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济棠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2016-08-24 15:22:32  来源：钦廉灵防一家亲微信公众号 作者: 佟义东 裴春忠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济棠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陈济棠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拒不与日合作，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组建农林部，推进全国农林建设，为持久抗战打下坚实的基础；提出加强学生儿童收容工作、提高士兵待遇、改良佛教等良好建议。陈济棠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不可忽视。

关键词：陈济棠；抗日战争；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济棠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拒不与日合作，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期间，陈济棠不为敌方的利禄所动，坚持抗日立场，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陈济棠在1931年时曾支持汪精卫与孙科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当时的一大举措就是组织与发动国内的反蒋运动，并向日本寻求支援，通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蒋运动的请求。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曾担任日本台湾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于1936年2月间游历了广东、广西两省，陈济棠亲自接待过，并与之进行了合作的会谈。由于陈济棠此时正陪同妻子莫秀英在香港治病，陈济棠将与汪精卫合作的种种谣言就不断传出。为此，陈济棠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余素主张抗日……今日人着着进攻，岂有主和之理？……明日余当致余所创办之德明中学发表演说，阐明主张彻底抗日立场。”

虽然陈济棠对媒体清楚表达了他的抗日态度，并公开发表了抗日演说，但汪伪政府并没有断绝对他的拉拢之心。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数次造访陈济棠，企图拉拢他参加对日“和平”运动。陈济棠深知陈璧君的来意，对陈璧君始终拒之门外，不与之会面，让陈璧君一再碰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对香港的进攻，港英当局仅仅抵抗了18天便宣布投降，致使包括陈济棠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还没来得及撤离，香港就沦陷了。汪伪政府先后派遣陈璧君、褚民谊等汉奸前往香港，拉拢被日军扣压或滞留在当地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并特地派出伪广东民政厅长王英儒到香港寻访陈济棠。在这人心混乱之际，陈济棠“变节”的流言不断传出，有说陈济棠已经在广州发表对日媾和演讲，还有传言说陈济棠已经投奔南京汪伪政权。还有人劝陈济棠在香港隐匿下来，必要时出面维持香港大局，与南京汪伪政权相呼应。陈济棠对此明确表示：“革命者只有走直线，不能走曲线”，并向劝说者出示他所藏鸦片，表明其抗日之志不可夺。

陈济棠“深知如在港为日军所获，必将被迫与汪伪政权合流，而为其所利用”，决心冒险逃出香港。陈济棠还做好“舍生存义”的思想准备，随身携带一块鸦片，准备在必要时服食，以“成仁取义”。陈济棠历尽艰辛，终于脱离虎口，抵达国民政府统治区。陈济棠脱险后，即发电报给蒋介石及广东军政要人，告知其逃出香港的经历，澄清他投靠汪伪政府的流言。

汪精卫、陈公博等人都是粤籍政客，都曾是西南开府反蒋时陈济棠的合作伙伴，虽然此前有反蒋的共同思想基础，但陈济棠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抗日主张，始终没接受他们对日“和平运动“的政治主张，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充分体现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民族气节。特别是在一批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先后随汪精卫投靠日方，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对抗争胜利产生动摇之际，作为粤军派系的高级将领、反蒋代表的陈济棠，却能放下昔日恩怨，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政府的工作安排，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抗日战争工作，他的种种表现，对稳定各方政治势力及粤军的抗战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将粤军发展至十五万，海空陆等军种齐全，粤军实力空前高涨，在粤军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两广事变失败后，粤军被按中央编制整编为十三万，陈济棠虽然失去了军队的控制权，但余威尚在，蒋介石也因此先后两次征询陈济棠的意见，让他重掌部分粤军参加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粤军及其将领浴血奋战，参加沪淞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等，痛歼敌寇，贡献颇多，用辉煌战功彰显其高度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如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叶肇第66军、邓龙光第83军，这两支粤军都是陈济棠一手缔造的，在南京与日军奋力拼杀至南京失守最后一刻才寻机突围，这里面不能说没有陈济棠的积极影响。

二、推进全国农林建设，为持久抗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农林组织力量，推进农林事业的发展，达成持久抗战之目的，国民政府在经济部农林司的基础上成立农林部，直辖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管理全国农、林、牧、渔等行政事务。据陈济棠回忆，蒋介石当时让陈济棠在农林、社会、海外等三部，择一负责。陈济棠“因感自己是农村生长，深知农民生活之苦况。且感农业为我立国之本，况在战期间，关系军粮民食至大。乃决定选任农林部长。”

1940年3月15日，行政院正式任命陈济棠为农林部长。原经济部农林司，一无经费，二无人才，徒有一个空架子，陈济棠上任后，深入到农村体察农情，并结合赴欧洲各国考察心得，决定大力招揽农林人才，集思广益，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林发展政策。陈济棠仿照法国的做法，没将农林部设于城区之中，而是设于重庆郊区清凉山麓的清凉庵中，利用清凉庵的房子，并搭盖少数茅草房屋，作为农林部的办公场所。

为罗致全国农林人才，陈济棠邀请中山大学农学院长、土壤学专家邓植仪出任农林部技监，以林翼中为政务次长，邀请张远峰、钱天鹤、赵葆全、李顺卿、皮作琼等全国著名农林专家20余人，及从全国推荐、审选的400多位农林专门人才，一起共同研究和制订中国农林施政计划及广东三年农业计划。

1941年4月，陈济棠在重庆召开全国农林会议，着手研究、制定、实施全国农林施政计划，对水利发展、品种改良、牲畜繁殖、淡水鱼饲养、推广造林和发展林产等各项工作，均进行深入、详细的研讨，拟定实施方案，上报行政院审定，拨出经费予以实施，使全国农林产业等到迅猛发展。由农林部直接办理的，就有淡水鱼繁殖场、耕牛繁殖场、牧羊场等项目。以淡水鱼繁殖场为例，陈济棠与众专家计划由香港用飞机运送良种鱼苗入四川，并推广养殖技术，鼓励农民开挖鱼塘养殖，奖励农家，极大地促进了抗战后方鱼量的增产。

抗战时期，大批的难民涌进大后方，陈济棠在陕西、甘肃、河南、四川等地，设立黄龙山、黎坪、优牛山、河西、东西山等五个垦区，收容难民近二万人，开垦闲置的荒地，如黄龙山垦区就收容了河南流落出来的难民八千多人，使难民能够安顿下来，不致以流离失所，对安定抗战后方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由于大批的年青农民被征召入伍，农业劳动力缺乏，且“沿海被敌封锁，洋米输入困难，粮食供给乃成为抗战中亟待解决者”，华北的产棉区和华东的产丝区都已沦陷，后方的大量人员需要吃饭、穿衣，国家急需出口经济作物，换取外汇，支援抗战。因此，农业改良问题显得更为急迫，增产粮食和发展经济作物成为农业改良的重中之重。为夺取抗战胜利，必须先要保障粮食的供给，为此，陈济棠除了增设中央林业实验所、垦务总局、中央畜牧实验所等机构，还特地增设了粮食增产委员会，并亲自担任粮食增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全国粮食增产工作，发动中央及各省农业机关，开展大规模粮食增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全国粮食增产，以应对抗战的需要。陈济棠调集有关人员，动员全国农学院及农业专门学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下乡协助开展粮食增产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果。以四川省为例，当时下乡协助开展粮食增产工作的人员就达一千多人，成效很大，抗战期间，四川省的粮食增产效果显著。四川省在1939年和1940年时，因春夏少雨，粮食一度供应不足。陈济棠领导的农林部与四川省合作，于1940年办理冬季增产，于1941年办理夏季增产，两年来在四川温江等67县增产亩数达11500余亩。1941年春，在温江等9县增产洋芋达34000亩；又在温江等30县增产春荞麦35000亩；在绵阳增产玉米60万亩，红薯900余万亩。在粮食增产委员会的努力下，1941年，后方19省（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云南、江西、福建、浙江、西康、陕西、河南、甘肃、青海、山西、绥远、宁夏、安徽、贵州、湖北）推广冬作和夏作面积达22985910亩，增加粮食产量达42620745担，占所有增产措施的45.62%。1942年，后方19省推广措施面积达40938088亩，比1941年增加78.10%；增产粮食43265591担，比1941年增长1.51%。粮食增产委员会的努力成果是显而易见的。

陈济棠还在全国开展大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农林部成立后，陈济棠就在农事司设立专门科室，主管全国农田水利行政工作，并设立农田水利工程处，负统筹规划之责，搜集各省水文气象资料，协助各省举办农田需水量试验。1941年起，陈济棠开始派员下去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并协助各省大建农田水利工程。如由粮食增产委员会拨款，协助各省推进农田水利督导工作，在广东、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福建等省举办农田水利建设示范工程，并与粮食部拟订了《非常时期修筑塘坝水井暂行办法》和《服役兴修小型水利办法》。1942年，陈济棠派员赴各地督办农田水利示范工程，并先后设立测量设计队，及川东、川北、黔西等处防旱督导站，有力地促使各地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开展，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各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陈济棠虽然担任农林部长仅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在他的努力下，农林部从无到有，制定了各项良好的发展计划，使全国农林事业在艰苦条件下仍得以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粮食增产成效显著，极大地减缓了战时粮食紧张问题。其后，继陈济棠执掌农林部的沈鸿烈，在农林发展的方针政策上，大都仍沿用陈济棠的发展方向。可以说，陈济棠为抗日期间中国农林事业的加快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三、为夺取抗战胜利献计出力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一度担任农林部长，陈济棠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就军事、外交、民生等问题向国民政府或蒋介石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不少意见和建议切中时弊，产生积极的影响。

1、建议加强学生、儿童收容工作。抗战爆发后，大量中国民众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和烧杀淫掳，被迫携妻带子，流离失所，向内地逃难，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陈济棠向国民政府建议，应加强难民收容工作，特别是要收容好学生、儿童，对所有全国各沦陷区的学生，凡是失学的学生，国民政府均应收容教育。国民政府还应号召社会各界收容流亡儿童，免得他们流离失所。陈济棠还率先捐二万元，切实推动了难民收容工作。

2、敦促法国和意大利将粤军订购的军械尽快交付使用。陈济棠担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时，为扩建军备，曾向法国和意大利订购了大批军械，陈济棠在两广事变失败下台后，法国和意大利仍有很大一部分军械没有交付粤军使用。抗战正是需要大批军械之时，陈济棠请驻意大利刘文岛大使、驻法国大使顾维钧，分别敦促相关军火商，尽快把这批军械交付使用，特别是向意大利订购的七百万港元飞机。这批飞机后很快就得到运到中国，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空军力量。蒋介石为了肯定陈济棠在这方面的贡献，还特地将这批飞机组建为“伯南中队”。

3、倡议改良佛教。陈济棠为发挥佛教徒的积极作用，与笃信佛教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商议，请他改良佛教，引导佛教徒积极入世支持抗战，得到戴季陶的赞同。两人各出五百元，宴请和尚，说服他们组织担架兵，到前方去为抗战服务。

4、建议加强对美、英、法、苏外交关系。陈济棠建议由孙科赴苏联、宋子文赴美国，王宠惠赴英法，发挥他们的优势与特长，开展各国外交，说服他们支持中国抗战，与他们进行经济合作、技术合作，欢迎他们到国内大量投资开发工矿实业，以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

5、倡议提高士兵待遇，增加士兵营养。作为最高国防委员和战略委员，陈济棠经常得以有机会和军队高级将领会谈，得知军队士兵待遇微薄，士兵营养缺乏，甚至还有士兵因营养不足、体力不支而晕倒。军队士兵因待遇低下，导致军风纪极坏，到处骚扰人民，所到之处，食民之粮，抢民之物，影响极坏。陈济棠将此情况如实向上报告，建议注意战士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提高士兵待遇，增加士兵营养，加强维持军风纪，使他们不得骚扰民众。士兵们的待遇因而得以提高，每人每日的军粮增加大米五两，吃不完的大米还可以变卖以换买油菜，士兵的营养得到切实加强，士兵的战斗力与纪律性也得以加强。

综上所述，陈济棠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他拒不与日方合作，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他组建农林部，推进全国农林建设，特别是粮食增产工作，成效显著，极大地减缓了战时粮食紧张问题。他还提出了加强学生儿童收容工作、提高士兵待遇、改良佛教等较好的建议，并使上层对此高度重视，进一步充实了抗战力量，为夺取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郑起东.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农业改良.古今农业，2006年第1期.

[2] 陈济棠.陈济棠自传稿.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63年.

[3] 肖自力著.陈济棠.广州市：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4] 钟卓安著.陈济棠.广州市：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9.

[5] 凌立坤，凌匡东著.陈济棠传.广州市：花城出版社, 1998.

 

佟义东，1977年出生，广西防城人，广西大学硕士，民革广西防城港市委会副主委，著有《孙中山与广西反清武装起义》、《民革老人陈良佐》等。

裴春忠，中共防城港市委统战部科长。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4 15: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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