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14年间,伴随着深入骨髓的战争伤痛,中国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抗战遗迹、遗物。
它们,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见证,记录了日本侵华的累累罪行,也昭示出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近年来,我国抗战遗址、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实地调研发现,各地抗战遗迹、遗物的保护仍存短板,保护力度、展示利用水平、相关研究等方面还需持续完善。
靠什么保护抗战遗迹
怎样保护抗战遗迹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抗战胜利69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每一年,坐落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伪满皇宫,都要接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这里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居所,是伪满洲国曾经的政治中心,也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妄图分裂中国、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
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伪满皇宫已成为一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逢“七七”、“八一五”、“九一八”等重要纪念日,长春市的部队官兵、高等院校和中小学师生等各界人士都会来到这里。伪满皇宫已经成为长春人民回忆痛苦历史、树立爱国信念的重要纪念地。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李立夫看来,日伪建筑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建筑本身,它们是中国东北近代史的缩影,看到这些建筑仿佛看到了一部充满悲愤的血泪史。
不仅长春一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和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在全国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战争遗迹。在漫长的战后岁月中,很多日本侵华罪证、抗日战场、相关建筑、旧址旧居、纪念地遗址得到了保护和展示利用。
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吉林、湖南、河北、重庆等地调研发现,由于种种原因,仍有相当部分的抗战遗址尚未得到妥善保护。怎样保护抗战遗迹才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对现实最好的警示?抗战胜利69年后的今天,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问题。
无法移动的侵略罪证
在长春街头,伪满皇宫、伪满国务院、伪满“八大部”、伪满综合法衙,伪满中央银行……一大批伪满建筑保留至今。在整个吉林省,伪满建筑多达1200多处。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了把伪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家”的样子,日本人在长春“认真”谋划起来。他们吸纳欧美城市建设理论,意图将长春建成日本侵略者眼中理想的现代化新城区。一批日本建筑设计师把长春作为建筑试验场,“帝冠式”、“兴亚式”、“草原式”等风靡一时的建筑风格,让侵略者沉醉于虚幻的繁荣景象。抗战胜利后,这些伪满建筑成为了日本侵略者无法移动的侵略罪证。
在湖南,岳麓山爱晚亭后就是第九战区司令部临时指挥部,湖南师范大学校区内的岳麓山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至今犹存;南县厂窖惨案是日军侵华第二大惨案,日军仅三天共杀害我同胞3万多人,每天杀1万多人;南岳曾是国民政府抗战指挥和培训中心,南岳衡山半山腰祭祀抗战阵亡将士的忠烈祠,至今依然巍峨壮丽;湖南芷江县是大后方第二大军用机场、中国抗战受降地和胜利纪念地……
如今,这些抗战遗址有的列为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建成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外还有大量抗战遗址散布于民间。
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42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日军侵华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的相关遗迹、遗存共计186处、280余个点,涉及28个省区市,集中分布在重庆、辽宁、山东、江苏、山西等地。
这些文物点包括记录日本侵华罪证的细菌试验基地、屠杀现场、监狱等共计13处;战役、武装暴动、地道战等抗日战场共计25处;日军侵占或在战争和资源掠夺过程中修建的建(构)筑物共计22处;中国军民抗战相关旧址、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和相关历史人物旧居共计126处。此外,还有大量的抗战文物被各级政府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状况喜忧参半
记者在调研中看到,同是抗战遗迹,保护级别不同,保护状况也不同。
目前,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受到了较好的保护。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加强抗日战争时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随后,国家文物局与各地文物部门进行积极沟通,敦促开展抗战文物保护修缮和展示提升工程,并在方案及工程立项审批过程中给予特别关注。在2014年的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安排中,重点支持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0个抗战文物保护展示工程。2014年将新增开放抗战文物点29处,新建纪念场馆9座,完成展示提升项目55个。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刘智敏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目前被列入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及时、到位。”然而,列入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保护还有欠缺。甚至一些战场遗址因地处偏僻,又没有任何建筑物,已经逐渐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中。
刘智敏举例,平型关战役中,杨成武将军在河北省涞源县驿马岭向日军打响了第一枪,进行了“驿马岭战役”。“多么有纪念意义的战役和战场!像这种地方,至少要竖一个牌子或一块碑标示一下。”他说,“抗战过程中,很多战役是在长城上进行的,如喜峰口、山海关、潘家口等。可是我们爬长城时,有没有看到过相关标志记载这里发生过抗日战斗呢?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十分可惜。”
湘西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斗极其惨烈残酷,中日双方鏖战28昼夜,最终日本军队战败。湘西会战后,日军即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位于湖南洞口县、溆浦县、洪江市交界处的湘西会战遗址,记者看到,这里的多数遗址已残破不堪。保存稍好的有蒋介石题词的“74军湘西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以及塔后的300多名将士合葬墓,也被菜地包围。当时的战壕早已湮没在山林之中。
抗战胜利后,溆浦县龙潭镇弓形山上修建了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然而从2011年开始,一些石材开发公司在龙潭镇弓形山上炸山、开石,导致龙潭战场部分遗址遭毁,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1945年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也岌岌可危。
民革湖南省委的一份集体提案中这样描述:“湖南人民八年全面抗战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抗战文物资源,广泛分布于全省29个县市区,但抗战文物资源的保护不尽如人意。譬如衡阳五马归槽遗址已成为一处坟山,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衡阳车公山抗日战壕遗址现为村民菜地……目前全省抗战文物的有效保护率不到50%。”
“骑”着遗址盖售楼处
在现实中,抗战遗址受到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和商业活动影响和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
长春市本愿寺满洲别院旧址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罪证之一,解放后曾被学校占用。今年初,一家房地产集团的售楼处“骑”着东本愿寺而建,寺庙的屋顶、地面遭到了严重破坏。
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公园,周恩来、蒋介石、朱德等国共领导人曾居住过的“数帆楼”、竹楼、磬室、农庄和柏林楼,早已成为重庆柏联SPA温泉酒店的一部分。该酒店一名销售经理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酒店内“五大名楼”基本上仅剩建筑物主体,“数帆楼”现已辟为红酒窖藏馆,农庄则成为酒店高级管理人员的宿舍。
文物部门保护抗战遗址时,还经常受到文物权属关系复杂、利益难以协调的困扰。比如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桷垭镇的于右任官邸,属于成都铁路局下属的铁路疗养院。为保护文物,文物部门请专家召开协调会,并给铁路局多次去函,却没有回音。经新华社报道后问题受到重视,保护规划正在制定之中。
重庆市文物局局长幸军对记者说,文物法规定“谁使用、谁管理、谁修缮”,文物部门只能对自身所属的遗址进行保护和补贴,但对其他单位和私人所有的文物没有管理权限。虽然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物法只对拆除、损毁文物有处罚性规定,对消极的不保护没有规定。
此外,对抗战遗址的展示、利用不足不当,也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刘智敏回忆,几年前他曾参与保定城南庄革命遗址保护工作,毛泽东当年居住的房屋位于一个破旧的院落。“遗址保护要维持原来的形制,但当地一位领导很不同意,主张将原来的土房改建成砖房,说这么多年了还不给毛主席他老人家改善改善呀?”他说,“这位领导的想法,出于一种朴素的革命感情,但与遗址保护原则背道而驰。”
“还有一些遗址,在修整的过程中,弄得过于新,人们来到这里,看到的都是红砖绿瓦,怎么会找到当时艰苦抗战的感觉呢?”刘智敏说。
因地制宜保护利用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更有效地保护抗战遗址,是各地在探索中的主要思路。长春市中心区域的新民大街是日伪建筑最集中的地带之一,《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发现,这些伪满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风貌,只是用途已经完全改变。
伪满“国务院”已经被吉林大学接管使用。它的整体面貌未被改变,已成为一座教学楼。“在这里学习,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日本侵华建筑罪证带来的警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研究生吉璐说。
目前长春市大多数伪满建筑都已列入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医院、学校等机构使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现为吉林省委使用)、伪满洲国司法部(现为吉林大学新民校区)等依旧发挥着作用。长春市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每年长春市政府和各使用单位会对建筑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修缮,这样的方式“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对本刊记者说,要找到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之间、保护与城市开发之间的平衡点,政府、开发商、群众等都应该转变观念,不能非此即彼。
刘智敏认为,对于抗战遗址,应主张“利用”而不是“开发”,否则很容易走样。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旅游不是矛盾关系,但当地政府要有控制、有引导,旅游项目要和遗址属性相呼应。“比如一个抗战遗址,周围就不适合建儿童游乐场。”他说。
刘智敏说,随着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如何化解抗战遗址保护与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各方共识已经越来越多。对那些地处偏远、本身没有建筑物、周边缺乏自然景区的抗战遗址,如战场遗址,“不一定非要保留原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利用,但应该有所标记。”
针对抗战遗址复杂的权属关系,周勇建议探索遗址使用权的流转方式,保持所有权不变,委托政府或文物部门负责修缮管理;也可以通过立法,规定使用者保护不力,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重庆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千里说,一些地区为保护文物,对文物周边环境随意改造,如修建广场以方便举办仪式性活动,使得文物看上去十分突兀。“这其实也是对文物的一种破坏,文物脱离原有环境,便不具有历史价值。”专家建议,城市中留存的抗战遗址,应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以合理的方式保留,让抗战遗址成为城市的地标和精神象征。
重庆:留下历史的见证
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和盟军反法西斯远东司令部所在地。这里留下了一段段悲壮的抗战故事和众多抗战遗迹。
根据重庆市抗战遗址现状报告,重庆市抗战遗址共计767处,现存395处,占51.5%;消失372处,占48.5%,是全国抗战遗址保存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近年来,重庆市加强了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在现存395处遗址中,保存状况“好”和“较好”的232个,占58.7%。
2009年,重庆市通过《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规划纲要》,对抗战遗址实施“抢救性”挖掘和保护。按照该规划,重庆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重庆395处抗战遗址进行抢救维修。截至2012年底,已有120处重要抗战遗址、革命遗址完成了抢救维修,并对重庆市尚未定级的182处抗战遗址进行了挂牌保护。
但是,少数抗战遗址的保存状况也令人担忧。例如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小巷内的中苏文协旧址,现已成为危楼。中苏文协旧址的权属单位为重庆警备区,文物部门多次协调未能与之达成保护方案,导致遗址状况不佳。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介绍,蒋介石行营、杨公旧居、刘伯承故居都是被拆后又新建。“拆真文物,修假古董,这不能称之为保护。”
周勇表示,目前抗战遗址保护存在权属关系复杂、利益难以协调、与城市开发矛盾冲突等诸多困难,保护与开发如何协调尚未取得突破,导致出现遗址权属部门不愿保护、文物部门想保护又没主体资格的现象。
近年来,重庆市文物部门叫停了多起遗址被用于会所、足浴城、雪茄吧等事件,如刘湘公馆建会所、国民参政会办洗脚城、川军抗日名将李根固旧居变雪茄吧等,都是抗战遗址利用不当的案例。
重庆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千里认为,城市文物保护应遵循整体保护原则,把文物当作城市固有组成部分,放入城市中,尊重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避免打破城市原有机理。(记者 周长庆 陈硕 明星 苏晓洲 张琴 任丽颖)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9-02 0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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