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016-09-03 11:36:51  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微信公众号 作者：范松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惨烈、艰苦程度，以及中华民族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是空前的；广大军民表现出的抗战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为壮烈、英勇和可歌可泣的，值得全民族世代铭记。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所以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多种值得认真关注的原因。

第一，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极其坚强、有力的领导。这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发挥凝聚起来的战斗力抵抗侵略者的疯狂，进而将其彻底击败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全民抗战的坚强领导者，而且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即在1931年9月22日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党：“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强调，“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争斗（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此后，党中央又连续多次发表宣言，做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中国共产党坚持依靠人民的路线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方针，在国共合作的正面战场背景下，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赢得了这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反对外国侵略、保卫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的正义之战，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获得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配合与支持，特别得到了爱国华侨和世界人民的大力支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作战的相互协调，作为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抗战，必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第三，最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抗日战争关系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兴亡。在中国共产党和全体爱国力量的努力下，中华民族全面觉醒，各地不断呈现出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抗敌的场面，进而演变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种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集中体现，它成为推动抗战胜利的精神力量。

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战胜利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方针等战争成果，都是在抗战精神的指导下取得的。

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主题，古今中外皆无例外，但它又是一个永远都在讨论和研究中的课题。出于时代的变迁、国情的差异、民族的不同、贫富的悬殊，尤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大相径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爱国主义，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培育中逐渐形成和凝聚起来的，它有着具体的对象、内容和形式。这种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就是为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而斗争的献身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虽出自明末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始》，但早在先秦之际，具有这种情结的早已不乏其人。《左传·昭公二年》曰：“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后己，卑让也。”意即：言辞不忘国家，这是忠信；先国家而后自己，这是谦让。《左传·昭公四年》说得更直接：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明白宣示：只要有利于国家，则自己的生与死完全可以由他去。而这正是抗日战争中，那些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敌英雄们的胸怀。

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身体力行的表现。《楚辞·九歌·国殇》中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彰显的正是这种气节，其意为：战士即使丧失了生命也不能放下武器，哪怕身首异处，心中依旧毫无畏惧。秦汉以后的史籍中，宣传爱国主义的言论，颂扬舍身报国义举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三国时曹植《白马篇》中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流传后世，不知激励了多少人慷慨以身报国。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充满了作者抗击金兵、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南宋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被无数爱国者奉为座右铭。抗日战争中那些战死沙场的勇士，抑或战败被俘壮烈牺牲的英雄，身体力行的正是中华民族这种高尚的民族气节。

至于抗战中广大军民所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可以寻觅到它的文化之源。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在占领土地上疯狂地制造种种恐怖暴行，肆无忌惮地烧杀掳掠，惨无人道地屠杀爱国军民和普通百姓。然而，无论敌人何等疯狂，手段如何残忍，却始终扑灭不了熊熊燃烧的抗战烈火。面对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中国人民始终不屈不挠，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搏。原因就在于，广大军民认识到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因此，他们并不以个人的安危与生命为重，而将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早在先秦时期，韩非子就有过这种类似的论述。《韩非子·安危》曰：“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其意为：国家的安危在于战争的性质，而非取决国力的强与弱。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之战，尽管当时日本在国力、军事上占有优势，战争的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处于正义一边的中国。曹操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虽众辞不一，但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这句话，正是抗战中广大军民不畏流血牺牲，誓死捍卫祖国的写照。《三国志·魏书·杨阜传》传中有“死国，忠义之大者”的论断，这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忠义的重要标准。晋人葛洪在《抱朴子·广譬》认为“烈士之爱国也如爱家”，说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应该认识到国与家的关系，只有像爱家一样去爱国，国安了家庭才有幸福可言。这与今天脍炙人口的歌词“有国才有家”在思想境界上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唐朝诗人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所写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则是指好男儿都应该横刀勒马上战场，去与敌人拼搏，以收复被敌人占领的祖国河山。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利用军事上的优势一度占据了中国的大片国土，日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甚至叫嚣：“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近崩溃；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侵略者的狂妄反映出他们对伟大中华民族的无知。他们不了解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早已铸就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礼记·儒行》教诲人们：“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意为生命可以受到威胁，但斗志却不能被摧毁。《论语·秦伯》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意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无论如何都不能屈服和动摇。《孟子·滕文公下》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这是告诉后人：有志气的人哪怕身葬沟壑亦无畏，勇敢的人即使抛头颅也在所不惜。《后汉书·马援传》中的“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更成为世代激发爱国精神的名言。正是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造就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频繁对中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始终不能灭亡中国，原因就在于，侵略者的战争暴行，不仅不能消除中华民族的斗志，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增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代。抗战精神的形成，以及在这一精神作用下举国上下全力以赴的英勇抗战，最终将侵略者赶进了失败的深渊。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抗日战争就是中国人民用中华民族精神建造的一座历史丰碑。”

来源：《理论与当代》；作者：范松，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3 11: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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