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无巧妇亦无米：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人事制度
2016-09-09 16:25:18  来源：新周报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对于军事和历史爱好者而言，一些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将领早已耳熟能详，他们的军事才能也经常成为争论的话题。然而如果战争的胜负仅仅由将领的军事才能支配，必是只见皮毛不见经络。在杰出将领的背后，必然有一套庞大的军队制度体系在隆隆作响，这套幕后的制度是否有效运转，要比台前的将领才能更为重要。

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

“一支军队如果成员素质低弱，即使部队的人数众多，其战力也不能强大。”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就是这样，素质不高、人事制度落后，可谓既无巧妇也无米的情况。

抗战时期，陆军高级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军校毕业生所占比例高，战时为黄埔军校所取代。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军校的训练相当浅显，时间短促，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训练极为有限。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来，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不难，经常是一战升一级，基层历练经验有限。战前德国顾问曾告诉蒋介石，如果一个军人没有充分担任下级军官的经验，必然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美国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的评价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在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只能怀揣着20年前所学的知识和有限经历，去应付现代战争，其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除了军事教育质量不足，升迁过速外，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和杂务过多，先进国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和自我充实外，其他事务均可以“大撒把”，交给参谋等去处理，原因在于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具备。而中国近代指挥官整日忙于琐碎事务，忽视教育训练，甚至把交际应酬作为“核心事务”。一些中下级军官也不得不“面面俱到”，不仅要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还要去计划柴米油盐、弹药等补给，去处理逃兵问题，个个忙得焦头烂额。

原本配备幕僚体系可以帮助军官卸下沉重的杂务，但截至1937年，陆军大学仅仅训练出不到2000名参谋人才。1940年的国民党军队有一半以上的参谋不具备基本学历资格，一些地方部队“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一些参谋连使用地图的技能都不具备。

士兵的素质也普遍不高。一位将领在广西宾阳测验一批贵州增补的新兵，发现文盲占97%。据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时任十四师排长的黄仁宇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这导致部队对普通的新兵，不仅要施行军事训练，还要为文盲士兵“补课”。教一名普通文盲士兵识别阿拉伯数字就需要两到三星期，更遑论专业军事知识。

不加薪，只升官

抗日战争事关民族存亡，参战的中国军队在民族感情下奋勇杀敌，但他们终究要吃饭、穿衣、养家，待遇福利不可或缺。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待遇一直良好。在抗战爆发前，一名中校的年收入，比四川农村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还要多；少尉的年收入，多于小地主；即使是一名上等兵的收入，也和耕地在50亩以上的半自耕农相当。在长江上游的一个部队中，战前士兵薪水在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还能够存下5到6元，而当时湖南已经算得上地方“金饭碗”的小学教员职位，月薪只有4元，还是以稻谷折扣发放。

抗战的烽火点燃了物价的导火线，物价仿佛“窜天猴”爆竹一般，从1937年到1945年，上将月薪增加208倍，二等兵增加128倍，而战时物价高涨2100余倍。

1944年，一个二等兵的收入仅能买劣质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在昆明买一包洋烟稍稍有余，买一斤猪肉则不够；甚至还出现营长生女因养不起送人的怪象。高级军官待遇也有限，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奢侈的享受。

军人购买力变差，伙食也随之变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而中国陆军官兵最乐观时也仅为1.6磅。副食方面更是惨淡，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变成一钵大锅菜，最后大锅菜“退化”成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公订副食费每月350元，每天不到12元，而当时汉中地区一斤白菜30元，豆腐、胡萝卜20元一斤。

饥饿的士兵又怎能奋勇杀敌？1943年国民党军队曾经送1800名新兵到印度受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为此，美国驻华军事武官曾有一份报告称，微薄的薪水加上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国民党军队或许成为世界上待遇最差的部队。

然而，中国战时糟糕的经济状况“绊住”了政府提高待遇的企图，国民政府担忧加薪会引发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便用升官作为救济，这又导致官位泛滥，抗战时期一上校尚不如商店中的会计员。“然国法不外人情，终不能令人完全弃家而为国。”部分军人士气消沉，甚至开始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

宁要“三叔四伯”，不愿“五湖四海”

国民党始终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面对地方势力，蒋介石的指挥并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他只能是一个各方“藩镇”承认的全国统帅。掌握江浙富庶之地的蒋介石削藩为何如何困难，从地方势力人事结构便可一叶知秋。

地方势力人事结构中充斥着地缘关系，宁要“三叔四伯”不愿“五湖四海”，有些部队的人事选拔，不仅局限于同省，甚至局限于同县。如抗战前的晋军就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为山西五台人），湘系何键则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键为湖南醴陵人）。

地缘关系渗入骨髓的极端案例也不罕见，湖南李云杰的部队，官兵一水的湖南嘉禾人，各级长官多李姓人士，只有参谋黄某系外县人，士兵平日喊口令及官员训话，全用家乡土话，外县人根本无从置喙。

即使抗战期间，这些地域观念浓厚的部队也未有改观，驻扎在云南的58军，连长以上干部均为云南人，对于中央派去的外省人员，极度排斥。在宁夏马鸿逵的部队中，用人标准为“甘马回河”，甘肃人，姓马，回族，河州籍更为吃香。

青海的“诸侯”马步芳的骑兵第五军和陆军82军合并成40集团军后，他自任总司令，其兄马步青任副总司令，82军军长由其子担任，骑兵第5军军长由马步青女婿继任，至于师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几乎全是马氏亲属。

“削藩”终为一纸空文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面和心异，抗战前，当日本侵华危机加重之时，中央与地方关系便进入“蜜月期”，当外来危机缓解，双方又打打闹闹。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指责蒋介石对日妥协，掀起一番“倒蒋”风潮。

及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与地方的关系也依旧无法挣脱这种逻辑，彼此既同床异梦，又要在抗日的旗帜下携手并肩。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各路地方势力，均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皆委任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对于愿意出兵抗战的地方部队，给予种种实质的支持。

这种开诚布公也得到地方派系的投桃报李，与中央军合作抗日。然而这不代表双方冰释前嫌，一些西南及西北的地方势力派遣到前线的只是部分军队，大部分部队留下以求自保，中央能调动控制的地方部队不足半数。上海一战，中央军精锐损失惨重，丧失了经营多年的地盘，自此国民政府的权威开始减弱，至1939年冬天，地方军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央军甚多，地方逐渐与中央分庭抗礼。1939年底，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只有少数地方部队认真执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修改了对华政策，强调对占领区的发展，不再大举进犯国民政府的后方统治区，战争陷入僵持局面。蒋介石抓住这一时间窗口，开始对地方势力进行整顿。

对于那些抗战不力、缺乏抗战意志的地方部队，蒋介石不再给予充分的整补，让其自生自灭。他还派遣黄埔出身的嫡系干部到地方部队，收编拉拢地方军系长官。中央调动一些无法控制的地方部队，令其脱离本土，将中央军分置其左右，使防区犬牙交错成制衡之势。像胡宗南派去西北的中央军，便流行有“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服四马”的口号。

面对中央化的举动，地方势力也是“见招拆招”，有的地方部队在地方自行整补，一些地方势力孤立架空中央派来的人员，比如宁夏马鸿逵对于中央军校和陆大的学生，从来不欢迎，跟随他多年的部下陈希贤进入陆大学习后，便被“开除”出其“朋友圈”。后来据说陈为此向马鸿逵下跪，才勉强得到副参谋长的职务，但已无法挤入核心层。

由于地方势力一度强大，军队的惩戒制度无从落实。据战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军法执行监，除处分逃兵之轻微罪行外，刑不及于大夫。军法不肃，是政治退化的主因。”由于国民政府与地方军队的关系，一向视双方军力的优劣而定，至抗战中后期，地方军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人无视国民政府的心态。

1939年冬季攻势失败后，国民党军队统帅部震怒，但依然不敢将大量失职将领绳之以法。如果中央严肃军纪，只能激起地方军人的二心。部分战区形同藩镇，为中央权力所不及，谎报军情等劣迹不胜其多，军法成为草纸。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自然会偏袒自己的黄埔出身将领，即使作战不利，也革职后再予任用。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9 16: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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