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 ：“支那”：一个词汇中的近代史
2016-08-25 10:23:50 来源：《文史知识》 作者：黄兴涛 点击： 复制链接
提起“支那”一词，很容易使国人想起近代那段同日本不愉快的历史。这是一个曾令中华民族感到过耻辱和痛苦的名词。但是，这一名词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中国却曾作为时髦的新名词一度流行。不少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都曾乐于以此词来称呼自己的祖国。了解“支那”一词的由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与消亡.对于今天的国人认识那个从屈辱到奋起的时代，或许不无微益。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一则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于1655年)。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与印度人所称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似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之一。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有人说是指“隋朝”，但从发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和秦王朝“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利玛窦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即秦)而来，不过其所认可的传播途径与此有些差异。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人和暹罗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 (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 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后也称Toh(タ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荷兰语中有类似的词，读作“西内逊”)，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马礼逊的《五车韵府》里虽曾出现“支那”一词，但指的是“挪用”，并非国名之意。)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
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华人)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其中谈到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与瓷器(又称磁器)的关系。他说：“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7)的确，在英语中，磁器为china，与中国(China)一词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而已。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8-25 10:26:45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上一篇：安倍与中日韩外长东京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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