3446架飞机。此外,苏联远东军还拥有太平洋舰队、阿穆尔地区舰队。
根据中国东北的地形分布,苏军在兵力上作了如下配置:
滨海集团军群,由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下辖红旗第一集团军、第五集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三十五集团军、机械化第十军、空军第九集团军,共60万人。突击方向为牡丹江地区,进而攻占哈尔滨、长春,并会同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方面军作战,是苏军在东部地区的主要攻击方向。
远东方面军,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下辖第十五集团军、红旗第二集团军、第十六集团军和空军第十集团军,共30万人。这些部队大都属于远东军区,没有经历过苏德战争的锻炼。其突击方向为:沿黑龙江直指哈尔滨,积极支援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团军群,是苏军的次要打击方向。
后贝加尔方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下辖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十七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第三十六集团军、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和空军第十二集团军,共60万人,苏军在远东唯一的坦克集团军配备在该方面军。突击方向有两个:一是以坦克集团军为主,穿越浩瀚的沙漠、辽阔的草原和绵延起伏的大兴安岭,插入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和东北的工业中心沈阳;二是以机械化集群向长城以北推进,直指张家口、多伦一线,牵制日本华北方面军。
根据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从8月5日起,滨海集团军群改称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方面军改称远东第二方面军。原定于8月11日发动的进攻,因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而提前了两天。8月7日下午4时30分,苏军最高统帅部给华西列夫斯基发来训令: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将于8月9日开始军事行动。
日本对《波茨坦公告》说“不”
波茨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西南30公里处,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这里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首脑的最后一次会晤。尽管会议主题是讨论欧洲问题,但对日作战问题在会议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三国外长为此举行过多次会谈。
7月15日,杜鲁门和丘吉尔首先到达波茨坦。7月17日上午,斯大林率领苏联代表团抵达这里。7月17日下午5时10分,三巨头在塞西林宫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
美国助理国务卿格鲁早在5月5日就将敦促日本投降的公告初稿起草完毕。当时,格鲁建议立即发布这份公告,以配合盟军在冲绳的作战。美国军方则坚持要等到日本拒绝投降后,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时才发表,但杜鲁门决定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布。7月24日,杜鲁门同丘吉尔就草案的内容进行磋商,双方同意邀请中国参加。随后,杜鲁门将公告的文本发给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并在公告上签字。可是,电报在檀香山通讯站转送的过程中被耽搁了。直到晚上8时35分,在重庆的赫尔利才收到电报。深夜,电报全部被译成中文,然后递给蒋介石。虽然蒋介石表示赞同,但他希望在发布公告时,将三国首脑名字的顺序调换一下,把他的名字放在丘吉尔的前面。这样,他在国际国内都有点面子,而且在国内也会使他处于有利地位。为了迎合蒋介石的心意,杜鲁门同意了。
7月26日晚9时20分,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蒋介石和丘吉尔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全文共13条,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的陆海空部队,经由西方调来的军队和空军的增援,业已增强多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德国的结局可以作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日本必须决定一途”,是继续一意孤行,而“使日本帝国陷入毁灭”,还是“走向理智之路?”;“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他途可循,吾人亦决不犹豫迁延”;“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使其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消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允许日本保留其经济所必需及足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在上述目的达到以及依据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的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之诚意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否则,“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苏联当时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事先美国也没有征求苏联的意见,只是在公告发布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才派人急匆匆地将一份副本送给莫洛托夫。苏联要求把公告发布的时间再推迟三天,但美国没有同意。实际上,苏联接到副本时,公告已经发布了。不过,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在起草公告时曾将苏联列入了签字国。但在公告发布前夕,杜鲁门总统将这一条删除了。8月8日,苏联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时,又表示要参加《波茨坦公告》。
7月27日,东京时间早晨6时,日本广播电台收听了《波茨坦公告》的全文。公告的发表,引起日本统治集体内部的混乱。当天,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用一整天时间讨论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的立场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首相铃木、外相东乡茂德、内务大臣木户、陆相阿南惟几大将、海相米内大将、国务相安井;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陆军总司令东条英机、海军上将丰田,天皇也参加了会议。
东乡茂德认为,公告不是“敦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所以劝日本天皇要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待这一通牒。其实,7月25日,东乡茂德曾致电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要他会见莫洛托夫,表示日本“真诚希望结束战争”。但是,东相茂德又提出:日本想以“十分合理的条件来终止战争”,也就是保留天皇。在日本人看来,天皇的存在是关系到日本民族“生存和荣誉”的问题。只有在保留天皇的前提下,日本才会投降。反之,日本不会接受无条件投降。所以,东乡茂德在电报中说:“万一美国和英国一定要坚持解决这个形式上的问题,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为了这么一点事情除了坚持打到彻底垮台之外,别无其他办法。”
事实上,美国在起草《波茨坦公告》时,曾有人提出以保留天皇制度为日本投降条件,但没有被采纳。不过,从公告的内容来看,既没有说废止天皇,也没有说要保留天皇,实际上回避了这个问题。加之苏联没有在公告上签字,所以,东乡茂德坚持不要从正面拒绝《波茨坦公告》,静观苏联的动向,再作定夺。
但是,以阿南惟几、丰田等为代表的军方人士态度十分强硬。阿南惟几认为,现在就谈论结束战争还为时尚早,日本陆军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丰田则明确表示:“这个公告是荒谬的,应不予考虑。”
军方坚持认为,为了不影响日本军队决战的士气,主张不要公布《波茨坦公告》,如果真要公布,也应附上一项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争论的结果,铃木屈服了军方的压力。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向外界公布一份经过删改的公告文本,日本政府对此不作评论。
可是,那些好事的记者却不这么认为。就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的当天,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冠以醒目标题《可笑的事情》,披露了这件事。还为此加了评论:“联合宣言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它只会更加增强政府把战争胜利进行到底的决心。”
7月28日,铃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改头换面而已。因此,“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
当天,美国无线电监听员报告说:东京电台重申日本政府作战的决心,把盟国的声明说成是“不值得考虑”。
很快,《纽约时报》便以“日本正式拒绝盟国促其投降的最后通牒”为标题,表达了美国领导人对日本政府对公告反应的理解。
7月30日,日本的一家报纸《昭南新闻》以极其强硬的语气宣称:“如果敌人想结束战争,那么,让他们向日本投降吧。指望日本向他们投降的想法是荒谬的。”
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的结果,一是招致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二是招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苏联向日本宣战
进入8月份,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8月8日,东乡茂德在万分焦急之中又给佐藤大使发去电报,称“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急复告”。
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考虑的已不是调停,而是如何对日本宣战的问题。莫斯科时间8月7日下午4时30分,斯大林签署命令,要求苏联远东红军做好准备,于9日零时开始进攻。
8月8日,莫洛托夫电告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8月8日白天,您将收到一封我们递交给日本政府的紧急电报。确实保证立即将密码译出来并及时交与收件人。”
与此同时,佐藤按照东乡的电报指示去联系莫洛托夫,试图做最后的努力。莫洛托夫通知佐藤,于8月8日晚8时约见他。稍后,莫洛托夫又将约见的时间提前了三个小时,改在下午5时。
佐藤准时赴约,见面后。莫洛托夫并没有谈论苏联出面调停之事,而是向佐藤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
希特勒德国被打败后,日本成了唯一的仍在继续战争的国家。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了日本的拒绝,于是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建议便失去了一切基础。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以缩短战争的时间,减少牺牲,并促进迅速恢复普遍和平。苏联忠于其同盟的义务,接受同盟国的建议,并已参加7月26日同盟国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这项政策是唯一能够使和平尽快到来的手段,它将使人民免于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给日本人民提供一个可能性,使其免于受德国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到的那种危险和毁灭。鉴于上述理由,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将认为它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
莫洛托夫念完宣战书后,佐藤立即追问道:“所谓自8月9日进入战争状态的时间,那就意味着8月8日是和平状态、自9日起为战争状态吗?”
“是这样的。”
佐藤又问莫洛托夫:“我可以把这个消息通知日本政府吗?”
“当然可以,你想发什么样的电报就发什么样的电报,甚至可以用密码。”
实际上,日本大使馆的电话线在佐藤回来之前就已经被切断了,佐藤只好写了一封明码电报,派人送到莫斯科电报局发往国内。可是,佐藤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去。
其实,佐藤的电报发或不发都是一回事,因为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5时,已是东京时间8月8日晚11时。佐藤5时30几分回到大使馆,这时,东京时间已经是11时30几分了,距次日零时苏军发动进攻只有20几分钟了。也就是说,莫洛托夫向佐藤宣读战书的这段时间,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攻击点。况且,大使馆的电话线已被破坏,佐藤想告诉国内,也来不及了。所以,苏联红军向关东军发动进攻时,日本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直到8月9日凌晨,日本通过同盟社收听到一则国外广播和来自长春关东军司令部关于苏联红军进攻的报道,方才得知苏联已经向日本开战。
当天上午,马立克要求会见东乡茂德,但是,东乡茂德直到8月10日上午11时15分才会见了马立克。见面后,马立克将一份迟到的宣战书递给了东乡茂德。
百万大军越过边境
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
当时,关东军辖2个方面军、1个独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1个舰队,近一百万人,其装备和战斗力在日军当中首屈一指。
对于苏军的进攻,关东军一点准备也没有。仗打起来的时候,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竟然还在大连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日本的歌舞演出,全然不知边境线上所发生的一切,等接到苏军开战的消息后,才匆匆忙忙地于8月9日下午赶回长春。
起初,关东军在参谋长秦彦三郎的主持下,只是下达了一项应急的作战命令:
(一)东正面苏军业已开始进攻。
(二)各方面军、各军及关东军直属部队,对各入侵之敌务必尽速排除,准备全面开战。
据关东军司令部参谋草地贞吾回忆:“当时对苏军的进攻,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式进攻,还是局部的或一时的进攻,并不能十分肯定。因之,还不能下达按计划发动全面作战的命令。”
直到清晨,关东军综合各方面的报告,才得出苏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的结论,便急匆匆地于凌晨6时下达了全面作战的命令:“各方面军及各军根据关东军作战计划粉碎各入侵之敌。”
日本当局一直担心苏联参战,现在木已成舟。加之美国于8月6日、8月9日连续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对于同盟国的双管齐下,8月9日,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是战还是降的问题。会议争论不休,一直开到晚上11点多。最后,天皇作出决断:结束战争。
经过近一周的激战,8月14日,苏军各集团军已经成功地越过了原始森林、高山大漠,正在茫茫的平原上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就在这天,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一)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为执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需的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并发出盟军最高统帅为执行上述条件所必须的其他命令。”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对着麦克风说:“从现在起,天皇陛下对全体国民亲自宣读诏书,敬谨开始玉音播送。”和田信贤的话音刚落,广播里响起了日本国民熟悉的音乐,那是日本国歌《君之代》的乐曲。国歌播完后,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8月14日下午4时,通化关东军司令部(8月11日,关东军将司令部迁往通化大栗子沟)接到留守在长春的第二课原野博起参谋的电话,说东京有重大问题相告,请总司令官必须返回长春。于是,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急匆匆地赶往长春。到长春后,又接到日本大本营的电报:“明天十五日正午,将有重要广播,请收听。”
日本天皇虽然发布了投降诏书,但关东军的抵抗并没有停止下来。所以,莫斯科最高统帅部命令苏军继续进攻。为此,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
1.日本天皇8月14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日军武装部队依然继续抵抗。
2. 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实行时,日本武装部队才算投降。
3. 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力量将继续同日本作战。
8月16日,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攻克了牡丹江市,消灭日军四万多人。后贝加尔方面军向前推进了250至400公里,前锋已直指东北中心地带。至此,苏军在东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晚,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这是决定关东军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围绕三套方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作战到底;第二,继续战争,在有利条件下相机停战;第三,立即停战。
会上,同意第一种方案的人占了多数。在此情况下,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表示:“我们作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否则,将永世成为乱臣贼子。那些顽固坚持作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颅砍下来,然后再继续战争。”山田乙三也强调说: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
就在同一时间,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连发两道命令,要求关东军停止作战行动并同苏军进行交涉。8月17日清晨,关东军发出停止抵抗的广播。下午5时,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晚上7时,日军飞机在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驻地投下两个信筒,内有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关于停战的请求。
实际上,关东军并没有真正停止战斗,有的地方,日军甚至还在向苏军发动反击。有鉴于此,华西列夫斯基电告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发报给远东苏军司令部提议停止军事行动,但却只字不提满洲的日本武装部队的投降问题。同时,日军在苏军战线的一系列地段上却发起反攻。兹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的任何战斗行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之所以提出上述期限,是为了使关东军司令部停止抵抗和投降就俘的命令能够下达到自己的所有部队。一俟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即停止战斗行动。”
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并通知了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下午7时,扎别林指挥120名苏军空降兵在哈尔滨机场降落。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此时,秦彦三郎受关东军司令部的派遣,到哈尔滨同苏军进行交涉。苏军全权代表谢拉霍夫少将向秦彦三郎通报了苏军的最后通牒。
从8月19日这天起,关东军开始有组织地向苏军投降。当天拂晓,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飞抵长春关东军司令部。在苏军代表面前,山田乙三摘下佩刀,递给苏军代表,然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当晚,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上的太阳旗不见了,换上了印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
8月19日下午,苏军进入沈阳。随即,五万多名日军缴械投降。另外,苏军还在这里俘虏了末代皇帝溥仪。8月20日,关东军第五军司令官清水带着5名将军来到牡丹江苏军红旗第一集团军指挥部,向苏军投降。8月22日,哈尔滨日军第四军43,000人向苏军投降。同一天,苏军进入大连。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8-26 10: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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