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对外求援
2014-10-07 15:42:05  来源：《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作者：刘会军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在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进行谈判的同时，并请其它国家出面调停，极力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争取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设法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除了争取与美国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及获得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外，还向英国和法国求援。在此期间，苏联给予中国以很多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借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派遣空军帮助中国作战等。国民政府的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都是其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对外求援对抗战起到了有利作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的同时，一方面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为争取国际社会制止日本侵略，援助中国抗战而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关于抗战、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学术界一直在分别讨论，我们认为，应该将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讨论——对日和谈是为使日本停止对华侵略，抗战和争取国际援助是为了制止日本侵略，都是国民政府抗战战略的一部分。

　　一、中日交涉，争取和平解决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但国民政府却一直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这种努力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关于对日和谈的努力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请其它国家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一种是中国与日本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谈判。

　　请其它国家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是抗战爆发后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之一。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坚持由中央政府与日本循外交途径解决，并在国际上寻求第三国调停。1937年7月21日至28日，蒋介石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他对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1](P68)在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中国都发出请国际社会调停中日冲突的吁请，但由于日本反对第三国出面调停，上述各国又都不愿采取有实际意义的行动，所以，中国政府的努力，未能奏效。

　　唯一真正运行起来的由第三国调停的中日和谈，是由德国出面调停的，即日本所称“陶德曼工作”。

　　从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约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通告他日本不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并正式表示希望德国或意大利出面调停开始，日本方面根据战争的进展，曾三次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并通过德国方面，将这些条件转达给国民政府，但这些条件是灭亡中国的条件，国民政府不敢也不能接受，只表示愿意接受日本所提条件为和谈的基础；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不得改变；但要先停止战争，再进行和平谈判。这种要求为日方拒绝。

　　1938年1月15日，日本政府决定结束陶德曼工作。次日，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否认国民政府的中央政府地位。1月20日，中国驻日大使奉召回国。28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离华返日。6月，两国驻对方的使馆人员撤回本国，中日断交。其后，虽有意大利想从中调停，而均为中国所“断然拒绝”。[2]关于中国直接与日本方面的“和平交涉”，主要有高宗武谈判、孔祥熙对日密谈、“宋子良”与“桐工作”。在这些谈判中，走得最远的是“宋子良”与“桐工作”，双方达成了“备忘录草案”，甚至就蒋、汪、坂垣三巨头的会谈进行了初步协商。蒋介石曾认为“如倭言和条件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与之言和，然而未到其时也。”[3]但终因双方目标距离甚远未能达成一致。[2]

　　如何评论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是研究抗战史、政治史，特别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课题之一。对这个课题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论析。

　　从日本方面看：它虽然是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有着“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优势，但它又是个小国，所进行的是一场侵略战争。由于是个小国，它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想三个月灭亡中国；久拖下去，它的优势就会转化成劣势，陷在中国的战场上而不能自拔。而由于其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必然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其侵略带来的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也终究会引起这些国家与其对立。因此，日本在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后，就不断的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其目的是想通过“和平谈判”，胁迫国民政府承认日本侵略权益，达到不战而亡中国的目的。

　　从中国方面看，国民政府想和平解决，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国民政府一直认为只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打败日本，如果能够不经过战争，而使日本认识到中国是无法征服的，从而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即使出让一些权益对国民党的统治也是有利的。但这些条件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失去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不能影响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统治地位。同时，即使谈不成，也可因此而拖延日本的侵略进程，而期待国际局势的变化，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和援助。因而，它不接受日本的侵略条件，又不断地与日本方面谈判。

　　关于这一点，蒋介石本人阐述得很清楚，他是要：“第一，利用美、英、俄援我抗战之声势，使敌对我求和，获得平等独立之条件，以解决中日战争。达成我抗战之第一目的。第二，和平之后，再利用中日合作之声势，使英、美、俄皆能对我切实合作，以获得我国际上真正之平等地位。达成我抗战之最后目的。”[4]

　　正是因此，中日双方在战场上刀兵相见，血火交溶的同时，“和平”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之久。但是，由于双方谈判的的目标相距甚远，所以中日“和谈”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日本与中国谈判的目标是：通过谈判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包括对伪满洲国的承认，对伪政权的承认，对已经占领中国领土的承认和特殊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如“经济提携”、“共同反共”等。[5,6,7]蒋介石认识到如果承认日本的这些条件，就“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他与日本谈判的条件是：“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可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3]因此，从根本上说，日本对中国是“诱降”，中国对日本是“求和”。二者具有根本分歧，无法实现。

　　二、多方斡旋，力促国际社会制止日本侵略

　　在与日本和平交涉的同时，中国政府一直极力吁请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和支援中国抗战。当时，中国的活动主要在国际联盟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之间展开。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在抗战的同时，准备和平解决的备忘录递交除日本外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并通过各种外交途径，向各国通报日军侵华事实，揭露日本侵犯中国主权，背弃九国公约、巴黎非战公约和国际联盟的规定和精神，希望九国公约参加国采取行动，约束日本。[8](P139)1937年9月12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理事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国联根据盟约第10条、第11条和第17条采取必要行动：(1)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并遣责它的野蛮的战争行径；(2)声明拒绝对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和贷款，如果可能则拒绝向日本提供原料，如毛、棉、石油、铁和其它矿物，并拒绝接受日本的进口；(3)要求对中国购买和输送武器提供方便，并安排对华贷款和一般的财政援助。[9](P505)

　　9月15日，顾维钧在国联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采用集体安全措施制裁日本侵略者。27日，顾维钧在国联顾问委员会呼吁：“如果国联在强权面前不能捍卫公理，它至少可以向全世界指出谁是为非作歹的人。如果它不能制止侵略，它至少可以斥责侵略。如果它无力执行国际公法和盟约原则，它至少可以让人们知道，国联并未弃之不顾。如果它不能防止对无辜男女老少的残酷屠杀和对财产的疯狂毁坏，它起码可以表示它的愤怒的感情，并借以加强文明世界的普遍要求，立即停止这种非法的、灭绝人性的空袭兽行的行动。”[10](P502)在中国代表的呼吁下，顾问委员会当天通过了遣责日本飞机滥行轰炸中国平民的决议案。次日，国联大会也通过了这一决议。

　　在后来继续举行的顾问委员会上，顾维钧报告了日本侵华的情况，并提出了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但英国提出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解决中国提出的问题。

　　最后，国联大会通过了顾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认定：日本以陆海军对中国实行的军事行动，“不能根据现行合法约章或自卫权认为有理由，且系违背日本在《九国公约》及《巴黎非战公约》下所负之义务”。第2个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之局势不只冲突中之两国，且对于一切国家均有若干关系”，“非仅由中日两国政府采用直接方法所可解决”，鉴于日本已退出国联，且明白表示拒绝在政治事项上与国联合作，为此提议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并邀请与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参加，“寻求以协定方式结束冲突之方法”。大会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采取任何有损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中国在当前冲突中的困难的行动。后来又增加了“建议国联各成员国分别考虑能够给予中国以多大程度的支援。”[10](P2,4)

　　国联大会的决议表明：一方面，中国的努力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争得了同情和支持；但另一方面，中国想达到的遣责日本，援助中国的目的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

　　1937年11月，国联没有解决的问题又拿到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上讨论。此会日本拒绝参加，苏联虽然不是签字国，但应邀出席。国民政府在会议之前，就明确认识到“会议无成功希望”，参加此会的目的，一个是“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其次是“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会议期间，则是想达到“（一）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积极的排斥日货，消极的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意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的目标。[1](P28)

　　为达此目的，中国代表在会前、会上、会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但由于美、英、法几个主要国家都不愿意得罪日本，争论到24日，最后“会议认为，暂时休会是可取的。”“当会议主席或成员国中的两国提出报告，认为恢复讨论是有利的，那么会议可以再度召集。”[10](P322)会议至此休会，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开成。

　　中国求助于国际组织，制止日本侵略和争取援助中国抗战的努力化为泡影。

　　三、力求外援，争取合作抗日

　　抗战爆发后，由于西方几个国家的互相推诿，中国请求国际社会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没有达到，“国家虽因面临存亡绝续之最后关头，不得不奋起抗战，但因抗战准备尚且未完成，国力仍然薄弱，故于军事之外，不能不运用外交，以积极争取各友邦之援助与合作。”[12](P3)

　　在国民政府对外求援的过程中，中国主要的求助对象是美国。蒋介石的分析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4](P973)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求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继续请求美国制止或制裁日本侵略：1938年1月30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请罗斯福“要尽力设法务使日本之侵略，以得从速终了”。而现在的“急迫之愿望，则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质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抵抗。”[12](P78)关于制止日本之侵略，蒋在另一函中提出；“美国现时可采用之有效武器，必包括次列诸款：一、绝对禁止对日输出军用材料与军用品，而以钢铁与煤油为最；二、禁止日本重要物品之输入，增加日本物品之进口税率，一如对德国物品之办法；三、不许日本船只使用特种商港，以及其他类似性质之办法。”[12](P83)并切望美国能“对欧洲各民主国家，运用其至大之权威，务使彼等国家不至与远东侵略国之日本成立任何谅解，使有损及中国之权益与九国公约之精神，并妨碍中国之继续抗战也。”并提出了具体办法。[12](P85)

　　2.建立政治、军事、经济合作：中国政府从抗战一爆发，就认识到日本侵华必然危及英、美等国的利益，所以一直期待着国际合作，甚至认为必须有国际合作，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随着战争的进展，美、英等国与日本侵略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这方面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要求也越来越具体。1940年11月，中国向英、美两国正式提出了中、英、美三国合作的具体设想：“甲、原则部分：（一）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二）坚持九国公约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三）反对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乙、步骤：（一）中、英、美三国共同宣言，声明为实践签署九国公约之义务，与确保太平洋和平，中、英、美三国认定上列原则三点为共同之立场。（二）英、美两国宣言，声明以上列原则三点为共同之立场，因此英、美两国当尽力援助中国，确立其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恢复国际和平之秩序。（三）中、英两国同盟，要求美国共同参加，否则亦须先征求美国同意与赞助。（四）事实上相互协助之具体条目（应在发表宣言以前商定者）：甲、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之场所全归联军使用。乙、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或个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外汇与法币信用，此项借款总数为美金二万万至三万万元。丙、由美国每年借给中国战斗机五百至一千架，但本年内先运华二百至三百架，其他武器供给容后商洽。丁、英、美派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请为顾问。”[12](P107)在提出中、英、美合作时，中国明确提出这个合作要由美国领导。“在中、英、美之合作中，我人当随美国之领导。”[12](P102)

　　3.争取美国的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一是以出售白银购买黄金为抵押的贷款。1937年7月8日，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尚未传到美国的时候，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达成一项协定，后又多次商谈，美国多次购进中国白银，“这样，在抗日战争开始的第一年里，中国向美国售银价值共达1.38亿美元，其中4800万美元用于采购战争物资。”[13](P4)二是请求美国借款给中国，以支付日益增长的财政经济需要。从193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与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在巴黎会见了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开始，中美双方多次讨论借款问题，先后达成了《购售桐油合约》、《桐油借款合约》、《华锡借款合约》、《钨砂借款合约》和金属与平准基金贷款，共获得贷款1.7亿美元。三是“租借”援助：还在《租借法》正在讨论期间，中国政府就意识到《租借法》会给中国带来大量的美援，于是为此做了大量努力。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1941年5月6日，罗斯福正式宣布中国为《租借法》受援国。5月18日，第一批“租借”物资由纽约起运来华。中国政府根据《租借法》提出了大量的求援计划，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到1941年夏，美国在《租借法》下已向中国拨款1.45亿美元。

　　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日本南进政策的实施，美国对华援助的态度由消极到积极，直到越来越积极主动，这使国民政府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政府的抗战就不会那么坚决。

　　中国政府在向美国求援的同时，也向英国请求援助，获得的具体援助有以下两项：

　　1.协助援华物资通过香港、缅甸和印度中转。自1938年1月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止，经香港内转的物资达106143吨。[14](P87)滇缅公路运输的第一批物资就是苏联军用品。1939年1月，英国政府给予中国5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用于购买英国汽车。据统计，1940年6月，滇缅路的输入量占当时中国方面当月输入总量的16%。[15](P229)后虽经短期关闭，但其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2.助中国政府稳定币值。1939年3月，中英签订《中国国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由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中国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出资500万英镑，“在香港上海两地外汇市场专供买卖中国国币及他项必要运用，以期遏制中国法币与英镑比值之过度变动”。[16](P88)1941年4月，中国与美国、英国分别签订“平准基金协定”，成立了由三国人员组成的平准基金委员会，专门负责用美元、英镑来平准法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这项措施对中国稳定货币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英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日本的进逼，在海关、租界、平津白银、封闭滇缅公路等问题上对日本给予了让步。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并且也完全违背了国联多次做出的不得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决议”。[15](P235)

　　与日本侵华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也是中国外交争取的主要国家之一。按照石源华先生的说法，“争取法国援华抗日，在对欧美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9](P536)

　　在此期间，中国获得的最大援助来自于苏联。由于苏联和中国有大片的国土相连，且其利益与日本侵华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国民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经常要考虑在日苏间的权衡，以在利用日苏间的矛盾中寻求自身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深深感到日本侵略的压力，逐渐开始改变其与苏为敌的政策，并恢复了外交关系。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由于日本在全面侵华的同时，其侵略的锋芒同时指向苏联，因此在客观上造成了中苏关系渐趋密切，通过某种方式的战略配合，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条件。但是这种配合以什么方式进行，进行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双方有多少利益共同点，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双方互相交往、交流、谈判的深度和广度。该时期，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主要获得了以下成果：

　　1.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关于签订条约的谈判始于1935年，其后，两国就有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1937年8月21日，双方代表在南京签字。《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四条，主要内容是两点：一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数国家，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二是两国有一国受到其他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2](P328)《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条约签订后，苏联的各种援助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在抗战之初，这是主要的外来支援。[15](P75)

　　2.从苏联获得了各种援助：(1)1938年3月1日商定第一次“借款条约”，同年7月1日商定第二次，第三次于1939年6月13日签订，三次借款共计2.5亿美元，年息3%，前两项借款分5年还清，后一项10年还清。均以苏联所需之产品偿还。前两次借款在1939年9月1日用完，第三次借款到1942年共动用7317万多美元，后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而停止。[17](P81)(2)军事援华。中国在向苏联求取经济援助的同时，多次提出与苏联的军事合作。虽然合作当时未成，但在中国的要求下，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来华帮助中国抗战。从1937年11月开始，先后派数千名军事顾问和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如果加上军事教官和技术人员，苏联援华军事人员最多时达到3600人。”[16](P39)军事顾问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训练军事技术人才，参与重大战役的组织计划。在保卫武汉、南昌战役、长沙战役中，苏联顾问都提出过建议。各种军事顾问和专家、技术人员分布在中国军事的许多部门以及各有关部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顾问还参加了战斗。当时中国最薄弱的是空军，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时，作战飞机仅20架，基本失去了单独空战的能力。而从1937年11月开始，苏联大批援华飞机到达南京机场、武汉机场，陆续加入中国空中作战，才逐渐改变了日军独占制空权和中国空中战场的战略退却之势。[18](P404)从1937年至1941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各型飞机1250架，[19]先后在中国战斗的航空志愿人员2000余人，其中飞行员700余人。[20](P102)他们与中国飞行员并肩作战，共击毁日机1049架。[21]蒋介石说“由于苏联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支持给予了中国物质援助，才有可能进行长期的解放战争。”[22](P120)此外，苏联还帮助中国建立军用工厂，共同开辟了中苏交通线，对中国的抗战也有很大的助益。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日本的盟国，也采取了尽量利用它们的分歧，以有利于抗战的外交手段，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综上所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结合当时中国的抗战局势，我们可以如下结论：

　　1.国民政府是抗战的。国民政府的抗战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与侵略者血与火的战争，而且体现在以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的外交活动中。

　　2.国民政府对日和谈的目的主要是停战，即通过外交途径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但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表现出的以不坚持日本归还东北为条件的意向，实际上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妥协。它的目的是以一定限度的妥协换取日本退到卢沟桥事变前状态，或拖延日本侵华的进程。这是极为幼稚的幻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种和谈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有一定的意义。

　　3.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虽然没有达到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但对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美英苏等国的求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收到了越来越大的成效。虽然各国都是出自自身的利益而决定对中国抗战的政策，但中国在外交上的积极努力，无疑推动了各国援华抗日的进程和力度。这些援助一方面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实现国际同盟抗战的前奏和基础。

　　【参考文献】

　　[1]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M].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

　　[2] 杨天石.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0,(4).

　　[3] 困勉记初稿：第四十六卷[Z].

　　[4] 张其昀.党史概要[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

　　[5] 沈予.论抗日战争期间日蒋的“和平交涉”[J].历史研究，1993,(2).

　　[6] 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M].

　　[7] 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和秘密谈判[J].历史研究，1990,(1).

　　[8] 王琪.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M].

　　[9]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0] 顾维钧回忆录：上册[M].

　　[1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Z].

　　[1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Z].台北：1981.

　　[13] 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M].

　　[14]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M].

　　[15]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M].

　　[16] 沈庆林.中国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M].

　　[17] 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l-1945年的中苏关系[M].

　　[18] 魏宏运.民国纪事本末[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19] 斯拉德夫斯基.苏中经贸关系史(1917-1974)[M].莫斯科，1977.

　　[20] 杜宾斯基，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1937-1945)[M].莫斯科，1965.

　　[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击落击毁敌机总计一览表[Z].

　　[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2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文章出处：《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10-07 16: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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