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战争：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战场
2016-08-24 14:47:39  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 作者：刘庭华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形成的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配合，这一特殊的战争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战争奇观。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所创造的，负有独特的作战使命。敌后战场由抗战初期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到战略相持阶段的1940年下半年开始挑起中国抗日的重担，成为与日军作战的生力军，上升为主战场，她对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

一、“友退我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对日军形成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一个是由国民党军队所担负的抗击日军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日军后方进行广泛游击战的敌后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正面对抗是战争中常见的最普遍的战争形态，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是日军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这是无从选择的。而敌后战场则不然，它不能自然形成，必须靠战争指导者，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去开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全面科学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认为：由于敌强我弱，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敌小我大，就决定了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必然成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友军是曾经打过10年内战的宿敌国民党军，控制着大部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区，有200多万正规军；而我军数量少、装备差，抗战开始时，仅4万多人，不但没有飞机、坦克，连大炮也没有，只有步枪、手榴弹，但战斗力较强。与国民党军队严重脱离群众不一样的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血肉联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牺牲的革命精神，有进行游击战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敌后农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怕敌人进行封锁。所以，共产党领导的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必然能够成为抗战的火种和骨干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人民抗日武装，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与正面战场相配合的广阔的敌后战场。因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及时而果断地提出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战略上必须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决定坚决实行在敌后独立自主发动游击战争的方针，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创造抗日根据地，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的战略任务。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毛泽东曾说过：“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在这一期间，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正面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先后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四次大规模战略性会战，歼灭日军25万余人，对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迫使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它也客观上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前提条件。

然而，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执行“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在战役上采取“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的线式单纯防御，否定运动战和游击战，作战呆板，致使国民党军的200多万军队在15个月内遭受104万余人的重大伤亡，出现了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并丢失了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计13个省的大中小城市340余座、100多万平方公里，使侵华日军迅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与此相反，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正面战场溃败之时，却迅速挺进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变日军的后方为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方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太原沦陷前，八路军在华北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首战平型关告捷，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它沉重打击了日军的猖狂气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和信心。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先后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给敌较大打击，有力地援助了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守战役，并掩护了他们的退却。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地区。自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即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尔后，八路军三大主力进一步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第115师及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各一部在晋察冀边地区，第115师主力进至晋西南地区，第120师在晋西北地区，八路军总部率第129师全部及第115师一部在晋冀豫边地区，分别依托五台山、吕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我党在冀中、冀南、冀东、冀鲁豫边和山东等平原地区，先后领导了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从1938年4月起，八路军各部又逐渐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冀鲁豫平原和察绥广大地区，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在华中，新四军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边挺进华中敌后、大江南北，先后在苏南、皖中、豫皖苏边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9月平型关初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对日军作战1600多次，毙伤日军6万余人。1938年敌后战场抗击日军兵力40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8％，抗击伪军7.8万人，达100％。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南、淮南、豫皖苏边等大小24块抗日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在战略上对日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从而使日军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兵力愈加分散，迫使日军停止了战略进攻。对此，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小戴维·佐克和罗宾·海厄姆曾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着华北的乡村，日军势力所及只能是铁路和大城市”。同时，八路军、新四军也迅速发展壮大，从出师抗日前线时5万余人，发展到18.1万余人，壮大了近4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扩大，构成了对日军的致命威胁，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前到来。这是日军在占领武汉后被迫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持阶段是中日战争全过程的枢纽，它是中国由劣势转变到优势和准备反攻的基础。敌后战场的开辟，形成了独挡一面的战略格局，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形成敌后与正面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布局，对日军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是中国持久抗战的最佳形式，“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整个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伟大创举。

二、“华北治安的症结就是中共”——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的1940年下半年后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成为中国抗日的重心。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由重视国民党转变为重视共产党，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企图分化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日军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战场。国民党也由抗战初期的比较努力抗战转变为比较消极抗日，由与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抗日转变为逐渐加强反共活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是国民党政府由联共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标志。但是，由于在1940年下半年以前日军进攻重点仍然对准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发起南昌作战（1939.3－5）、随枣作战（1939.5）、第一次长沙作战（1939.9－10）、桂南作战（1939.11－1940.11）、绥西作战（1939.12－1940.4）和枣宜作战（1940.5－6）。这六次作战的规模都相当大，日军每次战役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10万人左右，正面战场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万人以上。此外，国民党军统帅部于1939年调动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主动对日军发起“冬季攻势”。正面战场对日军的进攻仍进行了较为坚决的抗击，给日军以较大打击，共毙伤俘日军26.3万余人，自己也付出了101.9万余人的重大伤亡。因而，可以说，在1940年以前的两年里，日军还没有完全集中兵力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政策还难于立即付诸在军事行动上，日军的进攻在客观上逼迫国民党必须用主要力量来抵抗日军，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能够在武汉、广州失陷后，得到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从百团大战后的1940年下半年起，不管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完全的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主战场。1941年至1943年，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二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中国抗战出现严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侵华日军也转移其主要兵力来“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从此，中国抗日战争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上了。“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

从1941年－1945年9月，除1944年春日军重新向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外，正面战场只进行了豫南战役（1941.1－2）、上高战役（1941.3－4）、中条山战役（1941.5－6）、第二、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9、1941.12）、浙赣战役（1942.5－9）、鄂西战役（1943.5－6）和常德战役（1943.11）等八次有限规模的局部性进攻，而且是日军为配合东南亚方面作战，切断中国东南交通线，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防止中国军队南下支援香港、缅甸的英军而发动的局部进攻，其间国民党正面战场并没有其他严重的战事了。此外，由于日本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以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流，达到“以华治华”的图谋，因而在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影响下，国民党内的“曲线救国”投降理论甚嚣尘上，导致国民党军先后有78万人投敌，其中将级军官67名，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侵华日军的主力主要是对着解放区作战的。

战略相持阶段到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作战重心逐渐由中国战场转移到南太平洋战场，对中国战场采取巩固其占领区的方针，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特务活动等的所谓“总力战”，采取连续“扫荡”、“蚕食”、“清乡”、“治安强化”以及“囚笼政策”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彻底毁灭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达54万人，占其侵华(不含东北)总兵力的62％，伪军14.5万人，达100％。1940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作战使用的兵力47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

敌后解放区军民与日军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先后取得香城固、齐会、陆房、梁山等作战的胜利。1939年冬，晋察冀边区军民粉碎日军2万余人大“扫荡”，取得歼敌4000余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胜利。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此役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持久抗战的信心。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八路军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先后创建了苏南、苏北、皖东等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局面；华南抗日武装在广东建立了东江、琼崖、粤中、雷州半岛、潮汕等抗日根据地。自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敌后解放区军民共毙伤俘日伪军近40万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建立与扩大了拥有1亿人口的较大抗日根据地，主力军发展到50余万人。因此，引起了侵华日军的重视。1940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在一次谈话中认定：“华北治安的症结就是中共”。

1941年至1942年，日军更加强调集中力量打击共产党，使用其侵华兵力70％左右约40余万人(不含东北)，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清乡”，企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两年间，日军对敌后解放区进行了数千人兵力的“扫荡”共1322次，1万人至7万人兵力的“扫荡”27次，且“扫荡”持续时间逐渐延长。日军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房村舍尽成灰烬，男女老幼惨遭杀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其中有“誓死不当俘虏”的狼牙山五壮士，还有因指挥突围壮烈牺牲的抗日名将左权。

为了粉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采用地道战、地雷战、伏击战、袭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形式的作战手段与方法，予敌以沉重打击。如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白洋淀的水上“雁翎队”都曾给日军以严重打击，使敌胆寒。

此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对日军实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虽然敌后解放区人口减少二分之一，由1亿减到5000万以下，军队由50多万人缩小到30多万人，根据地缩小了六分之一，但终于坚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消耗和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到1943年冬美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敌后解放区战场还抗击占侵华日军的58％，约35万人，伪军的90％，约73.5万人。

特别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1944年，国民党军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一号作战）中，全线大溃败，丢失了豫、湘、桂等省大部和洛阳、长沙、桂林等146个大小城市。而华中、华北、华南敌后战场解放区军民则已普遍向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歼灭敌人，收复失地，不断把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

由于敌后战场所进行的是真正的全面的人民战争，因而敌后战场军民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台柱子，争取胜利的生力军。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斗争，如果解放区战场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三、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敌后解放区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战略出发地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基地。

由于解放区军民长期的浴血奋战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大反攻准备了相当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敌后解放区战场处于打击日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据点，沦陷区的大中城市、铁路、公路交通线均在敌后战场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从1943年秋起，敌后解放区战场转入恢复再发展，并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展开在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此起彼伏，规模上由局部攻势向全面反攻过渡，作战形式融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于一体，这一犬牙交错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反攻形态，迫使侵华日军无法再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往太平洋战场上，从而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战略反攻。对这一点，连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的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目前共军乘中国派遣军方面的力量薄弱，活动渐趋激烈”，中共势力是“华北治安最大之癌”。

1945年，敌后解放区战场不断扩大对日军攻势作战的规模，同时以一部主力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进军，开辟新区。经过1945年的春季、夏季大规模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收复县城70余座，歼灭日伪军40余万人，基本上扫清了敌后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此时，侵华日军69％和伪军95％的兵力，仍为敌后解放区战场所抗击，而国民党正面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是日军31％和伪军5％的兵力而已。这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的主力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几乎退出了抗日阵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党军为目标了”。

由于敌后解放区军民积极对日作战，至1945年春夏，根据地发展到19块，人口有9550余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发展到91万余人，民兵发展到220余万人，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创造了坚实的条件。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即指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过去”。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同时进军我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配合苏军和其他盟军作战，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随即向华北、华中和华南日军占领的主要交通线及城镇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发起了强大的战略反攻，打击和牵制了日军驻关内的大量军队，使其不能支援东北关东军，从而保障了苏联红军歼灭关东军的远东战役的胜利进行。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以一部兵力迅速挺进东北，同东北抗日联军一起，配合苏军作战，迅速解放了东北全境。由于日伪军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拒不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投降，致使敌后解放区军民的大反攻作战，一直持续到日军早已投降的1946年初。据不完全统计，自8月9日至12月底，中共军队共歼敌35万余人，攻克县城以上城市250余座，缴获长短枪24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炮1300余门，收复国土31.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余万，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重大胜利。

在整个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人民对日伪军作战共125165次，毙伤俘日伪军1714117人(其中歼日军527422人)。同时，敌后解放区军民也蒙受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共伤亡584267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从1940年下半年相持阶段后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武装和东北抗日联军是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的生力军。

四、敌后战场能够开辟、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的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逐渐上升为中国持久抗战的主战场，成为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强大生力军，主要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实行了正确的战争指导和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结果。

其一，实行一条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及爱国的有识之士，为提出符合国情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抗战一开始，针对国民党实行的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并提出了一整套办法和措施。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实行全国总动员，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一致进行全民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具体措施，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人，武器装备都很差，而且长期处于敌顽夹击之中，但是，他们却越战越强，到抗战后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主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成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行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胜利。

其二，执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及其作战原则。为了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加强对日作战的指导，中共中央于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在提交国防会议的关于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中，明确提出：日军以速战速决为原则，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战，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并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至6月，毛泽东在总结抗战10个月之经验时撰写并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进程的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理论，一步步走向了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指导意义。

其三，实行正确的政策，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坚持长期艰苦的敌后抗战，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各方面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如实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这不仅对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为转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四，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人民军队在抗战中大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建设的一大创造。历史证明，三结合的武装力量组织形式，可以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各种力量有效地组织和调动起来，使人民战争的威力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其次，它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长，根据各自任务的不同，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同时，它还特别有利于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壮大发展自己。

敌后战场的抗战，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其抗战的极端英勇，其对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壮烈，实是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4 14: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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