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中国崛起大战略的理论困境与危机
2016-08-24 09:49:38  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4月号　作者：蔡孟翰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崛起的外交有明显战略的困境，而中国战略的困境，一方面来自对中国与周遭区域的历史文化没有纵深周延的认识，对于眼前面对的挑战，缺乏适度相应轻重缓急的处理;另一方面，更因为是根本源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困境与危机。

缺乏大战略的中国崛起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年年递增，中国在全世界的能见度亦大幅提高，中国的崛起为世人有目共睹，然而，这并没有成功地转化为中国对外影响力，更没有使得中国外交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反而，中国在周遭的外交遇到接连不断的挑战，中国处境严峻许多。

不少人认为中国目前在周遭区域环境的困局，来自中国放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不与人争的外交指导纲领，转而力求扩张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招引周边关系国与关系社会的反感。亦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成功说服美国太平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因而触动美国神经，导致美国加强返回亚太地区的决心。更有人认为因为多数周边国家尚未习惯崛起的中国，因此反应有些过度，只要假以时日，目前的紧张气氛，便会缓和很多。以上这些分析都有些道理，但并未正视崛起的中国，尚未有令周边关系者安心支持的国际秩序构想，更尚未有令亚太两大强国美日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而这一切便是源自中国至今仍然没有一套立足历史文化，面对当下课题与挑战，放眼未来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

中国政府当然不是没有意识到需要推出配合目前中国国力新现实的大战略，落实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承担与地位，这套大战略在不少人看来，便是这两年特别沸腾于中国境内媒体与大学的“一带一路”。这套大战略至今最亮丽的成绩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成立，同时有50个国家的成员国。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在处理中国周边关系方面，至今，毋宁是裹足不前，中国与周边关系者的关系，在推出“一带一路”以后， 并没有显著改善。因此，“一带一路”还只是一个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与对欧亚经济整合的美好愿景。

如果熟读历史，应当不会有意外，“一带一路”作为大战略，在中国历史上，是功不足以弭过，“一带”(所谓丝绸之路)的巅峰期--唐代，从唐初便未曾彻底解决与在今天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政治势力的关系和挑战，所以，当防卫此区域的节度使安禄山造反后，此区域后来对汉人政权的宋朝与明朝，前后留下近一千年的战略威胁，从辽国、金国，到后来灭掉明朝的清朝，都是来自此区域的挑战者，而唐朝所重视西行的丝绸之路，却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

连贯欧亚的海上陶瓷之路，从唐代就开始蓬勃发展，到了宋代更是臻于巅峰，但这条海陆在唐代宋代少有政府的积极干预或介入，而是民间自主发展起来的贸易文化交流海路。从元代开始，政府开始介入这条海路，到了明代永乐年间，经由郑和七次下西洋，可谓是控制维护此海路和平繁荣长达三十多年之久，建立中国在南海，甚至部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可是，如此的丰功伟绩，却没有逆转中国在安南统治陷入劣势，最后在郑和尚未结束下西洋之时，中国仍持有南海霸权，在1427年，中国从安南黯淡撤退，越南再度独立，此后，越南不再入中国版图。在安南挫败一事，可以清楚看到明代的“一路”与处理周边关系国家，并没有战略整合，更没有宏观一体的大战略。

其实，明代“一路”最大的败笔，当然不是在安南的挫败，亦非自动拱手让出南海的霸权，虽然，这两者确实是伤心往事，而是对东海区域的无谋与对日本的忽视。这一个战略错误直接间接导致中国从16世纪末起，来自日本的挑战与威胁，便逐渐增强，亦一直束手无策，琉球的亡国与今日钓鱼岛的问题都可以上溯至明代“一路”的战略错误。在近一百多年，日本于是成为中国头号的威胁。今天东亚国际秩序的隐忧仍旧撇不开与日本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倘若没有日本的合作或认可，日本一如过去，将会是中国崛起一个巨大的绊脚石。

综合上述，中国崛起的外交有明显战略的困境，而中国战略的困境，一方面来自对中国与周遭区域的历史文化没有纵深周延的认识，对于眼前面对的挑战，缺乏适度相应轻重缓急的处理;另一方面，更因为是根本源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困境与危机。这个理论困境与危机，可以说是至今中国关于国家的政治思考，尚未跟上日本与欧美的发展。简单说即是，没有完成国家理论的“现代化”。具体地说，中国崛起的理论困境与危机，则是出于没有适当辨别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异以及掌握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更进一步混淆国体与政体的区别，进而导致无法构思对内对外有前瞻性有说服力的崛起大战略。

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异

中国在清末以前面对的外来威胁，包括过去五百年日本呈现的威胁，都是对政权或政府的威胁，而非对中国文明的威胁，所以，清初，在汉人政权的朱明亡国后，顾炎武可以痛定思痛，在《日知录》“正始”一条里，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异。他说“易姓改号，之谓亡国”，又说： “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天下在此处不是指高于国家位阶的世界或国际关系，不是《大学》里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更不是指涉地理范围如先秦文献中狭义的“九州”或“中国”或是广义的“中国”加上“四海”等等 。天下在此所指是社会及其普世的价值观。这种普世的价值观对顾炎武而言就是儒家文明，当然，在他的认知里，这个儒家文明亦是有普世价值的文明。

通观顾炎武的《日知录》与《亭林诗文集》，便很容易查知他具体认同的是，以东汉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但是在《日知录》“正始”一条，却是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为亡天下的普世价值标准与底线，这里是一个自然状况与文明社会的重大分际，顾炎武的“亡天下”与大约同时的霍布斯在《列维坦》里所说的the state of nature(自然状况)，“生命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与短暂的”，其实是东西互相辉映，高度一致。 因此，顾炎武的天下，并非是一个物理空间与政治空间交错的概念，亦非近年来众口腾说的天下体系，而是一个相对于自然状况的概念，一个近似社会(society)的概念，但又不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一个可以没有政府或与政府无关的民间社会之自发秩序，顾炎武这样的构思，就是企图在占据政权/政府的清廷以外，进而寻求建立独立的汉人与儒家文明的民间社会。这个民间社会的自发秩序，在洛克就是建立在上帝存在的社会契约论之上，在顾炎武则是建立在宗族与风俗，一种历史演化的制度与文化。

顾炎武将“国”等同于“易姓改号”，又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几乎将“国”等同今日所谓的政权而已，这一个说法在今日对过去中国政治与政治思想有偏见和理解不足的情况下，往往片面以为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国家观念，只有朝代观念，因此，当然察觉不出顾炎武此处的概念创新。一旦撇开这个当代的偏见，以《诗经· 小雅·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段为例，便可以看出他将“国”等同政权，将“天下”转换为近似今日社会的意义，认为维护政权是肉食者(吃皇粮)的责任，与其他人无关，而一般人(匹夫)的责任则是在维护“天下”(社会与文明)，这样的说法，即使不是破天荒，仍是实际上企图转变概念原有的意思与在社会上普遍的认知，进而提出新的政治理论，展开新的政治可能性。

于是，在顾炎武的理论里，他申论保天下重于保国，保天下才能保国。从顾炎武的行文，看不出国不保，则天下不保的焦虑，这可归结于顾炎武不认为满人入关，取代明朝，对中国文化本身会有多大的冲击，因为满人的胜利不是文化的胜利，只是政治军事的胜利，如同蒙古人的元朝。对顾炎武而言，满人的入主中原，最深层的原因是儒家文明中宋明理学与历代政治错误所造成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亡于蒙古/满洲时，中国文化并没有丧失活力，中国文化甚至更向外扩张。高丽(朝鲜)接受朱子学即在元时，江户日本在清朝时，不但没有减少对中国书籍的依赖，反而再度进入中国化的高潮。越南的中国化也在19世纪初阮朝时达到最高峰。更不消说，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后的满洲人汉化到清末会讲满洲话的满人已经不多。其实，“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正是没有认识到顾炎武“天下”与“国”的差异。

在比较其他文明区时，亦可找到相似的现象。英国从18世纪起对印度鲸吞蚕食，直到二战后，英国才让印度独立，到了今天印度并没有成为基督教国家，印度教仍然在印度社会里盘根错节。再看中东与北非，虽在19世纪以来逐渐受到欧洲帝国主义的控制，这些地方也没有显著的基督教化，没有成为今天的韩国、越南或菲律宾，在回教国家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特别激烈频繁。同样在亚洲成为西方殖民地的缅甸、马来西亚，与从16世纪起即逐步受到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也无所谓大量改宗信基督教的社会现象。再看看过去亡国两千年的犹太人，离散四方，即使落脚在基督教国家或回教地区，依旧保有犹太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竟还能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犹太人/犹太教国家。

这样看来，顾炎武主张保天下然后保其国，确实有所根据。在此需要追问何以保天下而后能保国呢?顾炎武的回答是匹夫有责。稍微演绎一下，则是社会里有组织自主性地保卫自己的文化宗教，即便亡国，亦终可复国。放眼世界，亦是如此。可是近代中国历史，自辛亥革命起，就是救亡(保国)高于保天下(保教)，甚至逐渐走向为了救亡，不得不弃天下(传统文化)，换成后来的语言，不就是众所熟悉的打倒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朝鲜、越南均与中国的经验相差不远。然而，这一个保天下与保国的撕裂，则亦有来自于顾炎武理论本身可能潜在的一些问题。

在清末，反对政治改革的大臣，如徐桐在顾炎武的保天下保国二元的基础上，甚至提出危言耸听的说法：“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把当时的清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先偷换概念，将法等同顾炎武所谓的天下，造成天下的窄小化与政治化之后，再将顾炎武保天下高于保国的说法，推到另一个极端的结论。因为，顾炎武面对明亡清兴的现实，从在野的立场，提出一个日后恢复中国汉人政权的蓝图，这是非常有远见的看法，同时在概念上，将亡国与亡天下区分开来，确定社会与文明的独立性， 更是有读书人的风骨与创见。徐桐的偷换概念，结果就造成后来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对保天下的极端反感与反抗，于是中国在保天下(保教)与保国的问题上，有极端粗暴的撕裂，直到今日依旧阴魂不散，笼罩中国。

不过，将“国”或法看得无比重要，在顾炎武之前以及之后，仍恐怕是不少人的认知，不然，顾炎武也用不着提出保天下与保国的分际。只是，即使知道保天下与保国的区别，对于现实上政治的行动与操作，虽是很有启发的指导纲领，但却有远水救不了近火的问题。比如说，回到清末当时的西方文化侵入与欧洲列强虎视眈眈，尽管知道保天下高于保国，保了天下，才知道如何保其国，一旦到了实际政治上，该怎做恐怕仍是一团雾水而不知所措。

在19世纪中叶，同样面对西方侵略东亚的国际环境，日本幕末名儒盐谷宕阴(1806～1867)在安政六年(1859)出版的《隔靴论》中，他就提到洋夷以“耶教攻心”，因为，“攻地不若攻人，攻人不若攻心”，而且依他分析，洋夷的算盘是“移其人心，使疾其君如仇雠，而亲我如父母”，因此有“百世之利”，简单说，就是一旦东亚民众接受西方的宗教与价值，就会反过来认为自己的执政者或统治阶层都是仇人，而将洋人看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他非常清楚来自西方的威胁是全面性的，从军事政治到宗教都是，将无一幸免。因此，他的认识，乍看之下，与清代中国守旧派似乎一样，细看不然，因为，他明白这次西方的入侵，光是保天下是远远不够，因为，西方列强不会满足于取得东亚各国的土地人民而已，而是会以攻心，攻下顾炎武所谓的天下为目的，因此，割裂保国与保天下实际上是行不通，而是保国亦要保天下， 保天下，才能真正保国。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24 09: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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