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作者:拉纳·米特
译者:蒋永强 陈逾前 陈心心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7月
中国自1937年开始的八年全面抗战,代价巨大,1400万人牺牲、8000万人流离失所,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断。中国战场牵扯和消耗了80万日本精锐部队。但在英美等西方盟友的历史叙述中,中国抗战被忽视了,重要性远不如欧洲战场、太平洋战争、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的作用无足轻重,差不多属于“跑龙套”的角色。
中国抗战为什么被西方“遗忘”?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的新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日前推出中文版,该书详述了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斗争,关注的正是在西方长期被忽视的话题——中国的抗战史。
明日是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拉纳·米特来到中国,走访深圳、上海和北京,并在忙碌的间隙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表示,西方对中国抗战地位的重要性历来认识不足,“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中国元素在全世界日益突出,这个状况一定会发生改变”。
写一部“完美”的
中国抗战史
米特今年45岁,是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是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与中国接触已达25年,在东北呆过7个多月。他的博士论文谈的是“九一八事变”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影响。他去河南开封、花园口,“陪都”重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既增加了对历史真相和当事人的感性认识,也增添了研究中国抗战的持久热情。
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堪称二战中最早的“同盟国成员”。但在多数西方学者笔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以1945年美国发射原子弹、苏联出兵迫使日军投降而告终,中国抗战被忽视。米特介绍,欧美很多学者都认为,哪怕是太平洋战争中,中国的地位也是很边缘化的。
各国各地无疑都可以有不同的“抗战史”,在伦敦,人们称颂丘吉尔、强调英法德之间的冲突;在美国,人们强调太平洋战争的残酷。但是如果人们只关注英、德、美或者中国,只关注自己国家,就不可能全面了解二战。
米特的目的是全景呈现中国抗战的参与各方的重要性,尽量写一部“完美”的中国抗战史。“当然这不容易做到。”米特说。
新生代中国通
米特熟知中国历史,尤其敬仰司马迁,他知道司马迁在接手写作《史记》之前,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我的足迹可比司马迁还复杂、辽阔。”米特笑着说。
他告诉本报记者,实地走访的好处是增加感性认识,听到很多民间传说。“当然我不是那种信任道听途说的人,我会去档案馆找资料,反复查实、核实。为此我真得感谢上海、重庆好多城市档案馆提供的便利条件,让我大受其益。”
米特在书中重点关注了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三股政治力量的冲突演变,但是他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高层。他在书里反复瞄向老百姓的命运,比如花园口决堤造成的难民生活。他关注到中国拍了电影《一九四二》、《金陵十三钗》,并从电影细节中去把握中国的“时代脉动”,为作品注入新的角度。
为了写好这部中国抗战史,米特从2004年起便开始埋头浩如烟海的资料里。十载过去,新出炉的《被遗忘的盟友》受到多国媒体的肯定和好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注意到这本书,认为米特“追忆了行将被人遗忘殆尽的历史,为人类史料的丰富和完整性贡献了值得敬佩的努力”。
现在,米特被誉为费正清、史景迁之后的西方“新生代中国通”。
【访谈】
中国抗战“被遗忘”首因是冷战
读+:你这本书各国的书名不同。英国版是《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美国版是《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1937~1945》。中文版与美国版接近。为什么有差异?
米特:美国读者一般只对美国和跟美国有关的事情感兴趣,所以,如果你想要让美国人读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你就得告诉他们这也是一本跟美国有关的书。
对美国人而言,那段历史所包含的首要信息是,在70年前,在美国所打过的一场最重要的战争中,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这个盟友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其后70年来的中美关系虽时好时坏,但两国相处一直不易。这个书名是在提醒美国人更公正地对待中国。
读+:中国抗日战争持续最久,牵制80万日军,伤亡数千万人,怎么会不被西方人民注意?
米特:我们都知道,西方对中国的战事曾经是十分熟悉的,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早已传出中国国界,在当时欧洲小说家、摄影师、记者的笔下,中日战争和西班牙内战都被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距离遥远”并没有成为认知的障碍。但是二战之后很快就是冷战,日本成了西方的同盟,其罪行没有得到全面清算。
读+:“被遗忘”有没有中国自身原因?
米特:当然有。在一些人看来,蒋介石很少做对什么事,他的抗日实质是不抵抗。长期以来,这个判断主导了中国大陆对二战时中国政府作用的描述。从国民党政府自身角度看,他们虽在内战中满盘皆输,这让他们没有心情享受二战胜利的荣光。
处于内战的中国没有及时把日本的战时罪行公之于众。战争结束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需要利用日本来反对对方,需要日本作为贸易伙伴,因此都没有要求日本道歉或赔偿。冷战使得中国大陆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
读+: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被美国扶持的,二战后不过是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你赞同吗?
米特:这说的部分是事实。中国确实是被美国拉进大国俱乐部的。当美国总统是罗斯福的时候,他对中国有好感,中国的地位就上升。罗斯福一死,杜鲁门上台,中国很快就被放弃。当时美国主流舆论都认为蒋介石政权很腐败。
但是我们要看到,当初罗斯福扶持中国,还是基于中国的重要性。罗斯福比起继任者的历史眼光更远、更正确。假如没有蒋介石政府,或者说蒋介石也是一个汪精卫,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倒向日本,那二战会是什么结果?我们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重要性。
特派记者:刘功虎 北京报道通讯员:陈露露
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抵抗日军进犯
新华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特派记者:刘功虎北京报道
通讯员:陈露露
中国抗战:国共分工不同
读+:国共抗日,你认为谁起的作用更大?
米特:这个现在争论很少了。即使按照中国大陆方面的教科书,国民党也是正面战场。再早一点,按照毛泽东比较个性化的说法,国、共和日本是三国演义,孙刘联手打败了日本。
当然,从具体数据看,国民党作战次数、大型战役范围、伤亡人数、动员规模,还是更大更重要。国民政府还出兵缅甸,支援了盟国战略部署。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广泛的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日军,发动了一些关键战役的作战。可以这么说,国共分工不同。
读+:将近70年过去了,二战不良影响是否已经肃清?
米特:显然还没有。现在亚洲,尤其东亚、东南亚的很多冲突,就缘于二战老账没有理清楚。二战后,欧洲大陆在残垣断壁上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欧盟和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意味着稳定的治理,也意味着统一的认识,所有国家联合在一起对法西斯的行径表达愤怒。
当年解决亚洲问题,没有出现一个类似解决欧洲问题的雅尔塔协定。雅尔塔会议也没有邀请中国参加。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当下东亚各国之间的对话不仅艰难,而且常常走向极端。这都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英、美、日、苏各方没能协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酿成的苦果。
理中客特派记者刘功虎北京报道
抗战纪念应形成公共文化
读+:日本现今对那场战争持什么态度?
米特:日本公众对二战史持有复杂态度。有些中国青年常在互联网上抱怨日本尚未承认其战争罪行,他们需要做得更多。其实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从战后日本社会对战时罪行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他们迈出了很大步伐。举例来说,“南京大屠杀”在冷战时期第一次引起世界关注,并不是由中国或西方披露,而是左翼日本记者在中国采访幸存者、发表报告之后带来的。
此外,日本有一个活跃的公共领域,学者、记者、作家、教师、教授都参与到辩论中来,各自有着不同观点。日本主流社会对战时日本严重侵犯他国主权、践踏人权以及违背所有价值观的做法有着深刻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日本也存在对战争持修正主义态度的观点,即刻意淡化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和亚洲的罪行,并拒绝承认日本需要进一步教育自身并对此负起责任。但这仅是众多观点中的一个,如果认为这是日本唯一的甚至主流的观点,则具有误导性。事实上,日本活跃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也在对这种观点进行抨击。
读+:中国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何时才可以抛弃所谓的“受害者心态”?
米特:我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力并获得尊敬。它已经不需要靠“受害者心态”来让自己的观点为人所知。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更积极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身份。
读+:解决东北亚纠结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出路在哪?
米特:随着经济增长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增大,当下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维护地区稳定的共识或者框架。
如果说要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记战时领导人尤其日本领导人犯下的错误:他们认为该区域的权力之争是零和游戏,一个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另一权力的衰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今,亚洲有两个重要工具可以利用——经济和文化。
读+:中国今年高规格纪念抗战爆发77周年,明年可能也会有隆重的二战纪念活动,你怎么看这些举动?
米特:这是战争纪念走向全球化的一部分。在美国、英国、法国,纪念战争的开始与结束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公共文化。在中国,直到最近几年,对抗战的纪念多了起来。可以说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文化纪念活动中一度不那么核心,除非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紧密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
高规格纪念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帮助人们了解中国各个群体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包括共产党,包括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也包括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比如那些难民,那些在艰苦年代仍然保持社会运转的人。每个国家在纪念时都试图学习并教育国民如何防止类似的战争再次发生。中国高规格纪念抗日战争的意义也在于,可以为和平解决亚洲当下的诸多问题做出贡献。
拉纳·米特面相很年轻,年轻得让每个记者都像对待女性避免问他的年纪。我们约好在北京金宝街一家咖啡店见面,进去时一个中国女孩正高兴地与他合影,口里说着“好久没跟这么帅的老外照相了”。他穿着深色长袖衬衣,以对付北京各种房间里过冷的空调。我们正式聊了一个多小时后,转入轻松的闲谈,他也换上一口较流利的普通话。我恭维他“是牛津最年轻的教授”,他憋不住说,“我45了,不是江湖传闻的38岁”。
他的风度总让我想起另一个被中国人熟知的“中国通”彼得?海斯勒。他们差不多同年,都是世界名校毕业生,都对中国感兴趣,常来华游历,不同的是一个专注中国历史、一个专注中国现实,一个更平和、一个更犀利。米特坦承自己不如海斯勒有名,所表达的话语由于距离现实生活较远,因此也赶不上海斯勒多面向的吸引力,但是他们对待中国社会的看法分歧应该不大。
米特特别懂得尊重中国的禁忌和“规矩”。这些天他在各城市转悠,参加各种“新书发布会”、“作者见面会”,理论上他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但是主办方往往会安排领导出席,领导说起来往往“没完”,这样一来他基本上就不用怎么讲了。“我没意见。客随主便嘛。”米特两手摊开。他自己透露,置身咖啡屋与记者一对一聊天,比正襟危坐在会场里放松多了,“当然,你现在关了录音笔,我就更加、更加放松了。呵呵。”他笑得满面春风。
米特写中国历史,给自己定的原则是理性、中立、客观。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地道的“理中客”。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9-02 1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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